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潤生，原名杜德，中國經濟學家、資深農村問題專家，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農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被喻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他多次向中央諫言，主張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從1982年到1986年連續5年參與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對于家庭承包責任制在中國農村的推廣和鞏固發揮了重要作用。
2015年10月9日晨6點20分，杜潤生先生在北京醫院病逝，享年102歲。
曾與杜老共事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溫鐵軍在2015年10月15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了題為《繼承杜老留下的“符號”》的紀念文章，追憶這位深刻影響改革進程的老人。
作者：溫鐵軍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
我是1985年調到中央農研室、國務院農研中心的，直到2000年去中國體改研究會任職，有15年是在杜潤生老主任指導下從事農村研究工作。在此期間，我于1995年到中國農業大學讀在職研究生，杜老是我的博士論文導師之一。
杜老曾經自稱“符號”，在我們心中，老人家乃是人瑞。感悟流年似水，慨嘆駕鶴西去，杜老安詳地走了，留在我們心里的是影響深遠的“符號”。
杜老留給我們最重要的印象，首先是胸懷寬廣，大度包容，海納百川，虛懷若谷。
他不入派系，不齒朋黨，對各色人等并無親疏，不論身份年齡，提出的意見都能兼收并蓄。這是后輩最應繼承的品質。
這還得從我初入農研室談起。1985年，我組織了一次“黃河萬里行”考察活動，主要針對的是當年被官方認可的“梯度理論”，認為中國是個超大型大陸國家，要避免嚴重的區域不平衡威脅國家安全，就要構建“π”戰略：不應該只是沿海一條邊發展，至少要同步發展沿江、沿黃。
從“黃河萬里行”回來，我在各種場合講“π”戰略，也向杜老門下的骨干張木生、王小強匯報。雖然跟主流理論相左，但他們并不反對，還找了領導同志把我直接調到中央農研室去工作。
到農研室之后我才知道，此前接觸的張木生、王小強等中青年骨干，他們兼收并蓄的風范均從杜老那里習得的。
記得我剛去就急著把“π”戰略的想法及調研情況跟杜老匯報，他耐心聽，不說對錯，不時嘿嘿地笑鼓勵我說下去。后來，我去做了區域比較和城鄉關系研究。做多了，才知當年淺薄。
1987年開始搞農村改革“試驗區”，我們幾個就在杜老的一號院門口的簡易房里辦公，上下班的時候在小院門口常見。
那時候，我覺著不論聽杜老說什么都是“偏得”，只是跟不上他的思考。有一次，我帶山東試驗區干部向他匯報平度的兩田制，雖然有對立意見，但他很在意這種地方自主創新。
杜老說：“按人均分口糧田，承擔的是土地的福利功能；劃方招標責任田，體現的是土地的生產功能。這就解決了土地的雙重功能問題。要認真試驗，及時總結。”杜老當年的分析，對土地制度研究至今仍有深意。
后來，有媒體說我對青年人的激辯總是微笑著聽，對反對意見哪怕再偏激也很包容，其實就是當年跟杜老學的。
杜老對任何另類觀點都認真傾聽，其過人之處在于在官方文件或會議的表達上善于綜合不同意見于一爐，化解利益矛盾、減少改革阻力。在杜老寬厚包容的帶動下，其門下雖然五湖四海，身份各異，思想上也是五花八門，但各路不同意見在他這里匯聚論爭，卻從來不出現派性。
其次，杜老不但兼容并包，更可貴的是其高屋建瓴的帥才氣概。
他歷來注重宏觀與微觀結合，長遠發展和現實問題結合，做有張有弛的戰略布局和政策儲備。中央20世紀80年代農村政策令人折服，也在于有大局觀念。
須知，20世紀80年代初期5個“一號文件”之所以有口皆碑，至今無以比肩，不僅是因為發動了相當于第二次土改的“大包干”，解放了農民“第一生產力”，造成有全局意義的重大改革突破，更在于在“經濟面臨崩潰邊緣”之際創造出農村經濟“超常規”發展的奇跡。
當人們都把農村改革歸為“一包就靈”的時候，當時的胡耀邦總書記要求“包字進城”，推行國企的廠長經理承包責任制，同時還有獎金上不封頂政策調動工人積極性，但并沒有明顯效果。城市利益結構復雜，大大滯后農村改革，導致農村多元化的經濟總體競爭力強于城市工業。
中央農研室1986年提出農村改革不應該“一個文件一聲號令全國齊步走”，而要“分區突破，分散風險”，隨之主動停止了“一號文件”。1987年的農村工作文件按照時間順序排為“五號”，其中就強調了“分區試驗”的農村新政。這個制度創新可與20世紀初期的鄉村建設試驗做歷史比較。
其三，杜老當年主持工作的中央農研室能夠把農民利益和國家利益有機結合，提出政策思想。
杜老說過：“千投入萬投入，不如調動一個農民的投入！”
當年的中央農研室和其他政府部門最大的不同，是完全沒有本部門利益，有牟利動機的人也不會來這個清水衙門。
當1984年家庭承包在全國推行之后杜老就指出，恢復高度分散的農戶經濟并不是農村改革的目的，還是要幫助農民組織起來。所以，他主張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地發展鄉村合作社經濟，不論是專業合作、信用合作，還是社區綜合性的合作經濟。
那時，供銷社和信用社在改革中一度失去“吃皇糧”的地位，抱怨“缺爹少娘”。杜老說：“你們的資產本來是農民拿小米土布攢出來的。爹娘不就是農民嘛！”遺憾的是，這些以合作社為名的單位沒有回復農民主體性。
離開農研中心之后，我有機會在新世紀身體力行地推進“新鄉村建設”，也一直堅持為農村組織創新而努力。現在，我們雖然不能實現這個目標，但在各地發起建立了很多農民組織，包括老年、婦女協會，以及多樣化的合作社。
其四，杜老“善將將”，門下多清流而幾無貪腐。
有人把“集天下英才”而用于農村改革的現象歸結為杜老個人的魅力。誠然，他確是個偉大的思想者，我們當年來農研室的青年人說：“不為別的，就是跟杜老當一回研究生。”但另外一面更重要，就是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只有無名無利，才能客觀求實，才能真正做到了“不唯書，不唯上”。
杜老門下匯集的中青年研究骨干大部分曾經是插隊知青，不論下鄉調研還是去中南海開會，都是推輛自行車就走，這類人很容易跟農民打成一片。當年胡耀邦總書記對我們大量開展基層調查研究來形成中央決策的做法高度認可，特意要求各省把準備接班的“第三梯隊”干部輪流送來農研室插班到各組學習農村調研，提高他們的科學決策水平。
1987年，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五號文件確定要創辦農村改革試驗區的時候，杜老對我們說：你們幾個人干不成這個大事業，那就要去調動千千萬萬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下鄉，深入農民調查研究。“如果你們真的能調動起成千上萬知識分子下鄉跟農民結合，我們的事業就成功了。”
杜老的這個要求，我一直貫徹到現在，已經動員了200多所高校的學生成立了支農社團，帶動的下鄉支農學生人數已經超過20萬了。其中，幾百個學生骨干都在農村基層蹲點超過一年。這樣扎根鄉村培養出來的學生，畢業后有很多在當“新農民”，推進鄉村創新。
堪可告慰杜老在天之靈的是，自覺繼承發揚杜老這個“符號”價值的，大有人在。
來源：《光明日報》（2015年10月15日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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