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改革與“一個符號”的貢獻
時至今日，新中國的農村制度變遷已經積累了60多年的各種經驗，在這60多年中，每一項具有重大、深刻影響的制度安排，無論是內容或背后推手，實際上多多少少都有杜潤生的現實貢獻或農業思想在發揮著作用。梳理中國農村制度變遷的歷程，就不難發現其中杜潤生的諸多身影，追思中國農村改革的風起云涌，就不難發現其中杜潤生的政治智慧。
在11月5日財新智庫和中國經濟時報聯合舉辦的“改革老人杜潤生追思會”上，近200人的會場陸續坐滿了聽眾，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國經濟時報社社長劉守英主持，翁永曦、孫方明、張木生、趙樹凱、徐小青、袁崇法等出自杜老領導的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這些“西黃城根南街9號院”的農口精英，以及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張曉山、農業部原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中國土地學會副理事長黃小虎、中國土地學會副理事長蔣亞平、國務院原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吳象之女吳阿麗、杜潤生之女杜霞和外孫杜帆等人共同追憶杜潤生對中國農村制度變遷所作出的突出貢獻及其圓潤溫和的人格魅力。
會場充滿緬懷先輩光輝業績、探尋農村改革政治智慧、傳承三農事業堅定信心的濃厚氛圍，出于親身經歷而發的對杜老的深深尊敬讓與會聽眾感同身受。就在追思會結束，聽眾退場時，記者身邊的一位年輕女士悄悄問：“杜潤生是誰？”
記者一時語塞，不知怎么回答。就像在核工業領域問“三錢”是誰，在護士群里問南丁格爾是誰，在哲學家中問蘇格拉底是誰，在小朋友中問奧特曼是誰一樣，怎么回答呢，在中國的農業、農村領域，杜潤生是誰？他們往往會最簡單地概括：“是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或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的表述更加精確——中國農村改革的上下互動，中間有沒有杜潤生這道符號，歷史會大不相同。
時至今日，新中國的農村制度變遷已經積累了60多年的各種經驗，在這60多年中，每一項具有重大、深刻影響的制度安排，無論是內容或背后推手，實際上多多少少都有杜潤生的現實貢獻或農業思想在發揮著作用。他幾乎與每一屆中央領導人都有交集，正因為他對中國農村制度變遷的影響，熟知他的人才贊譽他為“中國農村改革的參謀長”。梳理中國農村制度變遷的歷程，就不難發現其中杜潤生的諸多身影，追思中國農村改革的風起云涌，就不難發現其中杜潤生的政治智慧。
土地改革與農村合作化
根據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土地改革的經驗并結合新中國成立后的新情況，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6月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決定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土地改革的核心是剝奪地主的土地、房屋、牲畜等財產，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使農民“耕者有其田”。經過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全國3億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獲得了5000萬公頃土地和大量房屋、農具等生產資料。到1952年，舊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基本消亡，土地生產關系的變革極大地釋放出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生產得到迅速發展。1952年，全國農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了48．3％，糧食產量增長了44．8％。
因為杜潤生在中南軍政委員會主管土改的工作成績出色，他被推薦為中央推動農村土地改革的主要“參謀”，他提出的土改應分三個階段進行的建議都變成中央政策要求向全國發出。
農民獲得土地后，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生產積極性，但也因為分散而產生了一些問題。在此情況下農民自發組織起來開展各種互助合作，為指導農民的互助合作，黨中央于1951年9月召開了第一次關于互助合作的會議，并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到1955年，參加互助組的農戶達到6038．9萬戶，占農戶總數的50．7％。
互助組是在生產資料私有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它以自愿互利為原則，實行共同勞動、互換互用生產資料。到1953年下半年，特別是1955年開始，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出現了急躁冒進、強制命令的傾向。
1958年，我國進入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提出在工業生產和經濟上“超英趕美”。1958年8月6日，毛澤東在考察河南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時充分肯定了這種組織和名稱，提出“人民公社好”。同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在這個決議指導下，各地農村從高級合作社向人民公社加快過渡，人民公社化的浪潮很快就席卷全國。
因為了解農村，希望國家政策溫和推進的杜潤生不能跟上大干特干的形勢，被毛澤東批評為“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里走路”、“數不盡的清規戒律”，為此，杜潤生被解除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職務，離開了農村工作的前沿。
追思
孫方明（曾在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現為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若干年前有幸與杜老一個鍋里吃飯，因為抽煙的問題，杜老曾對我說起他的理念是“坐懷不亂、淫心不死”。我一直琢磨這兩句話的意思。坐懷不亂，就是杜老的定力，不管是誘惑、壓力、挫折、波瀾、榮耀，全都能一一化解；淫心在佛教里是一句禪語，就是參與、關懷，思想自由馳騁。所以，杜老是一個非常守規矩，同時又想像豐富的人。他是那一代人中間的精靈。
包產到戶與人民公社終結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創造了政治條件。在安徽省農民發起了包干到戶的同時，全國各地農村也相繼實行了各種形式的聯系農產品產量的責任制。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問題，并以會議紀要形式印發全國。在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紀要中，中央首次以文件形式明確肯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民群眾創造的，以包產到戶為代表的生產責任制的新形式。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對以包產到戶為主要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改革再次給予肯定。1983年1月2日，黨中央頒發了《當前農村經濟政策若干問題》的文件，高度評價了包產到戶為主的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在黨中央的領導和支持下，在強烈的示范效應作用下，包產到戶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進一步發展。到1983年末，全國已有1．75億農戶實行了包產到戶，包產到戶在所有責任制中的比重達到97．8％。
隨著包產到戶的興起和迅速發展，為傳統經濟體制配套的人民公社制度弊端日益凸顯出來。1979年，四川廣漢縣向陽公社開始啟動了人民公社政社分離的改革。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出《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要求改革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在農村建立鄉政府，此項工作要求在1984年底完成。鄉鎮政權的建立和村民委員會的形成，標志著農村人民公社制度的最終解體和新的農村管理體制的產生，國家利用行政干預，強加在農民頭上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始動搖。
正式承認包產到戶的合法性之后，農業生產出現超常規發展。從1982年起，短短幾年間中國農村改革邁出了大步，實現了快速推進。由杜潤生主持起草的連續5個中央“一號文件”，為中國農村改革的歷史添加了濃墨重彩的一筆。1982年明確提出包產到戶；1983年放活農村工商業；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實行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方針，多種經營并存創造以市場競爭促發展的新局面；1985年調整產業結構，取消統購統銷；1986年增加農業投入，調整工農城鄉關系，并由農村政策研究室等國家五單位共同提出今后10年增強農業后勁的8項建議。
這些工作的發起、組織和推進工作，在中央層面的具體操作者和推手，最重要的人正是杜潤生。
翁永曦（曾在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現從事國情調研）
杜老是一位堅持獨立思考、堅持理念，并能夠講究方法的共產黨人，他一生干了一件很大的事，就是解決農村、農民、農業的問題。
新中國建立后在農村問題上花了很大的力氣，但這些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1977年、1978年之后，農村自發包產到戶，一些有勇氣的官員支持農民嘗試在生產組織形式上解決溫飽問題，但這是意識形態的“禁區”。正是有萬里、杜潤生這樣的共產黨的干部，頂著意識形態的壓力，為實現讓農民過上好日子的承諾，創造性地琢磨出“農村生產責任制”這樣一個中性的詞，把包產到戶作為生產責任制的形式，誰都沒法反對，從而撬動了整個農村經濟和社會制度，引發了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變革，太了不起了，這是一種很高的智慧。
到杜老晚年還有兩個未了的心愿，一是農村土地問題。因為承包也好、經營權也好，并不歸屬到土地的所有權，農村土地所有權并沒有得到解決；二是農民沒有自己的組織形式。杜老提出，中國現在有兩件事情要破題，第一是如何用市場經濟來激勵人，第二是如何用民主政治來團結人。聽了后我佩服得不得了，這兩句話清晰簡潔，而且直奔要害。
張木生（曾在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現為中國稅務學會副秘書長）
在中國的特殊歷史時期，杜老能夠在波瀾不驚中，把毛主席搞起來的人民公社請下了神壇，而且社會沒有任何恐慌和振動，這是了不得的政治智慧。杜潤生用一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搭天線、接地氣”，既符合了國家政策的轉向，也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做到了為農民著想。能提出這樣的改革主張，在于杜潤生“不唯上，只唯實”的作風，并且能夠采用圓潤合適的方式，推動農村改革發展前進。他有堅持，不管是多么大的領導，也不管地位多高、權力多重，但是他一定會堅持說實話。同時也有變通，杜潤生經常教導后輩：“中國的事情，不是說邏輯多么完美、道理多么深刻就能行得通，而是大環境、小環境允許你在生你養你的地方能夠這么干。”
有一次一位中央管經濟的領導把杜老請進中南海，請他分析自己設想的糧食敞開收購、封閉運行和順價銷售，結果杜老很輕松地說，“某某領導啊，你這是計劃經濟的回潮啊，你這個做法不僅在中國行不通，全世界都行不通。”
還有一次杜老帶著幾個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年輕人到中南海匯報糧食問題時，一個青年人拿出數字模型證明，中央手中只要保持1280億斤糧食，用保護價收購，剩下的所有糧食可完全放開，取消糧票，市場化經營。這就是最早提出的“穩一塊，活一塊”的漸進改革模式。這時，一位中央領導說，你們年輕人還這樣保守，中央留一千億斤足夠了，剩下的全放開。聽了這話，這位青年很沖動，向中央領導人發了脾氣：“你們中央想什么呢？我們提的數據是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與反復測算出來的，不是拍腦袋！”這位中央領導馬上向沖動的年輕人走過來，拍著他的肩膀，和顏悅色地說：“小伙子，你慢慢說，我們認真聽，剛才沒聽懂。”會后，出了門，隨行的人問杜潤生，不怕闖禍啊。杜潤生一笑：就是讓你們這些小家伙為我們老家伙投石問路啊。
杜老晚年身體狀況不好，但也時常都惦記著中國農民和中國的農村改革。杜老曾非常清楚地跟我說，“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只完成了農村改革的三分之一。”1989年杜潤生最后一次見鄧小平時曾提出農民組織問題，小平同志認為可以找一兩個省試點，但因為特殊原因，農研所解散，這個想法最終就擱淺了。
袁崇法（曾在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現為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研究員）
我進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后分進二組，就是文件起草組。對中國農村改革影響深遠的那5個“一號文件”的起草印象深刻。每年文件的起草時間是一整年，采用了長年不斷連續滾動的方式推進，動員組織了和各個階層、領域、部門的知識和智慧，尊重群眾、基層干部的創造，每一個文件都銜接得非常好，沒有斷層。絕對不是少數的精英的閉門造車。所以才有“允許……允許……也允許”、“可以……可以……也可以”這樣的表述方式出現在中央正式、重要的文件當中。這種表達方式的背后，隱含著一個重要的理念就是對基礎、對農民、對一線創造的尊重。
上世紀80年代，有人曾說，“杜老領著一幫精英，不了解中國的國情，學西方的東西，在農村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實際上，那個時候制定農村文件的起草，完全是調查研究，真正從基層發現問題、梳理問題，提升提煉，編為國家政策。
張曉山（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
杜潤生主持起草的關于農村改革的5個“一號文件”為什么真管用？是因為它有鮮明的問題意識，又通俗易懂，能夠回答農民和基層干部最關心的實踐中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杜潤生的言行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農村問題上的理念，他懂“三農”，對農民有深厚的感情，“為什么人”來制定政策始終是一個根本問題。
城鎮化與一整套新的農村管理制度成形
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改革重心轉向城市，農村勞動力轉向城鎮的流動趨勢日漸成熟，雖然國家政策也允許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流動，但因為1988—1991年為期三年的治理整頓，壓縮投資規模，實行從緊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使城鎮就業形勢惡化，為緩解城鎮就業壓力，國家要求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離土不離鄉”，同時嚴格控制“農轉非”的過快增長。從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之后，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流動又再次掀起熱潮。
2008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上，中央提出了更加積極的政策，《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統籌城鄉勞動就業，加快建立城鄉統一的人力資源市場，使在城鎮穩定就業和居住的農民有序轉變為城鎮居民。城鎮化戰略的實施開始大幅度地改變中國農村面貌和農民的戶籍身份。
為切實減輕農民負擔，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當年農業稅稅率總體上要降低1個百分點。2005年中央“一號文件”又提出進一步擴大農業稅免征范圍，加大農業稅減征力度。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宣布在全國范圍取消農業稅，終結了2600多年農民種地繳納“皇糧國稅”的歷史。農業稅的取消使農民每年減輕負擔1335億元。
與此同時，農村義務教育體制改革、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改革、農村低保和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等一系列舉措，使一整套新的農村管理制度逐漸形成，這些制度變遷，才使農村生產力得到解放，農民生產積極性得以提高，農民收入大幅度增長，農村經濟社會更加繁榮昌盛。
郭書田（農業部原政策法規司司長）
杜潤生一生各階段都與農民站在一起，全力指導農民突破各種禁區，推動農村改革決策和發展歷程。杜潤生農業思想的現實意義，在他的兩個文稿中有直接體現：一個是1995年的《是非功過自有歷史評說》，另一個是2008年的《中國農村改革漫憶》。他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民主政治建設的村民自治、進城務工的農民大潮等幾個問題上都有深刻的思想和突出貢獻。當前改革進入深水區，農村改革面臨諸多深層次問題，應從杜潤生的遺作和思想中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并加以豐富發展，形成新生產力。這是對杜潤生老人最好的懷念。
趙樹凱（曾在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現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
“9號院”（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辦公地為西黃城根南街9號）在上世紀80年代為什么能制定出那么多效果良好的中央文件？這和杜潤生的工作方法密不可分，可以說杜老開創了政策研究中的一種新傳統。
杜潤生的工作方法可以概括為五句話。
杜老的第一句話，是要求“9號院”的工作人員要有“三種精神”：獻身精神、科學精神和民主精神。讓大家暢所欲言，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
杜老的第二句話，是對“9號院”機關建設提出的要求：要辦成知識庫，不要辦成“貨棧”。意即要多儲藏點東西，不要“今天進貨、明天批發”。
杜老的第三句話，是講究調查方法。他要求“9號院”所有的研究課題都要有農村調查。杜老曾講，回顧過去，凡是注意調查研究，我們的工作就能做得好；凡是不注意調查研究，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就都出來了。此外，調查要長期化、系統化，杜老還要求屬下的年輕人一年至少要有半年在農村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不這樣親身體驗，就不了解農村，就不夠格做農村工作”。從1980年到1984年間，杜老走遍了25個省、240個縣，有時候出差一次就能在外面待一個月，有些地方還會去兩次，觀察幾年間當地的變化情況。
杜老的第四句話，是做研究要多用歸納法、少用演繹法。強調歸納法，是因為新的事物層出不窮，有了歸納法，就能夠把新事務歸納進我們的視野中，避免犯教條主義錯誤。但如果不恰當地過度使用了演繹法，就有可能把固定在自己腦中的經驗，當作用來指導一切的前提。
杜老的第五句話，是要講究思想方法。當年，有一場關于民主社會主義的爭論，當時杜老即說自己是“沒有主義”，“要有主義，也是經驗主義”。杜老曾經引用鄧小平的話，“只要國民經濟上去了、人民滿意了，叫什么主義都可以”。“沒有主義”的表述雖然簡單樸素，但是含意深厚。
杜帆（杜潤生外孫）
我覺得外公真的是一個很神奇的老人。
小時候上機關幼兒園，有一次老師要求小朋友們說一下家里年紀最長的、最厲害的人是干什么的？我說外公是搞農村工作的，結果大家哄堂大笑。坐在前面的小朋友說：“我知道了，你家是村長。”
長大后我體會到，老爺子的工作追求，實際上就是改變人們心里對農民的不屑、瞧不起甚至是鄙視。他并不是追求通過“給農民憐憫”讓農民過上好日子，而是希望每個人真正從心底里認識到衣食用度都是來自于農民。他希望人們對農民的尊重應該來自于對農民的依賴，而不是出于慈善。他所追求的不是自己著作等身，因為制定了什么政策、文件受人尊敬，也不是自己一生的故事膾炙人口，他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農民過上好日子、受尊重，所有的農民都有人權、幸福起來。
如今，“三農”改革仍在進行，希望老爺子期待的“讓農民富足、過上體面生活”的愿望，能夠繼續傳承，直至變成現實。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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