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年8月曾來過一次尼山圣源書院，因為我從事的是鄉村問題研究，又和書院的一位主事者法生兄是大學時代的同窗，聽說他在這里推行鄉村儒學，便來參觀了一次。這次又看了兩個村莊的講學場景。初步的印象是，當地的人心的確變得“柔軟”了，鄉村增加了溫情，因此很受鼓舞，也有了進一步思考的依據。我所思考的問題是，對今天的鄉村儒學如何定位，如何理解它的意義，以及它還需要關注和應對哪些問題。
這取決于如何認識這個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征，也就是“拔根”。雖然這個特征在梁漱溟先生他們從事鄉村建設的年代就顯露了跡象，但今天尤其突兀。這里的“拔根”有兩層意思。一是個體化、個人主義拔去了家庭之根，二是城市化和城市信仰拔去了鄉村社會之根。
從家庭來看，我們以前都認為它是社會的細胞或基礎單元，是社會之根，家庭安定和美，社會就不會出現太大的問題。但是現代化進程造成了與這種觀念相背離的現象，有太多的力量將個人從家庭中拉出去，讓他脫離家庭，變成孤零零的個體。將人拉出家庭的力量，首先是社會分工加劇在起作用，傳統家庭具有的幾乎是全能的功能，不少被國家、政府和新的社會組織弱化了，甚至取代了。同時也要看到，數十年來我們的教育和教化體系在發揮著不良影響，它在強調忠誠于執政黨和國家的同時，并沒有充分意識到維持社會成員對家庭、父母的忠誠的重要，甚至曾經長期將兩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這樣，家和家庭的重要性，至少在人們的觀念中大大弱化了，顯得不那么重要了。于是孝道衰微、人倫顛倒、離婚率不斷增加等問題就出現了。
拔根的第二個層面是對鄉村社會整體而言。我們都認為鄉村是中國的基礎，甚至說中國文明就是農業文明，三十年來不斷強調的“沒有農村的穩定，就沒有中國的穩定”也是這個意思。但是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我們遭遇了城市化。當然不應該反對城市化或城鎮化（順便說，它在歐美都是指Urbanization，只是到了中國才被分割成兩個對立的概念，并指向兩條不同的道路）。作為工業化的伴隨物，如果承認工業化不可避免，城市化也就不可避免。但作為工業化的伴生現象，它原本是一種自然進程，絕不是由行政力量強行推進的。問題是，從世紀之交開始，我們的各級政府都把它當成了至上命題和迫切任務，當成了所有中國人的歸宿或終極目的，以至于形成了城市信仰。于是鄉村的處境就可想而知了，“消滅村莊”、“讓農民變市民”、甚至“消滅農業”的論調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政策實踐。曾有報道說中國十年間消失了90萬個村莊（自然村），我最近做了一個推算，從1991年到去年年底，全國消失的自然村至少有140萬個，也即從大概420萬個減少到不足280萬個。這種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現象當然主要是行政推動的結果。行政推動也造成了一種世界稀有的“賤農主義”，也即以農為賤，將農業、農村和農民都視為落后的存在，必欲“消滅”而后快的思潮。這種思潮及其相伴的城市化洪流，將鄉村的青壯年裹挾而去。因此，鄉村以及仍然還留在鄉村的居民就顯得失魂落魄，因為他們被告訴說自己的明天是在城市。
需要強調的是，雙重的拔根是緊密相連、相互疊加的。與此同時，它不只是中國現象，也是英國工業革命以來在世界范圍內越來越普遍的全球現象，可以看做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的客觀結果，只是各個國家和地區程度不同而已。比如我們的東鄰日本，在這種作用下就出現了許多“極限村落”，乃至于“無緣社會”，類似的狀況在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也所在多有。我們的問題在于有著行政力量的“生拉硬扯”，正是這種“生拉硬扯”，使眾多的鄉村家庭和鄉村整體被撕裂得尤其劇烈。
在這樣的格局下，我們很容易切實地理解鄉村儒學、鄉村建設的重要性。如果把儒家教化的旨歸理解為以家庭關系為中心擴展開來的鄉村秩序的重建，那么推進鄉村儒學就是在固本培元，具有收心的作用，將過于外向和外放而“變硬”了的心——舍棄家庭走向社會、舍棄鄉村走向城市，乃至于舍棄中國走向歐美——收回一些，使其趨于安寧和柔軟，它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外部力量對家庭和鄉村的解構。進一步說，它的效應不限于鄉村，在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鄉村新一代將走出鄉村而變成城市居民的趨勢中，我們會發現，一個受過儒家倫理熏陶而將其內化了的鄉村居民，更容易成為溫文爾雅的城市居民。
當然，也要看到它的艱巨性，以及它努力的方向和重點。在個體化和城市化已屬既成事實，并且很有可能還要加劇的情況下，今天的狀況要比20世紀30年代的先賢們所面對的更加嚴峻。這要求今天的儒學推進者具備更多一些的作為現代社會的“醫生”的識見，使人們在承認現代化帶來了多方面的進步、具有許多建設效應的同時，也認識到并傳播（告訴“患者”）它所造成的退步和破壞效應，從而對抽象的和被高度美化了的“現代化”有著較為客觀、全面的認識。在這一基礎上，需要重新找回并進一步發現、闡釋和弘揚家庭的價值、鄉村的價值，讓在個體化、城市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的人們重新體悟到維持家庭的圓滿和鄉村的可持續的重要性。
就目前的學術界而言，這種重新發現和闡釋遠遠不夠。我個人的淺見是，即便在那些后現代的、社會保障體系非常健全的社會，家庭仍然是、也必須是人生的港灣。反過來說，人生的港灣永遠只能是家庭，任何輕視家庭的社會都不可能是健全的社會，不以家庭為起點和歸宿的社會保障體系也難以成為能充分滿足個人需求的社會保障體系。而社會的重建，包括社會保障體系的充實，必須從家庭開始，從重拾家庭倫理開始。
進而，在不否認城市化仍然是近期的主要趨勢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對鄉村有一個認識的底線：它肯定不只是“鄉愁”的寄托之所，還必然繼續是中國的“根據地”和“大后方”。是的，使用這類詞匯并不意味著可以把人生和整個國家的進程都當成“戰場”——雖然我們三十多年來一直是這樣——。我們不可以對鄉村抱有理想化或浪漫主義情懷，但是也必須警惕對鄉村價值的貶損。從人性的需要以及“風險社會”的角度而言，與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相比，鄉村的天然優勢在于它是高度統一的空間：生產與生活密切結合，人與自然高度融合，今人與古人（祖先）及后人（子孫）共同聚居。這就避免了過度單一性的勞動或工作對人的異化，避免了人與自然的對立，也實現了世代的傳承集繼替。換句話說，在自然、文化和社會的意義上，它具有更為顯著的可持續性，避免或緩和了沙漠化的大都市帶給我們的困境。
這樣的以及進一步的“發現”和闡釋，意味著我們要重新確立一種信念，也就是對于家庭和鄉村的信念。不需要擔心有人把這種信念當做“烏托邦”，因為它曾經是我們的歷史，也是我們還沒有完全告別的現實。而為了讓傳統得以修復，讓現實更加堅固和完善一些，鄉村儒學的宣講內容當然要“返本開新”。至于如何“開新”，以培養超越了差序格局的“世界公民”，遠非一己之見所能及，而有待于儒學的研究者和踐行者們進一步探索。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社會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光明日報》201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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