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杜潤生長期擔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曾連續5年主持起草了有關農村改革的中共中央“一號文件”，成為中國推行聯產承包制和推動農村經濟市場化的著名的一線人物。
9日6時許，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走完了102年的人生歷程。杜老的離去引發廣泛追思。
杜潤生是中國農村改革的核心人物。上世紀80年代，他先后擔任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并連續5年主持起草“中央一號文件”，推廣和完善被視為改變農村乃至整個中國命運的家庭承包責任制。
在推動改革的過程中，杜潤生另一個引人注目的“光環”是發掘千里馬的伯樂和培養人才的良師。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王岐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原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杜鷹、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周其仁、溫鐵軍等都曾是杜潤生麾下“大將”。
要理解杜潤生以及其所推動的改革對于中國的重要性，首先需要了解這場改革前中國的農村的基本樣貌。
“30年前的農村有什么問題，就是農民太窮、農產品供給嚴重不足。離譜的貧困與短缺并存。”周其仁回憶說，當時幾億農民財產權利缺乏基本保障，身份自由受到嚴格限制。這種局面有著經濟方面的根源，那就是中國國家工業化需要巨額的資金的積累。于是農業補貼工業的價格“剪刀差”隨之出現。
不過，農民對人民公社體制的反抗讓農產品生產效率極低。周其仁強調，農產品供給的匱乏、農民的貧困以及國內市場的狹窄，成為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瓶頸。而杜潤生所推動的包產到戶只用了兩三年就成為席卷全國的潮流，成為解決問題的鑰匙。
雖然被尊稱為“農村改革之父”，但杜潤生并不認為自己的思想是“先知先覺的一貫正確”。他強調，中國農村改革尤其要歸功于農民自己的創造精神、自發行為。自己不過做了兩件事，第一是說服、鼓吹，做了些推動改革的思想工作；二是聯系上下內外，淡化矛盾，保證改革順利、平滑地進行。
周其仁分析說，這場改革有兩方面力量，一個是普通人改善生活、發展經濟的愿望；另一個是國家機器對底層地方的自發改進和改革的做法，給予合法承認、保護、完善和提升，使之成為政策、成為正規制度。
杜潤生的“說服鼓吹”和“淡化矛盾”無疑對源于基層的創新的“合法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原江蘇省政協秘書長吳镕曾對媒體談及杜潤生在“一號文件”起草中扮演的角色：“當時在一些問題的看法上，上下左右都充滿爭論。萬里曾說過一句話，‘有些話我們說了不成。潤生圓起來那么一說，大家就同意了’。”
陳錫文也評價說，沒有血與火的碰撞，沒有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的手法，甚至也沒有行政處罰的措施，使這石破天驚的變革在波瀾不驚中有條不紊地推進，杜老團隊充滿智慧的方法論功不可沒。
和推動改革的智慧一樣，杜潤生對年輕人的發掘和培養也為人們津津樂道。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翁永曦曾在一次活動中回憶起和杜潤生第一次見面的情形。
翁永曦表示，當杜潤生詢問插隊體會時自己講了兩點，第一是農村太窮，農民太苦，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太大。第二是到了農村才明白，無論自然界還是經濟界從來都應該是“小河有水大河滿”而非“大河有水小河滿”。“一個禮拜后我接到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調到國家農業委員會政策研究室工作的調令，這就是杜潤生”。
周其仁也在多個場合回憶起杜潤生安排他校對中央農村“一號文件”的故事，“等到文件付印，才突然想起來，按照程序這個我是不可以看的”。他感嘆說，杜潤生從不在乎年輕年老，不在乎級別高低，不在乎身份來歷，只要有好的觀察、獨到的想法，他就愿意聽、愿意與你討論。
數年前，陳錫文代表“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獎”的專家評審委員會將“特別貢獻獎”頒發給該獎項發起者杜潤生。在“致敬詞”里，陳錫文如是說：追溯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歷程，無論是在文獻的叢林中檢索，還是在人們記憶的長河里回望，我們都看到一個眾望所歸名字——杜潤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新聞網2015-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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