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一場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席卷整個中國，2000多萬知識青年被送到農村。五十年后的今天，一場波瀾不驚的新下鄉運動正悄然發生。所不同的是，五十年前的那場運動，下鄉者是被動的，靠的是政治動員和行政干預；而今天這場新下鄉運動，下鄉者是主動的，是自愿選擇的結果。眼下發生的這場運動，主要包涵十大群體。
一、返鄉創業的農民工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農民工總數達2.77億人，其中本地農民工1.09億，同比增加2.7%；外出農民工，1.69億，僅增長0.4%。這是新世紀以來中國外出農民工數量增長最慢的一年。一些農民工之所以不再愿意回城，一方面是由于經濟不景氣，大城市用工數量減少；另一方面則是國家和各地都出臺了不少返鄉創業的扶持政策，有些人就開始想著自己“當老板”。經過多年的闖蕩以及城市和工業文明的洗禮，許多農民工不再是原來的小農，他們有著豐富的人生閱歷和較高的綜合素養，以及更多勞動技能，眼界更為開闊，是名副其實的創業潛力股。據農業部最新統計，目前中國返鄉創業農民創辦小微企業23.7萬家，農產品加工企業45.5萬家，休閑農業各類經營主體180萬家，農民工返鄉創業人數累計已超過450萬，約占農民工總數的2%。
一些打拼有成的農民工熱衷于返鄉創業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有四個方面。一是熟人社會的便利。傳統鄉村社會是世代聚族而居的熟人社會，它通過加強人際關系和相互信任引導熟人之間相互自愿合作。費孝通曾評價，“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時的可靠性”。返鄉創業的農民工可以通過“熟人”織就的網絡，溝通關系、解困排憂。二是衣錦還鄉的傳統觀念。“衣錦還鄉”既是中國人對外出者的普遍期盼，也是外出者的自覺行為，已內化為一種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項羽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是對這種文化心理的經典詮釋。這種民族文化使得連當了皇帝的劉邦、朱元璋都不能免俗。公元前195年，劉邦在當了十二年皇帝之后，回鄉住了二十多天大宴鄉鄰。朱元璋更是想把金鑾殿建在自己的家鄉。三是親情的召喚。外出打工本來就是一種迫不得已的無奈選擇，所謂“一萬打工錢，三代離別淚”。農民工長期離家在外，空間上的距離帶來了感情上的疏離，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之間缺乏溝通交流與相互關愛。返鄉創業，夫妻既能團聚，又能和孩子、老人在一起享受天倫之樂，何樂而不為。四是政府招商引資的激勵。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和中央政府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政策的出臺，各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紛紛圍繞“農民工返鄉創業”做文章，鼓勵和支持他們為家鄉建設貢獻力量，為其提供創業的條件和制度保障。
田園將蕪胡不歸？一些農民工對返鄉創業、就業，心存一定的顧慮。因此，要千方百計優化地方的經營壞境。一是充分發揮鄉土社會長期積淀的傳統優勢，讓返鄉創業的農民工盡享“家園紅利”。這是中國鄉村社會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發端最早、持續時間最長、也最為成熟的一種文明形態。“家園紅利”是農民最大的無形資產，在應急事務、資源配置、矛盾調處、互幫互助等方面，是農民世世代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財富。農民工返鄉創業就是為了充分利用傳統熟人社會中存在的信任、關系、規則等社會資本，降低創業、創新的交易成本。政府為農民工返鄉創業所設計的一系列政策，不能只是市場和政府的結合，而應包括傳統熟人社區在內的三個組織架構結合的統一。二是解決農民工返鄉創業中存在的辦事難、融資難、用地難等問題，為農民工返鄉創業提供便利條件。三是引導和鼓勵返鄉創業的農民工重點從事農產品的加工、運輸和銷售及產前、產中、產后的社會化服務等環節，以增強農業現代化的帶動能力。
二、第一代農民工
從上世紀80代末開始，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一批批農民工或始于維持生計的初衷，或懷揣著發家致富的愿景，背井離鄉，進入工廠，走進城市，形成了蔚為壯觀的“民工潮”。隨著農民工年齡的增長，第一代農民工返鄉后的去路值得探討。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西部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調查顯示，約一半農民工不想進城，另外有66.1%的農民工認為到了一定年齡就想返鄉。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50歲以上的農民工目前已超過4000萬。
第一代農民工最終返回農村，一是無奈的選擇。由于受教育水平偏低，有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大多只能從事建筑、環衛等技術含量低、工作強度大的重體力勞動，在各行業中收入增長較少，在城鎮社保的參保率也偏低。國家統計局調查結果顯示，2014年，農民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比例為16.7%，而在高齡農民工聚集的建筑行業，養老保險的參保率僅為3.9%。低收入，沒有基本的養老醫療保障以及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留在城市對他們非常艱難。更何況，企業不招40歲以上的農民工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等到青春已過，又沒留下多少積蓄，他們也只能打道回府，卸甲歸田。二是務農的背景。與新一代農民工早已遠離了田地，過上了城里的生活相比，第一代農民工大都有著種田的經歷，至今還保留著種田的記憶和技能，只是當年種地收入低才被迫到城市討生活。正所謂，“60后”逃離種地，“70后”不愿種地，“80后”不會種地，“90后”不提種地。隨著年齡的漸長，第一代農民工在城市無處立身，家中至少還有土地承包權，回家務農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各級基層組織應積極引導返鄉的第一代農民工參與到農業生產中來，幫助他們向農業的廣度和深度進軍。如今無稅時代的農業與過去相比有著更廣闊的發展前景，過去農民是“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現在農民不僅收入全部都是自己的，而且還得到許多項補貼。只要撲下身子，好好經營，從事農業的收入不比外出打工差。現階段中國農民還沒有退休制度，他們可以一直干到干不動為止，留城與回鄉兩相比較，回鄉當成首選。對此，基層政府應做好工作，鼓勵引導幫助他們逐步適應環境，或重操舊業，或就地就近打工，或利用他們多年打拼經多見廣的經驗積累為鄉村發展獻計獻策。
三、返鄉創業的大學生
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選擇返鄉就業和創業。據人社部測算，“十二五”期末大學畢業生返鄉創業比例達到1%，“十三五”這一比例將達到3%。大學生返鄉創業領域越來越寬，他們根據自己的特長、興趣及擁有的資源，對鄉村特色種養業、農產品加工業、休閑農業和旅游、電子商務、特色工藝等新興產業無所不及，廣泛涵蓋農村一二三產業。
大學生畢業選擇回到家鄉就業和創業，一是有相當一部分大學生來自農村又有學農的背景。學農業干農業，他們自然要到農村來就業和創業。二是在城市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工作。在城市就業壓力越來越大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大學生轉變了觀念，不再留在人才扎堆的大城市，而選擇回到故鄉自主創業。三是不少大學生看到了農業和農村的巨大商機。隨著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一向是冷門的農業，逐漸成了資本投資的“香餑餑”。聯想、阿里、京東等一些商界大佬都把目光投向農業。大學生選擇在農業就業和創業的比重，中國是0.6%，美國則高達24.6%，我們相當于美國的“尾巴”。大學生返鄉創業正是看到這一前景廣闊的趨勢。四是擇業觀念的變化。過去擔心“天之驕子”淪為“普通勞動力”，今天從底層做起成為不少人的追求；過去注重旱澇保收、穩定安逸，今天信奉自由奮斗、磨練自我；過去看重工作體面、待遇優厚，今天更看重個人興趣、成長空間和發展環境。
當務之急是鼓勵和引導返鄉創業的大學生成為家庭農場主、農業職業經理人、農民合作社領辦人、農業企業家和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負責人。不少國家對此都有一套社會公共政策給予扶持，因為他們屬于就業創業的弱勢人群。如日本的農業接班人計劃，從技能培訓到社會實踐，到租用土地，再到貸款及農用設備都為他們提供方便。
四、“新三屆”的大中專畢業生
“新三屆”即77、78、79級的大中專學生。“新三屆”是萬里挑一的精英。這個群體人數約在200多萬，三到五年內他們都到了退休年齡。這三屆大中專畢業生80%來自農村，他們的鄉愁最濃，鄉情最厚，鄉戀最重，大多數都有返鄉養老的念頭。
因此，應采取激勵政策讓已經退休或即將退休的“新三屆”的大中專畢業生“告老還鄉”發揮余熱，培養他們成為“新鄉賢”。鄉賢文化實際上屬于士階層文化在中國鄉土的一種表現形式，古代中國縣以下的鄉村治理要靠士紳來維系。鄉紳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特有階層，從宋代開始禮下庶人，出現“縉紳士大夫”稱謂，但真正形成氣候主要在明朝。由于明代科舉競爭激烈，知識分子進入仕途很難，一部分人就選擇仕途以外的回鄉道路，還有一些官員退休或被罷免后也選擇回鄉。明世宗時正式確認有一個非官非民的“紳”之階層存在。這個處于官民之間的特殊階層，對于傳統文化的傳承、鄉村治安的管理、社會道德的價值導向、基礎教育的建構、官民之間的溝通，乃至鄉村資源的配置、社會矛盾的調處等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尤其在“郡縣空虛”時代，他們就是社會秩序維護的中堅。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說：“從基層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鄉賢文化就是維系著龐大的中國社會正常運轉幾千年的基層力量”。然而，由于各種原因，近現代以來農村知識精英都單向道地流向了城市，鄉賢文化開始由盛轉衰，近于凋敝。培育“新三屆”的大中專畢業生成為新鄉賢，一是可以充分利用他們在外面積累的人脈關系、協調能力或工作經驗，為家鄉的建設出主意、想辦法。二是他們的學識修養、道德行為、思想觀念等，在十里八鄉本身就是一個社會仿效的標桿，這個標桿從他們走出農村的那一天起就已經樹立起來，他們當年跳出農門，正所謂“天上一輪才捧出，人間萬姓舉頭看”。他們的榜樣效應，一直在潛移默化地深刻影響著鄉鄰后世。今天利用他們的標桿價值，引導鄉村文明建設及經濟社會的發展，會有一呼百應的效果。
五、城市離退休老年人
中國城市60歲以上的老人已達1億多，“結廬在人境，耳無車馬喧”成了一些“銀發下鄉族”的追求。當城市沒患現代病的時候，人們覺得城市好，當城市患病后，人們才發現，更宜居的地方在農村，這已成為世界潮流。有關數據顯示，歐盟在鄉村居住的人口已達58%，且下鄉覓居所的勢頭正勁。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空氣污染、噪音充耳、公共衛生惡化、交通擁堵和住房緊張等一系列環境和社會問題日益嚴重，而這些因素往往會帶來緊張、壓抑甚至恐懼情緒。尤其是年紀大的老人，對這種愈演愈烈的城市病越發敏感，他們渴望逃離惡劣環境的心情十分迫切。加上大部分城市離退休老年人的根，本來就在鄉村。往上數三代，大都農村人。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城鎮化率為10.64%，2015年的城鎮化率已超過56%，這么短的時間內完成的城市化意味著很多城市離退休老年人本身就曾經是農民，他們的根就在農村。
“銀發下鄉族”是一個潛力巨大的富礦，他們在城市積累了數十年的方方面面的資源，如人才、信息、技術、資金、項目等，只要開發利用得好，對農業農村的發展將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他們下鄉，最直接的效益就是可以把兩億多農民工留下的幾千萬套空房改造為“外面五千年，內部五星級”的民宿，接納他們成為新村民，讓農民立馬增收。
當前，異地鄉村休閑養老最需要解決的是醫療保險的異地使用問題。身處異地休閑養老的老人，最怕生病。應該加大區域一體化的推進力度，實現醫療保險異地間的深層合作，鼓勵大型醫療機構在區域內搞連鎖經營，解決老人們異地休閑養老的后顧之憂。另外，正確引導有條件的村鎮發展休閑養老產業，鄉村休閑養老需要有一個舒適的環境。城市老人選擇到鄉下來休閑養老，更看重這里優美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在引導有條件的村鎮發展鄉村休閑養老產業時，還應重點關注自然生態及休閑、健身等文化設施方面的打造。
六、歸國華人華僑
海外華人華僑分布在世界198個國家和地區，人數已達6000多萬，與法國的總人口（6620萬）不相上下。世界上人口過億的國家有12個，超過六千萬的也只有23個，6000多萬華人華僑，相當于一個大國的人口。據統計，華商在中國投資的企業數量占中國外資企業的70%以上，投資資金數量占中國引進外資的60%以上，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目前，海外華商回中國投資主要集中在房地產、制造業領域，對中國高科技、互聯網、IT、現代服務業以及藝術領域，對農業和農村的投資還不是很多，但已經開始逐漸形成氣候。最為知名的是泰籍華人創辦的正大集團對中國農業的投資。正大集團自改革開放以來最早投資中國農業，目前，除西藏、青海外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辦有農業多個領域的企業。央視正大綜藝節目更是影響了一代人。
海外華人華僑當年大多是從農村走出去的，今天他們回歸故土，一是落葉歸根的傳統觀念。傳統中華文化陶冶出中國人的“落葉歸根”“慎終追遠”“富貴還鄉”等傳統觀念，僑民飄蓬萬里，還是心系故里故國，這是炎黃子孫有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個性。二是祖國的崛起。不少華人華僑大都是在祖國處于弱勢時代走出去謀生的，今天，祖國的強大使他們倍受鼓舞，國外環境稍有不順，念家思鄉是必然的。三是看準了中國農村農業這個巨大市場潛力。最新統計表明，投資中國農業的外資有2/3處于平和盈利狀態，高于全國外資企業平均獲利水平。四是報效祖國。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不少有為國服務、回國創業強烈激情和意愿的華人華僑通過各種渠道回國創業。
鼓勵華人華僑返鄉定居或投資，應突出對他們人身權、財產權和其他合法權益的法律保護。尤其對回鄉投資者務必明確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的職責，細化投資方式、投資待遇、投資導向、扶持政策和規范服務，以及社會保障、生活便利、權益保障和法律責任等方面的內容，讓他們放心、安心、舒心地生活和創業。
七、到鄉村旅游的群體
2014年中國到鄉村旅游的是12億人次，到2015年底已猛增到22億人次。這是一個主動給農民農村送錢的龐大消費群體，它的形成一是由于人們收入的提高，二是休閑時間的增多，三是生活方式的改變，四是交通通訊的發達，五是城市病的加劇，六是盛世鄉愁的呼喚。游人在鄉村找到了返璞歸真的樂趣，生活的融入、生產的參與、生態的享受、生命的體驗使他們倍感親切、激情勃發。他們帶起了農村消費市場的繁榮。中國在世界上最大的戰略儲備就是有一個九億人生活的農村市場。他們激活了農村的閑散資源，農民的零碎閑暇時間、老弱病殘閑散勞動力、閑置的農房、閑置的自然風光，就連那些閑置的古樹老宅、斷橋殘碑、風土民俗、戲曲雜藝等都因他們的到來而產生效益，他們推進了三產融合，游人要游，還要吃喝拉撒睡，同時還要購買特色農產品。以三產帶動二產轉型升級、進而拉動一產發展，這是農村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需要做好做強做足的大文章，是中國農民的第三次創業。第一次是離土不離鄉的大辦鄉鎮企業，第二次是離土又離鄉的進城務工經商。抓住這次既不離土又不離鄉的旅游開發，是農民增富、農業增效、農村增美、政府增收的好機遇。
雖然這個群體在鄉村只是蜻蜓點水式的一帶而過，但他們承載的各種信息、技術、資本、項目等卻是一個開發不盡的巨大寶藏，潛力不可估量。
做好鄉村旅游這篇大文章，一面應改善基礎設施，增強服務理念；實行標準限制，提升服務水平；提升產品內涵，打造特色品牌。另一面應有意識捕捉游客帶來的各類信息，然后順藤摸瓜，深挖信息價值，為己所用；還應注重發展“回頭客”，建立穩定的親密關系，從長計議，開發游客的潛在價值。
八、大學生村官
中央對大學生村官工作的部署始于2008年，此后大學生村官的計劃和實際規模都不斷擴大。截至2015年底，全國約有20萬名大學生村官在崗，其中農林牧漁類專業占6.4%。按照目前趨勢，到2020年應有40萬左右大學生村官在崗。經過多年努力，全國大學生村官工作“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取得了明顯成效。許多大學生村官在農村身先士卒、帶頭創業，做給農民看、帶著農民干、幫著農民富，取得了喜人成果。《2015中國大學生村官發展報告》指出，截至2014年底全國共有22700多名大學生村官創業，共創辦創業項目近17000個，領辦或合辦專業合作社4300多個，為農民群眾提供就業崗位22萬多個。
大學生之所以選擇到農村當村官，一是自我價值實現的驅動，對農村的熱愛和責任。有許多大學生到村任職是為了在基層歷練自己，通過創業創新，改變農村和實現自我價值。這類人比較安心。二是過渡性的選擇。他們受到服務期滿后能夠享受到的一系列優惠政策的吸引和誘惑。比如，報考研究生加10分、報考公務員或者行政事業編制優先錄用政策、解決京外生源北京戶口等。這類大學生村官一旦有好的工作機會，就可能離開村官崗位。根據調查，報考大學生村官的有71.51%只是暫時選擇，而這一群體往往面臨著二次就業的壓力。
這是一支最有活力、最有生機、最具創新能力的鄉村發展生力軍。因此，在控制大學生村官數量，提高大學生村官質量的同時，應該想方設法實現好大學生村官的落地政策，讓他們能夠在廣大的農村扎根下來，發揮他們的知識優勢，帶動農民創新和創業，積極參與農村的發展。人類已經進入“后喻文化”時代，現代文明的傳導重任，歷史地落在年輕一代肩上，用好他們，農村農業的發展才有希望。
九、“三支”人才
“三支”人才是指到農村基層從事支農、支教和支醫工作的城市機關工作人員和高校畢業生。從2006年起全國每年招募2萬名左右高校畢業生，主要安排到農村基層從事支教、支農、支醫工作，目前這一計劃各省都在不斷加強，如安徽自2016年起，每年定向招收2500名大學生畢業后到農村支教。截至2015年全國累計選派27.6萬人到農村基層開展支教、支農、支醫，這一制度安排為農村基層一線補充了新鮮血液，培養了一批心向基層、服務基層、扎根基層的青年人才。
政府支持和鼓勵他們到農村基層支農、支教和支醫，一是鄉村依然是當下最缺醫少藥的地方。農民要到大城市看病，且不說要花費巨額的開支，更令他們頭痛的是，“奔波三千里，掛號三禮拜，排隊三小時，看病三分鐘”。二是農村教育依然落后。義務教育免費和就近的兩個基本特性沒有真正體現。撤點并校實施十多年來，全國農村學校由59萬所減少到27萬所，農村教育出現“村空、鄉弱、城擠”局面，且形成惡性循環，學校越少越差，老師學生越向城市擠。農村孩子上學難、上學貴的問題十分突出。筆者在吉林省龍井市調研發現，全市65個村只有一個村有一所小學，其余64個村的孩子都要到鎮上或城里去租房讀書。在鎮上讀書一年要多開支8000到10000元，在縣城讀書一年要多開支15000到20000元，這還不算家長務工陪讀的工錢。應推廣福建省永泰縣的做法，全縣78所農村學校，其中11個只有一個學生和一個老師，他們的理念是，只要有一個學生，這個學校就不能撤。這是政府義不容辭、責無旁貸的義務。三是農村具有一定專業技能和經營管理能力的復合型、創業型人才嚴重缺乏。具有這方面專長的農業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到農村去幫助農民發展農業，才能真正出實力、用實招、見實效。
“三支”人才是農村和農業發展重要的知識寶庫。因此，應大力推進“三支”事業。特別是應該通過技能培訓、業務指導等公共服務，讓“三支”人才成為培育農村人才的“酵母”。同時地方政府應與“三支”人員建立長期穩定的聯系，“三支”人員服務時間一般為一到二年，服務期滿，即需撤回，政府應通過多種方式讓服務者人走心不走，鼓勵和支持服務期滿“三支”人員通過“互聯網+”、電子商務等渠道，持續為農村提供幫助。
十、駐村扶貧干部
近年來，各地政府大力推行了以“駐村”為主要形式的扶貧開發幫扶措施。以安徽為例，全省針對3000個建檔立卡貧困村，動員省、市、縣三級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實行單位包村、干部包戶，并選派優秀年輕干部到村任職，擔任駐村扶貧工作隊隊長。全省5002個單位派出10392人參加了單位包村。全國目前已派駐村幫扶干部54萬人。
駐村干部在農村扶貧事業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一是駐村扶貧干部擁有廣泛的資源優勢。他們有學歷，有知識，有人脈。在貧困村建設中發揮著引導、示范、組織、聯絡作用。經濟學家舒爾茨在他的代表作《改造傳統農業》中指出，貧困人口同樣有能力根據自己掌握的知識、技能、經驗、信息和可利用的基礎設施等條件，實現資源的最優化配置，從而貧困的農民雖然經濟貧困但是具有效率的。駐村扶貧干部如果能夠不斷注入現代元素，從增加知識、技能、經驗和信息以及改善基礎設施條件等方面入手，就能激活貧困村和貧困戶內生的發展潛力。
完善駐村幫扶，一是應盡快出臺頂層設計，在現有《方案》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駐村扶貧制度建設。二是應盡快厘清基礎工作，貫徹落實貧困對象動態管理原則，及時發現問題、糾正問題，克服貧困人口識別中存在的“人情觀”“家庭觀”和“模糊觀”現象，將真正的貧困人口識別出來，做到底子清、情況準，真正實現貧困對象識別精準，為駐村扶貧奠定良好的基礎。三是應盡快完善扶貧開發監督管理辦法，明確監管主體、監管內容、監管手段和監管責任，做到有人監管、有法監管和有序監管。
夏商周秦漢、唐宋元明清，“重農思想”貫穿中國歷朝歷代，重視農業、以農為本，是在以農養政、以農養國、以農養城背景下的安邦之策。但是，歷朝歷代重農思想的核心就在于重業而不重人，農民反而成為被剝奪最重的對象。這種重業不重人的積弊直到2006年取消農業稅才算真正結束。今天我們要加長農業現代化這條“短腿”，關鍵就在于重業更要重人，重業必先重人。沒有經營主體農民的現代化，農業就不可能現代化起來，再先進的技術、設備，再一流的理念、管理，沒有現代化的承接主體進行操作，都毫無價值。
“新下鄉運動”中的十大群體，大體可分為三類，一是將成為扎根農村的新一代職業化農民，如部分回鄉創業的農民工、回鄉創業的大學生、部分大學生村官、部分海歸華人華僑等。二是只做一個時期的停留，主要是為三農搞服務，如“三支”人員、駐村扶貧干部、部分大學生村官等。三是到農村生活，如第一代農民工、城市離退休人員、新三屆大中專畢業生、部分華人華僑。不論哪類群體，他們都承載著推進三農發展的各類資源。農業需要現代化職業農民，首先需要在農村培育產生現代化職業農民的氛圍和土壤，各類為農服務人才的開發利用便首當其沖。
“新下鄉運動”是一場前所未有的人才資源大輸送，各類人才集聚農村，各方力量發力農業，各種方式致富農民，其規模之浩大，涵蓋之廣泛，行動之自覺，史無前例，世無先例。可以預言，它對于解決三農問題，實現鄉村再造將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開發利用好這筆寶貴財富，應是三農工作的當務之急，重中之重。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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