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之初無經驗可鑒，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出現問題可以理解，由于空間很大也容易化解。而農村改革到現在，已經進入了深水區，沒有了太多的回旋余地，如果再出問題就會可能出現顛覆性的錯誤，迫切需要建立一個長效機制了。
現在改革有很多熱點問題，比如說我們農業規模化不足，就要搞集體化，如南街、華西等地方有成功的案例，那些有條件的地方可以去探索，我不反對。某一個模式可能適合這個地方，但并不一定適合其他地方。你像華西村、南街村為什么成功啊？華西村因為吳仁寶選舉縣委書記時落選了，回到村里來當村支部書記，他的政治資源、社會資源、經濟資源有多大呀？從經濟學上來講，流通半徑越長，就能優化配置更多資源。我們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是從省到市到縣到鄉到村這樣一個條塊分割的體系，導致村組織在行政體系末端，配置資源能力很低，沒有辦法去配置村外的資源。吳仁寶擔任支部書記，配置資源的流通半徑已經超越了他那一個縣了，全國能有幾個支部書記與他相比呢？所以，在中國這個行政主導的社會，華西村就無疑會超越其他村快速發展起來。
都去學華西村，學得到嗎？肯定的學不到。吳仁寶是縣委書記來擔任支部書記，全國有幾個縣委書記去做村支部書記？鄉村發展最需要的就是錢啊，原始資本積累第一桶金在哪里呢？吳仁寶曾經是縣委書記的身份，擁有的社會資源足以使他在改革之初能夠搞到了不少鋼材指標，有了鋼材指標一倒賣就發財了，也就有了原始資本積累第一桶金。現在要找這樣的第一桶金基本上要靠市場，市場是競爭性的，那時候鋼材指標是非競爭性的，學華西村太難了。特別是推行聯產承包改革的時候，其他地方都搞分田到戶，華西村集體經營就凝聚一個村資源與各自為政的農戶進行競爭，規模優勢就形成了。如果其他村都不分田到戶呢？中央的文件都說了，聯產承包改革前，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是一個食品短缺的饑餓時代，是一個無法解決溫飽的時代。
都去學南街村，學得到嗎？南街村是紅色品牌，得到不少掌握有資源的人的支持，其他村再打什么品牌？有誰來支持？南街村貸款就是幾十個億，哪個村能貸得到幾十個億呀？銀行可以給全國每個村貸款幾十個億嗎？不可能。所以，我們要冷靜分析，南街、華西這樣搞可以，但都去這樣搞，問題就來了。而且有很多搞市場化改革典型的村，比如城市周邊有不少的非常富裕村就是市場化的，像中部地區長沙周邊很多村都富得流油了，發達地區的富裕村就要遠遠好于長沙，這些富裕村的數量也遠遠要高于南街村、華西村這類村的數量。即使是南街村、華西村，沒有市場化改革的大背景、大環境，依然按照過去的計劃經濟，絕無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有人甚至提出，中國工業化戰略最終取決于能否建立強大的農村集體經濟。我不知道人類歷史上有多少國家的工業化戰略是靠強大的農村集體經濟建立的，但我知道，曾經的蘇聯模式集體化，就是為了工業化戰略而犧牲數億農民的利益。回顧歷史與現實，無論是資本化的名義之下，還是集體化的名義之下，都曾經使無數農民利益被剝奪。我關注到前不久的一個熱點事件，就是浙江省18位村干部聯名倡議，要求強化集體所有權，提出走華西、南街的集體化之路。我就想到與華中科技大學的長江學者賀雪峰教授、華中師范大學的博士生導師吳理財教授進行“誰來治理鄉村”的對話時，賀雪峰教授提到，浙江的每個地市他幾乎都進行過調研，發現只有富人才能當村干部，還都不要工資，為什么呢？當上村干部然后就可以當人大代表，當上人大代表之后就可以跟官員合謀，僅企業免稅就不知道多少錢，間接獲得的利潤一年不低于一百萬。我當然不能由此懷疑浙江村干部聯名倡議的動機，但我不得不疑慮，如果真的把土地集體所有權強化后集中到鄉村治理生態如此狀況的浙江村干部手中，能放心嗎？我們還是要認真領會習近平總書記的一個講話，改革必須堅持正確方向，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我覺得其中之一，就是決不能開歷史的倒車。
南街村、華西村成功了就讓它成功，我們就承認它，尊重它。而且任何一個村的發展模式成功了，我們都承認它，尊重它。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如果搞一個政策，統一去搞一個模式，就會出問題。就像過去搞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發動各個村都去種蘿卜，同質競爭，賣給誰呢？所以，農村改革不要搞一個模式，因為中國幅員遼闊，國情復雜，各個區域、各個地方的情況千差萬別，每個村莊都不一樣，沒有必要用一個尺子量到底。因此，對農村改革的把握，中央和省只出臺指導性、宏觀性、方向性的原則要求，只要能夠有利于提高農業生產能力，有利于增加農民收入，有利于維護農村穩定，在不違反法律和政策的前提下，對鄉、村全面放權放活，鼓勵各個鄉、村根據自己的特色優勢大膽去探索，實現差異化、多元化發展。
就像扶貧，總書記下了政治任務，目標只有一個，但現實途徑肯定要根據各地的情況有不同的選擇。在基層我們都知道，大多數農村真正貧困的，就是幾種人。一是懶人。小富靠勤，大富靠命。大富沒有這個機會和命運，小富又不勤奮勞動，懶惰，那就只能窮了。二是病人。因意外大病，使家庭陷入困境。三是讀書人。因為孩子上學讀書，特別是多個孩子的，剛交完超生罰款又要交學費，自然就家庭困難。這是一部分人。四是失意人。一些創業者，因市場風險等多方面原因導致經營失敗，致貧返鄉。五是弱人。先天能力缺陷，去幫助他學習，他又不識字，體力只是那個體力，有些還是殘疾人，怎么培養他的能力呢？不是說要送多少錢去就脫貧了，這不是一個辦法。對這五種人怎么脫貧，每種人要有不同的辦法，每個村都要探索不同的模式。迫于中央的軍令狀，如果搞短期行為肯定會在短期實現目標，但無疑會嚴重損害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必須建立一個扶貧的長效機制，避免陷入習近平提醒全黨注意的“塔西佗陷阱”。
要建立扶貧的長效機制，就應該全面把握習近平總書記對于脫貧攻堅這個問題的戰略決策，為什么要在2020年完成這個任務？為什么不是這個時間之前也不是之后？我查閱了很多文獻，沒有人把這個道理講清楚。我覺得需要要把這個道理講清楚，習近平總書記為什么會提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2019年7000多萬貧困人口要全部脫貧，這是因為中國獲得了百年難得的歷史機遇。首先，改革開放以來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現代化為脫貧攻堅戰奠定了強有力的經濟基礎，我們在經濟上有能力、有條件、有信心打贏這場脫貧攻堅戰。其次，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為脫貧攻堅戰提供了堅強的政治保障，我們在政治上能夠統一認識、集中全國力量打贏這場脫貧攻堅戰。再次，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所催生的共享發展新理念為脫貧攻堅戰凝聚了廣泛的社會共識，我們在社會基礎上有共同理想、共同目標去打贏這場脫貧攻堅戰。最后，世界格局朝著有利于中國的演變為脫貧攻堅戰形成了良好的國際環境，我們在戰略機遇上得天時、地利、人和去打贏這場脫貧攻堅戰。
但進一步而言，怎么建立扶貧的長效機制呢？比如對先天能力缺陷的，我們就用特別的政策予以保障。明確最低收入水平線，低于最低低收入水平的，用社保來保障，少多少就補多少，不管你是做什么的，偷懶也罷，賭博也罷，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權利，也是政府的一個基本的職責。最低的生活保障政府兜起來，但要想和那些勤勞致富的人過一樣的生活甚至要超過他們的生活水平，就要去勤奮做事，就要去努力干活。那些天天在勤奮勞動的人，生活比靠扶貧過日子的人還差，誰還會去勤奮勞動？社會還有正能量嗎？表面上是公平了，正義卻沒有了。所以，改革的長效化問題是一個根本問題，再出問題將對一個地方、對一個國家、對一個民族會留下很大的隱患，甚至是災難性的，我們必須要特別警惕。
（注：作者于2017年3月在某省舉辦的新一輪農村改革試點工作會上，作“如何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專題講座，中國鄉村發現網根據主辦方提供的錄音進行整理，本文節選自專題講座的整理文本，題目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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