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從根本上說就是要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各種需要。無論是打贏脫貧攻堅戰還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都需要從產業振興來破題。而農業是鄉村的本質特征，鄉村最核心的產業是農業。只有農業成了有奔頭的產業，鄉村才會有活力，農民才會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農村才會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按照黨的十九大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精神，基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對鄉村產業發展的要求，以推進農業高質量發展為目標，以破解農業供需在結構和體制上的矛盾為主線，以加快供給側與需求側有效對接為基本邏輯，在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原則下，探索以品牌戰略調優產品結構、以科技創新調綠生產方式、以城鄉產業融合調新生產體系、以社會服務規模化補齊小農戶短板的鄉村產業發展路徑。
[關鍵詞]鄉村振興戰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業；鄉村
沒有產業振興，鄉村振興就缺乏內在的動力和可持續發展的能力，這是中國農業發展的痛點所在，也是鄉村振興的難點所在。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湖南代表團審議時首次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主題，標志著中國農業農村發展思路的一個重大轉變。 同時，2017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以及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要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總抓手，以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而2018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以及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則要求，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農業實現高質量發展。2019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河南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扛穩糧食安全這個重任”，把確保重要農產品特別是糧食供給，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首要任務。 長期以來，糧食保障是中國人的頭等大事。鄧小平就認為，不管天下發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飽肚子，一切就好辦了。 因此，按照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要求，以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是推進鄉村產業振興的關鍵。
一、中國農業發展進入了一個歷史的拐點
中國農業發展發生了由長期短缺向總量平衡、豐年有余再到當前階段性過剩的歷史變遷，呈現農產品供給過剩與供給不足并存所呈現出階段性、結構性供需不對稱的基本特征 ，出現農產品供給的數量和質量不平衡、農業的質量發展不充分，農業生產的規模與效益不平衡、農業的效益實現不充分，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利用不平衡、農業國際市場和資源開拓不充分的矛盾 ，突出地表明了中國農業發展已經進入戰略跨越的新方位。
（一）數量需求向質量提升轉變的歷史拐點
改革開放前中國處于食品短缺時代，那時主要是解決農產品數量的需求。因此，長期以來中國的農業發展都是把滿足數量需求作為第一目標。政府的農業政策，凡是產量高、規模大的財政都給予支持。對于絕大多數老百姓而言，主要目標是為了吃飽。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今天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溫飽有余到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變遷，農業發展進入了整體數量上相對過剩的時代。隨著農產品需求結構的變化，農產品的數量需求逐漸下降而質量需求不斷上升，最大需求是為了吃好。一方面，滿足市場質量需求的農產品供不應求，高質量、高品質農產品供給相對不足；而另一方面，不能滿足市場質量需求的不少農產品供大于求，而且還在繼續大量生產，這是問題的關鍵。
（二）生產目標向消費導向轉變的歷史拐點
中國經濟發展導致農產品消費結構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以前飲食是以大米、小麥等主糧為主，現在肉食、水產、果蔬都已成為普通百姓的家常便飯，食品空前多元化了。這進一步導致了農產品消費層次的變化，消費結構發生了高端需求、中端需求、低端需求三個層次的演變。相對于高收入群體的高消費趨向，需要滿足高品質農產品的高端需求。但問題是中國農業生產沒有根據消費結構的變化而變化，還是大宗產品大批量生產，沒有細分產品質量等級。調研發現，湖南石門縣的農民基本沒有對當地橘子樹的結果量進行人工干預，既沒有通過優勝劣汰減少掛果數量以提高品質，因此導致橘樹的提早老化，也沒有根據農產品不同品質細分為不同等級，以滿足不同的市場消費群體，就經常造成農產品總體品質不高、總體產能相對過剩而大量滯銷的局面。
（三）政府直接干預生產向市場決定生產轉變的歷史拐點
長期以來，政府大包大攬地干預農民具體的經營行為和生產行為。一方面，政府直接組織發動、人為地擴大生產規模，這無疑就造成了產量嚴重過剩而價格大幅下跌，嚴重損害農民利益。對城市低收入群體的需要政府應對的有效辦法的是社會保障，是政府的責任，而非以犧牲農民的利益為代價來承擔城市低收入群體的社會保障責任和糧食安全的國家責任。另一方面，每當在農產品價格上漲或下跌之時，政府就會對小農采取有力的宏觀政策進行調整，造成單個農產品供大于求與供不應求現象交替出現。過去豬肉漲價，國務院都要召開會議應對，在農民都沒有保險的情況下政府給母豬買了保險。因此，轉變農業的發展思路，最關鍵的是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主要是優化制度供給、政策供給、服務供給，把不該管的“放”給市場，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推動政府、市場、農民三方以及各種要素配置的最優化、效率最大化，實現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高度統一。
（四）農業單功能向農業多功能轉變的歷史拐點
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核心首先是為了解決吃飯問題，也就是所謂的溫飽問題。黨中央從1982年到1986年連續五年頒布的三農一號文件，都突出以農業發展為中心，到1984年就首次出現了糧食剩余，到1984年就廢除了布票，到1992年就廢除了糧票。從改革四十年的歷史變遷可以看出，從食品短缺時代發展到所謂的去庫存時代，中國的農業從來沒有今天這樣高水平的生產能力。 2006年是個歷史的拐點，這一年取消了農業稅，提出新農村建設，開始了工業反哺農業，黨的十七大還提出了城鄉一體化的理論。這個歷史拐點表明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變遷，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再向全面小康邁進，從農業中國向工業中國邁進，從鄉村中國向城鎮中國邁進，人民的生活需要發生了從數量滿足逐漸向質量滿足的轉變，因而農業發展功能就必然發生相應的變遷。以前只想吃飽肚子的時候，農業的功能就是食品價值，以工業化、城鎮化為發端，導致農業承擔了經濟、生態、社會和文化等多方面功能的變革， 農業不再只是提供農產品的單功能產業，休閑、觀光離不開農業，傳統文化離不開農業。例如油菜，油菜的生長過程就是生態價值的提供過程。油菜開花時就具有了觀賞價值，推動鄉村旅游的發展，菜籽能榨油就是食品價值，油菜的傳統的生產過程與種植習慣相聯系就具有了文化價值，這就實現了農業多元價值和多功能化。
二、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鄉村產業振興的必然要求
鄉村振興首要的是“產業興旺”，只有“產業興旺”才能“生活富裕”。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山東代表團審議時，把“產業振興”列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主攻方向的五個“振興”之首。 而農業是鄉村的本質特征，鄉村最核心的產業是農業。因此，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破解當前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偏低的難題，是實現鄉村產業振興的必由之路。
（一）破解農業結構性矛盾的主線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以破解農業生產結構性矛盾為主線，以適應市場需求為目標，不斷優化品種結構，立足特色優勢優化區域結構，通過適度規模經營優化產業結構。優化產業結構的核心內容，是推進品種結構、品質結構、生產結構、經營體系結構、區域結構等產業整體結構的優化。如石門縣的柑橘是一個特色品牌，湖南全省的農業發展規劃就把石門柑橘作為石門縣農業生產的正面清單，對其他地方就作為限制生產的負面清單。因為農產品對種植區域的氣候和土質有著獨特的要求，不同區域的農產品具有不同的品質。因此，要對農產品建立優化品種結構的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地方政府應明確支持種植的品種和相應品質要求，限制和限期推出種植的品種，以優化品種結構為基礎優化產業結構。同時，相應建立農產品的保護機制，樹立品牌效應，解決品牌混亂問題。
（二）提高農業質量效益與競爭力的核心
習近平總書記曾提出“三個轉變”：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 長期以來，中國農產品競爭都是以高產量、低價格的“以量取勝”低端路線。但是，現在已經進入產品過剩時代，市場領域的所有產業競爭集中地體現為品牌競爭，是質量效益與競爭力的綜合體現，是產業的核心競爭力。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以質量效益為導向，優化資源配置淘汰落后的生產模式，推動農業供給結構轉型升級，使農業生產供給結構不斷滿足市場消費的需求結構。如果農產品的品牌沒有全面建立起來，就標志著農產品質量問題最終沒有得到解決。因為品牌是農產品質量效益的外在表現形式，缺乏品牌效益與競爭力是中國為農業大國而非農業強國的根本標志。需要強調的是，這里的品牌不是地方政府和企業所申報的品牌，而是被市場消費者高度認可、高度贊譽、高度信任的品種與品質。因此，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推動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也就是由“以量取勝”的規模速度型向“質量效益”的品牌型跨越。
（三）推動農業機制體制創新的動力
農業的供給側改革包括兩個方面內容，一個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另一個是體制機制改革。農業之所以出現供給側結構性問題，根源在于農業發展的體制機制滯后，是政府大包大攬而使農民成為服從組織安排客體的結果。政府直接主導農業生產和投資活動，導致越位問題非常突出。農業生產“一哄而起”的跟風現象非常普遍，最終導致農產品同質化和產能過剩的嚴重問題。特別是生產導向的產業扶貧也會造成中國農產品產能過剩的危機，這不是指所有農產品過剩，而是超過市場需求人為地盲目擴大生產規模的一些農產品產能過剩。有一些低端品種需要被淘汰，而為什么淘汰不了？因為淘汰了就會導致部分農民沒有收入，也就無法完成扶貧任務。而一旦造成農產品大量過剩就會引發市場風險，一個重要的農產品如果出現了市場風險就會對整個農產品市場造成顛覆性的打擊，還有可能會帶來巨大的社會風險。因此，要牢牢把握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個主要著力點，加快提高政府和農民對農業高質量發展的市場經濟駕馭能力。不是先抓生產而是先抓市場，以市場來引導生產，最終形成從生產到市場的農業供給側結構。
（四）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抉擇
在工業化進程中，農業效益遞減與工業效率遞增現象并存，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不斷下降。農業的持續發展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任何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都要應對的共同命題。按照秦暉的觀點，中國所遇到的問題，無論是農業衰敗還是鄉村衰敗，都是幾乎所有現代化成功的國家都經歷過的發展階段。 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核心是要解決效益偏低和綜合競爭不強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必須讓農民有利可圖而生活富裕，這樣農業才能夠可持續發展。現在就是因為農業無利可圖，所以越來越多的農民退出這個產業。政府想要的是糧食安全，而農民想要的是經濟安全，希望能夠發家致富，所以只有把兩者結合起來，農業才能可持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河南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糧食安全和現代高效農業相統一。3只有農業成了有奔頭的產業，農民才會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農村才會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 同時，農業作為一個特殊的產業，不僅要遵循經濟規律，還要遵循生命規律，必須推行綠色發展方式。人口大國非常有限的耕地是稀缺資源，農產品的生產成本很高，如果繼續大量生產低端農產品或質量有問題的農產品，不僅農業難以持續發展，而且會造成稀缺的耕地資源嚴重浪費。無論是優化品牌結構，還是優化產業結構，都要立足于不同區域的自然資源環境條件，以維護生態資本和提高生態效益為前提，把低質低效該淘汰的品種與產業堅決淘汰下來，把超過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品種與產業堅決退下來，以實現資源環境優勢互補為目標來優化農業資源配置，最終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
三、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鄉村產業振興的現實途徑
當前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也是劉易斯拐點、中等收入階段、鄉村中國向城市中國跨越窗口期的三大歷史交匯點，必須在歷史的邏輯中準確把握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趨勢。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兩個著名的歷史耐心，一是在人口城鎮化問題上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世界各國解決這個問題都用了相當長的時間；二是在農業規模經營問題上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雖然規模經營是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基礎，但改變分散的、粗放的農業經營方式是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需要時間和條件，在歷史上是有過深刻教訓的。 即使到了2050年中國實現全面現代化了，中國百分之七十的城鎮化率目標順利實現了，那時還有會四億多的農村人口。按照十八億畝耕地紅線，即使到了實現全面現代化之時，4億多的農村人口人均耕地也就4畝多地，這說明中國的三農問題即使到了2050年仍然任重而道遠。
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決定了中國大國小農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小農戶在中國相當長時期內必然存在。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中國特色現代農業現代化的命題，就是家庭經營加上社會化服務。 可后來的集體化、集約化、大規模、公司化等等不一而足，成為中國農業發展的前沿時尚，提及小農就會和小農經濟聯系在一起，就是落后的代名詞。而姚洋認為，以小農經濟為代表的中國農業在清代就站在了全世界農業文明的頂峰，而正是由于“無剝奪的積累”的小農經濟成就了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的低成本發展優勢。在姚洋看來，即使在今天小農生產也未過時，不僅仍然是世界上最發達的農業，更是中國現代化的命脈與根基所在。 黨的十九大報告第一次把小農戶作為肯定性而非作為落后的否定性寫進黨的文獻，是對中國農業發展規律的科學判斷和準確把握。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無疑是針對大國小農供需結構性矛盾的“治本之策”，也是鄉村產業發展的一場深刻質量效益變革。
（一）優化結構：以區域品牌為引領
農業生產不同于工業生產，是以自然再生產為基礎的，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征與資源稟賦特征。因為特定地域的氣候、濕度、土質、光照等自然環境，直接決定著農產品的品種品質，導致什么樣的地域自然環境決定著生產什么樣品質的農產品。正是農業生產的這種自然選擇屬性，決定了農產品是特定區域的產物，決定了農產品的品種品質區域分工。 以區域品牌為引領，就是推進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區域資源優勢和生態優勢轉化為市場競爭優勢，形成差異化發展格局，破解長期以來存在的同質競爭和增產不增收的農業發展難題。以區域品牌為引領，就是立足區域資源環境的比較優勢，以農產品區域品牌為紐帶，推動農產品由區域規模化生產向區域品牌化經營的轉變，加快生產、加工、服務融合發展，提升農產品價值鏈、延伸農產品產業鏈、打造農產品供應鏈、形成區域農產品全產業鏈，從而全面優化農業的區域結構、產業結構、品種結構。
（二）提質增效：以科技創新為方向
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必須堅持質量興農、綠色興農，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提高農業創新力、競爭力和全要素生產率，加快實現由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轉變。 在中國農業發展處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時期，必須把提質增效的綠色發展作為農業科技創新的目標和方向，加快由增產導向向提質導向轉變。過去由于食品長時期短缺，農業科技創新主要是提高產量。不少農產品產量是提高了，但質量卻是大問題。一些農產品看起來形狀是這個形狀，味道卻不是這個農產品味道。尤其是轉基因、農藥、化肥、激素、抗生素、除草劑等科技在農業上的濫用，不僅使舌尖上的美味消失了，營養價值下降了，而且舌尖上的安全也沒有了。根據有關數據，已婚青年不孕不育比例高達15%，鐘南山院士就曾警告，長此以往50年后將導致人口無法生育。
現在一些地方推行一刀切的環保政策，不許養豬不許養雞，一些地方的改廁只是簡單地把人糞進入管道凈化后就排放到河里，導致農家肥在農業生產中逐漸退出，石化農業已經了成為了中國農業主體。目前，中國土地酸堿度提高、質量下降，病蟲害加劇、農產品品質下降等問題已不斷顯現，這無疑將產生災難性的影響。美國等國家有遼闊的耕地可以間作、休耕，以生態來對沖石化農業對土地的污染。即使這樣，美國的石化農業仍然存在嚴重的問題。蕾切爾?卡遜曾揭露了美國的工業化農業為追逐利潤和產量而濫用農藥和化肥的事實，尖銳地指出了其所帶來的危害：“這是一個沒有聲音的春天。這兒的清晨曾經蕩漾著鳥兒的歌唱。而現在，一切聲音都沒有了，只有一片寂靜覆蓋著田野、樹林和沼地。” 卡遜警告，石化農業將使人類自食其果，難逃滅絕之災。因為對整個生物界包括對人類自身所造成的生態危機，就是生態的災難、生命生存的災難，這個時刻可能就是人類滅亡的時刻。
中國沒有美國等國家的資源稟賦條件，人均一畝多地必須連續耕作，污染的耕地長時期難以復原。因此，科技創新必須對包括鮮活農產品的儲存保鮮、人糞畜糞的轉化使用，特別是耕地的質量保護和農藥化肥的減量使用等方面不斷進行突破。農業科技創新的取向，直接與人的生命健康和人類社會的自身發展息息相關，必須以人與大自然整個生命系統和生態系統的永續發展為目標和方向，切不可讓中華民族走向自我毀滅之路。
（三）激活要素：以城鄉融合為動力
黨的十九大報告將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決策部署。一方面，按照鄉村振興戰略的要求，為補齊農業農村發展的短板，縮小城鄉差距，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包括在干部配備上優先考慮、在要素配置上優先滿足、在資金投入上優先保障、在公共服務上優先安排16，這就意味著更多的資源要素向鄉村發展傾斜；而另一方面，到2050年要實現70%的城鎮化，意味著更多的人口進一步向城市集中，隨之資源要素也進一步地向城市集中。究竟該如何協調這一矛盾呢？答案就是城鄉融合發展。
然而，城鄉二元結構是影響城鄉協調發展的主要障礙。為了解決城鄉要素流動不順暢、公共資源配置不合理等突出問題，以及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機制，中共中央、國務院于今年下發了《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的文件 ，旨在重塑新型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促進鄉村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也就是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一手抓新型城鎮化，一手抓鄉村振興，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結合點就是特色小鎮，最關鍵的是要促進城鄉要素的互動，實現農業與工業的融合發展和城市與鄉村的融合發展。工業和城市有很多資源要素已經處于飽和狀態，迫切需要發揮溢出效應，但是現存的一些體制機制阻礙了要素的流動。
比如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把農民收入增長機制作為一個政治準則，但建立農民收入的增長機制非常困難。一是農業市場風險大，農產品價格大起大落，農業收入不可能成為農民收入增長的穩定來源；二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了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已經見頂，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長接近了天花板；三是轉移性收入曾經是農民的收入增長來源，但隨著國民經濟下行，財政收入增長放緩，財政補貼與財政投入已接近了天花板。而中西部地區尤其是傳統農業地區，對農業的財政補貼與財政投入面臨不增反降的巨大壓力。
《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還強調，建立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改革農村宅基地制度。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不斷增值的土地財富向城市和工業的流向，實現了城鄉財產權利的平等，使農民一直沒有獲得的財產權利得到實現，真正拓展了農民的核心利益，讓農民具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也可以說，只有農民成為了有吸引力的職業，農業才會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農村才會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
（四）補齊短板：以社會化服務為突破
補齊小農戶小規模經營短板，是大國小農鄉村產業發展的必答題。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加強面向小農戶的社會化服務，是中國農業的發展方向。 必須通過社會化服務把政府、企業與農戶鏈接起來，特別要培養家庭農場和專業合作社，提高鄉村產業的組織化程度。美國農業之所以強大，原因就在于強大的企業把政府、農民、企業三方無縫對接，使美國的農業從生產與加工到銷售與物流、從資本到技術實現高度融合，也就是一、二、三產業的高度融合。中國北方平原地區人口較為密集，人均耕地規模相對較大，產業組織化程度也相對較高，基本上實現了耕種一體化。陳錫文認為，東北農業現代化的水平遠高于美國農業的現代化水平。 反觀南方大多數地方是丘陵地區和山區，自然條件和人均不到八分地，存在耕地規模的先天性局限，而且原來只有大型的農機，丘陵地區和山區修建機耕路難度太大，因而實現農業機械化可望而不可及。近幾年來，由于微型農機的問世，農機專業戶在政府的補貼下購買農機，農民不必購買農機而是通過社會化服務購買農機服務。以人力、牛耕為主的規模極小的小農戶和偏遠山區，現在也基本實現了現代農機的替代。中國的農機社會化服務極有效益，不僅創造了小農戶小塊土地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奇跡，而且打破了家庭經營小農戶小塊土地不能規模經營的論斷。
（五）產業集聚：以園區建設為關鍵
工業園區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農業園區建設卻還是剛剛起步。現有的農業園區，既包括現代農業產業園、農業科技園、返鄉創業園以及集循環農業、創意農業、農事體驗于一體的田園綜合體，也包括糧食生產功能區、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特色農產品優勢區等。但是，這些園區基本上功能還比較單一，未能實現區域范圍內的有效整合，對區域產業發展的集聚作用和帶動力嚴重不足。農業園區作為資金、科技、人才等要素集聚的載體，必須通過促進區域品牌集聚與企業集聚，把生產環節、加工環節、流通環節、銷售環節等鏈接起來，形成產業鏈以實現產業化，從而發揮區域產業的集聚效應。同時，農業園區要與田園綜合體、特色小鎮的發展相結合，引導鄉村一、二、三產業適度集中，推動區域產業、生態、文化、旅游的融合發展，使鄉村發展的單一生產功能轉化為生產、生活、生態的多元功能，使農業功能的單一價值，轉化為農業的多功能價值。
參考文獻:略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特聘教授、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江西社會科學》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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