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鄉村社會并沒有完全失去活力
2016年開春，中國一線城市里悄然上演一股“返鄉潮”，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開始反思自己的處境，想要離開曾經夢想的大城市，和“偽幸福”說再見。與此同時，大城市里對一些服務人員——比如保姆、餐飲服務人員、民工等——的需求越來越大，卻苦于招不到合適的人才，或者招到人才的成本越來越高。面對當下年關已過的城市外來務工人員的“返鄉潮”，至少有一點是要明確的，那就是這種“返鄉潮”說明了中國的鄉村社會并沒有完全失去活力和吸引力，即它不僅沒有走向“終結”，而且還在憑借其獨特的優勢而煥發著一種新的生機。就像20世紀80年代鄉鎮企業在鄉村的異軍突起一樣，這里為返回鄉村的城市務工人員提供了新的就業以及創業機會，特別是在一個“互聯網+”的時代里。
當然，能夠做到這一點的最為重要的硬性制度保障就是，中國社會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所實行并堅持下來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及集體所有的土地關系，這在一定意義上確保了一大批從農村土地中流動出來的勞動力，在他們遭遇到城市經濟發展瓶頸之時，可以適時地返回到自己的家園故土中去，依賴承包的土地經營生計。
“返鄉潮”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中國這個長期以農業立國而又未完全將之徹底拋棄的一種城鄉社會基本結構關系的體現，這其實是一種保證城鄉之間有著可持續的、良性循環的、恰到好處的制度。今天中國從南到北的鄉村電商之所以可以這樣迅猛地發展起來，與那些握在自己手中的土地以及相對便宜的在家用工的勞動力有關，這使得從城市當中因為各種原因而返回到鄉村里的農民以及他們的后代能夠很快地進入到一種新的就業或創業的軌道中來。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鄉村土地制度的優勢所在，沒有了這份優勢，任何的發展機遇都只可能是紙上談兵，無以成為現實。
“返鄉潮”說明一個強調市場主導的城市社會業已成形
如果說有一種不定期的“返鄉潮”發生，那也是跟中國各級城市的快速發展，特別是所謂一線城市的極度膨脹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其所帶來的一個最為直接的后果就是各種服務行業勞動力成本的不斷增加。對于那些由農村來城市里的務工人員來說，往往不僅是處于一個就業鏈條的末端，而且所獲得的可能是永久性的臨時性且不確定和無社會保障的工作。在這里，所謂同工同酬的福利保障不僅不能夠得到城鄉一體之間的連貫和持續，而且一種臨時性討價還價式的勞動力價格變動轉而變成為年復一年的常態性的薪酬獲得途徑。對于一個無法期望自己會有穩定和持久工作機會的外來務工人員而言，如何在薪酬的變動上獲得偏向于自己的最大利益，便可能是他們在城市的再社會化過程之中所習得的一種最為合情合理的行動策略。
由此，當農業的日平均收入遠遠低于城市的日平均收入之時，涌入城市的農民工作為一種廉價的并且可以隨時獲得的勞動力必然會呈現一種井噴式的供給態勢。反過來，如果從城市獲得的日平均收入再除去諸項在城市之中多出來的花費剩下來的還不及在鄉村里的日平均收入之時，城市的“返鄉潮”也就必然會來臨，且愈演愈烈。由農村流入城市的勞動力不再可能會保持一種永久性、穩定的廉價勞動力的形象，他們的價格只能是不斷攀升，直到使得雇傭方無法承受為止。這實際上也是一個強調市場主導的城市社會中大家所認可的趨向于一種公平合理價格的必然走勢。在一個日益強調“節約”的社會之中，這種走勢實際上也在呼喚著或者倒逼著城市居民以及企事業單位自我服務的自覺意識，也就是在一些事情上必須要開始學會不能在任何時候都完全依賴于原來從鄉村跑到城市來的那些廉價勞動力的供給——“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城市與鄉村社會保持一種良性的互動，對于中國是一種積極而理想的狀態
面對當下“返鄉潮”的高統計數字而表現出一種城市人的恐慌是絕對沒有必要的，相反我們應該清楚作為中國社會基礎的農業的結構性特征。
盡管整個中國社會和文化都處在一個發展的轉型期，而且盡管城市化率已經引人注目地超過了一半中國人口的大關，但是中國農業社會的基本結構依舊沒有真正翻轉過來。很顯然，由于土地還在千千萬萬的來到城市打工的農民手中，他們還會不時地返回到遠去的家鄉去照料自己的土地和家人，然后又在農閑之時跑到城市里謀得一份工作以補貼家用，使全家乃至自己家族的生活有所改善和保障，這一傳統必然會成為中國社會與文化轉型期一種長久存在的景況，難于從根本上改變。
在一個日趨市場化的社會之中，就業市場的波動才可能是一種新常態，“返鄉潮”的高低變化只是一年之中某個階段的暫時性表現。從另一方面來看，不同區域之間職場的流動從來都是一個社會充滿活力的具體體現，而非一個所謂逃離“偽幸福”那樣籠統的概括或者“吐槽”所能真正表達的。換言之，使人感覺到的勞動力對城市的“逃離”，其背后必然有某種更為深層次的結構性原因，它可能是一種新的就業形態來臨的前奏，既不能予以小視，也不能為之過度恐慌。
在中國，鄉村的變化從來都是很多城市發展的晴雨表，因為二者之間本來是相互依賴而非相互隔離開來的。城市要么是孤立地自己活著，而中國的歷史和實踐已經證明，這是不大可能做到的；要么是與圍繞城市而存在的鄉村社會保持一種良性的互動，這對于中國文化而言無疑是一種積極而理想的狀態。如此，在文化觀念上將鄉村真切地納入到一種城鄉關系的整體規劃之中，才是中國社會從純粹的農業社會昂首闊步走出來的一條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①費孝通：《中國鄉村社會結構與經濟”》，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7年。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導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論壇雜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