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深入地探討集體化與農村改革的方向，指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之一在于建立產業組織的路徑不同。資本主義通過個體的自由契約形成產業組織。而社會主義則可以通過公有產權跨越“交易鴻溝”、直接形成產業組織，實現生產力的巨大提高。
具體在歷史上的農村改革就是1953年以后的合作化，通過土地產權“革命”或“強制”而非自由契約實現組織集體化，進一步形成農民產業組織和農民組織，極巨大提高中國農業的生產力。
但是現以“理性人”為基礎建立的經濟學抨擊歷史上人民公社通過“強制”而非“自由契約”建立產業組織的做法。這不是農村產業組織實現有問題，而是削足適履的經濟學的問題：經濟學家們無視美國、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法律“強制”建立重要領域的組織，才是不至于落入市場經濟不確定的深淵；更別說歷史的數千年來中國農民根本無法通過自由契約的方式形成產業組織。因為不同于公司、企業等的標準化、自由流動的資本，農村的任何一個農民的土地都是不可替代、自由流動的。妄想農村通過自由契約發展產業組織只會導致頻繁、巨大的“試錯”成本，農村只會進一步走向衰敗、孤立破裂；經濟學家更無視人民公社農村集體經濟帶來的合作巨大提升農村的生產力。
由此清楚農村改革方向是：近30年來“去集體化”、“逆組織化”的農村改革經驗教訓，應該回歸《憲法》第八條、第十條，探索雙層經營之路，重建農村集體經濟，建構新型的、適應農村環境的、共享農村“集體紅利”的農村集體經濟，才是農村繁榮的康莊路。
從1953年到1983年，中國的合作化、集體化運動，在中國、乃至世界的歷史上一定會產生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還不僅僅是在一般的“生產力”層面和“生產關系”層面。理論界會一直追蹤研究、討論這段歷史。這是因為，其蘊含的歷史意義、學術意義太豐富。 贊美它，需要面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中的重重挫折；詆毀它，需要面對“治山治水”、水利化等重大的歷史成果。而要吹散意識形態的煙霧，以客觀、清晰、科學的理論去解構它、澄清它，新制度經濟學等主流理論顯然又遠遠不夠。
歷史唯物主義是一個最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社會科學的解析手段和路徑。中國的一切制度變遷，都是“生產力”進步的結果。長期看，任何社會形態及“生產關系”一定就是生產力的函數。這一點，馬克思沒有錯，他洞察了歷史與社會的本質。中國在1979年“改革開放”以后，引進了很多西方時尚的研究方法。新制度經濟學是其中的主要的內容。但是，對于中國歷史、社會與經濟的詮釋，一直有削足適履之嫌。難以自圓其說。這首先是因為“理性人”的假設有問題。“理性人”假設是現代經濟學的重要基石，也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基石。它對“人”的理解的部分偏狹與虛浮，必然會影響到經濟學的整個分析體系及其邏輯力量。所以，盡管經濟學在方法、范式上日趨數學化，但一直有學者在質疑經濟學是否是科學？
“理性人”是以私有財產為基礎，以個體作為分析的對象和核心。上升到理論與政策層面，全社會就是一個密密麻麻的螞蟻世界。只有個體，沒有整體。所謂的“集體行動”也是通過自由契約的方式來完成的。經濟學只認同這種個體存在的方式和意義，也只尊重這種個體的存在，而沒有看到，集體、群體與整體性，同樣是人的本能的需求和人類進步的需求。這首先表現在很多公共領域。公共福利、公共資源，一定需要整體性才能保障。而要保障這種整體性，最關鍵的是需要避免產權安排對其進行分割和破壞。這是因為分割的產權，尤其是所有權，完全可能導致整體性被肢解、瓦解，從而形成公共性危機。在農村，尤其如此。各個自然村的農業資源，天然就具備自然整體性特征。因此，產權上的公有特征有其“生產力”的必然性，不能一概而論都是沒有效率。其次，分工是現代市場經濟效率的源泉。而分工產生的基礎是產業組織。這種產業組織其實就是一種公共產權（科斯定理承認這一點）。或至少是公共使用權、公共處置權。企業、公司內部依托這種公共特征及其非交易模式，才保障了其內部分工的高效、順利進行。所以企業、公司才能實現發展并獲得利潤。試想，如果在企業內部，每一次合作都要通過談判、契約來完成，則企業一定會失去存在的意義，也不可能實現經濟和生產力的進步。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并不在于產業組織的這種公共特征，而是形成產業組織的路徑不同。資本主義往往是通過私有產權的“交易”的方式形成契約，進而形成產業組織。這是其成功之處。資本主義正是通過企業、公司的分工實現了技術和“生產力”的持續進步。但這也是其局限之處、失敗之處。有很多重要的公共領域，資本主義恰恰是因為“交易”失敗、或“交易”盲區而形成公共損失或公共災難。這是資本主義制度永遠解決不了的難題。而社會主義，則可以通過公有產權跨越“交易”的鴻溝、直接形成產業組織。這是一種幾乎沒有“交易成本”的更有效率、覆蓋面也更廣的組織形成方式。它在范圍上，超越了一般的產業組織，由此開辟了“生產力”的新的前景，還能夠把合作覆蓋到很多非價格、非市場領域。但社會主義在實踐過程中的諸多管理問題、激勵問題常常會限制效率的發揮，以致各種挫折成為經濟學詬病的證據。但不管怎樣，套用鄧小平的名言“不管白貓、黑貓，逮到耗子就是好貓”。只要能夠形成有效的產業組織，則分工就能順利進行下去。效率就會自然產生。制度的合理性就存在。反之，沒有產業組織，一切“生產力”的進步就是烏有。如果組織瓦解、分工消失，則產權的任何狀態，無論如何天花亂墜，都會失去發展的意義。一定就是生產力意義的大倒退。
以此觀察中國的農地改革，就可以發現：中國在1953年以后的合作化，其實是一種通過公共產權產生的農民組織化，或農業組織化。這是一種非常徹底的農民組織。它符合現代產業的亞當斯密意義的分工的要求，可以直接開展分工、協作。它包括1956年以后的高級社、人民公社。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正是通過土地公共產權“革命”或“強制”，而非自由契約成功實現了農地集體化，進一步形成了農業產業組織和農民組織。這在歷史上無疑是開天辟地的第一次。有了這種組織平臺，人民公社時期，分工與效率是必然發生的。取得的成就也是驚人的。這種從“革命”到組織化、到分工、到效率的“生產關系”的邏輯非常清晰。人民公社的組織化成果，主要表現為各個村莊對“惡劣”的農業生產條件的改造。改造的主要內容就是水利化。當然也包括田地平整、道路修建、荒山綠化、開荒墾殖等。這些農業基礎性工程只有通過農民組織才能完成。農民組織是中國農業增長的制度基礎和源泉。農業基礎工程在六、七十年代后期直接抬高了中國農業的生產函數曲線，在全國范圍內基本實現了穩產、高產。可見，沒有組織化，就沒有水利化這種基礎性的成果，就沒有建國以后糧食總產量的持續的提高。在育種等領域的任何進步都可能大打折扣。甚至就沒有今天中國的工業化。中國的人均糧食占有水平，看不到躍升的機會。可能就和現在的印度一個檔次（人均糧食占有量在220~260公斤左右）。所以，中國正是通過農村社會主義革命，一舉破解了歷史上農民的“善分不善合”的難題。
“強制”作為集體化的一種形成特征，備受經濟學抨擊、詬病。這不一定是集體化本身的問題，而是制度經濟學這面“哈哈鏡”的問題。這是因為，經濟學是建立在“理性人”這種對人性的部分扭曲的基礎之上的。“理性人”并非整體。企業、公司作為一種“整體性”，是以個體的自由契約為基礎的。在市場經濟下，理性人的確可以通過自由契約形成公司這樣的產業組織。并且，進一步能夠形成有效的激勵和分工。在制造業、服務業領域尤其如此。但是，企業、公司，遠遠不能成為整體性的唯一實現形式。也不能認為，迥異與企業、公司的其它產業組織，就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就應該一棍子打死。 一些不能通過自由契約實現組織化的關鍵、重要的公共領域，必須允許公有制制度存在。在這一“生產力”意義上，經濟學不能“獨裁”，不能搞唯我獨尊。美國、英國等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并不拒絕整體性。它們往往是通過“法律”的方式、而不是“交易”的方式來完成某些重要領域的組織的“強制性”建構。這是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彈性所在，是其“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對私有產權的“強制”。但其性質非常容易被宏觀經濟學誤讀。國有產權制度、公有產權制度，有效彌補了企業、公司的缺陷，才使得這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能夠維系一個整體性的底線。不至陷入市場經濟不確定的深淵。
農業的情況完全不同制造業、服務業。由于農業“生產力”的產業缺陷原因，在中國歷史上，數千年中國農民根本無法通過自由契約的方式形成產業組織，進而無法通過斯密分工完成對惡劣的農業生產條件的改造。農業無法實現有效的增長。這種產權制度與農業增長的邏輯關系也非常清晰。所以在中國，私有產權制度下的無整體性的“小農”經濟對應的一定是低劣的農業生產曲線，一定就是農民的貧窮、落后和朝不保夕。一定就是農民的流離失所。中國歷史上頻繁的饑荒非常充分地證明了農業生產力的這種低劣狀態。
所以，改變農業，就必須首先變革“生產關系”。順著農業生產力特殊的脈絡，中國的發展必須首先解決農民的組織化難題。這才是最大的民意和國家發展意志，而不是繼續妄想“小農”的“小仁政”方式。中國必須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探索形成農村產業組織的多種方法。而不是被各種形形色色的、不切實際的意識流派桎梏、約束。所以，從組織化的視角看，從斯密分工的視角看，1953年以后的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探索和突破。歷史終究會折射毛澤東的歷史勇氣和睿智。而對集體經濟“強制”的批判，基本上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本本主義、刻舟求劍、削足適履。它從不反思制度經濟學“哈哈鏡”在邏輯上、在假設上的漏洞和局限性，而反過來抨擊集體化這種農村產業組織的形成過程和方式，自然就不敢正視歷史，只能是持續地扭曲、屏蔽人民公社時期取得的各種顯著的“生產力”成就。
集體化發生、發展的邏輯和維系的邏輯是一致的。在農民合作過程中，尤其是涉及土地制度的生產領域。農地的“退出權”一旦成立，則合作就隨時可能土崩瓦解。所以，人民公社對“退出權”的限制、否定完全有其“生產力”的合理性。這就是農民合作組織和企業、公司的根本性區別。為什么農民合作組織一般不能稱之為公司、企業呢？經濟學不能混淆這種概念的區別。更不能混淆這種概念形成的區別。由于資本的標準性、可替代性、流動性，企業、公司一般不會因為某個股東的退出而解體。其他股東可以填補空白。所以，對于企業和公司，“退出權”的確存在通過“試錯”不斷完善資本整體結構的動態機制。但是農業不同。若尊重“退出權”，則中國農業，尤其是種植業，生產領域的合作幾乎不可能發生。巨大、頻繁的“試錯”成本，會讓村民本能地拒絕各種合作的嘗試。幾千年農業的“小農”狀態證明了這一點。其根本原因是農地的不可替代性、不可流動性和農業的產業缺陷。任何一個農戶的農地“股份”的退出都會直接瓦解農業合作的自然整體性，從而導致合作崩潰。進一步就意味著，斯密分工不可能出現。再進一步，必然就是農村的衰敗、農民的貧困。所以，經濟學奉為圭臬的自由契約無論是在歷史上、還在理論上對于農民基本上無效的、無用的。
農村社會主義革命僅僅是實現農民組織化的第一步。要進一步實現有效分工，還需要具備其它條件。包括在村莊建構新型的信任環境以解決分散勞動中的“搭便車”難題。這些條件不具備，集體經濟組織，也很難獲得分工的效果。甚至最后也會崩潰掉。這正是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面對的嚴峻的風險與難題。但一旦集體經濟組織能夠持續地在農業、加工工業和服務業獲得“集體紅利”，如著名的華西村、南街村、大寨村，則村民就會很自然地承認、接受其制度的合理性。集體經濟就會實現良性發展。
但是，中國在1983年以后的改革針對的并非是合作過程中的經營風險與難題。而是合作的前提性問題。其邏輯是，既然判斷人民公社“失敗”，那就返回起點，徹底否定掉農地集體所有制和集體經濟組織，尋求其它的發展路徑。這種選擇的方法有很大的邏輯漏洞。內涵權力、仇恨、非理性、無知等復雜的社會元素、心理元素。它顯然并非唯一的選擇，更非唯一正確的選擇。還有一種面對風險與挫折的選擇是“正反饋”。即汲取教訓，調整路徑與改善經營制度。在集體經濟的組織化、整體化的路徑上繼續試驗和攀登。最終翻越“小農”陷阱。順利實現斯密分工。這才是村莊的一個有希望的前景。可惜，1983年以后，中國改革對路徑的選擇是回到完全沒有組織化的、沒有整體性的“小農”狀態。在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的理論鼓動下，細碎分散的、私有產權色彩濃厚的農地產權改革，自上而下、自外而內使得各個全國各地的農業產業組織被“釜底抽薪”。農民的合作成本由此高不可攀。最終導致了目前各個村莊基本失去整體性和組織化。“生產關系”的這種變革，直接導致了村莊生產力的整體性災難。凋敝、破敗、污染不可避免地成為一種鄉村常態。“三農”問題持續惡化。而此時，改革并沒有內設路徑的試錯、反饋、糾偏機制，而是基于強烈的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的“路徑依賴”，還在希望分散的農戶，還能夠通過自由契約的方式實現規模化、組織化，以緩解不斷加重的各種整體性危機。四川農民有習語，“牯牛下兒”。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互聯網+”已經非常普及的今天，繼續深化農地私有化方向的改革，能夠通過自由契約催生穩定、長期的農村產業組織，進而讓農民走上斯密分工的康莊大道嗎？不可能。這是因為，信息、育種、機械等技術進步，并不能改變農業、農地的基本屬性，也不可能改變農業的可持續的發展目標。因此，對于農民，土地合作仍然是任何合作的基礎。仍然是各個村莊整體性生產力的制度性基礎。一切改革必須在這一基本原則的基礎之上。這就是說，改革在轉了一個大圈以后，在經過30多年“去整體化”、“逆組織化”的沉重教訓和持續喧囂以后，應該老老實實地承認錯誤。回歸《憲法》的第八條、第十條的農村社會主義的精神。探索“雙層經營”之路。這在意識形態上，無疑是社會主義道路，或者說是新型社會主義之路。但標簽不重要。最重要的，它是一條村莊整體性生產力發展與進步的必由之路，自然也是中國人民、中國農民的福祉進步之路。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食物主權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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