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日至3日，由《文化縱橫》雜志社和華東理工大學中國城鄉發展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首屆“重新發現中國：研究方法與理論創新”暑期高級研修班在上海華東理工大學順利舉行。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理工大學中國城鄉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曹錦清教授以“民族復興與話語重建”為題進行了演講。觀察者網整理曹錦清教授全文演講內容，以饗讀者。】
幾千年來，中國人對“什么叫中國”其實是有一張完整的自畫像。我們把自己叫“天下之中國”。天下以“中國”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四夷”的朝貢體系，有所謂“夷夏之辨”。有關這個自畫像，我建議諸位去翻一段話，出自唐代杜佑的《通典》。
他的《通典·邊防卷》就勾勒出一幅古代儒家關于中國一幅完整的自畫像。這幅自畫像在近代鴉片戰爭以后，由于晚清的五戰五敗而變得不同了。我們遭遇到的不再是來自于長城以外游牧部落的入侵，而是來自于一個工業化的海上的“游牧”部落從沿海發動的攻擊。衰敗中的傳統農業王朝，面對的是一個強大的工業文明的挑戰，節節敗退，而后要向西方學習，每次戰敗以后都有一次反思，來重新認識中國。
第二幅的關于中國的自畫像，我們大體在新文化運動當中完成了。那就是整個傳統中國是封建的、專制的、腐敗的，等等。要拋棄這些東西，要向西方學習，要重新給中國畫一張自畫像。我們今天講的“重新”是對什么而言的重新？是對近代以來，我們在貧弱挨打的時候，我們畫的那幅自畫像，是不是也已經過時了？是否已經不再適合于我們對當代中國的認識？
所以我們要重新來畫，凡是近代以來所畫的自畫像，和我們當代，我們即將要畫的這幅新的自畫像，其背景永遠是西方。
這就是我今天演講的開場白，是對我們之前畫的自畫像的再認識。在今天我重點想講民族復興的問題。因為沒有民族的現代化，沒有趕超的成功，就不可能有中國自己的尺度，并按中國的程度來重建中國話語，否則我們永遠在西方的話語里面匍匐前進。所以我們講民族復興和話語重建其實是一回事情。
我首先回到建國前夕的一次重要的會議——七屆二中全會，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開。在會上，毛澤東提出建國以后的兩大任務，第一個任務是從把中國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第二個任務，是要把新民主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
我把第二個任務叫做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就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轉變為新民主主義社會，再轉向社會主義，在建國前的所有黨派當中，這是唯獨共產黨人所具有的“初心”。把農業國轉化為工業國，這是中國近代的使命，也叫復興或者趕超。
共產黨承接了近代使命，并且以實踐近代使命為己任，因而他獲得了執政權。在建國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一般都認為實現工業化，實現趕超和民族復興，這個任務和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任務是高度一致的，所以有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說法。實際上我們現在反過的來看前30年，再看改革開放的40年，就證明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和在一個農業國基礎上要實現工業國，這兩大任務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張力。
我從第一次鴉片戰爭講起，在此以前，中國對自身的認識既完美又高度自傲和自負。她站在夠亞洲的高點來俯視周邊“四夷”。不如我們開讀一下杜佑的《通典》：
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產厚而類繁，所以誕生圣賢，繼施法教，隨時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長幼之序立，五常十倫之教備，孝慈生焉，恩愛篤焉。主威張而下安，權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賚，實在於斯。……（蠻夷）其地偏，其氣梗，不生圣哲，莫革舊風，誥訓之所不可，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內，疏而不戚，來則御之，去則備之，前代達識之士亦已言之詳矣。
這幅自畫像由于晚清的五戰五敗而遭到摧毀。在這個過程當中，一代又一代的有識之士都提出要趕超和復興的問題。
杜佑《通典》同治十年學海堂恭刊
我比較過中國、印度、土耳其、埃及和其他一些國家。他們都沒有像中國這樣有著強烈的民族復興和趕超情結。我們民族曾經有過的輝煌記憶，這點印度不及我們。印度歷史上當然有輝煌，但是他們沒有記錄的習慣。
印度的尼赫魯還有一些趕超的意識，但是再看看他們的精神領袖甘地，那就不同了。甘地曾經認為，說印度不能也不可能發展工業，理由是英國工業化以后，就已經摧毀了印度的工業潛能。換言之，如果印度這樣人口眾多的國家也搞工業化了以后，那么要把所有的傳統的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那種生產方式要徹底的摧毀掉，所以印度不能走這條路，要走手工業和農業相結合的那條道路。甘地死后，尼赫魯把他抬到了精神領袖的地位，如果兩人并存的話，對印度未來的發展模式兩人必然會產生分歧。
印度關于具體的事件的記錄，一般是外國人幫印度人記錄的。比如說我們的玄奘，沒有一個民族像我們這樣辛勤地記錄我們自己的歷史。從公元前841年就有逐年可考的文字記載的歷史。正史就有《二十五史》，其他各類史那就更加多了。
從鴉片戰爭到孫中山
用史學家范文瀾先生的講法，第一次鴉片戰爭打出了兩個人，他們開始睜眼看世界——一個是林則徐，一個是魏源。魏源在他的名作《海國圖志》序中說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經典判斷，這是振聾發聵的，這是新時代的夷夏之辨，一直到今天，我們以國際接軌的名義，就是要向西方學習。
西方對我們來說，一般有兩副面孔：老師和敵人。如果外部關系和緩的時候，西方的那種老師的面孔就清晰起來了。有時候則擺出一副敵人的面孔。
所以我們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就發出了要向西方學習的口號，并且最后通過向西方學習而戰勝西方，所以我們把最早的正眼看世界的這批人叫做最早的趕超人。
第二次鴉片戰爭又打出了一部書，這部書就是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在書中，他這樣說：
有天地開辟以來未有之奇憤，凡有心知血氣，莫不沖冠發指者，則今日之廣運萬里，地球中第一大國，而受制于小夷也……如恥之，莫如自強。夫所，謂不如，實不如也。
馮桂芬作為洋務運動的一個精神領袖，他當時對中國的判斷還是地大物博，經濟可以自給自足無需外貿，而這種情況從晚明一直到馮桂芬，都是這樣。
事實上鴉片戰爭以后，英國的紡織業主大為興奮，說終于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只要中國人當中十個人里面有一個人把自己的襯衫稍微加長一寸，那么所有的英國的紡織廠可以日夜開工，都滿足不了中國市場的需求。事實上他們誤算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后，英國對中國的紡織品的輸出增長微乎其微。
后來他們派人調研，發現中國有頑強的家庭手工業和紡織業、農業相結合的家庭紡織業，它有力地阻礙了萬里運來的機器制品。所以它彌補它的貿易逆差的還是要靠鴉片。他分析戰爭的失敗原因時，這樣說：
以今論之，約有數端，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
他的這本書完成于1862年左右。洋務運動派在1894年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以后，很多精神資源都來自馮桂芬，于是引進成套的西方軍事工業的設備來生產我們的武器，包括槍炮輪船，這才有了江南制造局。有了可以制造武器的重工業，那么就可以“夫而后內可以蕩平區宇，夫而后外可以雄長瀛寰，夫而后可以復本有之強，夫而后可以雪從前之恥，夫而后完然為廣運萬里！”
后來張之洞的中體西用其實就是出自馮桂芬《校邠廬抗議》。馮對趕超西方的路線也做了一定程度的規劃。他也分了三步：
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自強之道，實在乎是。
160年過去了，我們現在才可以告慰馮桂芬先生。我們現在剛剛達到“并跑”，之前是跟跑，以后是領跑。我們工業化的主力部隊還在追。
中國的現代化，核心就是工業化。之前有幾個老問題：為什么中國沒有資本主義而西方有？為什么中國沒有科學思想而西方有？為什么中國沒有民主而西方有等等。這一系列問題問錯了對象，我們應該問為什么歐洲有，所有非歐洲都沒有。
就工業化的歷史本身來說，說歐洲和英國也還是太寬泛了，主要是在英格蘭。為什么大航海以后的將近300年，在英格蘭發生了工業化，這才是問題的實質，而所有非西方的非英格蘭的都沒有發生。很多問題因為發問的錯誤使得所有的回答失效。
第二點，英國的工業化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為。我們自宋以來的經濟狀況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輔助于必要的市場供給，它不可能通過市場的進一步發展，而把整個農業增長也卷入到市場里面來，逐步的吞噬原來的自給自足的經濟，而這一個過程只有在英國以及法國和德國的某些區域發生，這個可以參照亞當·斯密《國富論》中的有關章節。
第三點，則是由軍事工業到民用工業。我們建國初從蘇聯引進的156個工業項目，重點還是軍事工業為主。
甲午戰爭又打出了一個人和一本書，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他在書中寫到：
若中國各書院人人都學習西方有用之書，以中國幅員之廣，人材之眾，竭其聰明才力，不難駕西人而上之……誠使設大小學館，以育英才，開上下議院，以集眾益，精理農商，藉植富國之本，簡練水陸，用伐強敵之謀，由強企霸，由霸圖王，四海歸仁，萬物得所……年后中國商務之利有不與歐西并駕者，吾不信也。
我讀過不少印度的近代史記錄，很少有這樣的話語。
甲午戰爭當然也震驚了另一個更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嚴復。嚴復在天津的《直報》上發表文章，認為“救亡”乃是時代的議題，他批判韓愈等君主專制論，提出以德養民，后來毛澤東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理念其實就是源于嚴復。
甲午戰爭之后的《馬關條約》割讓出了臺灣、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當然后來有三國干涉還遼事件，遼東算是保住了，但賠款達到了2.3億白銀。1894和1895年的財政收入有多少？不過才七八千萬。賠款就相當于清政府的三年全部財政，只能拿關稅作為抵押、日本這一仗是后來崛起的根本因素，因為賠款就相當于日本四到五年的財政，有這筆財政的注入，所以他在1905年敢于和什么沙俄打了一場日俄戰爭，賭贏了；第三次再賭，日本想吞并中國，并且發動了太平洋戰爭，最終慘敗。
但是中日甲午戰爭打完之后，清政府官方派人到日本學習，興起了向日本學習的高潮。
他們講他們要搞明白一個秘密，日本何以在那么短的時間內學西方而成功，就把大清打敗了？嚴復當初提出了“兩個三十年計劃”，認為差不多要到1955年就可以和西方并駕齊驅。但因為他本人牽扯到戊戌變法的黨爭中，受到牽連，晚年后來大量的精力主要用來搞翻譯。
嚴復是第一個用西方的標準來觀察和批判和裁量中國事務的第一人。但是他晚年趨于保守，他密切關注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歐洲，受到了震撼，在給他一個學生的一封信中，寫到“歐洲四年亙古未有有之血戰，無非是八個字：利己殺人，寡廉鮮恥。”他認為原來批判的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恩澤寰宇！
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前夕寫成《日本變政考》，主要考察日本明治維新以后的制度建設和軍事各方面的變動。在書中他寫到：
大抵歐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體，日本效歐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體。若以中國之廣土眾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
他寫這本書的時候是1898年，說“十年而霸圖定”，那就是1908年，那時候的大清差不多快完了。光緒帝和慈禧先后死去，宣統匆忙上位搞所謂的“立憲”，又借債去搞鐵路建設了，結果一場辛亥革命就把清政府推翻了。
這么大的一個帝國，武漢的幾聲槍響就能把它摧垮？其實是大清已經是風燭殘年失血過多，自動倒下了。清朝已經無力執行民族復興和趕超的重任，這個政權也必然失敗，被推翻。
孫中山講趕超講了很多，他1917年說：
以我四萬萬眾優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圖富強，吾決十年之后，必能駕歐美而上之也。
同盟會的和保皇黨梁啟超在日本在《新民叢報》上開展論戰。康梁的意思是中國的歷史只能是循序漸進，尤其政體，從君主專制過渡到君主立憲，再過渡到民主共和。
這是康有為定律的第一個，即政治演進。社會演進分成三世。據亂世，君主專制；到升平世，那就是君主立憲；到太平世，那就是民主共和。相應的社會狀態，那么君主立憲就小康社會，到了民主共和就是大同社會。那么孫中山就說，要越過君主立憲而直接采取民主共和，說人家西方已經到了民主共和了，你還跟在別人的后邊亦步亦趨。他講應該迎頭趕上，這是他的原話，現在我們叫做彎道超車。
那些革命黨現在看來是狹隘的民族主義。他那個時候講也造了一個詞叫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單單指的是華夏民族，所以只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那個中華主要指的是明原來的版圖，那么大清版圖，明18行省大概是400萬平方公里，而大清版圖是1200萬平方公里。現在我們落下的還有960萬國土。如果按照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話，那么滿族要回到東三省，那么東三省就不是中華，那就是恢復的意思。
而這兩句話典出于就是明初的反元革命，朱元璋定都南京以后，派徐達2萬兵馬直到北京，當時元還在北京，就是北伐。在北伐前有一個討元檄文里面的一句話就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如果按照這個來理解的話，那么當時也有五族之說了。那么其他四族皆為韃虜了。直到孫中山做了臨時大總統，他終于想清楚了，說要繼承大清的版圖和大清的民族，所以對外公告里寫的是中華民國的版圖22行省。
孫中山的趕超論也特別多。他說：
從前衰弱實因壓抑于專制淫威所致。此時國體改定共和，人民生息于良政治之下，其文化進步甚速，不出十年八年，必成一至強極盛之國無疑。
他講近代從嚴復翻譯《天演論》以來，也就是沒有進化論引入中國之前，中國的歷史觀一個是循環論: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更重要的在儒家里面，是歷史倒退論，言必稱商代，言必稱堯舜。
法家里面似乎有進化論，《韓非子》里面有微弱的進化論。主流是儒家，儒家要么是歷史循環論，要么就是倒退論。
自從嚴復翻譯了《天演論》以后，又處在救亡的危機之下，中國知識界短時期內就接受了進化論，這是危機的產物。這個危機中的民族接受了西方的進化論，從此一個面對著過去，背對著未來，而所有現實問題都要從古代經典來尋找答案的民族180度轉彎。從那時開始，中國就是一個面向未來的民族。
自從戊戌變法以后的未來，在整個近代中國的含義是什么？一，我們心目中的未來，指的是西方的當下，未來要向西方一樣的富強。至今這個含義還在；第二，這個未來不是無限地向什么地方延伸，而是有時間節點的。未來在康以為那里就十年，就是以趕超為目標。戊戌變法以后，在中國直接使用的“未來”都隱然有這兩個含義。它不只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是有兩大內容，一個目標是指向西方，一個是時間只是很短，十年或者多少年。
新中國各個領導人的趕超規劃
下面我再講一講新中國各個領導人心中的趕超規劃。
上一段時間我證明了一個命題，就是救亡、趕超、民族復興是個近代使命、經驗使命。共產黨是自覺地承擔這個使命，而且有效地推進這個使命的落實。
首先是毛澤東的趕超論。最著名的一段是1956年8月30日，中共八大預備會議舉行的第一次全體會議。毛澤東提出了1956年社會主義生產改造完成以后，再花50到60年趕超美國的設想。
1956年生產資料改造完成以后，當時主要的命題是向自然宣戰，發展生產力，實踐改造。當時趕超的指標和現在論述不一樣。現在一般來講用GDP。那時以鋼和糧為綱，鋼鐵產量是一個重要標志。
1957年11月，毛澤東在接見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時，提出了15年超英的目標。他當時說，我們現在生產量還很低，全國只有520萬噸鋼，過了第二個五年計劃后，將有1200萬噸鋼，再過一個五年計劃，全國的鋼產量可以達到2200萬噸到2400萬噸，到第四個五年計劃完成時，就有可能達到4000多萬噸鋼。
當時他還問了英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英國的全國鋼廠是多少”，回答說是2000萬噸，再過15年頂多達到3000萬噸。如果再過15年，蘇聯可以趕超美國，而中國趕超英國，那時候世界的面貌就大大地改變了。按照毛澤東的計算，要完成這個任務還需要15年，或者為了保險起見再加一個小尾巴，說經過三個五年計劃或再多一點時間，我們要在鋼產量上超過英國。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通俗圖解本）》
回來以后就提出一個振奮人心的口號，要在鋼鐵總量上趕英超美。1958年毛澤東在《工作方面60條草案》里就講了，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以便在15年或更多一點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英國。中國經濟落后，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被動的狀態。
所以建國之后毛澤東特別關心兩個產量，一個是糧食產量，一個是鋼鐵產量。糧食，意味著溫飽問題；而鋼鐵產量，就意味著可以有多少機械裝備，有多少汽車有多少鐵軌，有多少火車等等，所以當時的五年計劃都按鋼和糧這兩個指標來安排。
但是大躍進是一個欲速而不達的慘痛教訓。毛澤東開始冷靜下來，他在60年代接見了一個英國的退休元帥，叫蒙哥馬利。當時蒙哥馬問，“你們現在好像還沒有發展起來，他說再過50年，中國如果發展起來了，那會怎么樣？”毛就特別敏銳，就算我們發展起來也不會去搞擴張和結盟。
毛澤東說估計還需要一百多年，我們才能夠趕上西方的發達國家，毛澤東在60年代把趕超的時間極大地拉長了。
到1963年，因為經歷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國民經濟的恢復情況不錯。這一年的8月，中央書記處成立了一個關于工業發展問題的決議的草案委員會，由周恩來、鄧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組成，后來形成了關于工業發展決議的文件。這個文件提出了一個新的趕超。文件里面說要有一個三年過渡階段。
三年過渡階段以后，我們的工業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搞15年建成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第二步，再用15年使工業趕上世界先進水平。他就從1965年算起，用30年時間到1985年分兩步驟趕上。
當時毛澤東有了新的思路，認為一手要解決制度建設問題，一手解決技術趕超問題。力求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內，改變我們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后狀態。
到1964年，國民經濟形勢全面好轉，中共中央決定召開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毛澤東在周恩來起草的政府工作報告里面加了兩段，其中一段也很著名：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新型技術，在一個不再長的時間內，把我們的國家建成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
他后來說了一些歷史，說我們建國以后也干得不錯，尤其還爆炸了一個原子彈，人民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帝國主義也被打倒，封建主義打倒等等，他舉一些例子，他最后講必須在幾十年內要實現。后來把它叫做四個現代化。周恩來原稿里面講，“我們應當更有信心，在比較不太長的時間內趕上科學技術先進國家水平”，毛澤東改為“我們應當更有信心，在比較不太長時間內趕上和超過科學技術先進國家水平”。簡單地講，必須用幾十年的時間趕上和超過西方資本主義用幾百年時間才能達到的水平。
正式的文本是60年末的，周恩來在第三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明確提出分兩部分，1965年開始到2000年，到本世紀末，分兩步走。第一步到1980年，花15年時間；第二步從1980年到2000年，總目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實現戰略改造。這是三屆人大的趕超任務，后來的四屆人大重申了這個任務。所以文革結束以后，中國大地就響起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聲音。
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主導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他對原來的趕超框架做了反思。他在1979年和來訪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說，到2000年分兩步驟，第一步花十年時間，1980年到1990年，第二步是1990年到2000年，把GDP翻兩番，初步實現小康社會。
第二步是實現四個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所以鄧小平吸取了原來欲速不達，急于求成的教訓，很謹慎。
鄧小平那個時期沒有提出趕超的任務，而是以人均GDP為標準。
當時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對發展的目標是高度謹慎。一直到2000年，我們檢查小康實現了沒有，我們在“小康”這個詞前面加了三個限定詞“不平衡的，低水平的，差異極大的”。和全國人民講，到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
而所謂全面小康，就是消滅絕對貧困，就有脫貧攻堅。中國2001年加入WTO以后的經濟增長形勢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好。外貿形勢增長到2001年到2008年基本上在10%左右。
十九大，我們更是提出了“新時代”，“兩個百年”，“偉大復興”一系列新理念，中華民族已經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心。
“中國制造2025”按照既定規劃，到2035年達到制造業強國陣營的中等水平，到2045，綜合實力進入世界制造強國的前列。
世界經合組織一份報告顯示，中國進入21世紀以后，研發強度快速上升，技術差距明顯縮小，以此為背景，整個西方陣營就感到焦慮起來。
十九大報告提到的“中國特色社會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我當時聽報告的時候，感動得差點掉淚，因為這樣的話語對我們這一代人感受很深。因為我國的近代史，每一頁翻起來都是那么的沉重。
所以讀完這個話我很興奮，因為它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的生機，是在世界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這也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的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的發展中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選擇。我們和西方爭奪話語權、發展的定義權，這引起了西方高度的焦慮和不安。
2017年10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開幕。習近平代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報告。 新華社記者馬占成 攝
我前面講的主要是在回答一個問題，就是共產黨實現了中國從新民主主義轉為社會主義、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歷史使命。這個使命源于近代。通過改革開放的30年，直到今天我們還尚未完成這個使命。但是我們可以指望在未來二、三十年間完成。在座的這一代人將親見完成的那一天，那一天將是世界歷史的中國元年——這一語詞也不是我們造的，也是西方的左翼幫我們造的。
美國左翼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把2015年定義為是中國的世界元年。因為他認為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的數據計算，中國的GDP在該年末就超過了美國。后來國內的一批左翼和民族主義就將這個詞在網上炒得很熱。我也不大上網，偶然看到這個語詞覺得這個表述很有意思，所以我這里也采用了，但是國內我們一般還是按匯率計算比較多。所以那個消息在國內并沒有過多的傳播。但是我們的人均GDP還差得很遠。
2010年中國的GDP總量超過了日本。這件事情在我們國內并沒有被當成一回事，因為按人均GDP算，國人覺得我們還落后日本很多。可是日本卻把這當成一回事了，2004年出版了溝口雄三的一本書叫《中國的沖擊》。
他在第一章中預測中國在未來10年到20年GDP總量要超過日本。對于這件事情，日本的朝野上下沒有一個人意識到，也沒有一個人有精神準備。溝口雄三說日本從甲午戰爭以來就自以為是亞洲的中心，而中國則處于邊緣。日本一直俯視著中國。他說，中國的改革開放促成中國的經濟增長，而中國要回到亞洲中心的地位是遲早的事。自2000年起，溝口雄三所接觸的中國朋友已不再仰慕日本，而經常在他面前談起日本的教訓。
溝口雄三還研究過中國近代的知識界，他認為好像中國知識分子從來沒有把日本作為模范來學習。雖然近代中國有過赴日留學的高潮，但當時的中國人不是仰慕日本，而是仰慕日本學習西方的成功經驗，這仍是變相的仰慕西方的富強。現在的中國人又稱日本為小龍，這一稱呼背后體現的中國人的情緒，日本人并未察覺。
他們仍然以為日本可以凌駕于中國之上。實際中國要回到亞洲的中心，日本要回到亞洲的邊緣，是不可回避的大趨勢。
中國曾經是亞洲的中心，所以今天中國崛起不講“崛起”，而講“復興”。所謂“復興”也者就是回到曾經有過的輝煌和地位。
2002年，一位德國的駐華使節出了一本書——《中國——一個世界強國的復興》，他也叫“復興”，他也沒有用“崛起”。中國整體技術制造業作為現代化的核心，目前三個位置都有：有大部隊還在跟跑；有中間的部隊已經并跑；也有前沿的已經領跑了。
當時我的一些朋友都不相信中國已經有領跑的部分，因為我們前些年山寨還很多，大家一直在討論為什么創新在西方，而模仿在東方。當時西方人夸獎說中國有巨大的模仿能力。中國人則將中國沒有創新能力怪罪于中國的灌輸式教育。他們說人家美國的教育能夠培養創新的人才，而我們的制度培養只能復制別人創新成果的人才。
華為目前在5G技術上做到了世界領先，但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普遍自我批評能力都比較強，這就是孔子所講的“反求諸己”。我們習慣于檢查我們自己哪里不好，漸漸就會就摧毀一個民族的自尊和自信。
而更重要的是這樣會養成崇洋媚外的基因。胡適先生30年代說中國萬事不如人，要死心塌地向西方學習。他說中國人喪失自信心了。而到1936年的時候，魯迅先生一篇文章，說中國人喪失自信心事實上是當時知識界的主流。
有的人被打到脊梁骨之后就倒下。現在搞科技的知識分子倒非常有力氣。去年我們到合肥，參觀了科大訊飛。當時的負責人介紹他們的技術非常先進，已經在世界上達到了比較高水平。雖然我們聽不太懂，但印象還是很深的。
所以在今后的二三十年，中華民族在即將實現偉大復興的那一刻，其中主要的標志還是技術和經濟上，尤其是高端技術和制造業方面。
當這兩個方面的最后一步的進口替代完成以后，我們就能夠自己造各種產品。到那時，中國也就達到世界一流了。
所以近代以來的民族自信，一般來講，只能從未來的成功現代化的實踐里面去尋找。這40年來，尤其是近10年，我們似乎找到了一種民族自信。所以我對所有的關于高端技術、卡脖子技術的突破，都非常驚喜。中華民族趕超的那些堅實的腳印，就是通過那些個所謂卡脖子工程、卡脖子技術一個個的突破來完成的。
2015年5月8日，國務院關于印發《中國制造2025》的通知
一旦某種技術被突破，與之相關的同類產品的市場價格，一般就最少降低30%，最多可以降低到70%。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是因為它通過先進的技術和制造業造成高額的壟斷利潤。一旦我們突破了以后，它就只能把價格降下來和我們競爭。
所以說，作為生產者要有愛國主義情懷，生產出更好的高技術產品，鼓勵消費者到你這里買，高利潤也就不會流向西方了。
如果西方的高利潤產品價格都降下來了，那么他們的高利潤就會斷掉，相應地，投入的研發費用，還有高工資和高福利都無法應對。一旦這個鏈就斷掉，他就出問題了，他的人權民主制度就成了內部不斷惡化斗爭的誘因。不要高估了西方的人權民主，沒有外部資源的源源導入，他們是維持不住的。
我詳細研究過古希臘民主，它的民主時間其實很短。從公元前499年希波戰爭爆發，到公元前431年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希臘有近50年所謂輝煌的民族歷史。其中雅典最為優秀輝煌的30年，是伯里克利統治時期的30年。但不要忘記了他是寡頭，與其說是人民選了他，倒不如說是他領導了人民。在他那個時代，雅典總共也就二三十萬人，他卻搞了很多恢宏的工程，憑的是什么呢？一個原因就是希波戰爭以后，希臘就成為整個地中海的海上霸權帝國。它的同盟叫“提洛同盟”，所有同盟城邦每年都要向它交保護費。
這些以黃金為主要形式的保護費都儲備在提洛島上。而伯里克利執政第二年就把金庫提到雅典來了，所以有大量的同盟的公款進入到雅典。然后海軍保護的各個港口，各港的貿易費用也流向了雅典。因為民主意味著財富的分配，這些財富的持續的向雅典的流動，給了雅典公民很多分配的福利。但是雅典只有公民者才有權分配，公民大概5萬人左右，并不包括女人小孩和外邦人。
所以公民就是特權的意思，有參與公共財富分配的權利。分配官職也就是分配報酬的意思，沒有這個東西也就沒有民主。后來和平了，別人不愿意提交保護費了，然后他們還投靠了斯巴達。到后來雅典民主的結局就是內斗不斷，最后崩潰了。
西方近代民主化的一個特點，就是它要有一個大量的外部資源向內部導入，使得內部的分配和機會有增加的客觀條件。而今天的中國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沒有這個條件，只能依靠自己苦干。所以我們把人權解釋為發展權是天經地義的。
也由此，隨著中國的崛起，改變了全球財富的流動和配置，這也引起了美國霸權的生存焦慮。在座的人當中將要看到一個巨大的變化，因此所謂重建話語，就是要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行重新認識。這應該成為我們研究中國問題的出發點。
重建話語權
最后再講一講所謂話語權，它跟隨于民族現代化的成功經驗，以及因為成功而提升的民族自信。所以民族自信是話語權重建的核心要素。
我們GDP總量已經穩居全球第二，而且再過十到二十年，GDP還會超過美國。只要我們不犯一些大的錯誤的話，這趨勢不會變。目前，貨物貿易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一，我們內部的市場到明年也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至于制造業的總產值，我們也超過美國、日本、德國的總額了。
這些數據和這些經驗知識是我們最自信的底氣。有了這一個自信，我們對自己的看法和對西方的看法已經都不太一樣。由此我們也要對中國話語進行重建。以西方為中心，以西方為尺度來考察我們自身事務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所謂重建是重建價值側重，我們要以中國的尺度來看中國的近代和古代；用中國的尺度來看西方的近代和古代；尋找中國的尺度及中國的方法是話語重建的核心。
中國有那么多的好故事，可是學術界卻不能把這個好故事講出來。我個人認為，第一是因為自信不足；第二個中國語詞不足，這是個大問題。
多年前我在美國開會時講過一句話，后來被人引用了，我說現在所有用來描述中國故事的keywords（關鍵詞語），都來自西方，除了三個詞——“小康”、“和諧”與費孝通的“差序格局”。而且中國也有很多現代語詞是通過日本翻譯英文詞匯得來的。不用這些來源于西方的翻譯語詞，中國的很多理論與判斷無法搭建起來。
很多復雜原因導致我們的學術界不得不必須采用這些概念。不用它們，你不能說；用它們，你亂說——不能準確的將我們現實中國社會的客觀形式表達出來。這是我們多年苦惱的問題。
現在黨中央當然也制造了一些新的語詞，雖然其中有的語詞也借用自西方，但表達了不同的理念，舉個例子，我們講的“一帶一路”就講的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贏。
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需要增強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圖源：社科網）
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外交問題，叫“結伴不結盟”。它是一個重要的關于中國國際關系的理論，針對的是西方維斯特伐利亞體系。后者指代軍事同盟，追求結盟均衡。西方人用軍事結盟來保持所謂和平狀態，這也是“一戰”、“二戰”爆發的原因。如果我們兩個人不結盟，然后吵起來，那么總會有旁人拉架。可是如果兩伙人結盟，然后吵起來，那么架最終都要打起來。
因此，中國吸取教訓——西方國際關系體系里面有非常嚴重的弱點。西方人將結盟看作最重要的問題，結盟一旦不均衡，戰爭就容易爆發。而中國不搞軍事同盟。所以“結伴不結盟”是一個新的話語。其來源是西方，意思卻是中國的。當然前提條件是中國也有足夠的軍事自衛能力。
中國“結伴不結盟”是新的趨勢。“十八大”還提出要完善治理體系的理念。“治理體制”也是中國語詞，雖然在西方也有所對應。中國“十八大”三次全會重大的貢獻就是提出要實現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我們八、九十年代主要討論政體問題，政體是中國過去沒有的治理體系概念。當時的國人引進政體概念和政體分類概念，但只能將中國生搬硬套進這些概念之中。
400年前，西方傳教士利瑪竇來華后寫過一本書，叫《利瑪竇中國札記》。利瑪竇想要在這本書中討論中國的政體，卻把他自己的腦子搞糊涂了。因為在他那個年代西方的政治分類傳統源自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將政體分為三類：君主制、貴族制、共和制。
利瑪竇發現，如果因為中國有一個皇帝，就稱中國為君主專制國家，那么實際參與治理國家的士大夫就不能被囊括在內；而如果說中國是一個貴族制國家，實際也不對，因為中國的士大夫不同于歐洲的貴族。他們是通過民間科舉推選出來的，所以利瑪竇最后認為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
通過套用政體分類概念來討論中國政治，很多方面是說不通的。以西方的標準衡量，中國在秦漢時代就已經是個現代性國家。當時的中國具有現代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度、郡縣制度，而且王家財政和國家財政是分離的。而歐洲直到法國大革命后才變成秦漢式的國家。即使是路易十四也沒有完成這一目標。法國大革命的一個任務就是建立郡縣，它把法國全境分成了八十幾個縣。
所以有關語詞問題，最后概括為兩句話，第一要建立自信，而自信源于現代化的建設給我們提供了越來越扎實的基礎。我們要關注我們先進制造業的前沿突破。這不只是一個經濟問題，它關系到我們的趕超，也關系到我們的自信。這是第一個自信。
有了自信以后要尋找中國的尺度，中國的價值，不要迷信西方所謂普世價值。實際上普世價值并不存在，它只是把某種特殊的價值，通過論證，上升為“普世價值”。
曹錦清教授在講座現場
先秦時代百家爭鳴，各有價值。西漢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三綱五常上升為天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也不變。原來的儒家也是講普世的，直到近代儒學不能救國，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批判，它才變得不具有普適性。西方一開始說他們的上帝是普世的，后來又說他們的文明是普世的，后來又說他們的人權民主是普世的。所謂意識形態就是把特殊性論證為普遍性，以提高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我們現在也要開始做這件事：
第一步把西方的“普世性”還原為西方的特殊性；第二步中國要堅持自身的特殊性，比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在講講中國特殊性的合理性。并且由此建立我們的自信。各種文化并存，多元并列。
這個觀點并非中國人獨創。西方的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中就說：西方的價值并不普世，而是專門針對西方人的。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公開信奉西方文化，試圖實現中國的全盤西化，由此也就錯的明顯了。所以中國學者也要開始去研究近代以來進入中國的那些西方用語應該按照中國的語境來獲得自身的理解和意義。
以西方“人權”的概念為例，中國在近幾年的處理就有所突破。中國人論證人權并不從天賦人權的維度出發，而是將人權置于歷史的民族的維度，指出這是斗爭的產物。
因此，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最高的人權是發展權。沒有發展，沒有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只是天天去選舉鬧事，就可能出問題。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都受到西方人權觀念的壓迫。當中國贏得了話語權后，美國為了應對中國話語也煞費苦心，所以，目前美國已經退出了聯合國人權組織。
話語權問題背后仍是一個自信的問題。要去尋找我們的側重，我們的眼光，來看待我們自身的速度。中國人要始終牢牢地明確一句話，西方學說對我們而言“只供參考，不供指導”。我們要尋找我們自己的語詞，來表達我們的價值。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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