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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益康等:從千萬工程到鄉村振興戰略

[ 作者:顧益康?潘偉光?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8-07-23 錄入:王惠敏 ]

    “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中國是一個發展中“三農”大國,“三農”問題在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各個時期都占有特別重要的位置。習近平同志在長期的基層工作實踐中,與“三農”工作結下不解之緣,厚植了對“三農”發展的真摯情懷,累積了解決“三農”問題的豐富經驗。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高度,對“三農”工作進行了更加系統的思考和謀劃,作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決策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的戰略部署,形成了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三農”工作的重要思想,為我們做好新時代“三農”工作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從在浙江工作期間提出的“千萬工程”到鄉村振興戰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三農”工作的認識論、實踐論、方法論一以貫之。回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三農”工作的重要思想在浙江的萌發及實踐歷程,對于全面把握這一思想的深刻內涵和精髓要義具有重要意義。

  一、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關于“三農”工作的重要決策部署

  在浙江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跑遍所有縣(市、區),深入農村基層,深入田間地頭,了解“三農”發展實情,圍繞發展農業、造福農村、富裕農民,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觀點和政策舉措,在省域層面對破解“三農”發展難題進行了創新性探索。

  1.針對農村滯后的經濟發展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之間的差距、“臟、亂、散、差”的農村面貌與日新月異的城市面貌之間的反差,大力實施“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開啟了浙江美麗鄉村建設的宏偉篇章。自改革開放至本世紀初,浙江經濟經歷了二十多年的高速發展,已從一個陸域資源并不充裕的省份一躍成為經濟大省,經濟社會發展和農民收入均在全國前列。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前基本實現現代化的要求來看,全省人民生活水平總體上已達到小康,但仍是低水平、不全面、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這種狀況集中反映在農村,“臟、亂、散、差”的人居環境,較為落后的道路、水電等基礎設施,發展滯后的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公共事業,與農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形成了強烈反差。2003年1月,習近平同志在全省農村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前基本實現現代化,增加農民收入的任務最迫切,發展現代農業的任務最艱巨,改變農村面貌的任務最繁重”。2003年6月,在習近平同志親自調研、親自部署、親自推動下,浙江省啟動“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在全省“千萬工程”會議上,習近平同志提出,從全省選擇1萬個左右的行政村進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個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此后,習近平同志每年主持召開現場會,發表重要講話,都把“千萬工程”作為一把手工程來抓,深入推進新農村建設。到2007年,全省10303個建制村得到整治,其中1181個村建設成為“全面小康建設示范村”。同時,圍繞提升農民生活質量,著力引導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覆蓋,努力縮小城鄉差距,為浙江在全國率先開展統籌城鄉發展、推動城鄉一體化建設、破除城鄉二元結構贏得了先機。

  2.圍繞探索一條既能發揮浙江比較優勢又能克服傳統農業發展難題、實現農業又好又快發展的路徑,大力發展高效生態農業,開啟了浙江新型農業現代化發展之路。黨的十六大以來,浙江已全面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新階段,農業發展的宏觀形勢發生了變化。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的快速推進,年輕力壯的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到二、三產業,農業經營出現了副業化、兼業化、老齡化趨向;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農產品國際國內市場競爭的加劇,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不高、農業組織化程度較低、市場主體競爭力不強的問題愈加突出。同時,農業土地資源逐年減少、水資源緊缺、基礎設施薄弱、資金投入不足、生產能耗和成本不斷上升等系列問題,困擾著浙江農業的提升發展。習近平同志在全面分析浙江資源稟賦、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農業發展新形勢的基礎上,前瞻性地作出了大力發展高效生態農業的戰略決策,提出把發展高效生態農業作為浙江發展現代農業的具體實踐形式。2004年1月,習近平同志指出,要“充分發揮我省的比較優勢,把發展高效生態農業作為效益農業的主攻方向”。高效生態農業以綠色消費需求為導向,具有高投入、高產出、高效益與可持續發展的特性,是集約化經營與生態化生產有機耦合的現代農業。浙江發展高效生態農業,既順應了發展現代農業的趨勢,又貼合了人多地少的經濟較發達地區農業發展的特殊性,是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必然選擇。

  3.著眼彌補雙層經營體制的短板,大力推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和合作服務體系的改革發展,探索建立農民專業合作社,加快了浙江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改革步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體制轉變為集體經營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分散經營相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浙江個私經濟相對發達,自家庭承包制實行以來,個體分散經營及其專業大戶、家庭農場等新型主體得以發育成長,但是很多地方集體經濟組織統一經營服務功能變弱,統一經營層次發展缺乏,集體經濟組織渙散,能力弱小,反過來又影響到家庭分散經營和農業現代化水平。習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十分關心并多次調研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和合作服務體系的改革發展,對嘉興平湖創新毛澤東同志批示過的“新倉經驗”的供銷社改革和溫州瑞安組建的農村合作協會的改革探索作出了重要批示。為更好促進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彌補雙層經營體制的短板,在習近平同志的推動下,浙江于2004年頒布了《浙江省農民專業合作社條例》,2005年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加快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意見》,為農民合作社發展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保障,也為全國人大2007年制定《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提供了先行先試的經驗。在2006年召開的全省發展農村新型合作經濟工作現場會上,習近平同志對發展生產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體”農村新型合作經濟組織體系建設作了宣傳發動,并在之后的全省農村工作會議上作出了全面部署。習近平同志強調,“加快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創新是農村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農村新型合作經濟在堅持和穩定農村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了雙層經營體制中‘統’的內涵,創造了新的形式,加強了農民專業合作的薄弱環節,為家庭生產經營進一步走向市場、走向現代化開辟了新的空間,可以說是農村生產關系和農業經營體制的又一個創新”。

  4.立足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機制,實現城鄉互補、互促共進、協調發展和共同繁榮的目標,大力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開創了浙江統籌城鄉發展新局面。城鄉關系是經濟社會發展中極其重要的一對關系。統籌城鄉發展,就是要突破城鄉二元結構,把城市與農村作為一個整體來籌劃。2004年,浙江人均生產總值接近3000美元,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和農村全面小康實現度均位居全國省區首位,全省城市化水平已達54%,可以說已具備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的經濟社會條件。2003年,習近平同志提出“八八戰略”時,就將“進一步發揮浙江的城鄉協調發展優勢,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作為重要戰略進行布局和實施。2004年,習近平同志主持制定《浙江省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綱要》,統籌城鄉產業發展、社會事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生態環境建設和統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等六大統籌工作全面展開,浙江成為全國最早發布和實施城鄉一體化綱要的省份,并創設鄉鎮科技特派員和農村工作指導員制度,對農村進行指導幫扶。2005年,習近平同志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指出,“統籌城鄉興‘三農’,這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必須長期堅持的發展方略”“強調統籌城鄉興‘三農’,就是站在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確立以統籌城鄉發展的方略解決‘三農’問題的新思路,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就是把農業發展放到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統籌考慮,把農村的繁榮進步放到整個社會進步中統籌規劃,把農民增收放到國民收入分配的總體格局中統籌安排;就是把農村和城鎮作為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加以統籌協調,形成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互動、協調發展的體制和機制。”2006年,浙江省又制定了《關于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決定》,推動實施“千萬農村勞動力培訓工程”,實施城鄉職業教育“六項行動計劃”,“三個雙萬結對”活動等,進一步加快了城鄉統籌發展進程。

  5.致力于“不把貧困村、貧困人口帶入全面小康社會”,大力實施“山海協作”“欠發達鄉鎮奔小康”“百億幫扶致富”等工程,探索實踐了欠發達地區擺脫貧困的浙江路徑。本世紀初的浙江,在消除貧困縣的基礎上,2000—2002年實施“百鄉脫貧攻堅計劃”,貧困鄉鎮如期實現了脫貧目標,浙江成為全國第一個沒有貧困鄉鎮的省區。習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不久,就到麗水、衢州等地進行專題調研,部署把實施“欠發達鄉鎮奔小康工程”作為推進欠發達地區跨越式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提出,“不能把貧困村、貧困人口帶入全面小康社會”“現代化建設不能留盲區死角,實現全面小康一個鄉鎮也不能掉隊”。2006年,習近平同志強調,“進一步加大‘山海協作’‘欠發達鄉鎮奔小康’和‘百億幫扶致富’等工程的實施力度,著力形成區域間互動發展、實現共贏的格局”。2007年1月,他又強調,“把扶貧這件事扎扎實實做好。勿以善小而不為,雖然比例是小的,人口是少的,好像無關浙江省大局,錯了,一個也不能少”。習近平同志從浙江實際出發,進一步系統提出和探索實踐了欠發達地區擺脫貧困的路徑,主要有:破窮障,改善欠發達地區發展環境,拉近與中心城市和發達地區的距離,從根本上改變群眾生產生活條件;改窮業,充分發揮欠發達地區的生態環境和山地等資源優勢,積極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做大做精綠色富民產業;挪窮窩,采取市場化機制與政府引導相結合的辦法,引導庫區和山區農民向平原發達地區和城鎮遷移集聚,因地制宜推進生態移民和城鎮化;挖窮根,把大力加強教育培訓作為脫貧致富的根本舉措,率先在欠發達地區實施免費中專職業教育,為他們創造平等發展的條件。到2007年,浙江欠發達鄉鎮農民人均收入達到4500元,完成下山搬遷10.2萬戶、36.3萬人,80%以上的欠發達鄉鎮農民人均收入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各項目標任務全面完成。

  二、習近平同志關于“三農”工作的重要決策部署在浙江的實踐成效

  2018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批示指出:“浙江省15年間久久為功,扎實推進‘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造就了萬千美麗鄉村,取得了顯著成效。”十多年來,浙江省委、省政府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一任接著一任干,形成了系統推進“三農”發展的大格局,邁入了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新征程。

  1.“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持續升級,浙江美麗鄉村建設日新月異。自2003年“千萬工程”開啟鄉村環境整治以來,浙江省持續推進美麗鄉村建設。2010年浙江制定實施了《浙江省美麗鄉村建設行動計劃》,提出了“四美三宜兩園”的目標要求,美麗鄉村建設成為“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的新目標,打造“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2.0版。2012年,浙江省響應黨的十八大關于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建設的新要求,圍繞“兩美浙江”建設新目標,進一步深化美麗鄉村建設,致力于打造美麗鄉村升級版,出臺了《浙江省深化美麗鄉村建設行動計劃》,打造“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3.0版。2017年,浙江省第十四次黨代會提出,要繼續深入推進美麗鄉村建設,并作出推進萬村景區化建設的新決策,即到2020年累計建成1萬個A級景區村莊,其中3A級景區村莊1000個。這一項“千村3A景區、萬村A級景區”的“新千萬工程”是省委、省政府與時俱進作出的新的戰略部署,成為“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4.0版,更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浙江提出的“要繼續推進美麗鄉村建設,把‘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提高到新的水平”這一新指示的實際行動。經過十五年的不懈努力,浙江以“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為引領的美麗鄉村建設取得了顯著成績。全省所有村莊均完成人居環境整治任務,村莊的基礎設施、生產條件、村容村貌和文化建設、公共服務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實現了村村通公交、村村通寬帶、村村有公共服務中心,全省所有村莊實現了垃圾集中收集和無害化處理、農村污水集中處理、農房和庭院全面整治,建成了一大批美麗鄉村精品村和美麗鄉村風景線,安吉、德清、浦江、桐廬、江山、象山等縣(市)成為高標準的美麗鄉村示范縣。

  2.農業供給體系質量持續提升,現代農業發展全面推進。自2004年習近平同志提出“走高效生態的新型農業現代化道路”以來,浙江積極順應消費需求升級、生態文明綠色發展的新要求,堅定地把高效生態農業作為主攻方向。黨的十八大以來,根據中央扎實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部署,浙江努力改善農業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益,推動農業轉型升級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新成就,成為全國唯一的現代生態循環農業試點省、首個畜牧業綠色發展示范省、首個農業“機器換人”示范省、首個推行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農合聯組織改革建設的試點省,為中國特色的新型農業現代化提供了浙江樣本。圍繞高效生態農業發展要求,浙江持續提升農業“兩區”建設水平,推進農業集聚發展、集約發展,破解農業基礎弱的難題;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新理念,推進農業綠色化、品質化,破解農業不生態的難題;拓展多功能農業新業態,催生農業新業態、新功能,破解農業不高效的難題;大力培育農業新型經營主體和新型職業農民,破解“誰來種田”的難題。

  3.農業農村改革持續深化,城鄉融合發展步履穩健。順應全面深化農業農村改革的新趨勢,浙江堅持向改革要動力、要紅利、要活力,全面提升“三農”發展水平。一是率先在全國推進農村“三權”改革。2014年初,浙江部署“三權到人(戶)、權隨人(戶)走”改革,各地各部門加快推進農地、宅基地、農村集體產權的確權、登記、頒證等基礎性工作。到2015年底,全省99.4%的村(社)完成改革,在全國率先全面完成農村集體資產確權工作,是全國首個完成“三權”到人(戶)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省份,有效激發了農業農村各類要素的市場活力。二是加快改革農村戶籍制度。2013年,德清縣作為全省首個試點縣啟動了戶籍管理制度改革。2015年底,浙江省政府出臺《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提出全面放開縣(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大中城市落戶限制,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標志著全省戶籍制度改革進入全面實施階段。三是城鄉一體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完善。2014年底,全省11個設區市都制定出臺了市域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率先在全國完成城鄉居民醫保職能、制度、經辦并軌。到2015年底,全省城鄉居民醫保參保3202萬人,總參保率達到95%,全民醫保體系基本形成,并率先實現大病保險制度全省全覆蓋。城鄉居民平均低保標準穩步提高,城鄉低保差距進一步縮小。2012年城鄉低保平均標準分別為每人每月515.49元和393.42元,2017年城鄉低保平均標準分別為每人每月739元和730元,已經基本持平。同時,積極探索農村林權抵押、土地經營權抵押、農村互助資金等農村金融體制改革以及農業互助保險等改革。總之,通過一系列城鄉綜合配套改革,極大地推動了農業發展政策制度環境的改善,為農業發展提供了新動能,促進了浙江高效生態新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

  4.農村經濟發展持續向好,扶貧開發取得歷史性成效。近年來,浙江堅決貫徹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戰略部署,堅持把扶貧開發融入“四化同步”進程,堅持消除絕對貧困與減緩相對貧困并重、區域發展與群體增收并重、搬遷集聚與就地發展并重、造血扶貧與輸血扶貧并重,堅持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三位一體”的大扶貧格局,大力實施低收入農戶奔小康工程、低收入農戶收入倍增計劃、重點欠發達縣特別扶持計劃、山海協作工程、山區經濟發展等一系列扶貧工程,扶貧開發取得歷史性成就。2015年,浙江全面消除家庭人均收入4600元以下絕對貧困現象;2016年,全省低收入農戶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萬元,達到10169元,與全省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縮小至2.25,村均集體經濟收入達到123萬元。總體上看,浙江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了持續較快增長,2017年全省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956元,連續33年保持全國各省區第一;城鄉收入差距持續縮小,2017年全省城鄉收入比降為2.05:1,遠低于全國2.7:1的水平。

  三、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對“三農”工作的探索,為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三農”工作的重要思想提供了重要理論和實踐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發表重要講話,深刻闡述了“三農”工作中帶有全局性、方向性、戰略性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形成的“三農”發展理念與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三農”工作的重要思想在精神上是高度契合的,是地方治理探索進一步升華為國家治理思想的先行先試,深刻揭示了做好新時期“三農”工作的規律性認識。

  (一)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對“三農”工作的探索,為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三農”工作的重要思想奠定了重要的實踐基礎

  1.從“千萬工程”到美麗鄉村建設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一定要看到,農業還是‘四化同步’的短腿,農村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農業、不能忘記農民、不能淡漠農村”。當前我國最大的不平衡是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農村發展的不充分。黨的十九大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既源于對國情、農情的深刻把握,也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矛盾的必然要求。2013年是“千村示范、萬村整治”10周年,習近平總書記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認真總結浙江省開展“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的經驗并加以推廣。2015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考察時指出,美麗中國要靠美麗鄉村打基礎,浙江建設美麗鄉村有自然稟賦,也有當年開展“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的前瞻性。2018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又作出重要指示,“要結合實施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計劃和鄉村振興戰略,進一步推廣浙江好的經驗做法,建設好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一件事情接著一件事情辦,一年接著一年干,建設好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讓廣大農民在鄉村振興中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這一系列論述充分反映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對“千萬工程”、美麗鄉村建設的繼承和發展。

  2.從走高效生態的新型農業現代化道路到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走高效生態的新型農業現代化道路是根據浙江省情、農情作出的科學判斷,實質上就是推動農業從弱質產業向強質產業發展,也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先行探索。2007年,習近平同志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走高效生態的新型農業現代化道路》的文章,系統闡述了走經濟高效、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技術密集、凸顯人力資源優勢的新型農業現代化道路的內涵,并且從建設農業的產業體系、經營體系、服務體系以及健全政府對現代農業的支持和保護體系等方面,提出了強農的思想理論和政策框架。就全國層面而言,經過多年不懈努力,我國農業農村發展不斷邁上新臺階,已進入新的歷史階段。2016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形勢下,農業主要矛盾已經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主要表現為階段性的供過于求和供給不足并存。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農業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明確了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綠”“新”的總體方向和要求,要求優化產品產業結構,著力推進農業提質增效;推行綠色生產方式,增強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壯大新產業新業態,拓展農業產業鏈、價值鏈;強化科技創新驅動,引領現代農業加快發展。這是中央基于農業農村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著眼于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產品供給的質量和效益所作出的重大戰略舉措,為走好新型農業現代化道路注入了新的動力。

  3.從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改革到全面深化農村改革。2005年,習近平同志就明確提出“改革開放促‘三農’”的觀點。2006年,他又強調,“堅持推進農村改革開放,就是要堅持深化市場取向的改革,提供有利于‘三農’發展的體制機制保障,著眼于突破城鄉二元結構,消除和影響束縛‘三農’發展的制度障礙,形成讓農村資源要素優化配置、農村經濟增長方式加快轉變、農村財富源泉充分涌流的發展體制和機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制。2015年11月,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深化農村改革綜合性實施方案》提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深化農村改革要聚焦農村集體產權制度、農業經營制度、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和農村社會治理制度等五大領域。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小崗村農村改革座談會上指出,“新形勢下深化農村改革,主線仍然是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須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堅持家庭經營基礎性地位,堅持穩定土地承包關系”。他還強調,農村綜合改革“要尊重農民意愿和維護農民權益,把選擇權交給農民,由農民選擇而不是代替農民選擇,可以示范和引導,但不搞強迫命令、不刮風、不一刀切。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

  4.從統籌城鄉發展到城鄉融合發展。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是制約“三農”發展的根本性體制障礙。習近平同志在2004年就明確指出,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城鄉一體化的實質,就是打破二元結構,形成以城帶鄉、以鄉促城、城鄉互促共進的發展機制,不斷縮小城鄉差別,使城鄉居民共享現代文明生活。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新的歷史高度,對實施統籌城鄉興“三農”方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了更深刻的闡述。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形成以城帶鄉、城鄉一體的新型城鄉關系。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就《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討論稿)》向全會所作的說明中指出,“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城鄉二元結構沒有根本改變,城鄉發展差距不斷拉大趨勢沒有根本扭轉。根本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在201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把城鄉作為經濟社會和生態大系統進行統籌規劃建設,實行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信息化與農業農村現代化聯動推進,開創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局面”。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這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根本保障。堅持城鄉融合發展就是要把城市與農村看成一個平等的有機整體,推動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新型城鎮化、農業農村現代化同步發展,加快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

  5.從扶貧開發到精準扶貧。在浙江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針對省內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把浙西南26個欠發達山區縣作為全省脫貧攻堅的戰略重點,實施了陣地戰的脫貧攻堅模式,先后組織實施了“貧困鄉鎮脫貧攻堅”“欠發達鄉鎮奔小康”“低收入農戶奔小康”等扶貧工程,并在全省組織開展了經濟強縣幫扶欠發達縣、經濟強鎮幫扶欠發達鄉鎮、經濟強村幫扶貧困村等結對工作,以及市場化運作的“山海協作工程”,引導和促進發達地區的綠色產業和人才、資金、技術等要素向欠發達地區進行梯度轉移。主要目的就是要通過依靠精準幫扶和動員全社會力量來推動全省欠發達地區的脫貧致富和區域協調發展。浙江也由此率先成為“十二五”期間全國首個消除絕對貧困現象和消除年收入4600元以下低收入人口的省份。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扶貧工作也推進至“最后一公里”和“最后一群人”的攻堅階段。現階段中國扶貧已經從解決溫飽為主要任務進入到鞏固溫飽成果、加快脫貧致富、改善生態環境、縮小發展差距、提高發展能力和加快奔小康的新階段。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湘西調研時提出,要實施精準扶貧方略,作出了“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的重要指示。2015年,他又具體提出了精準扶貧的概念和要求,強調新階段扶貧要做到“六個精準”,即扶貧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第一書記)精準、脫貧成效精準。2015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部分省區市脫貧攻堅與“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座談會上,進一步強調要“堅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貧困原因施策、因貧困類型施策,區別不同情況”“扶貧開發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于精準”“各地都要在這幾個精準上想辦法、出實招、見真效”。

  (二)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對“三農”工作的探索,蘊含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三農”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精髓要義

  2005年,習近平同志對做好新時期“三農”工作的規律進行了系統總結,提出了“五個務必”的重要論斷:務必做到執政為民重“三農”、以人為本謀“三農”、統籌城鄉興“三農”、改革開放促“三農”、求真務實抓“三農”。這“五個務必”深刻闡述了“三農”改革發展和做好“三農”工作的規律性,體現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三農”工作的重要思想之中。

  1.不變的宗旨意識:“執政為民重‘三農’”。這一理念強調“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黨的根本宗旨,農民占絕大多數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工農聯盟是黨執政的政治基礎,農業是安天下、穩民心的戰略產業,‘三農’問題始終與我們黨和國家的事業休戚相關”。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多次強調“重農”思想。在201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一定要看到,農業還是‘四化同步’的短腿,農村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農業基礎穩固,農村和諧穩定,農民安居樂業,整個大局就有保障,各項工作都會比較主動”。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小崗村主持召開農村改革座談會時指出,“全黨必須始終高度重視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把‘三農’工作牢牢抓住、緊緊抓好,不斷抓出新的成效”。治國理政“三農”為先,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三農”問題的深刻認識。沒有“三農”的發展,就不可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也不可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所指出的,“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這也是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必須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理論依據。可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與習近平總書記執政為民重“三農”的理念是一脈相承的。

  2.深厚的為民情懷:“以人為本謀‘三農’”。這就是“把我們黨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工作路線貫穿于‘三農’工作的各個方面;就是要明確‘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增進利益和保障權益問題;就是要把切實提高農民素質、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作為‘三農’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農民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不斷增強農民群眾的自我發展能力”。這充分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三農”發展為了農民、發展依靠農民、發展成果由農民共享的重要思想。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圍繞“以人為本謀‘三農’”作出的系列部署,實質上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特別是在貧困地區。沒有農村的小康,特別是沒有貧困地區的小康,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確保到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決不能讓一個少數民族、一個地區掉隊,要讓13億中國人民共享全面小康的成果”。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全黨同志一定要永遠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進一步明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實質上就是要把農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作為鄉村振興的最高目標。

  3.接續的戰略路徑:“統籌城鄉興‘三農’”。習近平同志在2004年就明確指出,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統籌城鄉興‘三農’”,就是“要站在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確立以統籌城鄉發展的方略解決‘三農’問題的新思路,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就是要把農業的發展放到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統籌考慮,把農村的繁榮進步放到整個社會進步中統籌規劃,把農民的增收放到國民收入分配的總格局中統籌安排。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和農村對城市的促進作用,形成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互動、協調發展的體制和機制”。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新的歷史方位,對“三農”解決路徑進行了更深刻清晰的闡述。2013年,他就《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討論稿)》向全會所作的說明中指出,必須通過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改變城鄉二元結構,扭轉城鄉發展差距拉大的趨勢。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時又強調,要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指出“要把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作為一個整體統籌謀劃,促進城鄉在規劃布局、要素配置、產業發展、公共服務、生態保護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發展。著力點是通過建立城鄉融合的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目標是逐步實現城鄉居民基本權益平等化、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居民收入均衡化、城鄉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鄉產業發展融合化”。城鄉一體化的實質,就是打破二元結構,形成以城帶鄉、以鄉促城、城鄉互促共進的發展機制,不斷縮小城鄉差別,使城鄉居民共享現代文明生活。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必須重塑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把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放在農村,推動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檔升級,優先發展農村教育事業,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和農民增收,加強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推進健康鄉村建設,持續改善農村人居環境,逐步建立健全全民覆蓋、普惠共享、城鄉一體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加快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

  4.不竭的發展動力:“改革開放促‘三農’”。這就是“要以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和強烈的政治責任感深入推進改革開放,不斷為‘三農’發展添活力、強動力、增后勁;就是要致力于推進城鄉配套的各項改革,革除一切影響‘三農’發展的體制弊端,建立有利于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機制和體制;就是要以開放促發展,大力實施‘走出去’‘引進來’的戰略,不斷拓展‘三農’發展新空間”。習近平同志在2006年指出,“堅持推進農村改革開放,就是要堅持深化市場取向的改革,提供有利于‘三農’發展的體制機制保障,著眼于突破城鄉二元結構,消除和影響束縛‘三農’發展的制度障礙,形成讓農村資源要素優化配置、農村經濟增長方式加快轉變、農村財富源泉充分涌流的發展體制和機制”。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要堅定不移深化農村改革,堅定不移加快農村發展,堅定維護農村和諧穩定,體現了與時俱進深化農村綜合改革的發展思路。2017年,他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推進體制機制創新,強化鄉村振興制度性供給。同時也提出構建農業對外開放新格局,提高我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建立健全我國農業貿易政策體系等思想。

  5.一貫的工作方法:“求真務實抓‘三農’”。這是“三農”工作應該具備的工作作風和方法。習近平同志明確指出,“我們強調務必求真務實抓‘三農’,就是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把握新時期新階段‘三農’工作的客觀規律,積極探索解決‘三農’問題的新途徑;就是要堅持講實話、出實招、辦實事,把推進‘三農’工作的各項政策舉措真正落到實處;就是要牢固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切實轉變工作作風,真心實意地為農民群眾謀利益,善于帶領農民群眾共創美好生活”。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強調,要堅持“一分部署,九分落實”“要抓實、再抓實,不抓實,再好的藍圖只能是一紙空文,再近的目標只能是鏡花水月”“擼起袖子加油干”等求真務實的工作要求。在部署鄉村振興工作時,他強調要科學把握鄉村的差異性和發展走勢分化特征,既盡力而為,又量力而行,不搞層層加碼,不搞一刀切,不搞形式主義,久久為功,扎實推進,真正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擺在優先位置,把黨管農村工作的要求落到實處。

  四、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三農”工作的重要思想為指引,高水平推進浙江鄉村振興的新實踐

  黨的十九大開啟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征程,也翻開了新時代鄉村全面振興的新篇章。浙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萌發地,也是踐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三農”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先行省份。在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新時代,浙江正按照“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實處、走在前列、勇立潮頭”的新要求,以更大的決心、更高的要求、更實的舉措,高水平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為實現鄉村全面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浙江經驗、浙江智慧。

  1.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三農”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精神實質,久久為功抓落實。結合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新特點新要求,認真學習、深刻把握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三農”工作的重要思想的豐富內涵和核心要義,久久為功、善作善成、一抓到底。堅持“執政為民重‘三農’”,堅定實施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戰略;堅持“以人為本謀‘三農’”,把農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作為“三農”發展的最高目標;堅持“統籌城鄉興‘三農’”,把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作為解決好新時代“三農”問題的根本路徑;堅持“改革開放促‘三農’”,把構建城鄉融合的體制機制作為新時代“三農”發展的根本動力;堅持“求真務實抓‘三農’”,積極探索把握新時代“三農”發展的規律性,真抓實干推動浙江“三農”發展繼續走在全國前列。

  2.以“五萬工程”為主抓手,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五大行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新時代“三農”問題的重大戰略決策。浙江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總要求,真金白銀地投,真心實意地干,加快推動鄉村產業振興、鄉村人才振興、鄉村文化振興、鄉村生態振興、鄉村組織振興。在具體實踐中,以實施萬家新型農業主體提升、萬個景區村莊創建、萬家文化禮堂引領、萬村善治示范、萬元農民收入新增的“五萬工程”為主抓手,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五大行動——實施鄉村產業振興行動,全面加快產業融合發展;實施新時代美麗鄉村建設行動,全面打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新格局;實施文化興盛行動,全面塑造淳樸文明良好鄉風;實施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結合”提升行動,全面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施富民惠民行動,全面促進全體農民共同富裕。

  3.率先構建城鄉融合的體制機制,厚植城鄉融合發展新優勢。“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動力,也是推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竭動力。”新時代“三農”發展必須向改革要動力、要活力。浙江深入推進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建設,大力推進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堅持新型城市化與鄉村振興戰略雙輪驅動,堅持城鎮化與逆城鎮化雙向推進,加快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加快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積極探索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的“三權分置”;探索形成同權同價、同等入市、流轉順暢、收益共享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進一步促進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社員變股東“三變”改革;深化“三位一體”的“農合聯”改革,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促進小農與現代農業的有機銜接。

  4.增創鄉村振興發展新優勢,推動新時代浙江“三農”實現新飛躍。沿著習近平同志為浙江“三農”發展指引的道路,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創新、大膽改革,使生態宜居、特色鄉村、人文鄉村、善治鄉村、智慧鄉村、共富鄉村成為浙江農村的普遍特征,推動浙江“三農”發展在新的起點上實現新的飛躍。著力展現浙江高效生態現代農業的新風采,夯實農業基礎地位,使農業綠色化、優質化、品牌化、多功能化、產業融合化發展特征鮮明,新經營主體、新經營模式、新經營業態活力充分涌現,大力發展農村電子商務,不斷拓展養生養老、運動健康等新業態,做優做精農家樂、民宿等新產業,鼓勵支持資本人才流向農業農村,讓農業真正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著力展現新時代浙江新農村宜居宜業宜游的美麗鄉村新風情,認真落實“大花園”建設行動綱要,扎實推進萬村景區化建設,鞏固擴大治水成果,推進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全面推進村莊規劃、村莊設計和農房設計,建設一批具有鄉土氣息、江南韻味的浙派民居,使美麗鄉村既成為農民美好生活的幸福家園,也成為城里人的休閑樂園、養生公園和養老勝地;全面塑造淳樸文明的良好鄉風,用好傳統文化在農村底蘊深厚、流傳久遠的優勢,倡導現代文明理念和生活方式,讓清風正氣充盈每一個鄉村,讓家教家風滋潤每一個家庭,讓鄉村文脈傳承到下一代;全面加強鄉村社會治理,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推進鄉村治理集成化,完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治理體系,推進鄉村治理制度創新,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著力展現新時代浙江新農民“愛農業、懂技術、會經營”的新風貌,使農民真正成為讓人羨慕的體面職業;全面創造農民群眾的富裕生活,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持續改善困難群眾生活,積極壯大村集體經濟,讓農民群眾過上更加幸福美好的日子。

  作者系浙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   課題負責人:顧益康 潘偉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浙江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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