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黨的十九大到2018年全國兩會，“高質量發展”是貫穿其中的高頻詞。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從量的擴張轉向質的提升，正是當前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思路決定出路，思客推出“高質量發展之路”系列策劃，圍繞結構調整、科技創新、鄉村振興、精準脫貧、污染防治、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等經濟發展關鍵詞，邀請智庫專家和行業學者建言獻策，力求為中國經濟以更新的姿態、更穩的步伐擁抱高質量發展的明天提供更多路徑和方案。
本文為“鄉村振興”第一篇，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劉奇認為，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新時代下鄉村的價值和定位愈發重要；要解決城鄉二元分割制度帶來的問題，實現鄉村振興，就要切實做到觀念轉軌、動能轉換、治理轉型。
觀念轉軌：打破城鄉二元思維定勢
長期以來，我們形成的城鄉二元思維，已成為思維定勢。要解決城鄉分割的二元制度帶來的問題，必須做三大調整。一是調整觀念認識，二是調整價值認知，三是調整發展順序。
先說調整觀念認識。鄉村振興背后的邏輯是什么？中央現在同時推進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兩大戰略。脫貧攻堅主要是為第一個百年目標打基礎，鄉村振興是為第二個百年目標打基礎。這兩大戰略我覺得是為了“三個消除、兩個引導”，從而實現兩個百年目標。“三個消除”就是消除貧困、消除城鄉差距，消除社會偏見。沒有這三點我們就不可能構建起一個公平和諧的社會環境，沒有公平和諧的社會環境我們的現代化強國夢、中華民族復興夢就不可能實現。“兩個引導”就是引導社會關注貧困群體，關注鄉村發展。多年來，我們的城市化快速發展，城鄉差距越來越大，我們必須讓城鄉同時發展、城鄉互動，這樣我們的現代化國家才能有一個公平和諧的發展環境。這就是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的邏輯關系。
第二個調整是調整價值認知。所謂調整價值認知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對于鄉村的價值認知。多年以來，在城鄉二元制度的影響下，很多人都想逃離農村。通過40年改革開放，農村已經不是過去的農村了，很多地方已成為旅游觀光、投資興業、養生養老、適宜棲居的理想地。有人說，現在是窮人進城，富人下鄉；忙人進城，閑人下鄉；為生存的人進城，為生活的人下鄉。這表明“逆城市化”現象已初現端倪，對鄉村的認識應該重新定位。
其次是對三農的價值認知。我們說農業現代化，有人認為只要把農業本身現代化了，整個農業現代化就會提前解決。其實三農是一個統一體，農業是農業現代化的本體，農民是農業現代化的主體，農村是農業現代化的載體。本體農業、主體農民、載體農村必須同時現代化，我們的農業現代化才能實現。不是光有先進設備、先進技術就行。
第三個對農業本身的價值認知，我們過去認為農業只要產量高、質量好就可以了，今天要重新判斷、重新定位。當今農業已經趨于多功能化，如果把它的幾大功能綜合開發利用，它的價值可能比農產品本身還要高。今天農業生產的過程已能創造很高的價值。比如有些稻田種成卡通圖案，就是很好的旅游景點，生產過程可以生錢。此外，生產方式也能生錢。比如農業采摘，爸爸媽媽帶著孩子到農村去體驗感受。日本有幾千個城市農業公園，讓孩子們去體驗農作物的生長，小動物的養殖。這使人們了解生命的意義和規律，從哲學的角度非常有價值和意義。再次，農業生產的環境也能掙錢。農業生產必須有一個好的生長環境，否則生產出來的東西沒法吃。好的環境是養生養老休閑觀光的好去處，人們都愿意到麥田里面去，所以對于農業的價值認知，必須重新思考。
第三個調整是調整發展順序。今天我們的城市化水平可以與任何發達國家相媲美，城市現代化水平已經很高。現在城市的資本、人才、技術等正在外溢，向鄉村轉移去尋找他們能發揮作用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多年來城鄉發展差距拉大可能會影響社會的穩定和諧。在這樣背景下我們應該調整順序，優先發展鄉村。
我們應該把農村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戰略中、城市鄉村發展的大背景中、農民市民的大格局中、三大產業的大結構中，來觀察三農是不是優先發展。
動能轉換：培育新動能形成“合”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已經歷了兩次動能轉換，眼下正在醞釀第三次。每次都可以用一個字概括：第一次動能轉換的核心是“分”，改革開放之初，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使經營主體從幾百萬個生產隊一下子分解為2.3億個承包農戶，家庭能量得以充分釋放，極大發展了生產力；第二次動能轉換的核心是“流”，農村各種生產要素大流動，使城鄉經濟一片繁榮，尤其是農村勞動力的大流動，使鄉村的“形”“神”皆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第三次動能轉換，這次動能轉換的核心是“合”，就是使各種要素、各方力量集合發力。借用物理學術語，三次動能轉換帶來的是三大物理變化，第一次“分”帶來的是“裂變”，第二次“流”帶來的是“流變”，第三次“合”帶來的是“聚變”。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極大地推進了農業農村的發展。農民有了余錢之后，開始走入第二第三產業，又推動了鄉鎮企業的發展。農村改革的經驗，又啟迪了城市國有企業的改革。這由一個“分”字引發的“裂變”效應，其實踐價值和理論創造，徹底改變了中國，解決了溫飽，繁榮了城鄉。
第二次動能轉換中的“流”，是各種生產要素的放活，尤其是把農民從土地和鄉村中解放出來。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經濟能夠一路逆勢上揚，農民工居功至偉。資源要素大流動使城鄉在“流”中化“蛹”為“蝶”，在時空隧道中涅槃。鄉村中小洋樓比肩而立，村村通全面實現，生態綠化美化大有起色。這一巨大變化的現象恰如物理學上的“流變”現象。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培育新動能的關鍵就是形成“合”力，把各種現代元素注入農村、注入農業，推動農業農村的歷史性變革。具體而言，有六大合力：即三“物”組合、三“產”融合、四“生”契合、城鄉統合、要素集合、功能整合。“六合”能量將產生像物理學上“核聚變”一樣的巨大威力。
所謂三“物”，即植物、動物和微生物。植物是生產者，動物是消費者，微生物是分解還原者。只有微生物的介入，農業才能克服石油農業的弊端，構建起有機生態循環系統。
所謂三“物”組合，就是要把植物、動物、微生物三者有機統一起來，重點在于重視微生物的作用。以往我們過于強調植物和動物產品，也即農作物和畜產品的生產，而忽視微生物的生產，導致農業的生態循環系統被打破。微生物的開發有廣闊的空間，目前已形成了六大領域，即微生物肥料、微生物飼料、微生物能源燃料、微生物食品、微生物藥品、微生物清潔劑，每一領域都有著巨大的開發前景。僅就微生物食品而言，它還具有六個不爭的特點：不與人爭糧、不與糧爭地、不與地爭肥、不與農爭時、不與農產品爭市場、不與其他爭資源。
所謂三“產”融合，即農村中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融合發展。三產融合發展，不是我們今天才發明的，我們傳統農業追求的“男耕女織”模式就是按三產融合發展的思路設計的。耕與織多余的產品拿出去賣就形成了第三產業。以往我們都割裂來看三者之間的關系。其實，三者是互相促進、有機融合的。比如說，蓬勃興起的鄉村旅游，就是第三產業。它反彈琵琶，用三產帶動二產引領一產。三產融合發展的關鍵是“種、養、加、銷、游”五環聯動，這五大環節是骨干、是主體，其他都是在這條產業鏈上派生出來的。只有做好五環聯動的文章，三產融合才能打造成產業的命運共同體。
所謂四“生”契合，即生產、生活、生態、生意四者要契合。農業生產不能不顧生態，不能嚴重污染土地河流；農民生活不能不顧生產，一些地方搞農民洗腳上田，建高樓，使得農民遠離農田，也不科學；農民生活也不能不顧生態，落后的、粗放型的生活方式，要拋棄。生產、生活、生態的契合，如果沒有與發達的現代化市場連接，便只是徒有軀殼，農產品只有建立線上線下的互動機制，才能賣個好價錢，因此，“三生”之外還應加上“生意”。在農產品量的問題已基本解決，質的問題成了問題的大背景下，農業的發展方向必須重新思考，即由生產型向生活型轉軌升級，圍繞健康中國做文章，圍繞有利于提高人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長壽水平做文章，讓農業成為“農業增收、農民增富、農村增綠、人民增壽”的四增產業。只有四生契合，互相依存，互為因果，才有高品質的生活、高效益的生產、高文明的生態。
所謂城鄉統合，重點在于城鄉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必須下大功夫，在推進城鄉統籌發展、同步發展、一體化發展的基礎上，全面貫徹落實十九大提出的“優先發展農業農村”的新戰略。
所謂要素集合，即把現代元素集束向農村投放，包括現代理念、現代技術、現代管理、現代金融、現代設施、現代人才等。我國農業現代化腿短，短就短在缺乏現代化元素的注入，如果像工業、像城市那樣集中投放現代元素，農業農村農民的現代化指日可待。農業的現代化需要“三體共化”，即作為本體的農業、作為主體的農民和作為載體的農村必須同時現代化，只想讓農業現代化，只在農業上下功夫投入現代元素，而主體農民和載體農村落后就產生不了現代效益。
所謂功能整合，即要把現代農業的六大功能整合起來。一是食物保障功能，今天的食品安全問題比任何時候都受到社會廣泛而深刻的關注，農產品供給正由“吃得飽”向“吃得好、吃出營養、吃出健康”的4.0版過渡。二是原料供給功能，許多工業原料都來自農業，例如玉米是制造乙醇的原料，但是目前我國玉米產量過剩，大豆產能卻不足，這就需要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調結構”。三是就業收入功能，農村有八九億人口，除了外出打工的2.8億，其余都生活在農村，他們要在那里生存與發展，即使城市化率達到70%仍有5億人生活在農村。四是生態保育功能，工業社會的理念是人定勝天，是破壞生態，而農業文明的理念是保護自然。五是旅游休閑功能，鄉村旅游已成為世界性潮流，成為一種大多數人追求的生活方式。六是文化傳承功能，中華文明薪火相傳，中華民族才得以始終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中華文明的源頭在農村農業，載體也是農村農業。功能整合，就是在實踐中，不能單一考慮只發揮農業的某一項功能，要盡可能多地把六大功能都充分發揮出來。只有整合功能，才能拉長產業鏈、拓展功能鏈、提升價值鏈。
治理轉型：構建“三位一體”的治理格局
今天的鄉村已不是過去的鄉村，各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社會主體由穩定性向流動性轉變，社會生活由同質性向異質性轉變，社會關系由熟悉性向陌生性轉變，社會空間由地方性向公共性轉變，社會結構由緊密性向松散性轉變，社會的細胞即家庭由完整性向破裂性轉變。
社會文化由前喻性向后喻性轉變。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認為，人類的文化傳承分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后喻文化就是現在年輕人先知道，學會后傳給老年人。過去就是老人通過經驗積累把他積累的經驗傳給后代，現在不需要經驗了，反過來了。特別在農村這個現象很普遍，手機電腦出了問題都問兒子孫子。社會價值由一元性向多元性轉變，社會行為由規范性向示范性轉變，社會治理由威權性向碎片性轉變。
這樣的背景下若我們不改變治理方式，就無法適應目前形勢的發展。首先，要構建一個政府、市場、社會參與，“三位一體”的治理格局。
第二，要構建一個規則公平、權利公平、地位公平、結果公平的社會制度環境。有了這樣一個社會制度環境，我們的改革措施才能順利推進。
第三，要打造一個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治理體系。自治、德治是中國傳統社會采用的治理方式，這方面我們有不少經驗。今天提出來培育新鄉賢，鄉賢在過去社會治理中起非常大作用。鄉賢是一個地方的標桿，社會的價值導向，有重要的社會治理作用，是國家與千家萬戶結合的一個緩沖帶。國與家、公與私、官與民，在硬性結合的時候會帶來許多矛盾，鄉賢能起到一個緩沖作用。這些文化傳統我們應該好好繼承。今天需要強化的是法治，要靠法治來推進制度發展，比如產權制度、經營制度、農業保護制度，這些都要通過法治的手段向前推進完善。還要利用法治手段掃黑除惡，靠法治的力量扶正去邪、弘揚正氣，把社會不良風氣如賭博等都整頓治理好。
第四，要推進各個領域的深化改革，包括產權制度改革、經營制度改革、農業知識保護制度改革、城鄉融合制度、鄉村治理、鄉村文化建設方面等等不斷的深化，適應社會的發展。
最后，是要培育一支懂農業、愛農民、愛農村的干部隊伍，沒有這樣一支干部隊伍鄉村振興就很難實施。一頭獅子帶領一群綿羊，綿羊都會變成獅子；一頭綿羊帶領一群獅子，獅子都會變成綿羊。所以干部的帶頭作用非常關鍵，如果我們的官員不是真的懂農業、愛農民、愛農村，那就很成問題。
作者系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中國農經學會副會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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