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畜牧業經過連續多年的快速發展，已經成為重要的民生產業，畜產品已經成為居民生活消費的必需品，正確分析判斷我國畜牧業的發展形勢，準確把握當前的主要矛盾和困難問題，因勢利導，科學施策，推進畜牧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畜產品需求，加快建設現代畜牧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 我國畜牧業發展歷程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畜牧業不斷調整優化，每次發展變化都與國家的改革發展進程密不可分。
第一階段：1949—1978年
這一時期我國實行的是單一的計劃經濟體制，農業農村主要實行的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畜牧業屬于家庭副業，依靠農產品的下腳料進行養殖，畜牧業發展水平低，全國人均肉類的占有量從1949年的4.06 kg提高到1978年的8.90 kg。
第二階段：1979年—1995年
這一時期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進行了分配體制、價格體制和國有企業產權制度等改革，這些舉措從廣義上看，主要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通過供給管理促進經濟增長，隨著我國農業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牧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被極大調動，畜牧業進入發展的黃金時期，1995年人均肉類占有量提高到33.66 kg。
第三階段：1996—2006年
這一時期我國畜牧業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在增加產量的同時，調整優化了產品結構，豬肉消費比例減少，羊肉、禽肉、奶類的消費比例增加，2006年人均肉類占有量增加到54.1 kg。
第四階段：2007年至今
這一時期我國畜牧業生產也出現了較大波動，國家以需求管理手段為主，加大了財政金融扶持力度，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動了畜牧業的轉型發展，畜牧業規模化、標準化、產業化水平進一步提高，2014年人均肉、蛋、奶占有量分別達到63.8、21.2、27.3 kg。
2 當前畜牧業發展的政策環境及改革方向
2.1 我國經濟發展形勢及政策選擇
當前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既出現了周期性和總量性的問題，也出現了結構性的問題，特別是以結構性產能過剩為特征的“供給失靈”成為新常態的典型特征，如果再采取以擴大需求為主的調控措施，可能會進一步增加無效供給，加劇結構性調整的難度。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給質量滿足需要，要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重點推進“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
2.2 畜牧業發展中的困難和問題
產能方面：近年來，在貨幣和財政等擴大需求政策措施的作用下，一些社會資本快速投入到畜牧業生產中來，興建了一批養殖場房設備，增加了種畜禽和商品畜禽的飼養量，超出了市場的需求量，造成了部分廠房設備閑置，也導致養殖業因供大于求而出現較長時間的虧損，產業發展波動加劇。
庫存方面：畜產品低溫儲藏成本高，再加上人們喜食新鮮畜產品，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倒逼養殖場延長畜禽養殖時間。
杠桿方面：農村養殖戶通過民間借貸，利息高，還款壓力大；養殖企業通過銀行貸款建設的場房設備長期閑置，畜禽賣不出去，難以償還本金和利息；有的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為養殖企業提供了貸款擔保，農民、企業、政府、銀行的債務風險負擔都不小。
成本方面：因土地、勞動力、物流等費用上漲，養殖成本大幅度增加，畜牧業生產已經不具備比較優勢。
短板方面：除了傳統的優良品種少、動物疫病多、養殖規模小、科技水平低等不足外，生態保護和環境污染問題日益突出。我國畜禽糞便和污水量大，無害化和有效處理利用比例低，隨意排放造成了環境污染，一些地方因此采取了禁養和限養措施，給畜牧業生產帶來了很大影響。
2.3 畜牧業發展的主要矛盾和改革方向
產品結構方面：在品種構成上，奶牛、肉牛、肉羊生產不足，導致牛羊肉價格出現了不斷上漲的發展趨勢，生豬、家禽生產相對過剩；在地域分布上，生豬主要集中在中原和東南沿海地區，一些地方生豬養殖產生的糞便污水超出了土地的消納能力，牛羊等草食動物主要集中在北方草原地區，草原承載壓力很大，而東南部地區雨熱分布有利于牧草生長，飼草料資源利用還不充分，發展草食畜牧業潛力較大；在產品品質上，低端大眾化的產品多，綠色、無公害、口感好的產品少。
經營結構方面：我國有1.3多億養殖場戶，其中生豬5 000多萬，家禽4 000多萬，全國約63%的生豬、36%的蛋雞是由小散戶養殖的；奶牛養殖牧場、養殖小區和散戶提供的奶源約各占一半，養殖小區和散戶的單產水平僅有規模牧場的70%~80%。小散戶數量龐大，不僅嚴重地影響了畜牧業生產的正常變化規律，而且加大了動物疫病傳播機率，造成了環境污染等問題。
產業結構方面：一、二、三產業鏈接不緊密，養殖規模小、加工能力弱、流通成本高，產業之間不能合理地分享收益、降低成本、化解風險。當前我國畜牧業的總體生產能力和供應總量是較為充足的，但是結構不合理，有效供給不足。
3 幾種奶牛場糞污綜合治理技術模式
3.1 用全面的觀點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我國畜牧業發展的基礎還很薄弱，品種問題、疫病問題、規模問題、生態問題、環境問題等多種不利因素交織在一起，靠養殖者和生產企業去解決，不利于企業的健康發展，國家的投入還不能減少，但是政策的著力點和支持方式可以適當調整；我國人多地少，資源有限，不能無限制地生產各類畜產品，需要引導人們科學消費、理性消費、健康消費。
因此，既要采取簡政放權，降低企業稅負，激發企業活力等供給調控措施；同時，還要按照有保有壓的原則，有針對性地實施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需求管理手段。
3.2 用發展的觀點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當防止兩個傾向，一是否定市場經濟體制；二是避免走回計劃經濟管理方式的老路。
要堅持發揮市場在畜牧業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引導和推動養殖者和生產企業轉方式，調結構，優化生產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畜產品的供給質量，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消費需要。
3.3 用系統的觀點處理好發展中的幾個關系
數量與質量的關系
從品種上看，生豬、家禽主要表現為產能過剩、庫存過多，要適當壓低產能、減少庫存、提高質量，奶牛、肉牛、肉羊等草食畜禽既有總量不足問題，也有結構不合理問題，要“兩條腿”用勁，既要擴大需求數量，又要提高供給質量。
當前與長遠的關系
從當前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按照中央的要求，推進“三去一降一補”；從長遠看，要按照率先實現畜牧業現代化的目標要求，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為指導，不斷提高畜牧業的生產經營效率、市場競爭能力和產品質量效益。
一般與個別的關系
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對于良種繁育、科技推廣、教育培訓、糞污處理等不具有排他性的問題，可以統一研究、統一施策；對于壓減產能、減少庫存、保護生態等問題，可能影響有關方面的利益，應當考慮其承受能力，在堅持結構性改革基本方向的基礎上，因地因時施策，協調好改革發展和保持穩定的關系。
放開與監管的關系
長期以來，我國更加重視畜牧業的入口管理，通過行政審批等手段，實行準入制度，但這種管理方式不利于畜牧業的結構優化和健康發展；我國畜牧業生產的事中事后管理不到位，比如在供需發生較大波動時，采取了一些不當的政策措施，加大了后期調控的難度。
4 用科學發展觀指導畜牧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4.1 加快推進畜牧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去產能去庫存
要鼓勵種畜禽生產企業成立產業聯盟，加強行業自律，避免惡性競爭，確保種畜禽數量保持在合理的水平；要科學劃定禁養區、限養區，制定并落實禁養限養政策措施；要按照國家法律法規的規定，對防疫不到位、糞污治理不達標的小散養殖戶和養殖企業，采取關停處罰措施，淘汰落后產能，減輕庫存壓力。
去杠桿
要盡量降低新的債務風險，禁止各地違規給畜牧業生產企業貸款提供政府擔保，或者強迫金融部門向畜牧業企業發放貸款；要積極做好金融服務創新工作。
降低畜牧業生產成本，補齊畜牧業發展短板
要積極推進畜禽標準化規模化養殖；要加大科技創新力度，提高各項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要落實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政策；要積極推進種養結合；要加快互聯網、物聯網等新科技在畜牧生產中的應用。
4.2 統籌兼顧解決好改革中的矛盾風險
農民收入保障問題
目前農村地區養殖畜禽仍然是一些小散戶的重要收入來源，改革的重點就是通過禁養限養處罰等措施，將這些生產水平低、環境污染重的小散戶淘汰出去。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要加快城鄉統籌步伐，繼續做好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工作；另一方面要鼓勵龍頭企業和合作社建設，促進養殖者增產增收。
經營主體培育問題
目前我國畜禽養殖者雖然眾多，但主要表現為“兩頭多、中間少”，“兩頭多”是指50、60歲以上老人多，低學歷、缺少專業知識的人多；“中間少”是指受過職業教育或參加過專業技能培訓的人少。要加強畜牧業新型生產經營主體的培育工作，創新學習教育方式，將專業技能培訓辦到田間地頭、場房車間，培養高素質的職業畜禽養殖者和畜產品經營者。
政策措施調整問題
要將過去重點作用在需求側的政策措施調整到供給側上來，主要是“兩強化、一減少、一完善”。
“兩強化”是指強化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方面的政策措施，加大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畜禽糞污綜合治理和資源化利用等方面的投入；強化畜禽良種、科研推廣、疫病防治、檢驗檢測能力建設、信息化監測預警、災害防控、政策性保險等補短板，且不產生明顯貿易扭曲作用影響的政策措施。
“一減少”是指減少可能對畜牧業產出結構和畜產品市場造成直接明顯扭曲性影響的各種補貼。
“一完善”是指將扶持政策措施向新型生產經營主體傾斜，完善支持方式和補助標準，明確政策導向，提高政策效益。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畜牧雜志》2016年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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