關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國內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可以稱之為“保守改革派”，這種觀點認為農村集體土地不可買賣，不可對轉讓承包權，不能向外村農民和城里人出售宅基地，農村土地制度保持現有“三權分離”制度就可以了。這種看法以中農辦前副主任陳錫文為代表。另一種看法可稱之為“突破改革派”，這種觀點認為，在以戶籍城鎮化為目標的城市化背景下，可以加大市場化方式推動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力度，在對農民宅基地賦權的基礎上，適度放開農村宅基地產權買賣，吸引城市資本下鄉參與農村建設。安邦智庫（ANBOUND）一直持后一種看法。
實際上，即使在體制內，專家們的觀點也有分歧。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日前談到農村土地改革問題時表示，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建設用地和宅基地流轉問題有一些試點，但現在還是局限于集體所有制內部，也就是在村內農民之間，宅基地是互相可以轉讓的。這也就是中農辦過去所說，“土地上的兩個權利，是只有農民才有的。一個是農地的承包經營權，一個是申請宅基地的權利。其他人不應做非分之想。否則就會徹底破壞這個制度。”這兩個權利的具體表現是，堅持本村的耕地只能由本村的農民來承包；本村宅基地的申請權僅屬于本村村民。
不過，這種土地使用權的申請與當前城鎮化的趨勢很不相符。真正對農村土地有較大需求的不一定是本村農民，而是城市甚至更遠的外省人，他們有更大的農村土地需求。劉世錦提到他最近的調研，他在一個離機場有20多公里的農村參觀時看到，當地周邊幾個村子一塊兒合辦一個項目，搞了旅游景點，種花、餐飲、住宿搞得很好，很多城里人到這個地方，也吸引外來投資者資金進來，把周邊的農村改造綠化了，非常漂亮。
外地游客來了以后都很羨慕：“我們要能在這個地方買一個房子多好啊，山青水秀空氣新鮮，離機場才20多公里。”可以嗎？政策上當然不可以。不過，當地農民在討論，如果農民的房子可以賣的話，農民的收益并不僅僅是辦旅游點的收入，當地的地價就起來了，農民的集體用地包括宅基地價格可能就不止翻一番兩番了。農民的土地值錢了以后，有些人可以把這個房子賣掉，然后農民進城。現在雖然城里房地產在“去庫存”，但農民買不起房子。如果農民村里面的房子允許賣掉，他拿著錢就有資金買城里的房子。
劉世錦表示，這在中國既是理論問題也是政策問題，是非常實際的農民利益問題。在安邦咨詢研究人員看來，在中國這還是個政治問題。怎么真正保護農民利益？有些人說農民的集體用地宅基地不能動，動了以后比如房子賣了，農民沒有一個立身之處，萬一把賣了的錢花了，這些人怎么辦？農村社會不就不穩定了嗎？不過劉世錦認為這個問題不足為慮，因為把立身之本的資產賣了然后花掉，這種人不僅農村里面有，城市里面也有，但這些人的比重并不大，他估計可能只有1%。不過，對這種人應該采取別的辦法，比如社會保障，以及有其它的配套政策辦法。
最重要的是，現在決策部門考慮農村土地改革問題，基本上都是政府在替農民設想風險問題。其實，大多數農民自己會算帳的，他們對自己的財產到底怎么用，對自己的收入到底怎么花，都會有自己的謀劃。政府要考慮社會穩定，但不能完全為農民包辦代替。重要的是，農村的土地資源無論是集體建設用地還是宅基地，只有通過交易實現流轉以后，它的價值才能得到真正的體現。現在如果不允許它流轉交易，你說你在保護農民利益，但農民利益有多少你都搞不清楚，談何保護？
劉世錦認為，目前城鄉之間人員、資金、土地、技術、信息出現了雙向交流，特別在一些城鄉結合部，現在正在成長起來的一些大的城市帶、城市群，在這個范圍之內相當多的地區還是農村地區，它們的發展潛力很大。但遺憾的是，我們現在的土地制度、人員流動制度限制了資源的雙向交流，很多增長潛力被牽制住了。
要指出的是，劉世錦指出的農村土地改革的思路，與安邦咨詢研究團隊此前主張的改革思路大致相同，如果能在土地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通過土地賦權和政策創新，就能極大地促進農村和城市之間的人員、資金、土地要素的雙向交流，最重要的是，它能調動起大量的城市資本下鄉，在農村形成新的投資建設浪潮，這對中國經濟將會有顯著的支撐。在安邦咨詢的制度設計中，上述這些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完全可以在不顛覆農村集體經濟制度、不改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性質的前提下來完成（詳見安邦咨詢《戰略觀察》）。
中國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應該與時俱進，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在土地制度和權利交易方面取得突破，這樣可以調動大量城市資本下鄉，為農村建設和中國經濟提供比較穩定的支撐。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和訊網 2016-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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