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鄉村都市化:中國鄉村未來變遷的方向
1978年以來，中國的鄉村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使農民迅速解決了溫飽問題并釋放出大量勞動力；鄉鎮企業的發展，不僅使農民走上致富之路，而且支撐起中國經濟的半壁天；小城鎮的崛起，既成為鄉村與城市的連接部，又成為中國鄉村都市化的動力。本文綜合廣東調查的個案，分析了鄉村社會人多地少、精工細作方式等特性，指出鄉村都市化是中國農村發展的必由之路。
一 人口增長與精耕農業
筆者曾指出，中國廣大的農村，人口密集型地區（人多地少）是相當普遍的；而人口的密集性決定了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獨特性；這種經濟的獨特性又影響著中國的鄉村社會結構。（注：周大鳴《人口密集型鄉村的經濟發展之路》中山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為了更好地闡明這一問題，也許需要歷史的透視。因為很多人以為人口密度高是一個現代的問題，以致我們今天把所有問題的癥結都歸結于人口太多。而實際上，由于人口的分布不均，人口太多的問題是由來已久的歷史問題。在歷史上，解決人口密度高的方式有這么幾種：一是移民，將一部分人口遷移到人少地廣的地方去，一是開墾新的土地，一是提高已有土地的單產量。這幾種方式常常是配合起來用的。移民受到一定條件限制，并且與土著居民容易產生沖突，甚至引起連鎖的戰爭。現代的移民更受到國家法令的限制。開墾荒地是有效的方法，但荒地也是有限的。在已有土地上提高產量，這是中國歷史上采用最普遍的方法。由于要提高單產量，就必須不斷改進農業技術。故精耕細作的農業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特征。這一經濟特征，又與社會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密切相連。
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特點是精耕細作的農業，精耕細作的農業簡單講就是在單位面積上努力爭取最大的收獲。這種耕種方式比起粗放式農業來說需要投入更密集的勞動力。中國自農業產生，也就是新石器時代，就傾向于精耕細作，而非粗放農業。如在黃河中下游流域發現的新石器文化聚落的密度相當大，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沒有的。許多學者都研究精耕農業和人口密度問題，對精耕農業最有研究心得的數許倬云先生和黃宗智先生。
許先生認為西漢時期中原由于人口多、耕地有限，就形成了精耕細作的農業。趙過的“代田法”在武帝末年推廣，與當時人口的壓力相關。集約農業可利用婦女和兒童從事不太費體力的工作，如除草、除蟲、施肥之類。同時集約農業減少了季節性的勞動力閑置，又使次級勞動力投入生產。一年多作更縮短了土地休閑的時間。漢朝的中原、冬季頗長，生長季節受氣候的影響而縮短（霜凍期無法從事農業生產）。于是一年中，免不了有勞動力需求季節性不均勻的現象。春耕秋獲時最忙碌，而冬季則為閑季。這樣農閑時，主要勞動力和次要勞動力都有相當多的時間從事其他非農業性的工作。這些工作是為農業間接服務或是生產可出售的產品，也就是家庭手工業。而家庭手工業的生產又會由近村貿易逐步形成貿易市場網，其網絡足以聯系若干分散的聚落，使當地交易構成市場性質的農業經濟。貿易形成的圈子，與大城市、小城市、集市聯結起來。既有交易，一定程度的專業性也就不可避免了。這種專業性，一是導致為盈利而非消費的商業活動，二是導致某些作物的專業化生產。漢代的一些地方性產品通過商業網絡可以流通到全國。市場交易網把農業社會中個別成員結合到一個巨大的經濟網之中。中國的農業社會并非過去所認為的自給自足的村落合成的，彼此之間各不相涉。事實上漢代已有二三十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城市，坐落在聯絡各地區的交通要道上。漢代的生產力足可以產生繁榮的工商業。但是漢代的重農輕商的政策使活潑生機的工商業，剛發芽就夭折，夭折于強大皇權的壓力之下。（注：許倬云：“漢代的精耕農業與市場經濟”，《求古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543-560）工商業受到壓制的原因是漢代的官僚機構已成氣候，士大夫不容政治之外的工商力量構成對其政治獨占的挑戰。中國將發財與升官連成一個成語，可見政治之外不再容許另一平行的致富途徑。商業活動在漢武帝以后不可能有全面發展的機會。于是不僅生產食物的責任，而且連原可由工商業專門擔任的其他貨品的生產工作，也不得不由農村擔任，轉而吸引了農村中季節性多余勞動力。
精耕細作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將農閑時節的過剩勞動力化為手工業的人手。換句話說，農業的生產者即是手工業的生產者，手工業的產品變成市場里的商品。以我之所有易我之所無，就有了市場網的出現。這種情況不僅中國，在歐洲法國的南方和波蘭大平原上的精耕農業都配合當地市場交換網的發展。但家庭手工業的產品的銷售是有條件的，如從未發展出作坊工業，或作坊工業被其他力量摧毀時，才有家庭手工業發展的機會。作坊工業都發生在城市，而精耕農業的家庭手工業和城市化有互相排斥的現象。中國精耕細作的歷史背景，則是政治力量摧毀掉城市，毀掉了作坊工業，摧毀掉了私家經濟。戰國時代城市為基地的作坊工業已經萌芽，漢代國家力量的強大，打擊社會力量，摧毀了私家經濟，于是造成家庭手工業的發展機會和市場網的成長。（注：許倬云：《歷史的分光鏡》，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頁114-119）
黃宗智先生是明清經濟史專家，他主要不是討論精耕細作農業的起源，而著重探討小農經濟本身。他對古典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以及馬克思提出的商品化必然導致近代化或資本主義的論點提出了質疑。（注：黃宗智：《華北小農經濟和社會變遷》，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6。《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92。）他認為，亞當·史密斯和馬克思都是依據英國的現狀，沒有把產量與勞動生產率加以區分，沒有把增長與發展加以區分。而這些區分對理解中國農村經濟史非常重要。他也引用人類學關于農民研究的成果和C.Geertz的“過密化”(Involution)來討論中國商品化的問題。他認為中國農村最大的問題是人口對土地的壓力。人均耕地面積的減少促使農民逐漸過密化，即不斷在單位面積上增加勞動力投入來換取作物產量的有限增加，用經濟學的術語就是單位勞動日邊際報酬遞減。長江三角洲的過密化主要是通過擴大經濟作物種植和經營，尤其是種植棉花和發展棉紡手工業。這是一種應付人口壓力下維持生計的策略，而非為了追求最高利潤的資本主義經營策略，因此也不會帶來資本積累。所以說這種由人口壓力推動的過密化的商品化，與近代資本主義興起的商品化有本質的區別。
許倬云先生也認為精耕農業阻礙資本主義的產生。首先是精耕細作造成的社會力，這一社會力是親緣的土著團體，在長久的帝國結構上，這類團體的穩定性極強，自我調節能力也很強。除了社會的穩定性強外，社會也可以造成跟國家對抗的力量，在長期的結構中，國家權力占據了上層，社會的力量占據了基層，國家的權力永遠無法完全滲透到基層，反過來，國家權力的維持要靠基層出來的人參與國家權力方可。在這一常態上，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力的均衡狀態中，最吃虧的是兩者之間的交接點：大地主，因為國家權力第一個要侵犯的是大地主，而社會力的主力不在大地主，所以大地主不能長久保持。為什么中國沒有走向資本主義化？從純經濟的角度，也就是從精耕細作農業的角度看，一方面是資金是分散的，不容易集中；另一方面資金長期束縛在小塊農地上。精耕細作的農業需要經常改良土壤以維持生產力，需要長期的資金投入。大量的資金無法轉化成別的東西，這是中國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的重要因素之一。（注：許倬云：《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頁32-33）許先生與黃先生的結論有異曲同工之感。
雖然精耕細作使得人們不愿輕易放棄土地、離開故土，并產生安土重遷的觀念。可當人口發展到精耕細作農業無法維持生存時，移民就開始了。但中國的移民是逐漸的，移民在新的地方，仍然保持精耕細作的方式。而原有的土地并不因為人口減少而改變耕作方式。嶺南本來是地曠人稀的地方，可是唐宋以降的移民，使得在明清時代人口的壓力已相當大。鳳凰村所在的潮汕地區，明清時代開始向海外大量移民。現在的聚落，也幾乎都是明清時創建延續至今的。
精耕細作的農業產生家庭手工業，家庭手工業導致市場網絡的建立，大城市、小城市和不同層次的集鎮成為網絡的樞紐。這樣，城市與鄉村是互動的，只不過在古代由于壓抑城市工商業，才遲緩了城市的發展。自近代外國列強的侵入，在沿海建立起現代意義的工商業城市，對鄉村手工業的打擊相當大。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成為城市工商業的職工。因此在無荒可墾、無地可移的情況下，都市化和工業化是解決鄉村人口過密化的一個途徑。如臺灣是一個急劇都市化和工業化的地區，鄉村社會經歷了從家庭手工業向鄉村工業發展（或鄉村都市化）、鄉村人口向都市化的過程。由于制定了農業改革的政策，使得工業化和都市化能夠與精耕的自耕農方式并存。
廣東珠江三角洲的開發比較晚，到宋代才進入初步開發階段，其契機是大量北方士民的遷入。到明清時代，海外貿易的活躍，商業性農業和手工業迅速發達，并成為全國人口的密度較高的地區。據明清經濟史專家葉顯恩教授研究，萬歷三十年小三角洲有墟市176個，比永樂年間增加近5倍，比嘉靖三十七年增加近1倍。佛山在明末已近10萬人。（注：葉顯恩、許檀：《珠江三角洲的開發與商品經濟的發展》，載《珠江三角洲經濟發展回顧與前瞻》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可見人口增長之快。在1978年以前，強調以糧為綱，抑制多種經營和工副業的發展，導致商品經濟的嚴重萎縮和鄉鎮的銳減，到1978年三角洲地區僅余32個建制鎮，還有許多墟鎮名存實亡。改革開放以后，珠江三角洲經濟全面發展，不僅吸納了本地的剩余勞動力，還吸納了上千萬的外來勞動力；外向型經濟推動小城鎮全面發展和加速了鄉村都市化的過程，并迅速升級提高，向高層次的都市化邁進。人們生活方式和環境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筆者調查的鳳凰村位于廣東的韓江流域，這兒也是全國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1991年潮州市人口密度達每平方公里953人，大大高于省和全國的平均密度。鳳凰村從元末明初創建至今已經歷了五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可是由于缺乏資料無法再現100年前村落的歷史。從我們已看到的，80年前人均土地1畝到1995年人均0.3畝土地，因而鳳凰村始終擺脫不了人口與土地的壓力。盡管鳳凰村農業的精耕細作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可是仍然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的需求。再加上各種天災人禍，使得人們長期生活在為基本的溫飽而奮斗的旋渦中。實際上生產關系的改變，如合作化取代家庭式的生產方式，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在二十世紀結束前，鳳凰村民有了較好的發展契機，絕大部分村民開始從溫飽向小康發展。那么鳳凰村未來將怎樣發展，發展的方向怎樣呢？鳳凰村雖然只是一個村落，可是可以反映中國人口過密化鄉村社會發展的模式。鳳凰村未來變遷的方向是什么？筆者以為鄉村都市化和由此帶來的市民社會是必由之路。
鳳凰村人多地少，靠近墟鎮，其都市化的歷程很早就開始了，葛學溥的書中就描述了都市化和市民精神的產生。1987年歸湖改為建制鎮后，鳳凰村都市化的發展加速。以下述都市化的“五化”指標來衡量，鳳凰村正在經歷鄉村都市化的轉化。而且這一轉化正在加速，隨著鎮的進一步擴展，鳳凰村與鎮連成一體，村民建房屋也有意識的在公路兩旁，形成街道。鄉村都市化并不是城市化的終結，而是城市化的起步。隨著土地的逐漸減少，非農化的發展和商品農業的發展，使人們從生活上、觀念上都會向都市化轉化。那么村落的其他機制也會發生變化，如以民主化的村民自治組織代替原有的村落組織，領導人從任命向村民選舉過渡，宗族組織喪失其政治功能而成為村落儀式性的制度，正式的法律制度代替非正式的鄉規民約等等。后者就是人們常說的“市民社會”的到來。關于“市民性”，葛學溥書中也有討論，他認為鳳凰村市場的建立，將店鋪出租給外村人，這就打破了血緣與地緣的束縛；同時，汕頭和海外經濟文化因素的沖擊下，鳳凰村早已不再是一個與世隔離的鄉村。如今，大眾傳播的普及，商業和市場已經使鳳凰村與潮州、汕頭以及整個世界聯結起來。村民電視中看的是香港和世界的新聞和娛樂節目，家中的電話可以與全球通話，表帶廠的產品是直銷香港。鳳凰村的脈搏與全國和全球同步跳動。未來，鳳凰村的變遷將更為急劇。
鄉村都市化不是終結目標，物質的都市化也不是發展的目的，根本的目的應該是村民觀念的改變、社會制度的轉型與市民社會的建立。（注：筆者對鳳凰村進行了追蹤研究，鳳凰村是美國社會學家D.H.Kulp于1918-1923年所做的調查，詳見Daniel Harrision Kulp II: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Volume I,Phenix Village 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City,1925。周大鳴：《鳳凰村社會文化的變遷》，《社會學研究》1997年第1期。）
二 鄉村都市化是鄉村人口轉移的必由之路
鄉村都市化雖然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但在我國，這一問題的引發是來自鄉村自身的發展，討論的主題也帶有中國的獨特性。那就是在中國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下，鄉村如何通過自身的發展走上都市化之路。1949-1978年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造成了“二元結構”的出現，二元結構是由一系列具體的政策建立起來的，這主要包括戶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注：參見周大鳴、郭正林等著：《論中國鄉村都市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按照“二元”，話分兩頭來談，先談農村。
首先是新的過密化問題。1949年以后的合作化運動，一方面，強調以糧為綱，將所有的農民都束縛在土地上；另一方面把家庭手工業視為資本主義的尾巴而割掉，或嚴格限制，而將農閑時的剩余勞動力花在興修水利、建大寨田等改天換地的農田基本建設上。加上合作化的集體勞動，農民沒有什么工作積極性。所以糧食產量雖然很高，可邊際效用卻極低下；沒有手工業的收入作補充，集體的分配有限，農民的生活水平無法提高。按照黃宗智先生的話說：人民公社創造了新的“過密化”。
其次是市場網絡的斷裂。農村的自由市場被取締，市場全部由供銷合作社控制，這包括農產品和農業物資的購銷。這樣鄉村集鎮萎縮，從城市到不同層次集鎮的市場網絡破裂。使得信息來源減少、通婚圈范圍縮小，村民生活在一個隔離的社區中。村民被禁錮在極小的圈子里，每天按照生產隊的安排和時間表工作，過著自給但不能自足的生活。
其三是人口遷移的限制。本來中國城市的居民與農村有著極廣泛的聯系，相互的通婚、遷移沒有什么問題。可是嚴格的戶籍制度建立起來后，人們再也不能自由遷移；不僅城鄉之間不能隨意遷移，就是鄉村與鄉村之間，城鎮與城鎮之間的遷移也受到嚴格的限制。更不可能向海外的移民。這樣隨著人口的自然增長，農村人口過密化的現象越來越嚴重。
另一頭的城市呢？共和國的創立者強調優先發展城市，可是城市雖有優先的政策，卻沒有優先發展起來。在蘇聯模式的影響下，首先是優先工業化而忽視都市化，我們將這種工業化與都市化不同步發展稱之為“二化異步”。（注：郭正林、周大鳴：《鄉村都市化背后的政策分析》，《社會科學戰線》，1995年4期。）同時在工業的發展中，強調發展重工業，而壓抑第三產業。錯誤地認為第三產業沒有創造真正的財富不是真正的生產，甚至認為服務業、商業是屬于“資產階級”的而砍掉。這樣造成城市的交通、能源、通訊、以及水、氣、環衛設施的嚴重滯后；金融業、商業等服務業的萎縮，使得城市成了不流通的死水。僅就解決就業方面來看，重工業的有機構成高、投資成本大，而就業率低，加上城市服務業的壓縮減少了大量就業機會。所以盡管城市居民節衣省食領取最低限度的工資，讓國家能夠積累更多的資金投資工業。可是工業的增長和就業機會的增長，還趕不上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長。這樣城市本身的勞動力都難以吸收，更不要說吸收鄉村剩余勞動力了。
自1978年起，我國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人口過密化的問題暴露出來，大批農村勞動力需要尋找出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規模有多大呢？據有關調查平均剩余率為40%，總量為2.2億人口。據世界銀行預計，1980-2000年中國勞動力每年將增加1000萬，據國內調查估計為1200萬人以上，其中農村占總量的70%。（注：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與課題組：《中國農村勞動力就業現狀及發展情景研究》、《農業經濟問題》1989年7期，頁12-20。）如此大規模的勞動力出路在哪里呢？原有的城市根本無法容納這么多的剩余勞動力，因此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成為必然的選擇。在鄉村普遍是走非農化和發展鄉鎮企業的道路，走發展小城鎮的道路。對于這一發展趨勢，有的稱之為“城鄉一體化”，有的稱之為“城鄉協調發展”，有的稱為“城鎮化”等，但核心的內容是一致的：就是如何轉移農村勞動力和協調城鄉關系。（注：周大鳴 郭正林：“論中國鄉村都市化”，《社會科學戰線》，1996年第4期。）從八十年代開始圍繞鄉村都市化的研究逐漸增多，尤其是費孝通先生對鄉鎮企業與小城鎮的研究（注：費孝通：“小城鎮、大問題”，《小城鎮、大問題》，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年：費孝通編：《城鄉發展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興起了鄉村都市化的熱潮。這些研究的成果已吸納到中國政府的決策之中，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和全國人大的報告和遠景規劃中鄉村都市化是一項重要的內容。（注：參見：1996年3月17日全國人大八屆四次會議批準：《國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該綱要中專門論及了鄉村都市化的問題。）
要把握鄉村都市化的實質，就須理解都市化的概念和理論。人類學家認為：“都市化并非簡單地指越來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和城鎮，而應該是指社會中城市與非城市地區之間的來往和相互聯系日益增多這種過程。”（注：Gregory E.Guldin:Urbanizing China,Contributions in Asian Studies,Number 2,Greenwood Press,1992.）即城市與鄉村的相互影響，鄉村文化與城市文化互相接觸融合后，產生了一種整合的社會理想，即既含有鄉村文明的成分，又含有城市文明的成分，這種現象即為“農村城市化”(Rurbanization)。隨著農村城市化而來的是城鄉差別的縮小，農村的生產力結構、生產經營方式、收入水平及結構、生活方式、思維觀念等的變化與城市逐漸接近、趨向同一。我們認為都市化，如果從人口來看，一方面是居住在都市中的人增加，另一方面是享有都市化生活方式的人增加；如果從空間來看，一方面是原有都市的擴展，另一方面是鄉村的就地都市化；如果從過程看，經歷著村的集鎮化、鄉鎮的市鎮化，縣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大中城市的國際化和大都會區這么幾個階段。
現在，許多西方學者開始檢討西方都市化的理論。如地理學家麥基(T.G.McCee)認為西方都市化的理論不適合發展中國家的都市化實際，提出了與農村城市化類似的理論。在亞洲產生了這樣的地域既非城市，亦非農村，同時又表現出城鄉兩個方面的特點。麥基將這種地域稱之為"Desakota"，這是印尼語，其中"desa"意為鄉村，"kota"意為城市，筆者將其譯為“城鄉融合區”。
這種城鄉融合區，由這么幾種類型區組成：①一個或多個增長的城市中心；②一個以通勤方式與城市保持一定距離的不斷擴展的城鄉結合帶；③一個沿著交通干線形成的走廊地帶，以農業和非農業活動混合的擴展地區。按照麥基的說法，在亞洲有三種類型的城鄉融合區。第一種類型是：國家擁有強有力的政府，可以頒布有效的土地和農業保護政策。在這些國家里，主要是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而農業用地保持不變，如日本東京—大板地區，和韓國漢城—釜山地區就是這種類型的典型例子。第二種類型是：多見于人口稠密的大都市周圍地區，表現為從農業向非農業的轉變。其特征是，工業化迅速增長，農業人口比例下降，以及作為農業生產的主要部分的糧食種植減少。與此同時，家庭收入增加，運輸能力增強，基礎設施改善。這類例子有臺北—高雄走廊、泰國曼谷—中心平原地區、印度的加加爾各答地區、印尼的雅加達地區和中國的四個主要沿海地區。第三種類型產生在經濟增長緩慢，而人口密度很高的地區。這種類型有這么幾個特征：持續而高速的人口增長、勞動力過剩、收入下降、農業和非農業部門生產力水平低下。中國四川盆地（成都—重慶地區）就是一例，那里在過去40年里總人口增長了一番，而非農業部門的就業量卻幾乎沒有什么變化，勞動力結構轉化太慢。類似這樣的地區還有印尼的日惹(Jogjakarta)地區，南印度的喀拉拉邦，和孟加拉國。在這些地區，可能同時兼有以上兩種類型的部分特征，形成一種高度的二元經濟結構。
城鄉融合區形成的條件和過程有這么幾個：
第一，亞洲城鄉融合區的特征是人口密度高，種植業以小農經營為主，精耕細作的水稻種植占優勢。一方面大范圍內人口密度高，另一方面水稻的種植對勞動力的需求卻隨季節而變動。這樣，在農閑時就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去尋找非農業的就業崗位。亞洲城市的發展幾乎都與原有的人口聚居地在地理上是統一的，城市居民和鄉村村民有著各種各樣的親緣關系，這就必然引起農業和非農業活動的高度混雜，和城市與鄉村的密切聯系。這與歐美地區形成鮮明的對照。
第二，亞洲的城鄉融合區是由原城市中心的工業再分配，或分散布局以及農村地區本身的非農業的增長逐步形成的，而西方大都會帶是市中心居民不斷外遷為主因。在日本、臺灣、韓國和中國等一些地區，引導產業離心化的政策和出口加工區的建立為大城市周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就業機會。這些國家和地區還通過提高農產品產量，實行價格保護，鼓勵經濟作物和多種經營，發展鄉村工業等措施來增加農村的收入。因此在城鄉融合區內，過去以農業經濟為主，而變為非農業活動占主導。這些區域的鄉村和集鎮居民的生活基礎不再是農業，而有了其他形式的收入來源，包括商業、運輸業、工業和其他的非農業活動。家庭內成員的職業開始分化，有的作工，有的務農，有的經商等。這樣，整個區域內部經濟聯系與區域內城市間經濟聯系具有同樣重要的地位。
第三，亞洲的城鄉融合區的土地利用形式是由農業、家庭手工業、工業區、郊區以及其他類型用地高度混合組成的。這樣的混合式土地利用有正反兩面的效果。尤其是農業產品，如果它是工業原料，那么就是一個現成的市場；消極方面則是工業的廢物會污染和破壞農用地。相比美國，大都會中間地帶散布的是一些居住地，這些地帶空氣清新，環境舒適，因此成為中產階級居住的首選之地。
第四，從事非農業活動的婦女增多，這是由于勞動力密集度高的工業對女性勞動力有較大的需求。
中國鄉村都市化的研究雖然與麥基的理論沒有直接的關系，但麥基的理論對中國的鄉村都市化有一定的解釋力，可以給我們以啟示。這就是中國的都市化可以走與西方不同的道路。
三 珠江三角洲從鄉村都市化向大都會區的發展
筆者把鄉村都市化，歸納為生活方式轉變的過程，即從鄉村生活向都市生活轉變的過程。筆者調查中為了操作方便，把都市化歸結為五個方面：一是人口結構的分化，從事非農業的人增多；二是經濟結構的多元化，第二、第三產業比重逐漸增加，農業經營方式從傳統農業向外向型、商品化、現代化農業的轉變；三是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人們的衣食住行和休閑生活向都市生活的轉變；四是大眾傳播的普及化，隨著鄉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眾傳播日益滲透到鄉村社會，成為鄉村社會變遷的動力之一。五是思想觀念的現代化，人們的思想觀念從保守、落后、守成轉為開放、先進和進取，人的文化水平提高，人的總體素質提高。
現在的珠江三角洲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珠江三角洲經濟區26個市縣。大約東西長300公里、南北寬200公里，總面積47800平方公里。區域內1999年總人口3000萬，加上長住流動人口則在4000萬以上，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836人。
從珠江三角洲集鎮和鄉村來看，這五個方面的變化都已發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筆者已有專文討論，此不多論。
鄉村都市化并不是都市化的終結，而是都市化的起步。從珠江三角洲的都市化進程可以看到這么幾種形式：村落的“集鎮化”，集鎮的“市鎮化”，縣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大中城市的“國際化”。筆者以為前二者可以劃為鄉村都市化的范疇。隨著經濟的發展，當一個地方變富以后，集鎮化和市鎮化的步子就開始了；村變得更象鄉鎮，鄉鎮變得更象市鎮，縣城和小城市變得更象大城市，大中城市變得更為國際化。
一是村落生活的集鎮化，即村落的各種設施逐漸配套，不再依賴原有的鎮，自身已具有鎮的職能，村民生活向都市化的轉化。我們調查的幾個村都發生了集鎮化的現象。以大寧為例：大寧管理區分為三個自然村，1978年以前沒有村辦企業也沒有商店，交通也不方便，村民購物要到太平鎮。現在辦了三個工業區，以村頭工業區最大。村頭是一片山地，過去單人還不敢在這里過，現在已成為一片鬧市，各類人總數已超過12000人。工業區宿舍的前面形成了一條商業街，商店以服裝、食品和日雜為主，另有幾間發廊、照相館。店鋪的門面是管理區建好然后招租的，店主有潮州人、本地人，也有部分外省人。這些外省人以前是在這里打工的，積累了錢以后就來開店當老板。一到晚上更熱鬧，除了放電影、錄相之外，還有很多人來擺地攤，形成了夜市。
大寧除了在工業區建廠房，和搞三通一平外，還興建了自來水設施，燈光球場，文化康樂中心，和聯結主干公路的水泥路。這些都是在統一規劃下進行的。集體經濟的不斷壯大，福利事業的內容和實惠也就增多了。另外，個人的收入也不斷增多。過去人們愿意去城市，向往城市戶口，現在反過來了，已遷居城市的人又想遷回來，修高速公路征地分配了一些城市戶口指標，沒有人愿意要，最后要區進行動員才有人要。盡管大寧認為大寧管理區還不是城市，但人們認為這里很快就要變為城市。管理區已注意到村的服務業檔次已不夠高，因此村民們、外商、或其他客戶都到太平鎮去消費。目前，新的工業區正在興建，新標準的酒樓、花園也建立起來。集鎮化的速度非常快。
二是集鎮的“市鎮化”，即過去的鄉鎮隨著鎮區人口的增長，城市基本設施的完善，娛樂和文化設施的增加，人們的生活水準日益提高。虎門可以說是鄉村集鎮市鎮化的典型。虎門鎮，隸屬東莞市，總人口8.4萬（不包括外來人口），鎮轄25個管理區，3個居民委員會，總面積175平方公里。熟悉近代史的人，一定知道虎門。筆者于1979年曾到虎門（當時稱太平鎮），那時才三兩條狹窄破爛的街道，與其他鄉村小鎮沒兩樣。如今已完全變了樣，其街道的繁華、商店的裝飾可與省城廣州相比。經濟增長的速度更是驚人，工農業總產值從1978年的3711萬增長到1990年的35205萬元（按1980年不變價）；工繳費1990年達1億港元；人均收130元。
虎門在發展的同時，亦注重投資環境的改善，把一個鄉村集鎮建設成為多功能的都市。①加快城區基礎建設，使城鎮的各種功能逐步完善配套。共投資1.5億元改造舊城區，使舊城區面積從1.2平方公里擴大到4.8平方公里。城區原僅有2公里左右的4～5條小街道，現9公里的9條水泥路。修通鎮與外界的通道，將廣深主干道加寬到45米，建成了長620米、寬12.5米的威遠大橋，通虎門汽渡的公路。②改造虎門太平港，過去僅有停泊100噸位以下船只的泊位碼頭5、6個，現在設置了大小碼頭30座，泊位40多個，已建好1000～3000噸集裝箱碼頭一座。③能源、通訊等城市基礎設施日益完善，全鎮開通程控電話6000多門，形成了城鄉一體的通訊網絡，可直撥154個國家和地區；太平水廠日供水能力達到14萬立方米；建11萬伏的虎門變電站；④加快農村道路建設，全鎮農村共鋪60公里的水泥村道，寬7～12米，可以承受50噸貨柜車的壓力，實現全鎮城鄉道路水泥路化。
市鎮的重要功能是綜合服務功能，虎門鎮在第一、第二產業發展的同時注意發展第三產業，并且形成了國營、集體、個體一齊上，多層次、多方位共同發展的模式。1990年國營財貿部門商品銷售總額達3億多元，仍然是市場的主體。鎮一級集體商業發展較快。目前全鎮有九大商業總公司，屬下幾十家企業。不僅是虎門第三產業的支柱，也是虎門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虎門鎮還有個體戶3000多戶，近一萬人的個體商業大軍。新設8個個體商場和綜合農貿市場，占地面積達3.2萬平方米，還有燈光夜市。此外，旅游、服務、交通設施逐漸完善，虎門鎮有賓館、酒家、商場近500家，旅店23間，床位2400多張，其中賓館12家。現在，虎門鎮每天的流動人口超過2萬人次，開往各地的客車300多班，機動車輛5700多車次，船舶300多只，還有客、貨船直通香港。
三是縣城及小城市的“大都市化”即縣城（包括大的建置鎮）和小城市的規模擴大，城市的輻射力增強，其居民的生活方式向大都市看齊。“縣改市”和小城市（縣級市）升級的普遍化，正是“大都市化”的具體表現。珠江三角洲原有的縣，現在全部都在申請改為市；改市以后，隨著綜合實力的增強，縣級市升為地級市又成為趨勢。
四是大中城市的“國際化”，即城市的物質建設和文化建設參照國際化的標準規劃。進入九十年代，珠江三角洲的大中城市不約而同的提出“建設國際化都市”的口號。盡管不是每一個城市都有國家化的條件，但反映了經濟的市場化對城市的職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隨著經濟的走向世界，必然需要與國際接軌的各種服務業，和適合從事國際活動的場所。在鄉村都市化發展的同時，原有城市亦有比較大的發展。縣級市更是鄉村都市化的直接結果。在1978年，珠江三角洲區域僅有廣州、佛山、江門、珠海、肇慶、惠州及香港和澳門。1979年增設深圳市，1982年將中山縣和東莞縣設為市（區域與縣相同）。1985年實行市管縣制度，清遠縣改為市（另轄6縣）。進入90年代，縣紛紛改為市，相繼有順德、南海、臺山、新會、開平、三水、番禺、花縣、增城由縣改為市（地域均與縣相同）。一些縣則分別劃為市區。
珠江三角洲目前正從分散向整合的大都會區發展。這一地區已形成了大都會區的一些特征：一是城市集中、數量多、規模大。包括香港（國際大都市）、廣州（中國特大城市）、深圳（大城市）以及澳門、珠海、佛山、江門、中山、東莞、順德、南海、新會、肇慶、臺山、三水等12個中等城市和從化、增城、惠陽、開平、鶴山、四會、恩平、高明、高要等9個小城市。二是農村城市化速度快、城鎮密度高。改革開放以來，珠江三角洲以“三來一補”企業為動力驅動鄉鎮企業全面發展；而鄉鎮企業的發展加速了小城鎮的建設。目前區內有建置鎮392個、城鎮密度為100個每萬平方公里，城鎮間的平均距離不足10公里。三是人口城市化水平高、流動人口規模大。按戶籍非農業人口統計城市化水平達70%，若加上1000萬外來暫住人口（實際上很大部分為長住），實際城市化水平達80%以上。四是各城市統一規劃、協調發展，逐步整合一個都會區。
珠江三角洲的都市化過程，是鄉村都市化帶動整個社會的都市化。這樣鄉村和都市的關系較為緊密和協調。過去一段時期鄉村都市化的主題是村的集鎮化，今后的趨勢是鄉鎮的市鎮化。從珠江三角洲也許可以看到中國的都市化之路。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愛思想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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