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
非常高興來到我們自己的大學，我也是這里的瀟湘學者。首先要為我們院取得馬克思主義一級學科博士、碩士授權點而感到慶賀，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馬克思主義這個學科，我參加了論證，十多年前我們在延安論證，使這個學科作為一個一級學科獨立出來。當時甚至有人提出來要把馬克思主義學科作為門類，因為它太重要了。后來主要是考慮到循序漸進，才由過去一個二級學科提升到一級學科，逐漸地發展。在延安論證馬克思主義一級學科是有道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可以說是在延安窯洞里面產生出來的，所以在延安論證馬克思主義一級學科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這些年來，馬克思主義學科發展得非常迅速，我們院這個學科的定位逐步地在提高。馬克思主義這個學科發展迅速非常重要，這個學科不做好可能就會出大問題，一般的學科可能做不好是出一般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學科做不好會出大問題。因為馬克思主義產生在西歐，產生在工業國家。但是我們作為一個農村人口占90%以上的農業國家接受馬克思主義，讓馬克思主義生根開花，這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難的課題。馬克思主義者本身也沒有碰到這樣的難題，中國共產黨要解答這道難題確實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也有過沉重的代價。
今年是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但是40周年之前的20年即1958年我國產生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一個大的實驗，是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理想在一個東方的中國農業社會的一場大的實驗。但由于理論準備不足，出現了大的問題。20世紀60年代初出現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了相當數量的人口。這就是沉重的代價。其他學科出了一點問題還不至于有這么大規模的損失，馬克思主義這個學科弄不好就會出現全局性的挫折。
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正因為有了農村改革，一舉解決了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所以才有了今天這種局面。今天大家都比較關注中美貿易摩擦。但是要跟美國這個頭號國家對決還是要有資格的。我們現在能夠和美國對話、對決的資格，那么這個資格的底氣從哪里來？也是因為農村改革這幾十年積累的底氣。
為什么要隆重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因為，這40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此就引出來了今天我的題目：中國家戶制傳統與農村發展道路——與俄國印度的村社傳統的參照。
1958年我們有過一場共產主義的大實驗，建立起來人民公社制度，1978年拉開了農村改革序幕，接下來就廢除了人民公社制度，恢復了家庭為單位的經營制度。農村改革之初很多人不理解，甚至說“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回到了原來家庭為單位的經營制度）。這就給我們提出了問題，為什么要回去？回到哪里去？同時我們要面臨新的問題。我們知道農村改革的標桿是小崗村，但小崗一夜之間脫貧，30年沒有能夠致富。這也是我們當今農業面臨的嚴峻問題。現在中美貿易最大的短板一個是最高端的芯片，一個是最基礎的糧食。這是我們在世界競爭當中的兩個弱項。我們的農產品滿足了國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是在世界上沒有競爭力。這就給我們提出來一個嚴峻問題，就是包轉到戶以后的家戶生產還有沒有聲音？中國農村發展道路究竟怎么走？中國為什么要回到家庭為單位的經營制度？這要向傳統去尋找答案。
歷史傳統為何重要
中國和美國最大的不同是，中國有5000年的文明傳統，美國到現在立國也才200多年。但是中國的歷史傳統主要是農業文明。美國的歷史短，沒有農業文明史。所以中美是世界上差異性最大的兩個國家，一個有漫長的農業文明史，一個基本上沒有農業文明史。所以美國經常對中國產生認識上的偏差。
在上世紀40年代，國共兩黨之爭，最后美國因支持國民黨失去了中國，他們當時就反省為什么美國失去了中國？美國有一個很重要的漢學家叫做費正清，大家一定要讀讀他的書。他寫了一本書叫《美國與中國》，在這本書里面他講美國人和中國的上層知識分子都有一個失誤，就是他們只看到了中國現代城市表面的繁榮，而沒有看到這個表面繁榮背后有一個古老的農業文明。正因為判斷失誤所以朝鮮戰爭美國又出現了偏差。朝鮮戰爭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在停戰協議上簽字的戰爭。
對美國來說，打不贏就算輸。美國一個將軍到現在還一直不服氣，他說不是美國人打仗不行，而是中國人打仗不講規矩。好不容易打了一場戰要休息一下，剛鉆進睡袋里面，中國軍隊來了，叫打什么夜戰。打了一個星期戰，死了那么多人，要“做禮拜”，剛跟上帝在禱告的時候，中國軍隊來了，叫星期日、禮拜日戰役。但是他不知道中國的軍隊是什么組成的，中國軍隊主要是農民組成，農民的時間、空間觀和工業國家不同。農民只有農忙農閑，農忙的時候沒有白天黑夜，沒有禮拜六、禮拜天。中國軍隊只要打得贏，管它白天黑夜。所以美國人不能正確認識中國，就在于不了解中國是一個農民中國。
今年又爆發了美國人對中國人的認識偏差。今年2月，美國著名的雜志《外交事務》發表了一篇文章《重新評估北京》，核心還是他們沒有意識到中國是通過農民工創造了、生產了巨額的廉價產品。當時美國打開了大門，沒想到中國這么廉價的產品蜂擁而去，現在感覺吃虧了。美國人沒有深刻認識到中國的根在哪。中國的根在農村。
中國的傳統主要是農業文明，這是中國的根。我們要創造新的世界，首先要充分了解我們自己的傳統，因為傳統像人體基因，具有重復性和可復制性。中華民族沒有戰爭的基因和高度重視歷史傳統對當下的制約和影響。這個傳統沒有辦法消滅也很難做最徹底的決斷。所以我們對傳統的定義，是能否對當今甚至未來發生影響的價值、行為和規范以及相關的歷史條件。傳統是過去發生的，但是過去發生的事情并不一定都構成了傳統。這里給的傳統的定義是只能夠對當今產生影響。所以對傳統要加以分類。一個是本源性傳統，這構成了一個社會的基礎性制度，也就是當今社會發展的歷史本體。第二個是自行性傳統。這些傳統對當下會產生影響，但是不會具有基礎性作用。第三個派生性的。由歷史傳統再派生出來的，即本源性傳統派生出來的。在中國農村歷史當中，1958年曾出現過農民公社，這是嵌入到中國歷史當中的一個小傳統，后來我們實行“包產到戶”，它是對小傳統的否定，對大傳統的銜接，也就是本源性傳統的延續。
因為農民公社在某種程度上是學習蘇聯的集體農莊，這就涉及到對東方的認識。我們過去把東西方分為二元世界，沒有注意到在東方內部和西方內部之間的差異，這種差異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會超越東西方之間的差距。我們只有了解這種差異，特別是本源性傳統的差異才能夠發現中國特色。
最近幾年我反復在研究一個問題，什么是中國特色？我認為一定要理解中國底色。沒有底色就無所謂特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大的難題是我們是農業國家，這就是底色。我們正是立足于這個底色，尋找一條符合中國基本國情的道路，就形成了特色。這些年來我們把中國特色當作一個筐，什么都往里面裝，甚至隨地吐痰也認為是中國特色。這是對中國特色一種太簡單化的理解。不了解中國底色就無法深刻理解中國特色。這個底色要了解清楚不那么容易。可以說到現在我們的認識還是有限的，正是因為這個認識的有限性使我們在進行社會改造的時候理論嚴重準備不足。馬克思曾經說過一句名言，大概意思是哲學家們以各種方式來解釋世界，但是重要的是改變世界。馬克思這句話非常重要，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空談家，要改造世界。但是，在改造世界之前一定要很好地解釋世界，正是因為我們過去沒有很好地解釋世界，所以導致改造世界出現了嚴重的偏差。現在在十幾億人口的大國進行人類前所未有的現代化建設，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這個學科的發展，我們就無法去正確的解釋世界，就很難產生改變世界的巨大理論力量。
為什么馬克思說俄國能跨越“卡夫丁峽谷”
首先要回顧一下兩種東方傳統。自從工業文明在西方產生以后，非西方國家就面臨著一個普遍性問題：是西化還是固守傳統的本土？這是擺在發展中國家面前一個普遍性問題。俄國可以說是最早面臨方向選擇的國家。大家都知道馬克思曾經說過一句話，俄國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峽谷”，走出一條非西方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一個著名的判斷。馬克思為什么作出這樣的判斷呢？就在于他晚年時期，由于人類學的發現，人們重新關注到，古老的村社制度，西方已經消失了，但是俄國長久地保留了下來。村社制度有五種類型，但是有一個共同特點，都強調整體性、一元性、一致性。因為它產生于古老的原始社會解體的時候，能夠一直保留下來是因為俄國氣候寒冷，人們生活在一個個與外部隔絕的村社當中。這就是俄國人的基本底色，號稱為“俄羅斯精神”。所以俄國要搞土地私有化很難，因為背離了俄國的歷史傳統，誰要侵犯村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羅斯精神”。這種社會組織形態大體的特點是，土地公有、土地定期重分、國家賦稅以村莊為單位承擔、勞動組合、共同管理、平均主義、集體主義。這是俄國村社的基本傳統，總結起來就是兩個：集體主義和平均主義。俄國人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深受村社傳統的影響。
我們過去不了解俄國，只看到了它的表面現象，沒有看到俄國的村社傳統內在的一些個性，比如說俄國村社制度是絕不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這個和我們的傳統不一樣。它是不提倡勤勞的，而且對少數人勤勞進行打擊，我們最近看翻譯過來的文獻，其中有一項規定，如果哪個人禮拜天去勞動了，要召開全體村民大會斗爭他。這是我們很不能理解的，因為中國人幾千年來是最勤勞的。
后來蘇聯解體了，我到俄國去了兩次，第二次我實在是待不下去了，中途跑回來了。為什么呢？沒飯吃。他們有兩套住房，一到禮拜六、禮拜天所有的商家都關門了，大家都到郊區度假去了，城市沒有飯吃，所以我實在是待不下去了。傳統的力量有多強大？到現在俄國人做事都是慢吞吞的。這是俄國人的特性，他們不講究效率，如果誰講究效率、誰勤勞，就有可能打破平衡，村社就可能因為個體的勤勞而解體。
俄國人一定要形成一個集體才強大，一定要有一個大家長把這個集體維護起來才有地位。現在俄羅斯的經濟總量只相當于我們的廣東省。普京當總統的時候說要還俄國人一個強大的俄羅斯，這個諾言兌現不了。但是普京的威望很高，他是民選出來的。俄國一定要有普京這樣的大家長才能撐得住，他們寧愿貧窮也不要使社會分化，寧要公平不要效率，這就是俄國的精神。所以俄國的村社從原始社會一直到19世紀都沒有解體，后來他們實行集體農莊，實際上也是延續了這個傳統，具有共有、共建、共享、共管的原始共產主義特性。馬克思說俄國能夠跨越“卡夫丁峽谷”，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這個預言應該說也是一種美好的愿景。這是因為，在無數個村社制上樹立了一個強大的國家專制權力，國家牢牢地控制住一個個村社，把村社的人變為農奴，并且除了村社制度以外他們還有“農奴制度”。所謂“農奴制度”就是農民沒有獨立的人格和自由。他們不能隨便離開村社，有嚴格的戶籍管理制。俄國的戶籍制度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嚴格的。我到俄國去的時候，下了飛機以后第一站是到派出所登記身份，這可以看出他們的戶籍管理的嚴格。正是俄國嚴格的戶籍制管理把農民牢牢地限制住了。
村社制和農奴是連在一起的，沒有農奴也就無所謂村社，因為人都跑了，村社就空了。但是俄國面對西方工業化的崛起以后，也看到了工業化的威力，彼得大帝是一個標志性人物，他要向西方學習。俄國的國徽是一個雙頭鷹，一個頭向東，一個頭向西。當他們要追求現代化的時候，頭向西，所以彼得大帝把首都搬到圣彼得堡去接近歐洲，當他們面對西方的壓力時候，頭馬上朝向東，去尋找自己的根基，東方的根基。所以俄國的社會始終是二元社會，民主專制、自由奴役，始終處在二元的搖擺當中。但是他們最根本性的傳統還是東方的傳統，保留了村社制度、農奴制度。
為什么印度很難產生共產主義
再看一下印度。印度也是實行村社制度，這個村社制度和俄國大體相似，但是和俄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印度有“種姓制度”。“種姓制度”也是帶有奴役性質的，就是世世代代只能從事卑賤的職業。在印度為什么很難產生共產主義？印度有過共產黨，共產黨在喀拉拉邦還執政了。很多人到喀拉拉邦去尋找共產主義的樣本。結果發現此共產主義和馬克思提出的共產主義大大不同。為什么不同呢？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單位是階級，是因為生產資料占有不同而產生的經濟地位不同的社會集團，所以才有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但是印度無法形成階級，因為他們的種姓根深蒂固。某一個種姓的人永遠無法和高種姓的人形成一個平等的階級。種姓制度使印度的民性更具有奴役性。馬克思當年講到為什么英國依靠東印度公司敲開了印度大門，把一個相當于歐洲的印度一下殖民化了？就在于東印度公司掌握了開啟印度國門的一把鑰匙，即村社制度和種姓制度，這是根本。
在村社制度和種姓制度下，印度的國民不管誰當權都沒有關系，只要村社制度在，他們的基本生活有保障就行了。所以無論是英國來還是其他國家來都沒有關系，無非就是交稅，誰來都是交稅，他們沒有什么反抗精神。印度反殖民地斗爭的領袖是甘地，甘地的口號是 “非暴力”。他提出這個口號是有根據的，因為印度人沒有很強的斗爭反抗精神。有人說這次世界杯只是一半世界的人在玩，另一半世界的人沒有玩，一個是中國、一個印度，這兩個國家人口就占了世界上一半人口。我們中國人實際上是希望中國足球能拿到世界冠軍。印度人連這個夢都沒有，這就是他們的國民精神，他們不跟別人玩具有競爭性的東西。所以馬克思評論印度民族是表現不出任何的偉大首創精神的。
中國道路的起點是什么
和周邊兩個大國相比，中國最大的優勢就是很早就擺脫和超越了村社制度。從秦始皇開始，中國就形成了一個一個的個體家戶構成的制度，這就是毛主席說過的“兩千年皆秦制”。過去我們對“秦制”有一個認識偏差，以為只是秦始皇帝制。其實兩千年的秦制有三大制度，第一大制度當然就是帝王制度。第二大制度是郡縣官僚制度。第三大制度就是個體家戶制度。這三大制度是三位一體的。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帝制，但是郡縣制度延續下來了，家戶制度也延續下來了。我們過去對中國的理解是有限的。比如我們過去認識中國是西方傳教士眼中的中國，后來認識中國是歷史文獻中的中國，從《資治通鑒》《史記》中認識中國，現在我們開始注意到地方碑刻上的中國。但是一直沒有關注到調查中的中國，也就是我們沒有理解中國的底色和底層。
中國的底色和底層是家戶制度，即中國的村落是一家一戶聚集而成的，這個一家一戶往往是一個姓繁衍下來的。所以中國的村落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都是由一個姓氏來命名的。識別中國人一定要注意到去識別他的姓名，識別他的村名。中國過去取名字有講究的。中國古代人取名字一定會取一個“富貴”，很少取“張大富”、“李大富”、“王大富”，而一定是“王富貴”、“李富貴”、“張富貴”，為什么這樣取呢？因為“富”使人眩目，“貴”才能使人尊重。中國的村名也是很有講究的，都以姓為標識。我們認識社會要注意到外在的形象化，南方的村往往是“李家灣”“張家村”，北方的是寨、莊比較多，中國最大的莊是石家莊，都是以姓為標識的，這就是中國的特點。日本的姓名有什么特點？日本人的名字是特別土氣，因為日本的平民是長期沒有名字的，只有貴族才能有名字，直到明治維新的時候國家才有了戶口，登記戶口就要取名字，要取名字的時候來不及，見到什么就取什么。比如原來有一個首相叫小泉，就是看到一個小河流，就叫“小泉”，有的甚至來不及取名字了，就取一個“太郎”“二郎”“四郎”。今天的日本首相是安倍，這個名字就是貴族出身，沒有泥土氣息。俄羅斯的總理是梅德韋杰夫，梅德韋杰夫的俄文名字是什么？“熊”。俄國人很多的名字都是帶有很多原始的動物，因為他們是一個“戰斗民族”。中國的姓氏標識著中國家戶的獨立性。也就是說這個社會的基本組織單位是一家一戶構成，所有人都是國家的編戶齊民，都有自己的戶口。無論是地主還是一般的農民，都是國家的平等的百姓。我們知道西方有領主，中國有地主。西方的領主和中國“地主”一字之差，但是含義有很大的區別。領主不光是領有土地，還要領有人口，人口是依附于領主的。所以西方有一種古老的很野蠻的制度叫做“初夜權”。而中國的地主只占有地，不占有人口，絕對不擁有“初夜權”。
因此，在中國古代，中國人是自由的，西方人是受奴役的。正因為他們受奴役才有了自由主義的呼吁。自由主義不是產生于西方，他們早期是沒有自由的，所以他們呼喚自由。中國很早就有了獨立自由，只是這個自由是相對橫向的自由，就是對地主和農民之間是自由的，是橫向的左右，而不是縱向的自由。而且西方國家的自由主義，強調民眾對政府的縱向自由，這是另外一回事，這叫現代自由。也就是在傳統古代社會中國人是自由的，我們不要把自由這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完全奉送給西方人。
中國人的村莊在某種程度上是自由人的聯合體，無論是地主還是農民，只是財產上的區別而沒有人身的依附，雇傭關系是經濟關系。所以說自由獨立的小農家庭，是中國中流社會的內核，是中國社會最基本的組織。中國的家戶制和俄國的村社制、印度的村社制最大的不同是它表現出個體的獨立性。不理解這個本源性傳統，中國特色很可能就是他國特色，中國道路很可能就是別國道路。因此，我們在尋找中國道路的時候一定要了解中國道路的起點是什么。
中國為什么要回到家庭為單位的經營制度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這是一種理想信念、科學理論，但是要把這種科學理論轉換為現實的力量，還得要尋找中國的底色、根基、源頭。為什么辛辛苦苦30年還得要回到解放前呢？（回到原來家庭為單位的經營制度）這是一種歷史規律，但是它不是簡單的回去，只是經營方式回去了。我們的經營方式有著數千年家戶經營的傳統。
那么這個家戶經營是怎么來的呢？第一個是資源稟賦。中國是特別適合于農耕生產的國家。俄國的氣候特點是極度寒冷。沒有哪一個國家，包括不可一世的拿破侖和后來的希特勒只要打到俄國去了都出不來了，冷得受不了。印度的氣候是什么特點呢？極熱。武漢的天氣是火爐，長沙也是火爐，但是和印度相比，那我們簡直是太幸福了。極端氣溫使一個人必須牢牢地在一個群體里面生活。而我們中國的氣候是世界上最適合農耕生產的。
第二個是財產繼承權。在我們中國，一個家庭延續下來，特別強調財產分割，諸子均分，同一父母所生，同一祖宗的子孫特別強調財產均分。祖宗賦予了后代同樣的資格、地位、權力、身份。所以我們在大調查當中都會發現，一母所生的都要平等。為什么共產主義在中國能夠落地呢？因為是有它的土壤的，這就是財產均分。為什么資本主義在西方率先生長呢？他們實行長子繼承制，具有排他性。我們中國這種諸子均分使每個人都能平等的繼承財產，除了女性以外。但是這種諸子均分制度會變為一個一個的小家庭，一個大家庭不斷地裂變為一個一個小家庭，所以中國要到一定時期一定會分家。俄國的村社制度中，土地是公有的，就不存在繼承土地問題，印度實行種姓制度，根本無財產可繼承。所以他們都高度依賴家庭，高度依賴村社。
第三個是稅收制度。中國為什么要編制戶籍？就是因為要收稅。在中國，“家”是基本的社會單位，“戶”是政治單位。印度和俄國以村社為納稅單位，如果窮的家戶收不起稅，可以要富的村里面代支，所以老百姓高度依賴村社。正是因為我們這種生產方式也形成了人們的意識和行為。中國人的家族意識特別強，以男性的姓氏為正宗，人生的使命在于發家致富、光宗耀祖。俄國人發家是不可能的，印度的種姓制度下，世世代代都做同樣的事情，也不可能發家。中國大量的老百姓的一些諺語都可以看出來家戶的特征，如“各掃自家門前雪”，老百姓所有的行為都是從“自家”開始。這種行為方式有它的好處，即調動生產積極性。它最大的特點就是家戶的生產和家戶的收獲是連為一體的，就是我生產了產品，我自己這一家就可以獲得這個產品，沒有中間環節。在這樣的條件下農民不得不去盡可能挖掘潛力，改善自己的生存狀況。所以中國農民的勤勞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
家戶生產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不要外部監督。工業化生產一定要有外部監督的，集體化生產也需要外部監督，因為有人勤勞就有人偷懶，需要外部監督。但是一個家庭生產不需要外部監督，如果偷懶的話是給自己偷懶，最后沒有吃的。所以我們中國之所以能夠創造世界最燦爛的農業文明，依靠的是家庭。
為什么后來要走集體化的道路呢？因為家戶生產也有問題。一個是會促進社會分化。同一個家庭里面幾個孩子分了同樣的田地，但是由于經營、天災人禍等問題，也會窮的窮、富的富。第二個是缺乏社會保障。印度和俄國的村社制還可以給窮人提供一定的保障。中國因為缺乏這個村社保障也沒有國家保障，一旦家庭破散就走投無路。所以20世紀可以說是我們中國的小農經濟多重困境疊加的一個世紀。一重困境是我們兩千年王朝的規律。即人多地少，人口不斷增多，土地越來越少。第二個困境就是城市化發展。中國的城市化不是由于農業內部積累帶來的城市化，而是汲取農業的資源造成的城市化。城市抽空了農村的“血”。幾重危機疊加使得小農經濟在20世紀特別地困難。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生農家的毛澤東深知農民的悲慘命運，要走出一條新的發展道路。但是這個路是從來沒有過的，在走這條新的社會主義道路時，當時要向蘇聯學習。蘇聯的村社制和后來的集體農莊制有一個很重要的優勢就在于能夠給貧窮農民提供一定的保障。所以說家戶制是有分化的效益和缺乏保障的情況，村社制是沒有效益的平均和有保障的帶動，這就有了區別。
當然，中國的貧窮還有一些宏觀問題，就是國家的問題。因為我們中國農民受到了雙重的剝奪，一個是地主的剝削，二是皇帝、官僚系統。中國農民造反起義的規模世界最大，也最頻繁，就是因為剝削力太高。但是我們尋找新的發展道路過程當中，只看到了家戶制的弊端而忽略了它的長處。我們把土地分割給農民，實際上是要調動農民的積極性，農民對土地改革是非常擁護的。所以杜潤生先生（農村改革之父）講了共產黨把土地分給農民，農民擁護共產黨。土地在改革在中國是一個政治改革，不是經濟改革。就是國家通過獲得政權取得土地，然后把土地分給農民，農民對政權擁護。但是我們又要防止土地分給農民以后帶來的社會分化，所以要尋找一種新的體制，這就是“公社”體制。而“公社”體制最大好處是便于國家從農民那里獲得廉價的農產品。中國的工業化和公社化是連為一體的，因為工業化最初的積累要從農民那里來。怎么樣從農民手中來？“公社”是一個很好的渠道。
另外，“公社”在對弱者的保護方面還是有成效的，但是它的嚴重后果是農民個體的自主地位下降了。從“人民公社”體制一開始就有了“包產到戶”的要求。20年前我寫了一本書叫做《包產到戶沉浮錄》。小崗村并不是第一個搞“包產到戶”的，在它之前曾經有三次，只是小崗村是作為一個標志。所以說中國實行家庭經營是和傳統的家戶單位這個傳統相銜接的。
改革開放以后，家庭經營這個體制顯示出極大的活力。但是這種家戶經營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受到嚴重的挑戰。一是僅僅依靠農業的農民的生活狀況很難得到根本性的改變。所以有人說小崗村“一夜之間脫貧，30年沒有能夠致富”。中國的富村都不是農業村，它是以工致富的村，要以農致富在中國是一道難題。二是出現了社會分化。三是保障問題。我們現在對農村老人的保護，還沒達到過去“人民公社”依靠體制性保護的水平。在這個背景下中國農業發展道路向何處去？這就是一個擺在我們面前的新的難題。
中國農業發展道路向何處去
總的來看，我國最近幾年農業的外部環境有所改善，但是家庭經營這個體制還在延續。現在面臨著中國未來的農業經營體制三條道路。第一條道路是“公社”制度，“公社”制度已經被證明缺乏效益。第二條道路是公司道路，有了公司就有了規模經營，沒有規模沒有效益。我國現在的家庭農業沒有世界競爭力是因為我們的規模太小。美國的一個家庭農場起點就是一萬畝，我們現在一個村的土地可能就是兩三千畝地。五個村的土地才能供一戶的農民去種，這就意味著五個村的農民都得轉移出來，但是要轉移出來很難。這就是中國和美國最大的不同，中國走美國的道路想走也走不了。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提法，這是在黨的代表大會第一次正面肯定了小農集體利益。過去我們一直是否定個體經濟的， 包括家庭承包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作為權宜之計。鄧小平同志曾經講了兩個飛躍，第一次飛躍是家庭承包，第二次飛躍還是要飛躍到集體經濟。家庭承包始終是作為權宜之計。黨的十九大很重要的提法就是肯定了小農戶的歷史地位，也就是小農戶將在中國存在相當長時間。但是今后的小農戶和傳統的家戶制是有很大不同的，它是現代家戶制。也就是它和傳統自給自足的小農戶不一樣，是社會化大生產整個鏈條當中的一個環節。這是現代家戶制和傳統家戶制最大的不同，這是我們中國農村發展道路既能夠延續傳統又適應新的時代發展的一項選擇。
特別是南方稻作地區，要實行規模連片生產是很難的。美國一個家庭農場能經營萬畝，因為多是旱作地帶，而中國要在稻作地區去實行幾百畝、幾千畝的連片規模經營非常難。所以中國的基本生產單位恐怕還是小農戶，但是依賴于專業化的服務。也就是過去我們小農戶一家一戶完成整個生產環節，而現在把整個生產環節分解，由各個專業性組織來完成。這樣就走出了一個中國特色的農村發展道路，既不是美國的大農業道路，也不是俄國的村社的集體化的道路，而是中國在集體所有制基礎上通過“三權分置”實行規模經營，以小農戶為基礎，和整個社會化大生產相銜接的新型發展道路。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名譽院長、教授，本文系作者于2018年6月在湖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立德講堂的專題講座，中國鄉村發現網根據錄音整理，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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