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現的規模化荒地、承包大戶退地跑路等現象表明了大家對土地流轉理念的誤解。”日前，在中國農業大學舉行的一次農業社會學學術研討會上，中國農業大學中國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朱啟臻如是說。
對于一些地方政府主導土地流轉，把農業與農民割裂開來的現象，朱啟臻提醒，這在制造失地農民的同時也制造了規模農業的風險，這是一個對農民、對農業投資者和國家的農業安全均弊大于利的選擇。
作為中國農業大學社會學專業的創建者之一，朱啟臻表示，如果考察政府、農業、農民三者之間的關系，就會發現在自然科學的農業、經濟學的農業以外，還有一個社會學的農業。甚至可以說，社會學對農業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因為農業從來不是純粹的技術問題，也不是經濟問題，而是社會問題。
農業貢獻為社會所忽視
鄉村是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與歷史一體的混沌文明生命體，這些在城市可以分開，但在鄉村是不可分的。國家行政學院生態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鄉村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張孝德表示，現在人們往往只看到農村一個功能：為城市生產糧食。
朱啟臻指出，從農業生產角度看，農業除了提供農產品外，還具有涵養水源、防風固沙、凈化空氣、消除噪音等生態功能，具有就業、滿足生產者生活需要的社會生活功能，具有優秀傳統農業文化的傳承與保護功能，同時還具有提供農業景觀以及教育等功能。
“這些功能都具有典型的公共產品性質，農業是農民為全社會付出勞動、作出貢獻，而自己卻得不到應有的經濟收益的領域。”朱啟臻表示，社會學對農業性質的基本判斷就是，農業本質上是具有公共產品性質的產業。
有人說隨著農業創造的價值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越來越低，農業的地位也必然越來越低，甚至有人主張放棄農業，靠進口糧食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在朱啟臻看來，“這是對農業重要性無知的表現”。
聯合國糧農組織有一個關于農業安全的定義，即在一個國家內部，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買得到、同時又買得起足夠的農產品。這意味著農業安全的一個重要標志是一個國家的窮人要買得起基本農產品。
“因此，有人試圖提高農產品價格讓農民獲得更高收入的主張是不可行的。”朱啟臻認為，農業本質上不遵守物以稀為貴的原則，更不能靠薄利多銷實現農民的利益，這可能是農業品與工業品的最大區別之一。
現代農業的本質在于可持續發展
關于現代農業，人們有很多判斷。但是在朱啟臻看來，絕大部分判斷屬于對現代農業表面形式的理解，不僅沒有接觸到現代農業的本質，很多還與其相背離。突出的口號就是“規模化”“機械化”“專業化”，還有“按照工業的方式發展農業”。
這些大都是以犧牲環境和掠奪地力為代價，有些看起來或許是成就，實際上卻是飲鴆止渴，犧牲了子孫后代的生存環境。
朱啟臻認為，指導農業發展的不應該是“有水快流”的工業思維，而應是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理念。種養結合的有機循環、農業的有機性和多樣性、耕地的用養結合、農產品本地就近消費、低碳的生活方式等，都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
與此相應，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毛丹提出另一種趨勢：“雖然政府正在加快推進城市化，但根據全球城市化的一般規律推測，中國城市化率在今后十余年間將由急增而轉向趨緩、趨停。”
這意味著未來10~20年間，數億人口將長期生活在鄉村地區。鄉村需要長期建設。加之逆城市化因素，“鄉村地區的合理形態應是田園社區”。毛丹說。
不能以西方、以城市標準治理鄉村
“東方的文明模式和西方是不一樣的，如果我們以中西文明模式是同類思維來認識中國，就會使鄉村在中華文明模式中失位。”張孝德表示。
在他看來，西方的文明載體與邏輯起點是工商業為主的城邦文明形態，而中國則是以農耕為中心的鄉村社會主導的文明形態。在西方，鄉村未能內生到歐洲文明模式，但鄉村內生在中國文明模式中。
張孝德說，我們是以城市范式解讀鄉村，使鄉村價值誤讀;以西方式的碎片化思維方式研究鄉村，使鄉村文明失魂。
在張孝德看來，目前形成高度分工的很多管理部門都是為城市管理而設置，用城市思維管理鄉村、規劃鄉村，導致了更多問題。鄉村成為一個誰都管、誰都不管的混亂地帶，如果要解決農村問題，要把鄉村看成一個文明體，需要有一個綜合視角、綜合管理部門。
張孝德表示，鄉村的青山綠水搞工業化不值錢，搞生態文明更有價值，“鄉村的價值還在于自然資本。中國的鄉村遇工業文明衰，逢生態文明盛，生態文明建設給鄉村帶來希望，鄉村會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福地”。
（作者：本報記者）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科學報 2017.01.11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