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處于史無前例的快速城市化進程之中，城市化就是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并最終在城市就業與生活的過程。隨著越來越多農村的人財物流入城市，農村出現了空心化和變得蕭條。過去一直保持相對穩定的農村生產生活秩序可能因為人財物的快速流失而難以保持。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在城市化的過程中保持農村基本生產生活秩序具有顯而易見的重大意義，具體有三：一是解決農業生產問題；二是即使中國城市化率達到70%，也仍然還有4.5億人口生活于農村；三是進城農民工大部分都難以短期內，在城市安居而是要依托于農村和農業。因此，在快速城市化的過程中能否及如何保持農村基本的生產生活秩序就變得十分重要。保持農村基本生產生活秩序的根本是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其中的重要辦法是進行鄉村建設。當前引起社會關注并耗費大量國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各種鄉建主張與實踐，在目標與做法上存在著巨大差異。筆者以為，當前鄉村建設或三農政策的重點在于通過推動國家資源下鄉，調動既有農村社會資本，以及充分利用新中國的農村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來激發農村活力，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
1.不同目標的鄉村建設
當前“三農”領域中一個相當活躍的領域是各種旗號和各種名目的鄉村建設。總體來講，當前鄉村建設有兩種相當不同的目標。一種目標是將農村建設成世外桃源。從這個意義上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的“強富美”目標，就是要將農村建設成為既有城市繁榮富裕便利又有農村清靜安寧青山綠水的世外桃源。另一種鄉村建設目標是從底線角度來考慮的，這種底線角度的考慮就是，沒有農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村的“強富美”就不可能有中國的“強富美”，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短板，這是與城市化必然意味著農村人財物流入城市、農村空心化和變得蕭條相聯系的。正是因此，國家和社會力量就應當通過各種鄉村建設的努力來補齊農村這塊短板。這樣一種鄉村建設承認農村的蕭條，目標是保持城市化背景下農村基本的生產生活秩序，這樣一種鄉村建設是保底式的鄉村建設。
當前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鄉村建設，大多是從第一種目標即積極進取目標來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強富美”目標的，從保底角度進行鄉村建設的努力似乎不受重視。筆者以為，作為全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當前中國城市化切不可過于“浪漫想當然”，鄉村建設的重點一定應當是保底的，是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也應當以保持農村基本生產生活秩序為主要目標。某種意義上而言，農村衰敗是必然的，農村的衰敗卻必須有序，因為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至于少數地區農村利用城市人休閑娛樂的需求來獲利并因此通過一二三產業融合而變得興旺發達，這樣的農村一定是具有良好區位的特定少數農村，是不可能復制的。
當前鄉村建設的主力是地方政府打造的各種新農村建設示范點，以及由國家住建部牽頭推動的各種美麗鄉村建設示范點。比如，幾乎所有地方政府都推動新農村示范點建設，這些示范點往往將大量財政資金集中打包，從基礎設施到基本服務、從產業發展到農民住宅等進行規劃設計和投資重建。這些動輒花費數千萬財政資金打造的新農村建設示范點，說是示范，實際上往往是因為地方政府財政資源有限，不可能到處投入建設新農村，因此只能成為獨例，而不可能推廣。相反，因為地方政府將財政資金集中于極少數示范點，擠占了本應用于一般村莊的并不豐厚的建設資金。國家住建部則通過名目繁多的建設項目向特定村莊進行投資建設，比如古村落保護、美麗鄉村建設，等等。地方政府和國家部委推動的鄉村建設，因為有大量財政資金投入而引起社會各界關注，其中尤其以建筑規劃界的進入為典型。鄉村建設要進行規劃，進行建筑設計，當前中國龐大的以城市規劃和建筑為主要業務的建筑規劃界正好借國家與地方政府推動的鄉村建設進入到農村領域，從而形成了建筑規劃界對鄉村建設的介入。
與政府推動鄉村建設有所差異的還有三種鄉村建設的努力：一是基于農村生產協作而進行的鄉村建設；二是基于對城市脫離自然不滿而進行的鄉村建設；三是基于鄉村文化凋敝而進行的鄉村建設。基于農村生產協作而進行的鄉村建設，重點是推動農村各種合作社的發展，以溫鐵軍所率領的鄉村建設團隊為代表；基于對城市脫離自然不滿而進行的鄉村建設，以歐寧所進行的碧山試驗為代表；基于對鄉村文化凋敝而進行的鄉村建設，以各種文化性質的鄉村建設為代表。其中第二、第三種鄉村建設思潮和行動往往由文化界人士推動，集中表現了城市中產階級對城市異化生活現狀的不滿意。
鄉村建設中有一股比較特殊的力量也引發社會關注，這股力量就是李昌平所主持中國鄉村建設院以下簡稱“鄉建院”）推動的鄉村建設，鄉建院目前已在全國十余省開展了眾多的鄉村建設，并引發廣泛效仿，其中經典案例是河南信陽郝堂村的建設。最初，李昌平僅是到郝堂搞農村內置金融試點，受到當地政府重視，李昌平與一直從事鄉村建設的孫君合作，通過對郝堂村村容村貌的大幅度改造，加之地方政府投資建設基礎設施，郝堂村變得有品位，成為了一個適宜于城市人到農村休閑的去處。大量城市人到郝堂休閑，引發郝堂第三產業的發展，郝堂村建設用地由每畝幾萬元猛升至幾十萬元，村委會通過收儲和出讓土地獲得了數千萬資金，其中部分資金用于打造郝堂基礎設施，從而保持了郝堂的建設品質。正是郝堂建設成了城市人的休閑去處，郝堂之前外出務工經商的村民回到村莊從事以農家樂為主的第三產業，郝堂也因此成為了引起全國關注的新農村建設典型。
鄉建院郝堂試點的成功引發連鎖反應，之前全國各級地方政府通過堆積財政資金打造的新農村建設示范點往往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對示范點的建設缺少規劃和藝術設計，這些新農村建設點缺少品味，而只是一堆鋼筋水泥的堆砌。郝堂村注重地方建筑特色，注重建設藝術與品位，從而更人性更具觀賞性和休閑游覽性。二是缺少農民的主體性，所有建設往往都是上級意志，農民幾乎沒有參與。郝堂則通過調動兩個積極性將農民主體性激活了，第一個積極性是通過村莊內置金融調動了村莊老年人的參與積極性，第二個積極性是充分調動了村社組織尤其是村兩委的參與積極性。正是郝堂模式的成功，使全國很多地方政府希望學習郝堂經驗，在建設新農村示范點時大量財政資金下去了，村莊也可以活起來，從而變得可持續且光彩照人。也正因為如此，就有很多地方政府通過花錢買服務的形式來購買鄉建院的服務，由鄉建院來設計規劃和建設地方新農村建設示范點。到2016年，鄉建院一年購買服務收入可以達到數千萬元，鄉建院也同時在全國十多個省市開展鄉村建設實驗。
總結起來，鄉建院的工作有這樣幾個方面：第一步，鄉建院通過村莊內置金融激活村莊內生組織能力；第二步，動員地方政府投入財政資金建設基礎設施；第三步，通過有品位高品質的村莊人居環境和房屋建筑等改造，使村莊具有對城市人的吸引力，從而可以借城市人來村莊休閑而賺錢；第四步，正是村莊具有吸引力，村莊農家樂等可以賺錢，村莊土地升值，村集體通過土地收儲與出讓來獲得建設用地溢價收益；第五步，一個成功的具有內生活力又可以持續維持的新農村建設示范點成功打造出來；第六步，鄉建院將郝堂這樣成功打造出來的示范點作為模型推介；第七步，地方政府通過花錢買服務來借鄉建院團隊打造地方財政投入建設的新農村示范點；第八步，通過鄉建院團隊的打造，地方政府之前財政投入不成功的“堆砌”變得具有品質且可以吸引游客、可以具有活力、可以持續，地方政府贏了；第九步，鄉建院賣出服務收到地方政府購買服務的資金，鄉建院有了收入，從而可以持續，鄉建院也贏了；第十步，經過鄉建院改造的新農村建設示范點因為有品質可以吸引城市人來休閑并從中賺錢，示范點的村民因此不用外出打工而可以回到村莊尋找收入機會，示范村的農民也贏了。鄉建院將過去地方政府花費大量財政資金堆砌仍失敗的新農村建設示范點變成了“三贏”，鄉建院的工作就十分令人贊嘆。
不過，鄉建院的工作重點是地方政府打造的極少數根本不可復制的新農村建設示范點，鄉建院的成功之處是將地方政府通過大量財政資金打造的新農村建設示范點與當前城市市民期望有機會到農村休閑花錢的愿望結合起來了，并通過本質上是為城市人所欣賞的“讓農村更像農村”的品位與品質吸引城市人的消費，從而讓新農村建設示范點可以持續。問題恰在于：第一，地方政府打造的示范點不可推廣第二，村莊要想通過吸引城市人來休閑消費賺錢，就一定只可能是少數有限的村莊吸引多數城市人，而絕對不可能讓多數村莊通過建設吸引城市人賺錢從而保持村莊繁榮。往往是具有獨特區位條件和環境優勢的村莊才有打造為消費城市人鄉愁來賺錢的可能。反過來就是，具有區位優勢和環境優勢的村莊既然可能通過村莊建設賺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些村莊就容易從市場上獲得建設資金自我打造成為具有獲利能力的村莊，而根本就不需要地方政府的財政投入，也不需要政府購買鄉建院的服務，或應由村莊來購買鄉建院的服務。進一步說，具有區位優勢和環境優勢的村莊本身就已較其他村莊有了更多從市場上獲利（城市人的鄉愁市場）的機會，現在地方政府大筆財政投入包括購買鄉建院服務的投入就擠占了其他村莊的資源，這樣一種擠占是不正義的。
2.鄉村建設的重點應在提高農民組織能力
在筆者看來，當前國家資源下鄉，重點不是打造幾個不可推廣的示范點，而是要為所有正處在史無前例大變動的村莊提供基本的生產生活秩序。既然示范點不可以推廣，就應當重點將資源下鄉與建設具有保底能力的農村基本生產生活秩序結合起來。簡單地說就是要提升農民內在的組織能力。
李昌平鄉建院建設方案中恰好有一個十分值得關注的提高農民組織能力的方案，就是農村內置金融的設置。雖然地方政府通過財政資金打造示范點沒有可復制性，鄉建院內置金融制度的設計卻可能對所有村莊提高組織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是一個具有很強的一般推廣意義的制度。按鄉建院的說法，所謂內置金融，一般由村莊超過60歲的老年人按份出錢，形成一個本金，比如全村有100位60歲以上老年人，所有老年人都愿意參加內置金融，按每人2000元籌資，可以籌集20萬元本金，再由本村在外成功人士捐助一部分本金，本金將來可退還但不收息，比如30萬元，再由地方政府支持貼息本金30萬元，這樣就可以有80萬元本金。這80萬元本金由老年人組成的理事會經營，原則上只對本村人貸出，并以本村人的農地承包經營權作抵押，貸款者必須找到五位參加內置金融的老年人作保證人。年息一般為10%，則80萬元本金一年可以收獲8萬元利息，2萬為理事會運作成本，6萬元就可以分紅，100個老年人每年可以分紅600元。有了600元的利息收入，就可以極大地調動老年人關心村莊、關心理事會的積極性，同時也可以較大程度地提高老年人的社會地位和改善老年人的經濟條件。如果將以老年人為主的內置金融與文化建設性質的老年人協會建設結合起來，就可以產生更加強有力的組織力量。
經過多年實踐，鄉建院內置金融都是成功的，至今甚至沒有出現過一筆壞賬，其中原因除了技術性地防范金融風險辦法以外，最為重要的是，內置金融是在村莊熟人社會進行的，由老年人作保，且以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抵押。任何地方總會有人要借貸，當前農村農民甚至具有相當強烈的金融借貸需求。村莊內置金融通過滿足農村內在的金融需求來獲得利息，村莊熟人社會和承包經營權抵押保證了不出現壞賬，從而保證本金與利息的安全與穩定獲取。正是穩定獲取的利息以及為獲取這一利息而進行的金融活動，極大地提高了以老年人為主的農村社會自組織能力，激活了農村社會的內在活力。在如此內置金融的作用下面，村莊老年人就具有很強的組織起來的能力，具有一致行動的能力，具有了某種意義上的主體性，甚至具有了一定的財政能力。
這個意義上，李昌平主持的鄉建院為當前全國所有村莊都提供了通過內置金融來提升農民組織能力的一個辦法。上述內置金融本金來自三個方面，一是100名老年人的份錢，二是村莊成功人士的捐資，三是地方政府貼息的本金。當前國家每年向農村大量轉移支付，其中很多錢都被無效使用了，比如前述新農村建設示范點的巨額無效投入，再如一卡通發到農戶的農業綜合補貼。這些資源轉移到農村往往不僅沒有充分發揮公共資源的效能，提高農村內生秩序生產能力，而且可能破壞了農村內生秩序的能力，即國家投入投資越多，農村懶漢越多，等靠要越是普遍和嚴重。如果將國家投入到農村資源的一部分投入到村莊內置金融作為本金，這個本金生息的過程以及利息分配可以極大地提升農村社會內生活力，提高農民內在組織能力，并因此使農民具有自主回應共同生產生活需求的能力。
當前大量的國家支農資源要么是通過一卡通直接到戶，要么通過項目資金來為農民建造基礎設施，恰恰缺少讓農民參與其中的具有集體行動性質的資源投入，結果就是無論國家投入多少資源到農村，都沒有很好地提高農民的組織能力，即農民自己組織起來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甚至由國家為農民建造基礎設施，基礎設施落地過程中與單家獨戶農戶接觸，其中一些釘子戶借機向工程建設單位索要高價，這樣的索要可能成功。一例成功就會帶動一眾釘子戶起來。結果是，國家越多資源下鄉為農民建設，就有越多釘子戶出現，好事不好辦，好事辦不好。其中原因是辦好事的辦法有問題，而不是因為農村有釘子戶，因為任何人群中都會有釘子戶。應對農村釘子戶的辦法就是將公共資源交給村社集體，由村社集體共同決策，正是通過共同決策可以準確表達出農民需求偏好，形成村社共同意態，并抑制釘子戶的不合理要價，將自上而下的資源轉移與農民自下而上的參與結合起來，轉移進入農村的資源就可以變成農民強烈的共同意志，提高農村社會的組織能力。在這方面，成都村民議事會的經驗值得學習，廣東清遠農村資金整合的經驗也很值得學習。只有當國家向農村轉移的資源可以提高農村社會自身的組織能力，這樣的資源轉移才是有效的。這方面已有若干成功的地方實踐，也有極大的改進空間。
集體土地所有制也是當前中國農村最基本的一項制度，鄉建院內置金融的一個具體設計是允許以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進行抵押。之所以可以抵押，因為內置金融只在村社范圍，借貸者不能按時還款，將其承包集體土地經營權收歸集體，轉包出去就可以獲利。正是集體土地所有權使內置金融可以進行土地抵押。集體土地所有制還有比抵押多得多的內容，既然是集體土地，集體就應當有一定土地權利，包括從土地中獲取收益的權利，以及為適應農村生產力變化而調整土地的權利。當前農村生產力的快速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承包者與經營者的分離，二是機械化的快速推進。中國土地集體所有制就可能借土地調整的權利為經營戶提供耕作便利，并為小塊細碎土地上的農戶提供一定程度的社會化服務，以防止小塊土地上權利過于密集所形成的“反公地悲劇”。我國臺灣地區是土地私有制的地區，尚可在生產力發生巨大變化時進行“土地重劃”以解決土地細碎化的問題，大陸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這樣一種公有的土地制度就可以有很大的制度調整空間，以適應當前農村社會正在發生的快速變化以及用于提升農村社會的組織化程度。
提高農民組織能力的途徑很多，筆者自2003年開始在湖北四個村進行老年人協會建設，按每個老年人每天一毛錢預算提供建設經費，以讓老年人組織起來老有所樂。當前農村老齡化很嚴重，老年人雖然也要從事力所能及的農業生產，農忙時間卻不長，農閑時間很多。讓老年人農閑時間串串門，打打麻將，跳跳舞，尤其是通過老年人協會將老年人組織起來相互交流，通過人際互動來打發時間，交流信息，相互打趣，相互勸導，就可以提高閑暇的質量，增加生活的趣味，甚至可能通過老年人的相互交流化解家庭內部形成的積怨，防止老年人的心理疾病。剛開始只是希望老年人協會將老年人組織起來以達到老有所樂，結果，組織起來的老年人協會具備了參與到關心老年人事務的能力，比如組織重陽節慶典，維護老年人權利，評選模范兒媳，為老年人祝壽慶生，看望生病老年人，吊唁去世老年人，等等，甚至介入到家庭糾紛調解中，從而做到了老有所為。老年人高質量的閑暇生活和老年人的自我關心都只付出了極少的資源，卻大幅度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因此，通過諸如老年人協會等社會組織建設，讓老年人更有意義和更有質量地度過他們的閑暇時間，就可以較大幅度地提升農村的組織能力。
3.提高組織能力要善于利用“人”的資源
當前農村還有兩種十分重要的人群，一是“中堅農民”，一是“負擔不重的人”。在此先討論“負擔不重之人”。在城市化背景下，農村中青年人大量進城，農村多為留守老年人。留守老年人中有一部分低齡老年人，身體很好，能力很強，有公益心，之前往往還當過村干部，而且子女早已成家，孫輩也已上學，家庭人情往來也由子女負擔。這樣的農村低齡老年人就是家庭負擔不重的人，他們沒有從事生產獲得收入以養家的壓力，相反，可能子女在外經商從政，是一個小老板或小官員，這樣的農村“負擔不重的人”就可能成為村莊被動員起來管理各種瑣碎事務的積極分子。比如，筆者所主持湖北省四個老年人協會的會長、副會長大都是這樣的“負擔不重的人”，湖北秭歸縣搞幸福村落建設，在村民組一級設立“二長八員”，這些不拿報酬的義務性質的“二長八員”大都是“負擔不重的人”。這些“負擔不重的人”有的是時間，有的是能力，有的是熱心腸，若給他們一個“二長八員”的名分，或老年人協會會長、副會長的名分，他們就有極高的熱情來做這些義務性的工作，熱衷于此，并從中獲得意義。他們正是通過做義務性、公益性服務工作中獲得了自己的存在感。當前農村社會存在眾多“負擔不重的人”，給這些負擔不重的人發揮作用的空間，調動這些負擔不重的人的積極性，就可以在相當程度提高農民的組織化水平，壯大農村社會資本，讓農民更有能力應對變革時期的生產生活秩序的維系難題。
農村“中堅農民”就是農村年富力強的中青年農民，他們因為種種原因不能或不愿進城務工經商。僅靠種自家承包地，這些留村中青年農民就無法獲得體面收入，就會成為村莊中的貧困人群。他們因此通過轉入其他進城農戶的承包地以形成適度規模經營，或通過開小作坊、進行農機服務、當經紀人、開小商店等來獲得收入，當這些中青年農民從農業和農村中獲得的收入水平不低于外出務工收入，而他們又可以保持家庭的完整，經濟收入在村莊，社會關系在村莊，這樣的年富力強的中青年農民就成為村莊秩序生產的中堅力量，也就成為我們所說“中堅農民”。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就有越來越多的農地留下來，讓渡出越來越多的農村獲利機會，這就會滋養壯健出一個越來越大的“中堅農民”群體。
當前中國農村之所以可以保持秩序，很大程度上就與這樣一個大約占農戶總數10%的中堅農民群體的存在有關，這樣一個中堅農民群體正是村干部的主要來源，是村莊治理的骨干力量。在當前鄉村治理中，如何充分調動和發揮中堅農民的力量以及如何保持和培育“中堅農民”，是一個很大的政策問題。資本下鄉就很有可能會消滅中堅農民在農村的獲利機會，因此就會消滅中堅農民。資本下鄉以后，資本大戶與留守農村的老弱病殘是不可能形成一種穩定結構和有序治理的，而當前農村自發形成的“中堅農民+老人農業”的結構是相當穩定堅固的結構。
在城市化背景下，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在城市獲取各種機會，有人運氣不夠好，個人也不夠努力，他們就很難在城市體面安居，而到一定年齡就返回家鄉。還有一部分進城的成功人士，他們在城市獲得了穩定就業和較高收入，有了體面的城市生活。這些進城成功人士，他們是從村莊出去的，他們的親朋鄰里仍然留村，他們自己對家鄉充滿著眷念與鄉愁，他們甚至也希望自己去世以后能落葉歸根，他們與村莊之間存在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這樣一部分從村莊進城的成功人士就是村莊建設的關聯人和關心者，就可以通過成立村莊鄉賢理事會將這些人納入進來，讓這些成功人士為家鄉出主意想辦法進行力所能及的建設，這種新鄉賢的力量一旦被調動起來，就可能是很大的一股提升農村組織化程度的力量。
4.若干政策問題的討論
在城市化的背景下，產業向城市集聚，農村衰敗是必然的，當前鄉村建設和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保底，而不是從讓農民從農業和農村中發財致富，以及要建設強富美的新農村。
從這個角度來討論當前“三農”政策，就有很多需要討論的方面，擇要如：第一，地方政府通過行政手段推動農村土地流轉以形成適度規模經營以及大規模經營，超越了當前農村的實際。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應當是一個市場的過程，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有些地方政府刻意推動農村土地流轉，甚至在政策文件中要求地方政府“像抓招商引資一樣推動農村土地流轉”，這是錯誤的。第二，要充分利用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優勢來應對農業生產力變化中出現的生產關系的矛盾。土地集體所有制只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體系里面的重要優勢之一，還有很多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要挖掘利用起來。第三，資源下鄉一定要與村社共同體組織能力的提升結合起來，一定要農民的切實參與。第四，要充分利用諸如內置金融等金融手段和老年人協會等文化建設手段來提升農村社會資本。第五，要充分動員村莊中的“中堅農民”與“負擔不重的人”擔當鄉村治理的主角，要給他們舞臺、角色和空間，要讓他們發揮積極主動的作用。第六，要充分利用各種鄉賢力量。
5.小結
在城市化背景下，農村人財物流入城市而出現空心化和變得蕭條，維系農村基本的生產生活秩序的根本辦法是通過鄉村建設來提升農民的組織化程度。農村基本生產生活秩序不是高水平的，而是保底的，因此，新農村建設的目標不是要讓農村建設得比城市更加吸引人，有更多機會，而是要讓無法進城或進城失敗的農民仍然可以獲得保底的農村生活和生產機會。總體來講，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仍然是城市化快速推進時期，農村中青年人到城市打拼，若打拼多年仍然無法在城市體面安居，進城農民就可能返回農村。保底的農村生產生活秩序意味著農村生活質量比城市漂泊的日子要好，雖不及城市體面安居的日子，進城失敗的農民也愿意返鄉。又正是進城失敗農民可以返鄉，中國城市才沒有漂泊在城市居無定所、食不果腹的龐大底層社會群體，也就沒有發展中國家通常都有的大規模貧民窟。
在當前階段，中國鄉村建設以及“三農”政策的重點就應當是保底，而不是建設比城市更好的強富美的美麗鄉村。只有再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中國完成了城市化并實現了現代化，中國才可能有能力進入到逆城市化的發展階段，這個時候因為城市有能力容納所有愿意進城的人口，農村就可以向更加富裕更愿接觸自然的階層開放，就可以建設一個比城市更好的親近自然的美麗鄉村。而現階段，中國城鄉二元體制允許農民進城但不允許城市資本下鄉的制度安排是一種保護農民的結構，這個結構十分重要，因為農村的土地包括宅基地和耕地是中國最大多數最為弱勢的農民群體的最后退路和基本保障，基本保障是不允許失去的，也就不允許交易。再過30年，絕大多數農民都有了體面進城的能力，再如何安排農地制度也許就不重要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探索》 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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