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廣東東莞虎門為例
提要：鄉村都市化，帶來了生活方式、社會文化、社會結構、生計模式的轉變。改革開放以來，虎門經歷了從鄉村到城市的巨變，同時，也正經歷著深刻的文化轉型。外資、親緣與地緣社會網絡、鄉村精英、傳統的發明、后集體時代的土地資源等曾是虎門鄉村都市化的動力機制。都市化需要處理好統籌規劃發展與各村自主發展的關系，解決好產業轉型升級、新莞人的城市融入、后集體時代集體遺產的延續、鄉村都市化文化遺產傳承與創新的問題。
一、相關概念的討論與虎門的巨變
（一）鄉村與城市：概念與現實
費孝通認為，從基層上看，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費孝通，1999:316)。他指出，中國基層社會“不流動是從人和空間的關系上說的，從人與人在空間的排列關系上說就是孤立和隔膜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個人為單位，而是以一處居住的集團為單位”(費孝通，1999:318)。中國農村具有如下特征：鄉土束縛、家族中心、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閉塞的空間、循環的地權、灌溉農業、有機循環、單一經濟、復雜的政治結構等（劉創楚、楊慶堃，1989：71-75）。從傳統意義的角度來看，鄉村往往具有較為封閉、固定的地理空間，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的生計模式，以親緣關系為主要的社會交往紐帶，建立在以家為核心的血緣關系的基礎之上。另外，鄉村還具有一套國家控制之外的民間整合模式，土地神、廟宇等成為鄉村社會整合的重要因素。徐紅（2004）用“鄉民社會”這個概念來指稱古代中國以禮俗和宗法為主要特征的社會形態模式，她認為社會價值觀念的一元化與恒定化、社會成員主體意識的極端弱化、社會基層組織的門閥化和幫派化是這種“鄉民社會”的主要特點。在全球化和現代化浪潮席卷下，鄉村已經不再只是一個封閉式地理單元。“流動”已經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鄉村發展的主要特征之一。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的農村勞動力遷移，以及隨后出現的“打工妹”、“打工仔”、“農民工”等稱呼，無疑都表明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流動、聯系日益密切。
周大鳴（1997）認為，與鄉村相比，城市則是有著更加多元、開放特質的人類聚落，城市作為一個不同于鄉村的聚合體，具有經濟角色、政治角色、文化角色和流通角色四種職能。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從社會與文化的角度系統地闡述了城市的起源和發展，并展望了遠景，在他看來，城市最終的任務是促進人們自覺地參加宇宙和歷史的進程，通過感情上的交流、理性上的傳遞和技術的精通熟練，尤其是通過激動人心的表演，從而擴大生活的各個方面的范圍，這是歷史上城市的最高職責（芒福德，2005：586）。城市（都市）作為一個現代話語，與中國古代“城市”不同，古代的城是指城墻，而市則是人們進行交易的場所。本文所說的城市與鄉村，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或者經濟學概念，還是一個更多考慮社會文化因素的概念，包括居民對于城市與鄉村的感知與認同。人類學學者認為，“都市化并非簡單地指越來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和城鎮，而是指城市與非城市之間的往來和聯系越來越密切的過程”（Guldin,1992）。
（二）鄉村都市化與虎門鎮區巨變
周大鳴曾在1995年就鄉村都市化的研究提出以下觀點，“從珠江三角洲的鄉村都市化實踐來看，鄉村都市化不是都市化的終結，而是都市化的開始”（周大鳴，1995）。借鑒前人的研究，筆者將城市與鄉村相互影響，鄉村文化與城市文化接觸后產生了一種整合的社會理想，既有農村文明，又有城市文明的成分的現象稱之為“鄉村都市化”。隨著鄉村都市化而來的是城鄉差別的縮小，農村的生產力結構、生產經營方式、收入水平及結構、生活方式、思維觀念等與城市逐漸接近、趨向同一。從人口來看，一方面是居住在都市中的人增加，另一方面是享有都市化生活方式的人增加；從空間來看，一方面是原有都市的擴展，另一方面是鄉村的就地都市化；從過程看，經歷著村的集鎮化、鄉鎮的市鎮化、縣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以及大中城市的國際化這么幾個階段（周大鳴、郭正林，1996）。
鄉村都市化是鄉村在地都市化，是我國都市化發展的重要路徑。在珠三角地區，廣大鄉村憑借毗鄰港澳的地理位置，借助國家改革開放的政策，通過多方渠道引進外資，在村內發展工業，創造了鄉村都市化一個又一個奇跡。筆者認為，珠三角近四十年的都市化可以分為四大類，一是村的集鎮化，二是鄉鎮的市鎮化，三是縣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四是大中城市的國際化。村的集鎮化和鄉鎮的集鎮化都可看作鄉村都市化的類型（周大鳴，1997b：223）。
虎門位于東莞的西南面，在珠江入海口的東面，南面靠海，并與深圳寶安隔海相望，北接東莞厚街鎮，面積約為178.5平方公里。虎門與中國近代歷史緊密相關，境內有林則徐硝煙舊址、威遠炮臺、鴉片戰爭博物館等。截至2013年，虎門鎮轄30個社區，常住人口為64.42萬人，戶籍人口為13.06萬人，2013年出生人口為5014人，出生率9.59‰（《虎門年鑒》編輯委員會，2014）。2014年，虎門全鎮生產總值416億元，同比增長7.9%，實際利用外資、合同利用外資分別為1.9億美元、1.3億美元（虎門鎮人民政府，2015）。虎門企業和個體工業發達，以2013年為例，全鎮新增企業和個體工商戶5332戶，總量達到50410戶，增長11.8%（《虎門年鑒》編輯委員會，2014）。
虎門鎮區舊時為太平鎮所在地，虎門于1985年合并太平鎮，形成現在的虎門鎮轄區的大致范圍。1978年，中國發生了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變革——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全國的重心開始轉移到經濟建設工作上來。而在此之前的數月，全國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太平手袋廠正式投產，該手袋廠就位于現在虎門鎮區的則徐社區。而在1979年3月，中國農村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誕生于虎門人民公社管轄的龍眼村。“三來一補”指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利用外資的四種主要形式，對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尤其是珠三角地區的經濟起步、騰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自1981年虎門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各村各生產隊分田到戶，農村勞動力得到解放，各村的“三來一補”企業、村集體企業等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到了90年代，汽車、商鋪、飯館、旅館、KTV已經出現在鎮上，這些村落已經具備一般城市生活的基礎設施和條件。在改革開放至21世紀初，虎門的都市化發展迅猛，歸結起來與“改革”、“三來一補”密切相關。
但是過度依賴“三來一補”企業產生了不少問題，在最近幾年的金融危機中遭受重創。2008年后，整個珠三角地區開始轉型，在“騰籠換鳥”廣東在2008年開始實施“騰籠換鳥”政策，當時將近3萬家加工貿易型企業，其中超過三分之一聚集在東莞各鎮、村。當時廣東省同時實施“騰籠換鳥”與“雙轉移”，“雙轉移”指的是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虎門的產業結構轉型中，時裝、電商、物流成為新時期產業轉型的關鍵。物流、服裝行業的發展，推動了虎門電商行業走在全國鄉鎮的前列。根據《虎門服裝電子商務調研報告》，目前虎門從事電子商務企業及個體約5000家，90%以上為服裝類企業。在阿里巴巴1688平臺上注冊地在虎門的誠信通商家數量有3562家，超過90%為服裝類企業，其中年銷售額超過1000萬元的有523家，超過10億元的有2家。同時，根據阿里巴巴提供的增長數據估算，2013年全鎮電子商務交易額達219億元。2014年，虎門建設的中國電商產業園投入使用，并舉辦了首屆虎門國際電商節。
虎門一方面要進行產業結構轉型，另一方面還面臨社會轉型。與珠三角其他地區一樣，如何解決外來人口的管理問題、增強外來人員的城市歸屬感，成為虎門社會治理創新的重要內容。在此，筆者以新莞人的新型社區為例進行簡要說明。自2007年起，“新莞人”成為勞動在東莞各地的數量龐大的城市新移民的新稱謂。根據對虎門新莞人新型社區——民泰社區副書記的訪談，2009年，東莞市政府在南城、東城、虎門和樟木頭等建有大量商業樓盤的地方試點成立新型社區——新莞人社區，虎門也在同年設立新型社區——民泰社區，負責接收新莞人落戶虎門，解決戶籍問題。民泰社區成立6年，目前社區共有3300人左右，根據樓盤所屬的社區進行管轄，是服務性社區，不用交任何管理費用。民泰社區全由政府資助，沒有社區自身的土地和物業，今年政府撥款40萬元給民泰，幫助社區400多個小孩買醫療保險。另外，社區的所有工作人員都是從政府其他部門抽調過來的。
2014年國家發改委發布《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方案》，虎門成為撤鎮設市設區的試點。從行政管理權限的角度來看，這為虎門邁向新型城市奠定了基礎。總之，虎門從鄉村到城市的都市化發展之路，又有了更進一步的延伸和拓展。
二、村落的終結還是農民的終結？
法國社會學家孟德拉斯以法國農村的現代化道路為背景，分析了歐洲鄉村社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變遷過程，在他看來，傳統意義上的自給自足的農民已經不存在了，傳統意義上的農民正走向終結，即所謂的小農走向終結。孟德拉斯將農村從事家庭經營、以盈利和參與市場交換為生產目的的家庭經營體看作一種“企業”（孟德拉斯，2005）。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村落的個數銳減。從1985年到2001年，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中國村落的個數由于城鎮化和村莊兼并等原因，從940617個銳減到709257個，僅2001年一年，中國那些延續了數千年的村落，就比2000年減少了25458個，平均每天減少約70個（詳見李培林，2004）。李培林通過對廣州的石牌村、冼村等40多個城中村的調查研究，把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和故事提煉出來，并形成一個城中村的理想類型——羊城村，分析了村落走向終結過程中的變遷邏輯（李培林，2004）。
（一）龍眼：從中國第一家農村“三來一補”企業的誕生地到城市社區
龍眼村是我國農村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的誕生地。而今，龍眼社區已成為一個具有都市特征的社區。在3平方公里范圍內，生活著將近3千本地居民和超過3萬的新莞人。2013年，社區和小組總收入過億元，純收入超過7千萬元，擁有超過500家的企業，工農業總產值從1979年58.8萬元提高到1993年的6500萬元（李秀國，2015：68）。在1994年，整個龍眼村的純利潤達到4千萬元，是1978年利潤的1143倍（李秀國，2015：251）。
（二）南柵：村莊里的新莞人
在超過8平方公里的南柵村落范圍內，生活著超過5萬人的新莞人，他們分別在這個村里的6個工業區從事制衣、電子、塑膠、五金等工作。雖然在政府的層面上，新莞人的稱號的提出是為了促進他們與本地人的融合，但在田野調查中，筆者發現這些新莞人與本地村民依舊存在隔離狀態，形成了新的“二元社區”，指的是珠三角外來工與本地居民在城鄉二元體制的影響下所形成的職業、收入、居住、地位等的差別，具體來說，即在現有戶籍制度下，在同一社區（如一個村落和集鎮）外來人與本地人在分配、就業、地位、居住上形成不同的體系，以致心理上形成互不認同，構成所謂“二元”（周大鳴，2000）。駱騰（2009）以東莞增埗村為例，實證分析了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工業化、都市化而產生的“二元社區”的形成過程，他指出外來工與本地人的關系，從開始的隔離漸變成了融合，但二元社區沒有根本消除，并且新的歷史時期產生了新的問題。
新的二元社區，更多的區別在于不同群體的文化認同問題。經過幾十年的鄉村都市化，南柵本地人通過土地等資源累積了大量的資本，他們日益意識到本土資源和自我認同的重要性，從股權固化到修村史，無不凸顯出本地村民的認同強化與文化焦慮。在南柵的西頭舊村等村落舊址，狹窄、破舊的老房子因為百余元甚至更低的月租價格而滿足了大量的新莞人居住需求，這些區域已經形成了來自不同省份的新莞人聚居的社區。在這樣的新莞人社區里，將會發生怎樣的族群互動與文化觸碰？在這一過程中，社區再造何以進行？將會形塑何種新的社區文化？在鄉村都市化的推進中，這些社區又將面臨怎樣的轉型？這需要進一步的觀察與研究。
（三）大寧：從村落自主到國家主導的都市化
大寧社區位于虎門鎮東南方，東面挨著S358省道（原107國道），西北有廣深珠高速公路出入口，占地面積5.5平方公里。全村共有3個自然村（大寧、博投、江門），包括6個居民小組，共有常住人口2827人，新莞人2.5萬人。大寧社區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名稱發生了多次變化，從大寧大隊、大寧管理區、大寧村到大寧社區。根據大寧村村史及對其原村支書的訪談，大寧村事實上，現在不論是社區干部還是普通村民或者是居住在大寧的新莞人，都依舊稱呼大寧為“大寧村”。
“大寧村”（當時成為大寧大隊）在1979年引進了虎門農村第二家“三來一補”企業——大寧毛織廠，開啟了鄉村工業化和鄉村都市化的發展之路。在1985年前后，大寧為了解決農村農田勞動力和工廠用工的矛盾，將兩千畝的水稻改了一千多畝為香蕉種植地，解放了村內大量勞動力，后來又繼續開挖魚塘，發展養殖業。在90年代初，大寧開始大規模地建設大板地工業區，并將大寧規劃成生活區、工業區和農田區等不同區域，大板地工業區主要占用原來村民不愿耕種的、偏遠的山坡地。通過30多年的發展歷程，大寧已經穩步走在了虎門乃至整個東莞地區鄉村發展的前列。在改革開放初，大寧人就四處動員香港的大寧人回來投資，在1979年，大寧毛織廠落戶大寧。
綜觀大寧自改革開放到2005年左右的鄉村都市化，可以歸結為是鄉村自主發展階段，大寧通過自身的土地資源、社會網絡資源、村干部等實現了從鄉村到城市社區的工業化和都市化轉變，國家在一定程度上缺席了。但2005年“村改居”后，虎門各村基本實現黨工委書記與社區居委會主任“一肩挑”，甚至黨工委書記、社區居委會主任、經濟聯社理事長“一肩挑”的格局，國家的主導作用進一步強化。
三、動力與機制：虎門鄉村都市化
在虎門鄉村都市化的過程中，以下幾個因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資。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的外資涌入整個珠三角地區，“三來一補”企業成為東莞乃至珠三角地區鄉村都市化的資本積累。外資的流入改變了政府作為城市化主要推動者的傳統模式，外資成為珠三角城市化的新動力，它調動了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和城鎮化的積極性，創建了一種新的城市化模式，即“外向型城市化”（薛鳳旋、楊春，1997）。
二是親緣與地緣的社會網絡。在引進外資的過程中，親緣與地緣的社會網絡關系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少研究都已經討論過中國的企業借助宗族等傳統組織和社會網絡進行開拓市場、維持企業的正常運作。
三是村莊精英。作為村莊精英的村干部，在整個鄉村都市化過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視。自改革開放到2000年這段時期，包括村支書在內的村干部多為同一批核心干部，雖然村的稱謂多次變革，但是村支書一直在發揮核心作用。
四是傳統的發明與資源的動員。虎門鎮大部分的村落為單姓村，當然并不是說沒有其他姓氏，而只是說某個姓氏人口數量為某個村人口的絕大多數。在鄉村都市化的過程中，村里的老人組織力量修族譜，與其他同祖先的村落共同祭祖，邀請其他分支的人參加村內公共活動，傳統被延續與再發明。。
五是后集體主義時代的土地與村落共同體。土地資源是珠三角從鄉村轉變為城市的重要資本。在虎門，不少村落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通過出售土地獲取發展集體經濟的資金，但因為土地資源的有限性，這樣的發展路徑注定是不可持續的，這意味著當發展到一定程度后，需要轉型。大寧村是虎門所有村落中土地開發利用較好的一個村落。在20世紀90年代，各村都在通過土地換資金，將大片的農田開辟為工業區，而大寧村卻將整個村落規劃為多個功能區——住宅區、工業區、待開發區等，將難以耕種的坡地開辟為大板地工業區，由村集體統一建廠房，此后，村集體統一規劃和統籌土地使用。土地的集中統籌，促進了一個共同體的延續、強化與更新，村落意識也更加強烈，讓村內各項社會福利開支有了持續的保障，也給大寧帶來更加長久的發展。
四、從農村到城市：文化轉型
自1978年以來，虎門的地理景觀、產業結構和社會結構都發生了巨變，正如楊慶堃所說的中國社會正從不變到巨變（劉創楚、楊慶堃，1989）。這與36年前筆者第一次來虎門所看到的景觀千差萬別，產生了強烈的“文化震驚”（culture shock）。30多年的鄉村都市化，虎門經歷了從鄉村到都市的變遷歷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也伴隨著文化的轉型。文化機制作為社會轉型現象背后的深層次結構性邏輯，深刻影響著社會轉型的方式，是社會轉型的本質，而文化轉型則以社會轉型為動因和表征，實踐著文明進程意義上的變遷（周大鳴，2013a：36-40）。對于中國大部分地區來說，現階段是一個從鄉村社會向都市社會轉變的時期，這個轉變的過程也成為從農業文明向都市文明轉化的文化轉型過程，相較于社會轉型，文化轉型是一個長期、隱蔽的過程（周大鳴，2013b）。趙旭東（2013）認為，在文化自覺觀念引導下的中國意識的構建，成為當下中國文化轉型的一個動力基礎，文化轉型首先是人對自然界態度的轉變，即從對自然無所畏懼的探索和利用，轉變到以對自然的敬畏之心去思考人存在于天地之間的價值和意義，因此文化轉型必然要在人心或心態上去做文章。對于文化轉型的內涵，他指出，“文化轉型對于中國而言，首先意味著一種整體性的世界觀念上的轉變，即從由于追趕先進而定位于自身為后進的姿態中轉換角色，從別人影響我們，開始轉變為我們去影響別人；其次，當下中國的文化轉型也意味著一種價值觀念的轉變；最后，是由社會連接方式的轉變直接帶來的一種主體意識的轉變”。
具體來說，可以從生活方式、家庭婚姻、社會網絡、多元族群文化共存、社會整合、傳統文化與現代公益六個方面來看鄉村都市化過程中的文化轉型。在生活方式上，包括衣、食、住、行、休閑娛樂等方面，都已經呈現都市的特點，產品的多樣化、消費的便捷性、時空的壓縮性、文化活動的豐富多彩等，與鄉村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區別。
不同地域、國家、民族的人群聚集在都市，人群的流動不僅使社會人口結構發生變化，還帶來了都市文化的變遷，多樣性、多元性和包容性成為現代都市文化的特質。鄉村社會歷來有國家與民間兩種社會整合機制，國家的整合機制主要是指國家行政體系的管理；民間的整合機制主要包括民間信仰、宗族體系等，也就是“大傳統”與“小傳統”的問題。在鄉村都市化過程中，國家的力量日益滲透，正如大寧的鄉村都市化從村落自主轉變為國家主導，村落原有的文化體系在這種張力中復興與轉型，同時也會出現文化斷層與文化真空，鄉村社區的社會整合可能會出現問題。最后，在這劇烈的社會與文化轉型過程中，傳統文化并沒有完全消解，在某種程度呈現復興、強化的趨勢，但并不是完全照搬原樣，而是與現代生活、商業與公益緊密相連。
五、走向何方？——城市轉型的人類學視角
回溯虎門30多年的鄉村都市化路程，在為此具有中國特色的都市化發展模式感到震驚的同時，也需要思索鄉村都市化的未來。在這個轉型節點，都市人類學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切入。
一是產業升級轉型。曾經舉足輕重、為虎門鄉村都市化作出重要貢獻的“三來一補”企業已經退出歷史舞臺，國內民營企業日益占據經濟發展的重要位置。在“騰籠換鳥”和“雙轉移”的宏觀政策下，虎門該如何立足原有產業優勢和地理區位因素以及人文環境進行產業結構升級轉型，是當前所面臨的關鍵擇決。產業升級轉型的同時，要理順發展歷程，要處理好產業轉型與社會發展相協調的問題。
二是要從“各自為政”到“統籌規劃”的轉變，處理好傳統與現代兼容的城市規劃問題。包括虎門在內的珠三角地區，在30多年的鄉村都市化過程中，以各村為發展主體。當時所有的規劃、建設都是各村自行決定與實施，這一方面發揮了鄉村的自主性與積極性，另一方面也產生了日益明顯的缺少大區域視角的統籌規劃問題，這給今后更深層次的都市化建設帶來挑戰。雖然村莊的內部規劃較為完善比如大寧村，工業區、生活區等單獨分開，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就開始有了長遠的規劃；龍眼村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請技術人員制定了村落建設的遠景規劃。，但是從整個虎門來看，城市建設規劃仍十分迫切與需要。目前要實現鎮級層面的統一規劃與建設，各村原有的規劃與建設路徑將會是最大的阻力。
三是城市新移民的社會治理與城市融合發展。《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指出，新型城鎮化是人的城市化。該規劃對新型城鎮化的建設做出了整體的規劃，提出了不少新的思路與設想。對新移民的稱謂從流動人口、外來工到農民工，再到新莞人的變化，顯示出城市治理理念與都市環境的轉變，“城市新移民”的概念與內涵已經日益被政府管理者和社會民眾所認可。虎門從鄉村到城市的轉型，離不開城市新移民的勞動與建設。截至2013年，虎門64萬的常住人口中有超過50萬的非戶籍人口。數量龐大的城市新移民群體，其城市融入必然會對社會秩序以及社會治理產生重要影響。一方面要認識到城市新移民這一群體的復雜性與多元性，包括投資經營性移民、體力勞動型移民、智力型移民等；另一方面，在宏觀制度設計層面上要考量城市新移民的特點與現實需求，在微觀層面上要重視都市族群文化的融合。
四是集體主義遺產的延續。20世紀八九十年代，虎門所在的珠三角地區的不少鄉村將20世紀80年代初分田到戶的土地再集中起來統一規劃和開發利用，而村民則依據集體的收入進行分紅，這種現象即為新集體化。這種新集體化并不是人民公社集體化時代的復制，而是融合了全球化、都市化、現代化等因素的新時期的集體主義。筆者稱之為集體主義遺產，主要指的是土地資源的集體占有與村落共同體的延續。不論是在大寧或者龍眼，村落的土地資源由村、小組集體統籌使用，土地的占有讓村落集體擁有持續的經濟收入，集體分紅等社區福利日益增強村民對村落共同體的認同，并強化“我村”與“他者”的區別與邊界。從鄉村轉變為城市，這種集體主義文化并沒有因為個體主義的發展而消失。
五是鄉村都市化的文化遺產傳統與創新。城市并不只是一個地理單元，還是一個經濟、社會和文化中心。虎門已經從鄉村向城市轉變，這個過程還在進行，鄉村都市化的發展并不是終點，而是更高水平都市化發展的基石。30多年的鄉村都市化，融合了虎門悠久的歷史文化、國際化與現代化，虎門形成了具有獨特性的城市文化。回溯鄉村都市化發展歷程，虎門傳統的民間文化、百姓智慧與僑鄉社會網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既要有鄉村都市化文化遺產的延續，又要結合時代特色，吸納多元文化，自我提升與創新。
參考文獻：略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中心、移民與族群研究中心（周大鳴）；中山大學人類學系（陳世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學研究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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