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興安村的田野實踐
摘要：就像農民工一樣，民辦教師也都沒有拿法申請到城市戶籍，他們都不是廣州本市人，雖然在廣州工作多年，但是買不起房子，也拿不到廣州戶籍。
編者按：本文系“我與流動兒童系列訪談”之一，為媒體人艾瑞雪對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孫中偉老師的專訪。值教師節之際，特向為流動兒童教育付出心血和汗水的民辦學校教師致敬!
“我與流動兒童系列訪談” ——
民辦教師：另一種“農民工”
艾瑞雪：作為一個社會學者，最近為什么會關注流動兒童教育?
孫中偉：我一直從事流動人口的研究。2016年4月份開始，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蔡玉萍教授合作開展上海流動兒童教育的調查。4月30日，我帶十多名研究生到上海青浦區聯合民辦小學調研。調研結果讓我們非常震驚，人口調整政策竟然深深傷害到流動兒童教育和成長。政府沒有傾聽流動兒童心聲，忽視了對流動兒童權益的保護，只是從城市管理角度出發，采取了一些看似科學合理的措施，實施上已經嚴重侵害了他們的權益，但是他們缺乏代言人，他們的呼聲很難傳達給城市教育和管理部門。
于是，在調研回來的當晚，我在“社論前沿”微信平臺上發表了《上海，你欠孩子一個公平!》短文，希望能夠引起社會的關注。文章發布后，閱讀量迅速增長，特別是在上海外來人口朋友圈中被大量轉發。根據不完全統計，在微信平臺、網易客戶端、各大論壇的閱讀量至少有50萬。
兩天后，有人針鋒相對的寫了一篇《聽好了!阿拉上海不欠任何人!》，文章認為，流動兒童受教育困境，完全是由其父母所導致的。對此，我們當然無法茍同。接著，“社論前沿”等微信平臺又邀請多位著名社會學者撰文回應這一問題，前后持續了一個月。
社會學是一個特別關注弱勢群體的學科，我們不能只坐在書齋里冷漠的面對被研究者，但對他們的痛苦無動于衷。我們從研究對象獲得數據和資料的同時，也需要為他們做點什么。我們調研時，無論孩子，還是家長，都非常配合，他們期待我們的調研能夠幫助他們解決上學問題，但是很慚愧，與他們期許的相比，我們做得遠不夠。并非我們不愿意，只是，有一些無形的力量太抽象、太強大、太傲慢，擋在我們面前不是一個人，是一頭體制“巨獸”，我們打不過。雖然僅靠學者呼吁是無法解決問題的，還要依靠政府重新設計更為合理的制度。但這可能是問題解決的起點，因此我們不能放棄嘗試，哪怕只有一點可能也要努力。
艾瑞雪：你曾經做過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師的研究，為什么會想到將民辦教師作為研究對象?
孫中偉：教師是學校的靈魂。沒有優秀、穩定的教師隊伍，很難指望有良好的教學效果，更談不上培育杰出人才。公辦學校教師是體制內職業，崗位競爭激烈，從不缺師資，但是，農民工子弟學校優秀教師就非常匱乏，而且教師流動性很大，給學校的發展和教學質量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在學術界，對于流動兒童教育問題的研究，一般只關注孩子自身以及學校運行，很少有研究教師的。我也是很偶然的機會接觸到這個群體。2011年5-6月，我還在廣州中山大學讀博士，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委托我的導師劉林平教授做一個流動兒童教育的調查。劉老師讓我負責這個項目，在兩個多月里，我和幾個同學，跑了廣州市30多所中小學，其中10所是民辦學校，認識了很多民辦學校教師。
與公辦學校相比，到民辦學校調研相對容易，只要提前約好、說明來意，學校主要領導每次都會親自安排，通過他們，我了解到民辦學校辦學狀況，以及普通教師的生存處境，非常佩服他們能夠在極為簡陋、艱苦的環境下，依然堅持辦學、不忘初衷。
2012年，廣州大約有400多所民辦學校，教師10000余名。這些老師有三部分構成，一些是本地退休教師，由于與當地教育局關系良好，一般被聘擔任校長、教務主任等管理職務，另一些是中西部中年教師，他們一般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從公辦學校辭職來廣州打工;還有一些是畢業不久的青年教師，一般來自于中西部地區的師范學校。
公辦教師和民辦教師，一字之差差在哪?
艾瑞雪：為什么一些教師從公辦學校跳槽到民辦學校呢?
孫中偉：上世紀90年代末，公辦學校教師收入非常低。就拿我老家山東省臨沂市的一所學校來說，1997年，一個中學骨干教師月工資也就300多元，還經常拖欠，動輒三四個月、半年發不出工資。1998年，我讀初二，有一次上語文課，課上一半，老師就提前下課了，要去鄉鎮府抗議，已經半年沒發工資了。這并非是個別現象，當時在農村教師工資由鄉鎮一級政府負責，工資拖欠問題非常嚴重。2001年2月份第九期的《瞭望新聞周刊》發表了一篇文章《教師工資緣何拖欠到新世紀?》，其中有數據：“教育部的統計表明，至2000年 4月，全國除北京、上海、天津、浙江、西藏 5個地區外，其余 26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都存在著拖欠教師工資現象，累計拖欠額 135.65億元。"直到2003年，國務院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教育工作的決定》，要求農村義務教育管理要“以縣為主”，教師工資由“省級人民政府統籌安排”，這一問題才逐步得到了解決。
1997年，國務院頒布《社會力量辦學條例》，這是中國第一個規范民辦教育的行政法規，之后民辦教育如雨后春筍，快速發展。截至2002年底，中國各級各類民辦學校已經發展到6.12萬所，在校生總規模已達1115.97萬人。2003年《民辦教育促進法》頒布，民辦教育又進一步發展。
民辦教育的發展，增加了對優質教師的需求，給農村公辦教師提供了一片通過市場途徑體現自身價值的空間。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大多數中西部地區教師待遇都非常差，工資平均300-500元，生存狀況異常艱辛，離職成為了不得已的選擇。而當時，在廣東打工，每個月普遍可以拿到600-700百元。很多老師，就紛紛“下海”，從公辦學校進入民辦學校。公辦學校教師下海潮，一直持續了接近十年。2003年，我從縣一中畢業，我們高三班主任當時一個月工資才1000元左右。2004年，他跳槽去了一所民辦中學，月工資漲到3000元，比原來多出了兩倍。當時，在我們那個國家貧困縣，這絕對是高薪。但是，這所學校只辦五六年就倒閉了，這幾年，他的工資一直沒再漲，但我們縣一中卻翻了一倍還多，而他再想回到原單位，已經沒有可能。
艾瑞雪：現在民辦學校教師待遇怎樣呢?
孫中偉：就全國來看，2006年新《義務教育法》修訂之前，廣東、上海等地民辦學校教師待遇許多是高于公辦學校的，但是2006年之后，公辦學校待遇快速增長，而民辦學校增長相對緩慢。
根據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杜曉莉博士的統計，2000年以來，我國教師年均工資得到大幅增長，2012年我國小學教師年均工資達到4.6萬元，是2000年的5.7倍，中學教師年均工資達到4.9萬元，是2000年的5.3倍;尤其是2006年修訂的《義務教育法》規定“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應當不低于當地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平”，使2006、2007年兩個年份教師工資提升明顯，特別是2007年，小學教師工資較上年提升了27%，中學教師工資提升了24%。2009年開始實施績效工資政策以來，教師工資提升幅度較大，小學教師年均工資較上年提升了20%，中學教師提升了16%。
這是非常可喜的變化，但是，這個統計主要體現了公辦學校的變化，民辦學校教師工資增長緩慢。比如，2006年，當時廣州、上海等地的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師工資就已經在1500元左右，與當地的公辦學校相差不大，遠高于中西部農村地區的中小學老師。但是，十年后，民辦學校工資只是略漲，在3000-4000元之間，而公辦學校的教師工資增長了2-3倍，普遍在8000-10000元之間，民辦和公辦教師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
艾瑞雪：為什么公辦教師和民辦教師之間的差距如此之大呢?
孫中偉：之所以出現民辦教師和公辦教師的巨大差距，主要是因為二者工資調節機制不同。
公辦教師是事業編制，工資由政府財政支付，并且與公務員工資掛鉤，依靠行政調節，每隔1-2年就會提高一次，總體來看，穩步增長。
但是，民辦學校教師的工資增長，屬于市場調節，不在《教師法》和《義務教育法》調整之列，主要受教師供求市場的影響。1990年代末和本世紀初，民辦教育擴張迅速，對師資需求大幅度增加，因而工資水平普遍高于農村教師的工資，也一般不會低于城市教師工資水平。但是，隨著本世紀初高等教育的擴招，與重點院校相比，普通高校畢業生求職困難，教師勞動力市場出現了過度供給的現象，相當一部分大學畢業生希望從事教育，而進入公辦學校競爭激烈，非常困難，只能選擇去收入和福利更差的民辦學校當老師。
這直接導致了過去十多年民辦學校教師工資水平上漲緩慢，與本地公辦學校教師越拉越大，甚至不如制造業農民工的工資水平，所以，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把這稱為民辦教師的"農民工化"，雖然他們普遍受過高等教育，不用從事體力勞動，但是社會處境和生存狀態與沒讀過大學的“農民工”差不多。
民辦教師是特殊的“農民工”
艾瑞雪：民辦教師的“農民工化”，除了收入之外，還體現在哪些方面?
孫中偉：除了收入低，他們的工作量非常大。2012年，我在廣州調查發現，與公辦學校教師相比，民辦學校教師每周平均21課時，是公辦學校的2倍，但是工資水平不到公辦學校的一半。而且公辦學校，還有很多隱性福利，民辦學校幾乎都沒有。
另外，就像農民工一樣，民辦教師也都沒有拿法申請到城市戶籍，他們都不是廣州本市人，雖然在廣州工作多年，但是買不起房子，也拿不到廣州戶籍。這使得他們的孩子也無法就讀公辦學校，只能跟著他們一起讀農民工子弟學校。上海的情況也是如此，我們走訪了五六所民辦學校，幾乎所有的老師都是外地戶籍。
在廣州，由于民辦學校都依賴學費生存，生源就是學校的生命線。學校之間的生源競爭非常激烈，這些壓力也會傳給老師，每個老師都有具體招生指標，完不成就要扣工資和獎金。每到寒暑假，教師的主要任務就到流動人口聚居區擺攤設點，開展招生宣傳。這是絕大多數教師都無法忍受的事情，他們覺得自己就像賣保險的，做推銷的，一點尊嚴都沒了。
在調查中，我多次聽到老師們說：“我們就是一群農民工”。雖然他們從事教育事業，是“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但沒有本地戶籍、工資低、工作量大、居住環境差等窘迫的現實，令他們對自己的身份產生了懷疑，他們越來越認同自身就是“農民工”，這是很令人心酸的事。
艾瑞雪：民辦教師的“農民工化”對流動兒童教育產生了哪些影響?
孫中偉：首先民辦學校師生比非常低，通常只有公辦學校的一半，但工作量繁重導致教師一般很少有時間認真備課，疲于應付，教學質量自然也就無法提高。
其次，民辦學校職業認同弱化，導致教師失去權威感，他們會懷疑自己工作，不再以“人民教師”為榮，反而覺得是教師身份連累了自己的生活，也就無法全身心的投入教學工作。
對于年長的教師通常得過且過混日子，而青年教師，則試圖離開民辦學校，圖謀更好的發展。幾乎所有年輕老師都把參加公務員考試或者公辦教師考試作為自己的出路。在廣州調研時，其中一所學校一個學期就走了四五位青年教師，多門課程要中途換老師，正常教學運行受到很大影響。上海情況稍好，自2008年“納民”(編注：農民工子弟學校納入民辦學校統一管理)之后，教師隊伍相對穩定，但是依然無法吸引到優秀的青年教師。
作為孩子們成長道路上的引路燈，教師職業地位代表了社會對知識和教育的肯定，教師職業認同感的下降會在課堂上傳遞給孩子們，他們會覺得“讀書無用”，喪失求知的樂趣。
艾瑞雪：導致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師“農民工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孫中偉：我在《中國社會的“農民工化”》一文中曾有分析，主要是制度原因，他們同時受到教育體制和戶籍制度的雙重排斥。
具體來說，作為外來人口，他們受到戶籍制度的排斥，無法獲得城市戶籍，無法融入城市，時刻體驗著背井離鄉的感覺。作為外來人口，他們雖然是城鎮戶口，但也不是本市戶口，他們自身也處在由戶籍制度所制造的移民二元體制中。戶口不僅僅限制了民辦教師自身所能享受的社會福利的范圍，更重要的是限制了民辦教師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和發展的社會福利。
作為民辦教師，他們又被排斥在公辦教育的財政體制之外。與公辦學校享受政府財政全額撥款不同，廣州市民辦學校在經費上完全靠自籌，政府的財政支持較少。
另外，教師作為一個傳承知識和文化的群體，在社會運行和國家認同建構中都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他們缺乏利益代言者，在學校和政府面前，他們屬于徹底的弱者，他們即無法通過群體或協會與校方就待遇問題討價還價，也不會像工人那樣采用極端方式爭取權益，所以大多數時候，他們只有忍耐、苦悶、失望。
滬穗民辦教育體制差異
艾瑞雪：廣州與上海在民辦教育體制上的差異有哪些?
孫中偉：2008年之前，廣州農民工子弟學校與上海的農民工子弟學校運行模式基本上完全一樣。學校的生存主要依靠向學生收取學費和雜費。為提高辦學收益，學校最關心的就是生源，千方百計擴大招生規模，每個老師都承擔招生任務。這些學校發展迅速，2008年時，上海曾有500多所以接收流動兒童為主的中小學。但是，2008年開始，為規范民辦學校辦學情況，上海市將60所符合辦學基本條件的農民工子女小學納入民辦教育管理(簡稱“納民”)，按照招生學生數量給予全額經費資助，學校不再向學生收取學費，接下來兩年又吸納了100所左右，并將不符合辦學條件的學校關閉或合并。
這一做法，當時深受這些學校師生的歡迎，不僅學生不用再交學費，而且學校納入區教委統一招生計劃，學校也不用再為生源競爭，可以專心于教學。另外，各區教委定期組織相關培訓和交流極大提高了上海民辦教育的辦學質量。
上海財經大學馮帥章教授和陳媛媛教授等人調查表明，“納民”以來，民辦教育的教學質量與公辦學校相比差距逐年縮小。在最近調研中，我也會問家長和孩子：是目前在讀學校的教學質量高還是家鄉學校的教學質量高，絕大多數被訪者表示，雖然是在這里讀的是流動兒童學校，但是教學質量比家鄉鎮上的小學要好很多。有一位五年級女孩子說，她更喜歡在上海上學，課外活動豐富。
“納民”以來，上海流動兒童教育工作是走在全國前列的，堪為典范，也被稱為“上海模式”。與上海相比，而廣州以及全國大多數地區，民辦學校依然是自生自滅，教學質量與當地公辦學校根本無法比。目前，只有上海將民辦學校經費納入到政府財政預算中，這一點目前尚無法在全國普及，畢竟不是每一個市都像上海一樣，擁有雄厚的財力。
但是，隨著“人口調控”壓力的增加，上海模式問題開始出現。由于，在“納民”之時，各校已經失去自主招生的權力，2014年以來，各區教委提高了流動兒童入學門檻使得大量流動兒童無法入學，由于生源直接決定學校從政府拿到的生均經費，生源減少導致學校的生均經費隨之減少，一部分學校正處于關閉邊緣。一所學校通常需要500-600人的學生規模才能維持整個學校的運行，但是我們調研發現，許多民辦學校招生人數已經低于維持正常教學所需的人數，再有2-3年，這些學校可能將被迫關閉，老師們將失業。
民辦學校為流動兒童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迫于人口調控的需要，上海許多辦學多年的民辦學校將難逃“無生可招”的厄運，學校師生們十多年的心血付諸東流，教育多元化和市場化受到嚴重打擊。對整個民辦教育事業來說，這些損失將是難以挽回的。
建議：民辦學校自主辦學和加強教師隊伍培育
艾瑞雪：關于促進農民工子弟學校和流動兒童教育的發展，你有何建議。
孫中偉：這一點，全國情況各不相同。就上海而言，我覺得，有兩個亟須解決的問題：民辦學校辦學自主性和加強教師隊伍培育。
自主性主要體現在招生方面，如前文所說，放寬嚴苛的流動兒童入學門檻，另外應該給一些優秀的農民工子弟學校一定的招生自主權，允許其靈活辦學，否則民辦學校將無生可招，不得不倒閉。
兩個方面加強民辦教師隊伍培育。一是提高民辦學校教師待遇。2016年7月11日，國務院日前印發了《關于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意見針對農村教師待遇差的現狀，提出“兩個不低于”：首先，鄉村教師實際工資收入水平不低于同職級縣鎮教師工資收入水平，其次，縣域內義務教育教師平均工資收入水平不低于當地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收入水平。這政策針對于農村公辦學校，我認為對于城市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也應該有相似的政策出臺，保證這些學校的教師待遇，以達到提高教師水平最終實現流動兒童教育質量提高的效果。
二是打通民辦教師的職業發展通道。目前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都不是上海戶籍，既無法參加上海教師職稱評審，也無法參加戶籍地教師職稱評審，教師事業發展通道堵塞，缺乏上升空間，導致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隊伍極其不穩定，教學質量無法保證。我覺得教育部門應該出臺相關政策，對民辦教師職稱晉升和待遇進行統一規定;或者，成立全國性教師協會，由協會開展教師職稱評審，無論公辦和民辦，一視同仁。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共識網 2016-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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