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由于極端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出現了明顯的城市信仰——表現為對城市和城市化的堅定追求,核心又在于大城市崇拜。作為一種國家的發展戰略和官員的執政目標,它推動了此后的城市化大躍進浪潮,不僅使中國的"城市病"更加嚴重,也促成了大規模的圈地運動和鄉村改造運動。因此也就造成了對鄉村的破壞以及鄉村社會的緊張和對立,從而也就加劇了鄉村社會的治理危機。
或許不會有人否認，在迄今為止不到二十年的時間，中國社會出現了一種可以稱為“城市信仰”的重要價值觀。它表現為對城市和城市化的堅定追求，核心在于大城市崇拜。它不僅成為國家的發展戰略和官員的執政目標，也在思想文化領域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共識——超越了“左”和“右”、強勢集團和弱勢群體。關于它的響亮的政治主張，有“依靠城市化解決三農問題”、“市長要做城建市長”、“把城市做大做強”；關于它的溫柔的文化表達（當然也具有政治意涵），則有“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以及“讓農民過上城里人的生活”。作為它的結果，則是二十多年來的城市化大躍進。
關于城市化大躍進已經存在的問題和可能帶來的隱患，已有不少論述。本文強調的是它背后存在的城市信仰問題。城市化通常被視為現代化進程的應有議題，但是從英美開啟的世界城市化的歷史來看，明顯的城市信仰應該說是中國的“專利”。在較早實現了城市化的歐美，它只是工業化的衍生結果，是一種自然的歷史進程。在那些表現為畸形城市化的拉美和東南亞國家，對城市和城市化的認同也并未演化到信仰的地步，沒有像今天的中國那樣將自然歷史進程當做必須快速推進的標志“社會進步”的終極目標。如果將今天的城市信仰同中國自身在19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呈現的“反城市化”傾向相比，則會讓人更加驚訝：它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面對這樣一種獨特又極端的現象，以及它對構成其對立面的鄉村和鄉村治理的影響，需要進行更清晰的梳理和更深入的探討。下面的探討將從“城市”的本質特征談起。
▍回到起點：“城市”是什么？
首先，從人文地理學的角度來看，與鄉村一樣，城市是一種聚落，是人類居住區的一種，是人類生產和生活的地方，是社區。鄉村和城市（城鎮）在概念表述上是截然分開的，但在實際形態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這是因為，從自然村到集市、市鎮、小城市、大都會，其間的人口規模和密度、居住形態和空間特征、職業差異和社會異質性，以及基礎設施狀況等等，都是一個連續變化或累積的過程。位于這個過程的多種聚落形態被稱為“城鄉連續譜”，各種聚落都處于這個連續譜系中的某個位置，而兼有城鄉二者特征的形態較為多見。
正因為鄉村與城市的界限模糊，當今世界各國對于何謂“城市”的定義標準并不一樣，對于將居住在何種聚落形態的居民統計為城市人口或鄉村人口，不同國家往往有不同標準。按照國際統計學會1987年的建議，超過2000人的人口聚居區即為城市居民區，在此以下的為鄉村居民區。歐洲國家大多采用這一標準，其中北歐的一些國家更是降低到500人。在美國，2500人以上的自治單位，或人口在每平方英里1500人以上的居民聚集區被統計為城市人口。日本則將1萬人以下的自治單位（區域）稱為村，1—3萬人為町（相當于中國的建制鎮），3萬人以上者為城市。與此相較，中國對于城市和鎮的設置標準都高出許多。因此，國際上城市人口、城市區域的含義相當廣泛，意味著從500人到3萬人不等的集中居住區。在將中國與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進行比較以證明中國的“落后”時，應該注意到其間的差異和不可比性。
其次，從社會物理學的角度來看，城市是磁鐵，也是容器。城市本身具有的磁性和磁力，容易吸引著人、財、物向城市聚集。而在工業革命以后，伴隨著生產的工廠化和現代交通通訊技術的發達，城市的磁性和磁力大幅度增強，也因此導致了城市的過度膨脹，19世紀百萬級人口城市的出現，以及20世紀千萬級人口城市的出現，都是以此為背景。這也就意味著，如果不進行人為的控制，城市將會像一個貪婪無比的“大胃王”，吞噬一切它能夠吞噬的東西，即便造成它自身的梗阻和消化不良、導致嚴重的城市病也在所不惜；與此同時，在城市颶風狂掃之后，鄉村的凋敝和空洞化也難以避免。我曾經考察過的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在最近半個世紀中發生的現象，就是突出的例證。
進而，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城市是權力和資本的據點，是“增長機器”。國家和城市的歷史都表明，城市本身是權力的堡壘，堡壘的大小與權力或國家機器的大小相互對應。而工業革命以后資本主義急劇擴張的歷史也顯示，城市同時也成了資本的蜂巢。考慮到權力和資本都具有貪得無厭、不斷擴張的本性，為了權力本身的壯大和利潤的增加，它們都必然傾向于控制和汲取更多的資源，從人、財、物，到信息、符號和話語權，也必然會在土地和空間方面進行拓展。也就是說，權力和資本的欲望的膨脹，必然會推動城市的膨脹，兩者之間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和邏輯必然性。
就上述第一點而言，如果承認衡量某個（種）聚落或社區優劣的唯一標準是它的宜居程度，是其中的居民能否安居樂業，那么也就應當承認，只有宜居與否的聚落或社區，而不存在先天優劣的城市和鄉村。所謂“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宣言，是一種建立在無知基礎上的妄言。事實上，與此類宣言形成鮮明對照，“城市讓生活更糟糕”恰恰是城市歷史的常態，其中大城市表現得更加突出，19世紀到20世紀前期的歐美城市，以及20世紀后期以來的拉美城市，都提供了這方面的大量例證。而第二和第三點則提醒我們，必須對過度的城市化和城市的過度膨脹保持警惕，因為它既會破壞它的大量居民與自然的協調和身心協調，也難以實現城鄉之間的協調與均衡。總之，警惕由權力和資本對城市形態和演化方向的壟斷，防止大城市“對大量人口的奴役”非常重要。
▍城市信仰的形成
既然如此，那么在當今的中國，為什么“做大做強”派能夠大行其道？為什么“更美好”的說法會獲得高度認同？這里從三個方面來尋找城市信仰形成的社會條件。
“更美好”說法的社會基礎，應該是一國兩制、城鄉分治的二元社會結構及其造成的巨大的城鄉差距。眾所周知，20世紀50年代形成的制度和政策的城市偏向，使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在資源分配、就業和發展機會、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許多方面遠遠優于鄉村，而鄉村及鄉村居民的發展的權利、機會和可能性都受到嚴格限制。人們都承認，這種不平等的制度和政策帶來了當今世界最大的城鄉差距，是需要消除的或縮小的，但是卻沒有意識到它的另一個歷史后果，也即對于中國人的城鄉觀念的扭曲：由不平等的制度導致的“優”與“劣”，反而被當作城市天然地優于鄉村的邏輯起點和現實根據，現代化就等于城市化，城市等同于發達、文明、進步，鄉村則顯得貧困、落后，甚至愚昧。現實的就是合理的，歷史經驗變成了歷史規律，集體體驗變成了普遍真理。而“更美好”的宣言不僅完成了對于不平等制度的追認，也實現了對不合理現狀的再定義和強化。進而，通過將它布置為中小學生“話題作文”的形式，通過“讓農民過上城里人的生活”的反復宣傳，當然也就進一步強化了年青一代的中國人，以及作為城市化所“化”對象的農民對于城市的迷思、迷戀和迷信。
關于城市信仰得以形成的政治動力，則來自于發展主義意識形態。這方面已在學術界形成了一定的共識，也曾有學者專門論述。我所要強調的是，發展主義并非當今中國所獨有，中國的貢獻或“創新”之處在于把發展主義推到了極致，從而也就滋生出中國獨特的城市信仰和大城市崇拜。對此需要展開來論述。
作為一種“認為經濟增長是社會進步的先決條件的信念”，發展主義本身是歐美現代化的產物，屬于現代化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被當成后發國家完成現代化的手段。由于后發國家擺脫貧困和實現“趕超”的需要，對發展或“開發”（對應Development的另一個譯詞）的強調通常更加明顯，并基于不同的發展戰略和推進手段，形成了“東亞型”的和“拉美型”的發展主義。
而在當今的中國，由于“落后就要挨打”的近代史情結更為牢固，通過經濟增長維持制度合法性和社會穩定的需求也更高，對“發展”的追求也就更為迫切和執著。這也就使得發展主義的中國版或者“中國型”的發展主義——正式形成是在1992年以后——呈現三個特征。一是至高無上性、排他性都更加突出，“發展”成了宗教，是壓倒其他一切道理的“硬道理”，它的許多惡果只被輕描淡寫地說成“發展中的問題”，強調“只有通過發展才能解決”。二是對速度的追求異常明顯，演化為發展焦慮癥，“發展太慢等于不發展”，“以快發展為榮，以慢發展為恥”，“跨越式”、“超常規”、“又好又快”等等，都是反映這種精神疾患的典型說辭。三是對高速發展的追求具有不擇手段、不計代價、不顧后果的特征，“寧可毒死、不愿餓死”，“誰影響嘉禾發展一陣子，就影響他一輩子”，“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之類的宣言或主張，都是例證。也正是由于這些特征，特別是它的第三個特征，原本具有“正能量”的發展主義也就更多地釋放出巨大的破壞性，甚至毀滅性。在后一層面上，完全可以把它看做一種“邪教”。
正是在極端的發展主義的驅動下，上世紀90年代以來形成了迅猛的城市化浪潮。如果說經濟增長或GDP的增大成為衡量“發展”的首要指標，城市的擴張也就同招商引資一道成為最有效的捷徑。因為城市的聚集效應意味著更快的經濟增長和更大的經濟規模，通過圈占土地和“經營土地”來推動地價和房價，從而推動GDP和稅收——土地財政——的增長，通過城市大躍進來為經濟大躍進注入新的動力。于是“規模效應”廣受追捧，“做大做強”成為風潮，而省一級的主政者甚至會大膽號召“市長要做城建市長！”
當然，僅僅注意到制度派生的觀念和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還不夠，還必須關注催生城市信仰的第三種力量，也即巨大的利益驅動。利益本身強化著觀念，也驅動著資本和權力。對利益和利益主體進行必要的分類，就會看到，這里的利益既包含發展主義所強調的國家或區域層面的、以及“人民群眾”的整體利益、公共利益，也包含著政府和政府部門的利益、政府官員的個人利益、以及資本或房地產商人的利益，甚至作為城市化大躍進的鼓吹者、為“做大做強”或“規模效應”提供“經濟學依據”的專家學者們的利益。
如果進一步追問，究竟哪些利益主體或群體才是城市化大躍進的最明顯的獲益者、同時也是它的最小代價的承受者，答案將會非常明晰。高達30萬億元人民幣的“土地差價”，無數宏大的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一些負責相關決策、規劃和執行的官員向著千萬元級甚至億元級“貪官”的進化，眾多的地產大亨和生產企業的房地產化，以及獲得了大量相關的“橫向課題”經費（以至苦于“花不了”或“無法花掉”）的專家學者，如果不是故意地回避這些現象和群體，而是讓其自然地進入我們的視野，也就能夠洞悉城市化大躍進的最大秘密。
這樣說無意否定當今中國城市化的公益性或“歷史必然性”，而是要強調它的高速城市化的另一個特征，也即整體“發展”和個體“發財”的結合、“政治人”和“經濟人”的結合、“學術公器”和“學者私利”的結合，是要強調冠冕堂皇的政策包裝、溫馨誘人的廣告宣傳、以及無知無畏的學術話語中包含的個人動機。總之，公益性只是賦予了城市化以一定的合法性，私益性才使城市信仰更加堅定。
▍城市化大躍進與鄉村的治理
城市化大躍進的總體性后果尚沒有充分浮現，但是浮現出來的部分已經足夠驚人。就城市自身來看，它的瘋長并沒有使它的宜居性改善，相反，無限度的擴張和大拆大建，使城市本身陷入了難以擺脫的嚴重困局：建筑物的數量和房價、“蟻族”的數量一道攀升；大量的“花園小區”伴隨著“社區”的荒漠化和孤立孤獨的生活；保安、防盜窗和電子監控器的密布并沒有帶來安全感的增強；越來越寬的馬路充斥著越來越多的車輛，造成越來越擁擠和危險的交通狀況；“生態城市”的鼓噪與生態的破碎化和自然的喪失同時進行，以至于熱島效應和“霧霾島”效應”越來越顯著，如此等等。
如果把使人異化和受難的各種力量都理解為廣義的暴力，那么應該承認，在21世紀的中國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暴力的深度和廣度突然加大了”。“錢拆”引發的自焚事件不過是直接暴力的極端體現。而正是由于廣義的暴力已經令人難以容忍，才推動著大量有條件的城市精英向海外移民。這也就提醒我們，相應于鄉村治理，當今的中國實際上也存在著“城市治理”的論域，城市治理的危機其實也非常嚴重。
至于它對鄉村和鄉村治理的影響，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和歸納。
首先，當城市成為信仰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唯一福地，鄉村的存在價值和意義也就會自然地弱化，甚至喪失，試圖維持和增進鄉村活力的舉措將顯得多余，甚至被看做“逆歷史潮流而動”——我所認識的一位城市社會學家，正是以此來否定“新農村建設”的必要性——，通過各種各樣的“戰略”、政策或規劃來人為地加快鄉村的消失，也就會被看做符合歷史發展方向的應有舉措。與此同時，鄉村居民以及它的各種精英向著城市的大量遷移，也就在客觀上弱化甚至抽去了鄉村治理的主體力量。總起來看，當鄉村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被不斷地瓦解，作為實體的鄉村處于朝不保夕的境地，鄉村治理本身的必要性，以及達到“善治”的可能性，也就會大大降低。
其次，考慮到城市化大躍進主要表現為圈地和土地的城市化，表現為城市的擴張及其對鄉村的蠶食、直至消滅，而不是鄉村本身的自然演變或漸進性城市化，那么圈占、蠶食和消滅的過程也就意味著人為地加劇矛盾、制造緊張和對立的過程，它必然引起抵抗。回顧新世紀以來鄉村治理的困境，它的表現領域、形式和原因固然多種多樣，其中不乏鄉村社區自生的部分（比如個體化導致的村莊內部關系的淡漠或緊張，人口流出導致的村莊空心化和社會生活障礙，以及社會治安的惡化），但是必須承認，如同土地問題引發的大量群體性事件所顯示的那樣，作為推進城市化大躍進的主要手段的圈地運動和村莊吞并浪潮，才是鄉村社會面臨的最大危機，也是鄉村治理中最核心的危機，它加劇了鄉村社會的不安定。
當然，也應該看到城市化大躍進之于鄉村治理的“正效應”。就那些通過圈地和行政區劃調整推動的變相圈地——包括縣（市）改區、鄉鎮改街道、村改居，以及“大村制”、“三集中”，甚至“土地整理”。諸如此類的措施固然有統一規劃、節約和集約利用土地的良好用意，但實質上是以整體推進的方式完成了對農民土地的一攬子剝奪——而消失或被消滅了的鄉村來看，“鄉村治理”問題就成了過去時，通過“消滅農村”來“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企圖也就達到了目的。只是難以預料，消失了的鄉村治理是否會轉化為“城市治理”必須要面對的問題。那些失去了土地和家園的“三無農民”、“前農民”或城市的邊緣人，將如何面對必將到來的低增長階段，以及有可能出現的經濟危機？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持續了二十年的城市化大躍進，已經讓中國的人類居住區——無論城市還是鄉村——陷入了巨大的危機之中。它對一部分人來說是真正的生存挑戰，對鄉村來說是確實的人為擾亂，甚至是社會動蕩，對中國整體來說則意味著文化甚至文明的變異。為什么說它是文明的變異？雖然21世紀的“中國文明”還沒有定型，但是從已經侵入它體內的某種病毒來看，已經具有顯著的、我曾經稱為“賤農主義”的反自然的特征。
認清和牢記這一點非常重要。面對“新型城鎮化”這一新的課題，為了防止它演化為新一輪的城市化大躍進，防止對“家園”的建設和改造變成破壞，必須徹底放棄把“經濟”的尺度當做唯一衡量尺度的做法，同時確立起自然的、人性的、生活的和社會的尺度。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科學》201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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