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對小農經濟在中國的發展進行了梳理概括；從理論與中國基本國情角度，探尋了中國小農經濟發生的根源；結合“四化”同步討論了中國小農經濟的出路問題。研究發現：當前小農經濟困境是中國“人多地少”的剛性資源稟賦約束的自然結果；未來改造傳統小農經濟的關鍵，不在于改革現有農村基本經濟制度，而應該寄希望于通過減少農民數量來緩解緊張的人地關系。“四化”同步發展戰略的提出為破解小農經濟難題指明了方向，只有“四化”在互動中實現同步才是中國小農經濟的根本出路。今后小農經濟發展的戰略途徑，應重點圍繞“地、人、錢”等資源要素，創新發展思路，努力實現工農、城鄉間合理集約利用土地資源，農村人口向工業、城鎮合理有序轉移，以及工農、城鄉合理協調利益分配機制。
關鍵詞：小農經濟；家庭經營；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
小農經濟在中國歷史上存在數千年，成為中華文明延續的經濟基礎。然而，在社會化大生產的今天，傳統小農經濟與現代市場經濟的矛盾日漸突出。農業現代化對我國農業提出了規模化的要求，但“耕地細碎化”、“地權分散化”等問題，卻使得這一問題變得尤為棘手。今后中國小農經濟應該向何處去？已成為學術界討論的熱點。本文以此為背景，對幾千年來小農經濟在中國的發展變遷進行梳理概括，同時從理論和中國基本國情出發，探尋中國小農經濟根源，就當前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以下簡稱“四化”）“四化”同步發展的新形勢下中國傳統小農經濟的出路問題展開討論。
1小農經濟在中國的發展
毋庸置疑，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小農制國家。毛澤東曾經指出：中國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1]。小農經濟是自然經濟的一種類型，或者可以說是自耕農經濟。但小農經濟并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經濟，其主要強調以家庭為主要生產單位，而自然經濟是與商品經濟相對的概念。我國的小農經濟最早產生于鐵犁牛耕的春秋戰國時期，是伴隨著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取代土地國有制度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出現的。比如戰國初期魏國的改革家李悝曾說：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一石半，為栗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2]。這反映的就是一種典型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盡管歷朝歷代都對土地制度作出了相應調整或改革，如北魏至唐的均田制、宋的“不抑兼并”制度等，但這種“男耕女織型的小農經濟”始終是中國農業經濟的基本形態。清中葉以后，隨著人口增長，中國人地比率持續下降，從1776年的0.25hm 2/人下降到1933年的0.19hm 2/人[3]。維持了上千年的“維生型小農經濟”在當時實際上已經陷入只有增長沒有發展的“低水平均衡陷阱”[4]。
新中國成立之初，在全國范圍進行了以“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廣大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實現了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直接結合，從而確立了小農經濟的主要經濟形式。1950~1952年的土地制度改革徹底改變了原有的土地產權制度，由改革前的土地地主集中私有、農民分散租佃經營變為農戶分散私有、分散自主經營[5]。盡管土地產權性質發生了變化，但小農經濟的農業生產方式得以延續。這一狀態很快被打破，1953~1956年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以及接下來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等變革，逐步將土地農戶私有過渡到土地集體（人民公社、生產小隊）所有，生產方式也由農戶自主分散經營變為集體統一經營。社會主義大集體農業生產方式推向全國，小農經濟遭到徹底摧毀。農產品供給嚴重不足以及農業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充分證明了這場集體化變革努力的失敗。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一場自下而上的農村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極大地解放了農業生產力，使我國農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這一改革使得農村經濟的主體變為小農戶，農村經濟的主要形態變為小農戶經濟[6]。與傳統意義上的小農不同的是，此時的農戶已逐步成長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投入與產出通過市場交易來完成的比例越來越高。
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經濟社會發生了新的變化。這一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商品經濟空前活躍。工業化、城鎮化發展迅速，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向城鄉二三產業轉移，我國農業也走上了產業化發展道路。2001年中國加入WTO，農業國際化程度不斷深化，更是加速了我國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步伐，我國農業生產經營的科學化、組織化與產業化水平得到極大提高。這種新的變化雖然并沒有立刻引起中國小農經濟本質上的改變，卻無疑加速了傳統小農經濟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進程。2008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兩個轉變”即“家庭經營要向采用先進科技和生產手段方向轉變；統一經營要向發展農戶聯合與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層次、多形式經營服務體系方向轉變”，可以視為國家對我國傳統以家庭經營為核心的小農經濟在新時期所面臨的轉變所作出的適時反應。
2“十字路口”的中國小農經濟
2.1傳統小農經濟與現代市場經濟不匹配
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那場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讓中國的傳統小農經濟重新煥發了生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通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巧妙地將集體和農戶兩個經營層次結合起來，既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又避免家庭經營掉入個體小農經濟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而偏離農業的社會主義方向。但隨著社會化大分工出現、交易形式日益復雜，傳統小農經濟與現代市場經濟不匹配的問題越來越突出。一是“耕地細碎化”和“規模細小化”的小農在現有生產和組織條件下無法發展出最適規模，現代化的技術、機械等也無法在分散經營的小規模土地上得到充分應用，導致農產品生產成本過高，經濟效率低下[7]。二是分散經營的小農不得不單家獨戶面對市場，參與市場交易時不僅缺乏足夠的信息、知識和相關能力，同時也缺乏話語權和談判能力，市場主體地位的高度懸殊以及企業、政府等常常采用的超市場力量，將小農戶排斥在農產品流通體系之外，使得他們總是處于一種被剝奪的境地，而無法分享社會化大分工的收益。
農業生產要素投入總是天然地追求規模報酬，而超小規模的家庭經營使當前中國的農村經濟依然帶有非常濃厚的小農經濟色彩。正因為如此，不少學者認為中國的小農經濟必然會趨于衰亡。如張新光援引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指出“小農必然趨于滅亡”，認為大農場（戶）排擠小農場（戶）是不可逆轉的客觀規律[3]。趙磊更是直指，小農經濟與市場經濟有“不共戴天”的緊張關系，小農經濟的消亡是必然的，只有消滅小農經濟才能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8]。
2.2中國小農經濟何去何從
既然傳統小農經濟與現代市場經濟不匹配問題日益嚴重，那么中國當前這種以家庭經營為核心的小農經濟該何去何從？學術界對該問題的討論也各執其詞[3，6，9]。本文無意于在學術爭論中選邊站隊，僅從中國小農經濟歷史與發展的現實問題出發作出嘗試性解釋。學術界普遍認為，我國的農業現代化應該同發達國家一樣走規模化經營的道路，但對于規模化經營如何實現，以及相關制度安排還存在根本分歧。歸結起來，爭論的焦點主要在于是否應該堅持家庭經營體制，是否應該實行農地國有或私有。
（1）中國小農經濟的根源———人地關系緊張。討論小農經濟的出路問題，如果沒有搞清楚其產生的根源就會犯本本主義的錯誤。那么當前我國小農經濟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本文贊同李谷成等提出的“制度無關論”觀點，即當今農業因為規模狹小而產生的各種問題，與家庭經營這種組織形式無關，家庭經營為核心的小農經濟所面臨的尷尬只是人地關系緊張的自然結果，這在很大程度上又與人口壓力過大有關[7]。“制度無關論”特別強調“人多地少”這一剛性資源稟賦條件約束。我們可以循著上述邏輯提出如下觀點：任何針對中國小農經濟出路的方案都應視“人多地少”這一國情為基本前提，忽視這一基本前提而僅將原因歸結于某一制度缺失或無效，必將可能帶來難以預料的嚴重后果。
關于我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恐無須贅述便可引得共鳴。從春秋戰國的“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到今天的人均耕地僅0.07hm 2左右，當前中國農村的人地關系已經極為緊張。并且，中國人口還在不斷增長，工業化、城鎮化仍在快速發展，非農用地的剛性需求還需要大量的土地作為補充，其中耕地首當其沖。現在看來，即便是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也無法抑制人地比率持續惡化的趨勢，未來人增地減這一趨勢短期內難以逆轉。當然，考慮到工業化、城鎮化對農村人口的吸聚作用，未來我國的農民數量會持續減少，或許人地關系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但正如丁長發估計，即便到2050年全面實現現代化，城市化率達到70%的最優情況下，按照1.2億hm 2耕地安全線計算，每戶大約也只有1.2hm 2耕地[10]。顯然，我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短期內難以改變，也就決定第1期王偉新等：“四化”同步與中國小農經濟出路55了我國農業規模經營的剛性資源約束會長期存在。
（2）集體化、農地私有化道路走不通。人民公社運動的失敗證明了集體化道路走不通，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農村改革中最終放棄了農業集體化的實驗。而變革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實行農地私有化，在土地產權明晰的前提下，通過市場交易，走規模經營之路在理論邏輯上固然可行，也得到了眾多學者的贊成[11-13]。但針對農地經濟性質的根本性變革，變革成本無疑是巨大的，變革過程甚至是痛苦的。況且當前中國農村土地肩負著福利與社會保障功能，從土地中獲得生存所需是農民最后的保障，耕地承擔的對農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遠遠大于耕地的生產功能[14]。實行農地私有化，必然讓一部分農民永久性地失去土地，在轉移就業與各項福利保障政策不能確保有效實施的情況下，處理不好就會導致大批農民“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保障無份、創業無錢”，最后流離失所。這種做法無異于“殺雞取卵”。
印度的教訓給了我們以警示。印度在農業方面的自然資源稟賦要優于中國，人地關系矛盾遠不如我們緊張。但是，土地的私有化與市場化自由流轉已導致印度1/3的農民失去土地，廣大農村地區正經受著極其嚴重的貧困。在貧困的逼迫下，無地農民紛紛涌入城市形成了規模巨大的城市貧民窟，或者組織起了農村游擊隊進行激烈反抗。
盡管當前中國傳統小農經濟與現代市場經濟的矛盾日益突出，但不應貿然改變現有的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否則后果將不堪設想。只有在大量的農民離開土地，農村土地的主要功能不再是基本福利保障，而是土地收益率的時候，才有條件嘗試以效率為中心的土地分配和經營制度[14]。正如溫鐵軍所言，當前和未來很長時間里，中國農村都會是典型的小農經濟，必須用適宜小農經濟的思路來解決農業問題[15]。
3“四化”同步背景下的中國小農經濟出路
集體化道路已被我國市場化改革的實踐所拋棄，而走農地私有化道路又不得不冒兩極分化和社會動蕩的巨大風險。因此，未來改造傳統小農經濟的關鍵仍需寄希望于通過減少農民數量來緩解緊張的人地關系，而這必須依賴于經濟社會的整體發展，依賴于工業化、城鎮化及完善社會保障來實現。
3.1“四化”同步：改造傳統小農經濟的新思路
改造傳統小農經濟的歸宿在于實現農業現代化，而農業現代化又是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建國伊始，農業現代化就是“四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1954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明確提出了包括農業現代化在內的“四個現代化”任務。但受特定歷史階段的影響，農業現代化在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中長期處于從屬地位。隨著近年來“三農”問題愈發突出，以及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國家對農業現代化的重視程度逐步提高。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首次明確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方略。接下來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又進一步提出了“五個統籌”的改革發展要求與體制機制，標志著國家正式進入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逐步建立起了良性互動關系。2010年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在深刻理解新形勢下工農城鄉關系的基礎上提出了“三化同步”思想，即“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并把其作為十二五規劃時期的一項重大任務來抓。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及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又進一步提出“四化同步”思想，是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認識的進一步深化，也是黨在新形勢著力構建新型城鄉、工農關系的整體思路下對農業現代化的最新理解。也就是說，未來中國小農經濟的發展除農業自身的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以外，還應更加注重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對農業現代化的拉動和影響[16]。
3.2農業現代化與其他“三化”同步的互動機理
未來改造傳統小農經濟的根本出路在于千方百計地減少農民數量，緩解緊張的人地關系。而這個目標單靠農業自身的力量無法實現，因為農業現代化的實現必須首先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失地農民的就業出路；二是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8]。換句話說，離開土地的農民應該有完善的途徑以獲取生存與發展所需的各項條件，而這必須通過同步發展的工業化和城鎮化來提供。因此，在經濟社會發展的新階段，工業化和城鎮化已經成為農業現代化的先決條件。當然，在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信息化也必不可少，成為其他“三化”的“助推劑”。黨的十八大及時提出“四化”同步，就是充分認識到了“四化”之間的互動關系。四個現代化實現良性互動，才能形成合力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就農業現代化自身而言，其發展的實質就在于與其他“三化”的互動。
（1）農業現代化與工業化的互動關系。一方面，工業化為農業現代化提供全部的物質裝備條件，工業化發展帶來的技術進步是農業科技創新的源泉，是提高農業綜合生產效率，推動農業產業結構升級以及促進農業專業化分工的不竭動力。特別是，在農業現代化過程中，大量轉移出的農民要靠工業部門實現就業，工業化發展水平的高低直接決定了我國傳統小農經濟改造的潛力。另一方面，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升反過來又會為工業化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撐。工業化的快速推進需要基本的原材料支撐和不斷補充的后備勞動力資源，而這均需要從農業中獲取。況且，廣大的農村地區為工業生產提供了巨大的消費市場，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升是深入挖掘農村消費市場的關鍵。此外，農業生產的生態外部性有利于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農業現代化促進了生態環境優化，必然會深刻影響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
（2）農業現代化與城鎮化的互動關系。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是當前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城鎮化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大創舉，也是未來解決農業現代化過程中失地農民向何處去的根本途徑。城鎮化進程加快，能夠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外轉移提供條件，逐步緩解農村緊張的人地關系，為實現農業規模化經營與集約化發展創造條件。再者，伴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城鄉之間要素流動也會越來越通暢，現代農業生產要素不斷由城鎮流向農村，集聚的城鎮人口可就地形成農產品消費市場，從而為農業現代化推進提供便利的市場條件和外部支持環境[17]。反過來，農業現代化的快速發展，可以釋放大量剩余勞動力，為城鎮化的發展提供勞動力后備資源與潛在人口，從而有效地推動城鎮化建設。此外，農業現代化與城鎮化協調互動也有利于解決城鎮化進程中的要素分配不均、城鄉收入拉大等問題，避免產生墨西哥、巴西等國家普遍發生的貧民窟等“大城市病”。
（3）農業現代化與信息化的互動關系。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我國的信息化不是在農業實現現代化之后發生的。這就決定了我們的農業現代化是與信息化融合在一起的，在推進過程中相互協調、同步發展。一方面，信息化是農業現代化的技術手段和客觀要求。信息化能夠提高農業生產的精準性和規范性，促進現代農業產業升級，豐富農業經營方式。特別是互聯網、物聯網等信息技術的發展，加速了農業信息傳播，拓寬了農產品銷售市場，為現代農業發展提供了便利的信息互動平臺與資源共享機制。另一方面，農業現代化是信息化革命的重要陣地，改造傳統農業對現代生產要素投入的需求為信息化建設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從農業現代化與其他“三化”的互動關系來看，工業化、城鎮化帶動和裝備農業現代化，為農業現代化創造條件，農業現代化為工業化、城鎮化提供支撐和保障，而信息化則是其他“三化”的“助推劑”[18]。“四化”是一個整體系統，不可分割。只有“四化”在互動中實現同步，在互動中實現協調，才是中國小農經濟的根本出路。
3.3小農經濟發展的戰略途徑
在“四化”同步背景下改造傳統小農經濟，要以工農協調化發展和城鄉一體化發展為首要之義。要改變過去優先發展工業，重點發展城市的傳統道路，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重點圍繞“地、人、錢”等資源要素創新發展思路，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19]。
（1）工農、城鄉合理集約利用土地資源。土地資源較勞動力資源稀缺是中國小農經濟的根源。工業化和城鎮化在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緩解農村人地關系緊張的同時，不可避免地與農爭地。隨著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快速推進，耕地保護面臨巨大挑戰，以往隨意征地、粗放開發的土地利用方式恐難以為繼。“四化”同步發展，要求工農、城鄉之間必須合理集約利用土地資源，以確保糧食安全為底線，以提高土地資源利用效率為著力點，強化工業和城市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制度，努力在工農協調和城鄉一體化中尋求土地供需平衡點；要盡快落實完成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明確過去瞞報、漏報的土地資源，賦予農民完整、穩定的農地承包經營權，形成產權清晰、權能明確、權益保障、流轉順暢、分配合理的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為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創造前提。
（2）農村人口向工業、城鎮合理有序轉移。減少農業人口，緩解人地關系緊張局面是破解當今小農經濟難題的關鍵。鼓勵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二、三產業轉移，做好相關就業培訓、創業扶持等措施幫助農民轉移就業，加快建立城鄉統一、規范的人力資源市場；推動實施戶籍制度改革，消除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體制障礙，完善城鄉一體、優質均衡的公共服務體系[20]；建立健全惠及全體公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幫助失地農民解決養老、醫療、住房等基本生存問題，消除失地農民的后顧之憂。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中普遍存在失業人口，農村中大量富余勞動力亟待轉移的今天，應該充分認識勞動密集型企業在解決就業方面的關鍵作用，不宜片面追求機器替代勞動力的產業轉型升級，杜絕盲目發展高新科技產業，排斥勞動密集型產業。尤其是內陸地區，應該積極做好沿海發達地區產業轉型升級后的承接工作，吸收當地農村勞動力就近轉移就業。
（3）工農、城鄉合理協調利益分配機制。利益在工農、城鄉之間的合理分配是實現“四化”同步發展的基本標志之一。當前我國已經進入到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新階段。要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19]；要繼續落實、全面貫徹各項強農惠農富農政策，特別是在資金投入和稅收優惠等方面要對“三農”領域予以適當傾斜；盡快完成農村集體土地確權工作，嚴格執行國家征地補償最新標準，保證農民合法的土地轉讓所得；完善農村金融信貸體系，積極發展村鎮銀行、農村資金互助組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鼓勵各大金融機構從事涉農信貸活動，為現代農業發展提供資金支持；鼓勵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等聯合農戶投資農業領域，通過土地租金、勞動報酬以及入股分紅等方式增加農民收入，維護農民利益。
（作者單位：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現代化研究》2014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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