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中信的蘭西模式
引言 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兩種思維
今天，在法大劉紀鵬教授的論壇上聽了中信集團副總蒲堅教授的演講，闡述他們創造的蘭西模式～農村土地大面積實行土地信托制的集約化經營模式。有感而來，馬上在當代智庫論壇思想創新委員會群里召開專題論壇，并向習近平經濟學等微信群實時轉播，希望推動各路智庫精英廣泛參與，能對習近平經濟學五大發展觀的研究有所推進，在城鄉協調發展上找到解決“三農問題”的戰略突破口。
中信的蘭田模式并不復雜，即在東北大平原的農村，用介于債券與股票之間的信托憑證，換取300萬畝農田的信托管理權，由信托公司委托并監督種糧大戶統一耕種，農民不僅每年分紅受益，而且可以用信托憑證抵押貸款搞投資，進城的農民工還可以轉讓憑證變現進城加速融入城市。
目前，加速農村土地確權和實現集體土地私有化，是農村改革的主流思路，認為這是推動農地流轉集中、釋放農地金融價值和支撐農民工致富融入城市的重大舉措。
反對者認為，土地承包制而來的小農經濟模式已經過氣，農地確權與土地私有化是把承包制的分散經營剛性化，是想靠漫長的土地市場化流轉逐步集約化，在實施中障礙重重，并必定因農業的周期波動和全球競爭而加速農業全面衰退。
中信蘭田模式的戰略價值，是旗幟鮮明地站在了土地私有化的對立面，并探索了一條既可以保持承包制的利益格局，又創新保護了農民的雙重權益（金融權益和分紅權益），還實現了土地的集約化經營，一舉三得。
在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問題上，我們30年來始終是分散小農經濟的反對派，主張系統探索農業現代化和農業產業化的中國模式。
我在農村插隊的十年前后兩段，先在內蒙的突泉縣，后在北京的溫泉鄉，深知人民公社的失敗深層次原因。但是，在對土地承包制的態度上，兩個地區兩重天，中國的農業多元結構，哪里是一個承包制可以包醫百病的。1987年，我們智庫在煙臺與張裕葡萄酒共同舉辦中國企業集團年會，參與了大公司與葡萄種植小農戶的體制設計，對比了全國農民賣糧難的困境，開始反思承包制的得失，并在一次研討會上與中國的最大牌農村改革專家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30年后的今天再來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爭論，我堅定不移地站在中信探索蘭田模式的一方，認為承包制是農村改革的過渡措施，30年前就該探索多元改革之路。
中信蘭田模式的探索雖然方向正確，但在具體方式方法上，中國的土地集約化之路卻有三條道路可選，蘭田模式需要回答三個體制問題。
一、土地集約化的股田合作制：蘭田模式是不是一大二公了？
蘭田模式是改良化的人民公社，把大食堂改成了家庭分紅制，追加了信托憑證與合作社的入股權對接，但300萬畝的統一經營與當年的人民公社十分相似，很有一大二公的痕跡。
中國的農業產業化不僅僅是土地規模問題，還有農業周期波動中的農產品價格博弈問題、城鄉間農產品流通模式的再造問題、農產品初級加工的利益歸屬問題，……。我們30年來的小農經濟不僅拒絕集約化，而且忽視農業產業化的體制環境再造，使我們的產業基礎根本不適合大規模的信托制運籌。于是，中信蘭田模式不得不開始進入農業產業鏈的下游，力圖打通農產品的城市消費終端，而這又談何容易。
在我們看來，蘭田模式不僅有黑龍江的地理優勢，又僅僅實驗了四年，而一旦農業災害、農業周期和經營失誤導致農民利益受損，市場化與法治化的信托制在農民鬧事面前是束手無策的。
與蘭田模式相區別，我們的一位客戶在吉林榆樹地區的試點，運用了股田合作制，即，2000畝為一個集約化單位，農民用承包權份額計股，既可以權益化抵押，也可以市場化流轉。所不同的是這一模式不搞一大二公的信托制統一經營，而僅僅是2000畝的合作經營，委托中糧大戶管理，年底農民監督糧食收割過磅入庫，按份額歸農民所有，隨行就市交易，風險自擔。
世界各發達國家的農業產業化不是只有美國的大農場模式，日本的農協壟斷農產品流通市場，荷蘭的花卉拍賣市場服務分散農民，泰國的公司加農戶也是小農經濟的創新組織方式，……。因此，我們主張中國農村土地集約化的起步期，應該以股田合作制為起點，適當引入一些信托憑證的概念便利土地權益的流轉。
二、土地集約化的兼并性流轉：蘭田模式會不會阻礙公司化？
美國的土地集約化模式有三個特征，一是大農場規模經營，二是在大作物帶建立壟斷農產品的大合作社，三是ABCD四大農業公司的集約化經營。
中信蘭田模式的土地信托制是終極目標還是過渡模式，取決于對土地流轉和土地兼并的認知，只要認可大農場與大公司對中國農業產業化的積極作用，信托憑證的流轉就一定會以土地兼并為目標，使土地信托制成為過渡形態，并伴隨信托憑證集中而隨時結束信托，將農業組織形態轉化為規范的私人農場所有和農業公司所有。
反之，如果我們反對土地兼并而要固化土地信托制，就必須設計非盈利性的農業壟斷托拉斯，通吃中國的農業用地，統一運籌農業周期波動中的農產品價格博弈，通過互聯網+再造城鄉間農產品流通模式，并將農產品初級加工的利益全部歸于農民，……，建立全世界獨有的農業產業化模式。這現實嗎？
因此，我們認為，土地信托制是在一定條件下使用的特定組織模式，是加速土地流轉與土地兼并的加速器，其廣泛實施一定不能阻礙土地流轉和兼并，一定要為大農場和大公司體制鋪平道路。
三、土地集約化的供給側改革：蘭田模式要不要國家大政策？
中信蘭田模式的300萬畝實驗，是建立在自然條件較好的黑龍江沃土之上，即便如此也是一個非盈利性的公益實驗，不可能產生信托公司的暴利空間。由此評價其大規模推廣的動力，不可能吸引社會資本的大規模進入，而只能靠政府的行政動員，很難迅速形成全局之勢。
中國農業產業化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一次重大的戰略機會，需要土地信托制作為制度支撐，進行全局性的運籌，靠國家大政策引導農村土地的集約化。
2014年6月，我們在華夏時報發表系列文章，其中，第三篇涉及土地集約化的政策投入：
“我國農村承包制長期分割分散土地資源，農田水利設施30年欠賬，促使農業只能靠劣質化肥增產，土地與食品質量雙重下降。
30年來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全面缺失，導致我國30年失修的水利和惡劣的農業生態，已經構成中國農民收入迅速倍增的最大阻礙。這一根本矛盾不解決，就無法給農村改革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中國所必須完成的彌合二元割裂矛盾的城鄉統籌大業，也就難有成效。
因此，我們在向農村改革要到紅利之后，就應當從水利投資入手，從9億畝有灌溉條件的農田起步，搞4億畝滴灌大項目、4億畝噴灌大項目，再向8億畝無灌溉條件的土地進軍，先上水泥渠修建大項目，形成農田水利建設的萬億投資工程。
根據2013年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全國耕地20.3億畝，其中有灌溉設施的9.2億畝，占比45.1%，無灌溉設施的11.1億畝，占比54.9%。一半多的耕地靠天吃飯。近40%的水庫病險問題嚴重，近40%的灌溉設施已經損壞，近80%的灌溉耕地只能抗御一般性干旱災害。
中國農田水利建設投資只有成本投入一端，而沒有收益獲利的另一端，完全靠財政投入，不僅有政府財力不足的問題，而且會滋生腐敗流失全民資產。因此，我們主張引入農業水資源“水權交易機制”，用民營官助的市場化方式運籌萬億水利建設投資工程。
據調查，每年中國用水的65%-70%是農業用水，而農業用水中80%以上是灌溉用水。在中國，生產1公斤糧食耗水量高達800公斤。這足以表明灌溉用水的浪費程度，也足以表明可節水的巨大空間。
中國是一個高度缺水的國家，人均淡水資源占有量僅為世界平均的1/4（扣除那些難以利用的洪水涇流和散布在偏遠地區的地下水資源后，人均可利用水資源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不到1/10）在世界上名列121位，是全球13個人均水資源最貧乏的國家之一。今后的經濟崛起過程中，水資源的問題將會是發展的極大瓶頸。因此，水資源無疑是中國經濟里最重要的戰略資源之一。推進耗水最大領域即農業灌溉領域中的節水工程基礎建設，無疑是最重要的國家基礎戰略之一。”
與此同時，這場農田水利建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投入，還可以產生20%左右的農田面積增加，把這些土地連片產生的土地指標在京滬廣深等大都市拍賣，其巨額收入與農民共享，將一箭雙雕地抑制大都市房價和刺激農民大幅度增收，并靠政策吸引力全面推進中國農地的集約化改造。
為此，我們主張借鑒美國量化寬松經驗，搞供給側結構傾斜，用零利率的人民銀行長期萬億放款，實現這場波瀾壯闊的中國“三農再造工程”。因為，這一計劃不僅對中國農業產業化的推進意義重大，而且可以促進過剩工業產能的消化，并因為農民大幅度增收而消滅農民工現象，從而全面拉動市場內需，對中國經濟產生不可估量的全局性影響。從這一角度看土地信托制，其戰略意義就非同小可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當代智庫論壇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