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西部農村地區的多案例比較分析
摘要：社會資本與村社組織是推動農業轉型與產業發展的重要主體力量 。基于嵌入性與自 主性理論，建構了一個資本嵌入、村社自主與鄉村產業發展的關聯性分析框架，并運用“資本嵌 入—村社自主 ”的二分法，將資本下鄉過程中的產業發展分為互嵌協同型、資本主導型、村社主導 型、雙向脫嵌型等 4 種類型 。研究發現，資本主體與村社主體所采取的不同行動邏輯和互動形 態，導致村莊產業發展模式存在較大差異，從而影響了產業發展績效 。互嵌協同型產業發展模式 是助推鄉村產業發展最為有效的路徑選擇，資源整合、利益耦合與關系互嵌是村企互動有效助推 產業發展的實踐機制 。在資本下鄉實踐中，應積極建設基層有為政府，為村企互嵌協同提供良好 的制度環境；充分發揮村社組織的集體理性，提升資源配置與利益分配的自主性；提升農民主體 地位，實現小農戶的組織化參與。
關鍵詞：鄉村振興；鄉村治理；資本下鄉；資本嵌入；村社自主；鄉村產業發展
一、文獻回顧與問題提出
鄉村振興的基礎和前提是產業興旺，推動鄉村產業振興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基點與核 心動力 。農業轉型與產業發展是鄉村產業振興的重要面向 。中國農業正經歷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型，呈現規模化、產業化、專業化、集約化等特征，具體表現在以下 3 個方面：一是土地流 轉面積不斷增加，推動了農村土地規模化經營 。截至 2022 年年底，全國家庭承包耕地土地經營 權流轉總面積 5.76 億畝，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積的 36.73%。二是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不斷健全， 推動了農業服務規模化經營 。據統計，截至 2023 年年底，全國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超過107 萬 個，服務面積超過19.7 億畝次。三是隨著土地規模經營與服務規模經營的加快推進，專業大 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和農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不斷發展壯大。
對于影響農業產業發展的因素以及我國農業轉型的動力機制問題，學界主要形成了以下 4 種觀點。
一是政府干預論 。農業現代化發展離不開政府干預，正是地方政府的積極干預才構成了當 下我國規模農業發展的直接推動力。地方政府的嵌入性干預以行政包干制為依托，嵌入契合 本土需求的社會經濟結構，通過多元體系的互動與再造推動農業發展。有學者認為，地方政府 在產業發展中的行為經歷了從“強干預 ”到“弱干預 ”的轉型，前者主要表現為通過指標任務分配、 獎懲激勵等措施介入產業發展，而后者則以在產業發展中提供公共服務為主。還有學者用“執 行型經營者 ”來描述基層政府在鄉村產業發展中的組織形象，認為基層政府會圍繞行政任務目標 積極介入鄉村產業，進而成為鄉村產業經營的核心行動主體。在強激勵與弱懲罰的激勵結構 中，基層政府介入農業產業結構調整，頻繁更換產業項目，容易陷入重復低效的怪圈。
二是資本主導論 。受市場利潤、政策紅利、圈地誘惑等的共同影響，資本下鄉成為一個長期 趨勢而非短期熱潮。在資本下鄉背景下，外部資本已經成為推動農村產業發展的重要主體力 量 。發展農村產業需要資本支持與市場運作 。通過資本下鄉，一方面可以借助土地規模流轉，轉變傳統農業粗放式經營模式，解決農業小生產與大市場不協調的矛盾；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機械裝備、專業人才、科學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等，改造傳統農業形態，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工商資本和新的生產要素進入現代農業彌補了資本投入的不足，成為聯結小農戶與大市場的中 介 。但是，資本在進行土地規模流轉過程中會形成權力結盟和利益勾連，反而導致小農戶處于不 平等的博弈場域中，甚至被排擠出農業生產領域中的利益分享環節。
三是社區內生論 。 內源性發展理論認為鄉村發展應在其內部尋找發展的源泉和根本動力，重視鄉土知識與資源，同時強調農村社區作為地方發展的驅動力量，對地方發展事項具有決定權、控制權和收益享有權。社區本位或村社本位的農業規模經營，致力于促進農業規模經 營發展與村莊社會有效融合，注重保障本地村民的土地權利、發揮村社集體的組織功能和提升村 莊的社會效益。村社集體作為一種組織資源，具有資源動員和“關系治理 ”優勢，能夠充分利 用鄉村社會的社會網絡資源和地方性規范以及治理優勢、政治權威去組織整合農民，通過制 度嵌套、資源統籌和創新網絡提升組織統合能力、資源整合能力和主體創新能力，實現產業聚集 和關系聚合雙重經濟與社會效益。
四是復合動力論 。政府干預是自上而下的垂直單線型行政推動邏輯，資本下鄉是由外而內 的市場逐利邏輯，二者都屬于外源型或依附式產業發展路徑；社區內生則是自下而上的自我 積累過程，屬于內源型產業發展路徑 。任何地方的社會發展都融合了內生和外生兩種動力機制， 是地方性—超地方力量之間互動關系的產物。單純依靠外部力量或者單純依靠內部力量的 社會政策都難以實現區域的持續繁榮，唯有將內外要素統籌在發展網絡中，通過上下聯動和內外 合作的混合路徑才能激活鄉村產業發展的內生動力。在農業轉型過程中，鄉村產業發展的動 力機制不是唯一的或單向的，而是多元主體共同推動的。
以上 4種觀點從不同的視角探討了農業轉型與產業發展的動力機制及其影響因素，為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論參考，但仍有可拓展的空間 。政府干預論、資本主導論與社區內生論都側重 于強調單個主體的主導性作用，忽視了產業發展中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而復合動力論雖關注到 政府、市場等外部力量與村莊內部力量在產業發展中的作用與功能，但并沒有進一步考察內外不同主體之間的互動機制 。因此，本研究將延續復合動力論的觀點，繼續考察內外參與主體在鄉村產業發展中的互動關系及其對產業發展模式與績效的影響 。在資本下鄉過程中，資本與村社是影響農業產業發展的兩個關鍵主體，村企雙方的不同互動形態形塑著產業發展的路徑與模式，決定著產業發展的績效 。那么，何種形態的村企互動聯結形態能夠有效助推鄉村產業發展？ 基于此，建構“資本嵌入—村社自主 ”的理論分析框架，采用二分法對資本下鄉過程中村企互動下的產業發展模式進行劃分，并通過多個案例比較展開分析，著重探討村企互動形態對于產業發展模式 的影響機制。
本研究采取質性研究方法，經驗材料主要來自筆者所在研究團隊于 2022—2023 年在鄂西 南、鄂東南和贛南地區的長時段田野調查 。通過深度訪談、集體座談、問卷調查等方式收集第一 手資料，并輔助收集政策文件和新聞報道等二手資料 。訪談對象包括鄉鎮干部、村干部、企業負 責人、鄉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等 。選取 3 個在資本下鄉過程中資本嵌入和村社自主方面特征差異 明顯的村莊作為典型案例，分別是鄂西南 T 村、鄂東南 X 村和贛南 F 村，從而系統比較分析各個產業發展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發展績效。
二、“資本嵌入—村社自主”：一個鄉村產業發展的分析框架
在資本下鄉背景下，鄉村產業發展在具體實踐中包含兩個過程：一是下鄉資本嵌入鄉村社會的過程，二是村社組織自主響應外部資本的過程 。作為鄉村秩序之外的主體力量之一，外部資本 將資金、技術、管理等現代生產要素引入農業生產領域，進入村莊的農業經營體系，甚至是鄉村權 力體系，試圖利用農村土地資源與廉價勞動力實現資本利潤的最大化 。但是，村社集體的自主性 和能動性很可能會對資本嵌入產生反向作用 。村企雙方的互動博弈會給鄉村產業發展帶來一系 列的意外后果，形塑出不同類型的產業發展路徑與模式，從而影響鄉村產業發展績效 。資本嵌入 與村社自主之間存在一定的張力 。一方面，資本嵌入在一定程度上會擠壓村莊的自主空間，但同 時也能夠激發村社擔任保護型經紀的集體理性，提升村社自主性；另一方面，村社自主能夠影響 資本嵌入村莊場域的程度與效果，保護村社集體和小農戶的利益 。基于此，本研究從資本與村社 兩大主體的視角建構資本嵌入、村社自主與鄉村產業發展模式與路徑的關聯性分析框架。
（一）資本嵌入：鄉村產業發展的外源性力量
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提出嵌入概念并將其用于分析經濟體系與其他社會制度之間的 互動關系，認為經濟體系是嵌入在社會結構之中的。馬克·格蘭諾維特（MarkGranovetter）也 認為經濟行為內嵌于社會關系網絡中，人際互動產生的信任能夠防止交易過程中的欺詐行為，并 將嵌入劃分為關系性嵌入與結構性嵌入兩種類型。兩位學者都強調社會結構因素對于經濟 活動的影響 。在資本下鄉過程中，外部資本進入村莊場域，其生產經營活動不可避免地會受到鄉村社會結構的影響 。但是，如果外部資本脫離村莊社會關系網絡，缺乏與村莊穩定的人情互惠關系基礎，就有可能成為一個比較陌生的外來者以及土地的掠奪者，遭到村莊和農戶的抵觸與反抗，面臨經營困境。企業要經營成功就必須嵌入鄉土社會，不斷了解通行于鄉土社會的各種 社會關系、倫理關系乃至隱藏于其下的社會結構共同構成的“傳統”，在“本土化 ”的過程中真正扎根鄉土。
外部資本嵌入鄉村社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可以從 3 個維度進行考察 。其一，資源嵌入 。下 鄉資本通過多線鏈接和整合外部資源與農村資源進行市場互動 。資源嵌入的關鍵在于充分發揮 雙方資源稟賦優勢，通過內外資源整合實現城鄉資源要素的雙向流動與有效配置，為產業發展提 供資源基礎 。其二，組織嵌入 。下鄉資本在村莊場域進行農業規模經營可以將分散經營的小農 戶組織起來 。其關鍵在于與村莊其他組織載體進行良性互動，以獲取組織生產和發展的合法性， 并通過精英吸納和尋找本地代理人等方式柔性嵌入生產經營過程，為產業發展提供組織基礎。 其三，關系嵌入 。鄉村社會關系網絡是下鄉資本生產經營的重要社會基礎 。關系嵌入的關鍵在 于利用熟人社會的關系紐帶和人情、“面子 ”等鄉土習俗與村莊社會建立關聯，為產業發展奠定社 會基礎 。通常而言，資本嵌入鄉村社會的程度越高，在扎根鄉土的基礎上越能夠有效開展農業生 產經營活動，助力鄉村產業發展。
（二）村社自主：鄉村產業發展的內生動力
村社組織是植根于村莊內部兼具政治性、社會性和經濟性的農村基礎性社會單元，由基層黨組織、村民自治組織及集體經濟組織等構成 。村社組織具有獨特的村社理性，即建立在村社土地集體所有權和農戶承包經營權兩權分離的經濟制度基礎上、以農村一定范圍內的血緣和地緣關 系為紐帶、維系村社內部社會秩序的群體理性，包含了工具理性、價值理性的特質 。這就意味著村社組織能夠基于整體利益最大化的原則進行決策 。村社自主性建立在村社理性基礎上，受到村莊資源稟賦、社會資本、文化資源和組織領導者能力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村社自主性不足的村莊缺乏強有力的組織能力與聯結紐帶，在面對市場競爭時無力維護社區集體利益，不能阻止外來資本對村社資源的擠壓或者抽離。以村社組織為主導的產業發展模式，可以充分發揮 村社自主性，通過保護型經紀的組織形態抵御外來資本對村莊利益的過度攫取。
對村社自主可以從獨立性、能動性、內聚力等 3 個維度進行具象化分析 。其一，從獨立性維度來看，村社自主意味著村社能夠通過內部機制和運用自身資源，自我維持內部秩序、自我供給公共產品、獨立開展村社公共事務治理、滿足生產生活需要；其二，從能動性維度來看，村社自主意味著村社在面對國家權力下沉、工商資本下鄉等外部力量介入時，能夠按照自身意愿和特定目標去獨立運作項目，并且具有“反向建構 ”的能力，可以通過集體智慧和各種策略將外部資源內化，維護村社集體利益，不斷拓展自身的自主性；其三，從內聚力維度來看，村社自主意味著村民對于農村社區具有共同的文化認同和價值認同，村莊具有豐厚的文化資源基礎和社會關系基礎，建立在村莊社會關聯和社會資本基礎上的村社組織動員能力與集體行動能力較強 。通常而言，村社自主性越強，在面對資本嵌入時，越能夠發揮反向建構的能力整合內外部資源，實現鄉村 產業的新內源式發展。
（三）鄉村產業發展的類型劃分與轉化路徑
如前所述，在資本下鄉過程中，資本嵌入是鄉村產業發展的外源性力量，村社自主構成鄉村產業發展的內生性動力，二者之間的互動存在一定的張力，共同形塑出不同類型的產業發展路徑 與模式，從而影響鄉村產業發展績效 。在“資本嵌入—村社自主 ”的理論框架下，可以將鄉村產業發展模式分為 4 種類型，即互嵌協同型、資本主導型、雙向脫嵌型、村社主導型，分別對應圖1中的 4 個象限 。其中，“弱嵌入性—弱自主性 ”的雙向脫嵌型產業發展模式僅作為模型的推演結果，不是本研究關注的重點 。資本與村社互動博弈所形成的不同發展模式，會帶來不同的產業發展 績效。
第一種類型：互嵌協同型產業發展模式 。在該發展模式下，外來資本通過資源嵌入、組織嵌入、關系嵌入等策略有機嵌入到村莊場域中，具備順利開展生產經營活動的資源基礎、組織基礎和社會基礎 。村社組織具有較強的自主性，能夠承擔保護型經紀的角色和功能，發揮下鄉企業與農戶、上級政府溝通協調的中介作用，為下鄉企業經營提供便利和政策引導，同時保護村集體和小農戶的利益免受資本的過度侵占 。村企雙方在互動中借助各自的資源優勢進行資源交換和聚合，通過搭建協商議事互動平臺建立互嵌協同發展的村企利益共同體。
第二種類型：資本主導型產業發展模式 。在該發展模式下，資本嵌入程度與互嵌協同型發展模式相似，但由于村社自主性較低，可能會導致資本單向嵌入且過度嵌入的問題 。村社組織面對資本嵌入不能充分發揮集體理性，難以采取積極有為的應對行動，只能被動地成為資本嵌入的客體 。村企雙方處于資本主導、村社依附的不平等互動關系中，資本主導著產業發展的全部環節和利益分配方式。
第三種類型：村社主導型產業發展模式 。在該發展模式下，外來資本面臨著脫嵌懸浮的困境，在土地流轉與勞動監督管理方面面臨阻礙 。村社組織的自主性較高，能夠成為應對“資本下鄉 ”的保護機制，控制資本下鄉的限度并避免資本主體經營活動的負外部性 。村企雙方同樣處于不平等的互動關系形態中，村社主導著土地資源的配置和利益分配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對村企互動助力產業發展的類型劃分與提煉，旨在描述靜態情況下不同村企互動形態中產業發展模式的具體特征 。隨著產業的發展演進，不同類型之間也會隨之發生轉化。對于資本主導型發展模式而言，存在兩種潛在的轉化路徑。由于村社自主性的激活，鄉村精英和村社集體面對資本嵌入，動員村民產生一致對外的集體行動，村企雙方通過互動博弈或達到均衡狀態或資本被反向建構，從而發生類型變遷，其結果是或轉變為互嵌協同型，或轉變為村社主導型。對于村社主導型發展模式而言，也存在兩種潛在的轉化路徑。隨著資本嵌入村莊場域程度的加深，逐漸融入村莊社會關系網絡結構，對農業經營體系和村莊社會結構的影響加大，最終演變為互嵌協同型或資本主導型。就產業發展最佳模式的互嵌協同型而言，村企雙方在資本下鄉過程中，由于雙方的力量發生變化，最后同樣可能會演變為資本主導型或者村社主導型。
三、村企互動與鄉村產業發展路徑
在鄂西南 T 村、鄂東南 X 村、贛南 F 村的 3 個典型案例中，資本主體與村社主體呈現出不同的行動邏輯和互動形態，導致村莊產業發展模式存在較大差異，從而影響著產業發展績效。
（一）“強資本嵌入—強村社自主”的互嵌協同型：T村的鱘魚產業
T 村位于湖北省宜都市高壩州鎮，面積 6.03 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積 1560 畝，林地面積 2460.3 畝，下轄 5 個村民小組，共有 458 戶、1448 人，村“兩委 ”干部 7 人 。20 世紀 90 年代，該村所在的 G 水 庫區網箱養殖鱘魚快速發展，到 2016 年，水庫區網箱面積達到 78.4 萬平方米，養殖戶 478 個，該時期 網箱的無序擴張造成了嚴重的水環境污染。鑒于此，宜都市以拆網箱不拆產業的方式推動“鱘魚上 岸”，該村依托優越的地理環境及山水資源，吸引了 Q 漁業有限公司落戶。
Q 公司計劃總投資10 億元打造鱘魚谷項目，分 3 期建設 。2019 年已投資 2. 1 億元完成一期工 程建設，到 2022 年建成總計 6 萬平方米的室內工廠化循環水養殖車間和 4.5 萬平方米的室外循環 水生態養殖魚池 。室內車間共有 700 個網格魚池，通過氣泵和水循環、生物吸附降解等手段實現 高效循環養殖，同時采用“光伏發電+循環養殖 ”的模式，在屋頂架設1.6 萬塊光伏面板隔熱保溫，為車間提供電力支持 。整個鱘魚谷基地采用“數字漁業系統 ”智慧平臺，通過智能傳感器和感溫 攝像頭實現視頻巡視、水質在線監測、養殖設備智能控制等功能，還可以進行投餌、增氧等智能化操作 。除了傳統鮮魚交易和制作魚子醬外，公司的研發團隊還結合鱘魚特性，開發出化妝品、皮革制品、生物制品等衍生產品 。與此同時，Q 公司吸納了 T 村10 余個原鱘魚網箱養殖戶到車間從事鱘魚養殖工作，一共為 T 村提供了 80 余個就業崗位，這些農民人均增收 3 萬元 。同時，帶動其他村民發展農家樂15 家，Q 公司以低于市場價的標準為農家樂餐館供應鱘魚，還積極為農家樂 經營者提供“鱘魚宴 ”的技能培訓，帶領村民增收致富，在 T 村樹立了良好的企業威望。
T 村“兩委 ”于 2017 年進行換屆選舉，在外做生意的 XCP回村擔任村黨支部書記，成為村莊發 展的領頭雁，將“軟弱渙散村黨組織 ”建設成為宜都市“磁鐵支部”。XCP 帶領村“兩委 ”班子成員充分發揮自主性和能動性，爭取與 Q 公司合作，推動鱘魚谷項目的落地，并借助該項目大力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和鄉村旅游 。一是幫助企業解決建設用地問題 。通過大規模的征地將 T 村位于清江河畔的 400 多畝桑田、柑橘地作為鱘魚谷基地的建設用地，村集體與企業建立了“土地補 償費+保底分紅+利潤分成 ”的利益聯結機制，并積極幫助失地農民申請補貼 。二是爭取項目資 源，為企業完善基礎設施 。村社組織為企業配備公廁、停車場、綠化、排水等配套設施，建設養殖 車間配套道路 853.56 米 。村集體還將老村委會大樓租賃給鱘魚產業園建設成品鑒中心，每年可為村集體增加收入 2.5 萬元 。三是依托鱘魚谷基地建設鱘魚觀光路，打造鱘魚小鎮，發展鄉村旅游 。T 村先后整合美麗鄉村、移民后期扶持等項目資金1600 多萬元，按照“亮化、美化、綠化 ”標 準，建設全長 2.4 千米、寬 7 米的鱘魚觀光路 。沿著鱘魚觀光路圍繞人居環境整治工作開展“共同 締造”，XCP 帶領村“兩委 ”班子成員動員村民積極參與投工投勞，拆除了 70 多個鋼架棚子，109 戶 農戶庭院重修紅磚圍欄，描畫墻繪15 面，安裝路燈165 盞 。村莊的基礎設施與人居環境大變樣， 為發展鱘魚觀光旅游產業奠定了基礎。
綜合來看，T 村鱘魚產業發展是一種強資本嵌入與強村社自主相互疊加的互嵌協同型發展 模式 。企業在發展壯大鱘魚產業的同時，帶動廣大養殖戶共同致富，并為當地村民提供就業崗 位 。村社組織秉持“經營村莊 ”的發展理念，兼具“發展型經紀 ”與“保護型經紀 ”的角色，依托鱘魚產業向上整合項目資源、向下動員村民資源，大力發展集體經濟與鄉村旅游 。村企雙方在資本下 鄉過程中形成了“借力式發展 ”的雙贏共富局面。
（二）“強資本嵌入—弱村社自主”的資本主導型：X村的農旅產業
X 村位于湖北省武漢市江夏區 L 湖風景區，三面環水，面積 6.75 平方千米，耕地面積 4000 畝，湖岸線長 25.39 千米 。全村轄18 個村民小組、22 個自然灣，共有 758 戶、1 858 人，其中沒有土 地的漁民有 89 戶、209 人 。村“兩委 ”干部 6 人，其中 3 位主要干部年齡均超過 55 歲 。X 村是一個 姓氏較多的村，村內建有何氏宗祠、萬氏宗祠、羅氏宗祠，村民分散聚居在各自然灣，村莊凝聚力 與社會整合度較低 。2007 年，L 湖風景區管委會正式掛牌成立，其重點是推進湖區生態環境保護 和旅游資源開發 。2018 年，整個湖區開始全面禁止生產性捕撈，漁民全部上岸 。管委會確定的 發展方向是以農文旅帶動鄉村振興，招商重點是生態農業項目、文化生態產業項目等，要求建設 板塊式、大手筆、大氣勢的景區。
為了打造旅游“政績名片”，管委會陸續為 X 村引進東籬老屋、新華農莊、鯨杉營地等一批大 型生態旅游項目 。2014 年，D 公司向管委會申請在 X 村開發東籬老屋項目，項目總投資約1 億 元，用地約 600 畝，定位是發展生態農業與休閑旅游的生態農莊，這正好符合管委會的招商需求， 雙方形成了“權力—資本 ”的利益聯盟 。在管委會的引介下，企業與 X 村的村干部建立了社會關 系，并將其吸納進利益聯盟，村社組織成了為資本服務的中介機構，參與項目建設 。企業進村后 主要開展了兩項重要工作 。一是大規模流轉村民的承包土地與湖泊水面 。村干部召開村民大 會，將流轉范圍內的 80 多戶農戶集中到村委會，由企業向農戶解釋流轉意向與合同，按照 8000 元每畝的流轉費一次性轉讓15 年經營權 。面對農戶的猶豫，企業承諾項目運營后會為所有流轉 方家庭提供就業崗位，同時給 70 周歲及以上的老人每月發放 2300 元作為分紅，但分紅承諾由于 并未寫進合同，最后也不了了之 。二是生態農莊的規劃布局與建設 。農莊包括一湖二環線三功 能區，一湖指的是中心湖景，二環線指的是連接農莊果林、湖景、功能區的機動車道，三功能區包 括餐飲娛樂區、生態農業體驗區和休閑度假酒店區 。農莊的總面積 600 余畝，其中湖泊面積100 余畝，建筑面積100 余畝，果林苗圃面積 300 余畝 。但在建設和經營過程中，企業出現了“圈而不 種 ”“圈而不建 ”的現象，部分區域處于撂荒狀態，導致生態農業的定位逐漸發生偏移。
在 X 村農旅資本下鄉過程中，D 公司、H 公司和 Z 公司等多家企業在村內進行“圈地運動”，主 導著 X 村的旅游規劃和開發 。村社組織處于依附地位，缺乏自主性和話語權，村民的權益得不到 有效保障，形成了資源被剝奪的資本主導型農旅產業發展模式 。一是對土地資源的剝奪 。企業 大規模流轉村民的土地并簽訂長期合同，開發生態旅游項目 。隨著項目的推進，大部分土地都改 變了農業用途，有些變化是永久性和不可逆的，村民回收土地的難度較大 。二是對生態資源的剝 奪 。企業將所有流轉區域用鐵網柵欄圈起來，防止村民隨意進出或使用土地，并且規定了游客的 最低消費標準，如東籬老屋規定消費不低于 300 元，本地村民想要進農莊也必須付費 。此外，企 業還準備開發越野車、真人 CS（軍事模擬類真人戶外競技運動）、自助燒烤等游玩項目，這一定程 度上會破壞湖岸線生態環境資源 。三是對經濟資源的剝奪 。2018 年后，X 村的漁民陸續轉業上岸，有些借勢發展農家樂和民宿，目前村內有 6 家個體戶性質的農家樂和民宿 。隨著企業的經營 范圍擴大，生態農莊內的民宿、農家樂、餐飲服務的規模化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會擠壓個體戶的發 展空間。
綜合來看，X 村的農旅產業發展是一種強資本嵌入與弱村社自主共同作用的資本主導型產 業發展模式 。多個資本主體依托管委會的招商引資項目進入 X 村，主導著 X 村土地資源的分配 和生態資源的開發，處于主導甚至決定性地位 。村干部等鄉村精英被資本“俘獲”，兼具“謀利型經紀 ”和“行政型經紀 ”的角色，村社組織失去獨立性和自主性，普通村民在鄉村旅游項目中的參 與度較低，更缺乏影響旅游規劃的話語權。
（三）“弱資本嵌入—強村社自主”的村社主導型：F村的生姜產業
F 村位于江西省贛州市興國縣社富鄉，距鄉鎮中心17 公里，面積 27 平方千米，耕地面積 3061.9 畝，山林面積 29700 畝 。全村轄 45 個村民小組，共有1073 戶、5651 人，村“兩委 ”干部 7 人 。F 村是 一個宗族主姓村，村莊社會整合度和內聚力較高 。村民具有生姜種植、食用傳統，當地流傳著一句 俗語，“甜香辛辣九峰姜，賽過遠近十八鄉，嫩如冬筍脆似藕，一家炒菜滿村香”，因而“九峰姜 ”在興 國縣域范圍內具有一定的品牌效應 。為了推動生姜產業的規模化發展，村社組織扶持了多個生姜 種植專業合作社，但由于缺乏資金、人才等因素，合作社帶動作用發揮不理想。因此，村社組織迫切 想要引進社會資本，延長生姜產業鏈，增加生姜產品附加值，發展壯大生姜特色產業。
2022 年，社富鄉兼職婦聯副主席 LQ 與其他兩位合伙人投資 200 萬元注冊成立了 J 農產品有 限公司，并在臨近鄉鎮的 X 村建立了生姜加工廠 。J 公司是一家以 F 村“九峰姜 ”為原料的食品生產企業，致力于推動 F 村生姜產業化發展 。成立之初，J 公司就遇到了經營困境 。一是在生姜收 購環節，有些村民以次充好，將紫姜、冬姜、窖姜、老姜和姜頭等不同品相的生姜混在一起賣給公 司 。為了節省運輸成本，公司也會從 X 村收購一部分生姜作為原材料，背離了以“九峰姜 ”為原材 料的初衷 。二是在土地流轉環節，F 村由于人口眾多，分田到戶時期為了保證農戶之間相對公 平，采取土地“肥瘦搭配 ”的方式，造成田塊零散破碎，戶均 5~7 個田塊 。公司在流轉同一區域的 土地時需要與多個農戶溝通協調，有些農戶拒絕土地流轉，就會造成“插花地 ”的出現 。三是在勞 動監管環節，生姜種植需要精細化的田間作業，包括翻地、挖溝、種姜、施肥、除草、收姜等，每個環 節都需要雇工 。但這些零工并沒有與公司簽訂固定的合同，有些工人會出現偷懶的情況，公司也 時常有拖欠工資的情況，雙方產生了較為嚴重的矛盾沖突。
作為“外來者 ”的下鄉資本進入村莊，面對村民“內外有別 ”的行動邏輯，其經營活動難以順利 開展 。村社組織隨即介入到企業的經營過程中 。一是作為企業與農戶市場交易的中介，篩選口 碑較好的姜農 。企業與姜農在村委會的見證下簽訂生姜訂單種植收購協議，該協議一式三份，雙 方簽訂后村委會蓋章生效 。協議重點規定，公司收購生姜不得低于市場價，收購品種僅限于新鮮 的紫姜，姜農不得以次充好，否則終止協議 。二是通過“返租倒包 ”的方式，依托高標準農田整治 建設項目，幫助企業實現集中連片土地的規模經營 。高標準農田的機耕道與灌溉溝渠等配套設 施完整，避免了原來的“插花地 ”情況，且利于機械化作業 。三是督促企業建立完善的雇傭機制，改變以往零工模式，雙方簽訂正式的用工協議，規定具體薪資與每月工資發放時間 。企業通過保 證合適的薪資、簽訂書面協議等方式與本地村民發展出長期穩定的雇傭關系 。除此之外，為了保 護“九峰姜 ”公共品牌，村社組織引導企業為“九峰姜 ”申報國家地理標志產品和市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同時注冊“九姜源 ”品牌，蘊含著以九峰姜為原材料的寓意，并要求 J 公司不得采用其他村 莊的生姜作為原材料 。在村社組織的介入下，J 公司在 F 村的經營活動逐漸走上正軌。
綜合而言，F 村的生姜產業發展是一種弱資本嵌入與強村社自主共同作用的村社主導型產 業發展模式 。企業下鄉以后與當地村民的融合度不夠，未能將自身的“外在性 ”轉變為“鄉土性”， 因此在經營過程中遇到了發展困境 。村社組織為了解決資本下鄉過程中遇到的矛盾沖突，承擔 起中介與擔保的職責，介入到原材料收購和土地流轉等環節，保護企業與農戶雙方的合法權益， 推動雙方建立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 。在 F 村生姜產業發展過程中，企業的經營活動在很大程度 上受到村社組織的影響，村社組織在其中起到了主導作用。
四、鄉村產業發展的類型差異與有效路徑
（一）案例比較分析：村企互動形態與產業發展的類型差異
通過以上 3 個案例的比較分析可以發現，資本在下鄉過程中資本嵌入與村社自主的強弱組合會形成不同的村企互動關系形態，從而形塑鄉村產業發展的差異化路徑（見表1）。
互嵌協同型產業發展模式具有強資本嵌入性和強村社自主性的特征 。企業與村莊在產業發 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資源共享、利益耦合、關系互嵌的互動關系形態 。在 T 村的案例中，企業具 有較強的影響力，利用政府優惠政策和自身資金、技術、信息、管理等優勢將外部資源要素帶入村 莊內部，對村莊豐富的土地資源和潛在的生態資源進行價值轉化，目的是實現資源變現 。企 業在提升經濟效益的同時注重社會效益，為村內因網箱拆除產生的失業漁民和因征地產生的失 地農民提供就業崗位，并為村莊農家樂經營者提供低價產品和技能培訓，帶領村民共同致富，因 此樹立了良好的企業形象 。與此同時，在村黨支部書記領導下的村社組織積極作為，在企業與農 戶之間發揮溝通協調作用，秉持經營村莊的發展理念，在征地談判中從村莊整體利益與長遠利益 出發，與企業構建“土地補償費+保底分紅+利潤分成 ”的具有穩定性和長期性的利益聯結機制。 村集體得以參與到企業經營土地增值收益的利益分配格局中，保證了村企之間的平等合作和利 益均衡，防止資本剝奪村莊社區公共利益 。此外，村社組織還借助企業的特色產業項目向上級爭 取更多的項目資源，改善村莊基礎設施和發展村集體經濟 。在 T 村的鱘魚產業發展過程中，村企 通過雙向借力實現了推動共同富裕的可持續發展，形塑了村企互嵌協同型產業發展模式。
資本主導型產業發展模式具有強資本嵌入性和弱村社自主性的特征 。在資本主導下，村企 雙方在產業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資源剝奪、利益排斥、關系脫嵌的互動關系形態 。在 X 村的案 例中，空心化程度較高，留守村民分散居住在相距較遠的自然灣，自組織程度較低，其內部缺乏凝 聚力和村莊認同感、歸屬感，面對外部主體難以產生一致對外的集體行動 。企業依靠基層政府權 威在農旅產業發展中擁有絕對的主導權和話語權，決定著土地流轉的規模數量、價格和村莊旅游 規劃的布局、建設 。村干部在企業與農戶的土地流轉中找到了牟利空間，成為被資本裹挾的“謀 利型經紀 ”和被行政支配的“行政型經紀”，資本與村干部的社會關系深度嵌入村企經濟交易和村 莊政治運作中。個體利益導向的村干部喪失了為村莊整體利益和村民長遠利益討價還價的 談判能力，村干部的個體理性取代了村社組織的集體理性，導致村社組織完全處于依附地位 。企 業占用村莊的土地資源、生態資源、經濟資源等多種內部資源，關于項目運營后為村民提供分紅 與就業崗位的口頭承諾并未寫進合作合同，村民未能真正參與到土地流轉后的增值收益的利益
分配格局中，村民的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在 X 村農旅產業發展過程中，村企力量對比處于企強 村弱的不均衡狀態，形成了資本主導型產業發展模式。
村社主導型產業發展模式具有弱資本嵌入性和強村社自主性的特征 。在村社統籌下，村企 雙方在產業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資源整合、利益連帶、關聯營造的互動關系形態 。相較于互嵌 協同型和資本主導型產業發展模式，村社主導型產業發展模式中的資本主體剛開始進入鄉村社 會的經營活動并不順利，會面臨一些限制性因素和經營困境 。F 村是建立在血緣、地緣關系紐帶 基礎之上的鄉村熟人社會，人情交往較為密切，村莊社會整合度較高，容易被組織動員起來 。與 鄉土之間沒有太多聯結或者自身實力相對薄弱的企業，進入村社場域后就成了弱勢的一方，不得 不尋求鄉村內生治理關系的支持，以獲得村社組織的幫助，形成資本依附村社的格局 。村社組織 充分利用鄉村熟人社會的人情、“面子 ”機制介入到資本經營過程中，幫助企業減少產品收購、土 地流轉、勞動監管等環節的經營成本，通過正式的合同契約保護資本主體與農戶雙方的合法權 益，并積極為企業爭取政策資源以解決產業發展的配套基礎設施問題，從而實現資本與農村資源 的有效整合。在 X 村生姜產業發展過程中，村企力量對比處于村強企弱的不均衡狀態，形成了 村社主導型產業發展模式。
（二）互嵌協同：村企互動有效助推產業發展的實踐機制
通過對互嵌協同型、資本主導型、村社主導型 3 種產業發展模式的比較發現，強資本嵌入性 和強村社自主性共同作用下的互嵌協同型產業發展模式是村企互動助推鄉村產業發展最為有效 的路徑選擇 。 內外資源整合、主體利益耦合與社會關系互嵌 3 種機制成為互嵌協同型產業發展 模式中村企互動有效助推產業發展的實踐機制。
1.內外資源整合
資本下鄉中的鄉村產業發展依賴村莊內外資源的整合 。資本下鄉可以解決農村經濟發展所 需的資本和技術等問題，實現企業與農村資源的市場互動，改變農村資源流動和配置的惡性循環。作為組織化的社會行動主體，資本主體和村社主體在鄉村產業發展過程中的資源稟賦 不同，資源互補性是雙方協作的基礎 。在 T 村鱘魚產業發展過程中，企業將其自身所擁有的優勢 資源，如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與 T 村特色的生產要素，如土地、房屋、基礎設施、生態環境、民 俗文化等進行有機結合 。村社組織積極統籌土地資源和生態資源，為企業落地與發展提供良好 條件，并且以強引強，借助企業的市場化身份吸引更多的合作企業，借助企業的產業項目資源向 上爭取更多的項目資金 。雙方通過借助各自的資源優勢撬動產業發展，彌合鄉村特色產業發展 的資源缺口 。同時，通過整合外部資本與內部資源，在資源交換、聚合與互嵌的基礎上發揮村企 資源優勢并實現村企雙方互利互惠。
2. 主體利益耦合
在市場化背景下，資本主體基于市場準則和機制進入鄉村社會場域，會帶動和生成新的利益 關系 。作為理性行動者的資本主體和村社主體都會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與對方進行互動 博弈，但相較于競爭、博弈和排斥，合作、互惠更有利于實現雙方利益的最大化 。在村企互動過程 中，主體間的差異性會導致利益訴求的多樣化，通過利益交換和利益共生能夠達到村企利益耦合 的內在一致性 。如在 X 村的農旅產業發展中，企業通過一次性流轉村民15 年的土地經營權，將 后者排除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利益分配格局之外，形成對村社組織及其成員的資源剝奪與利益排 斥 。而在 T 村的鱘魚產業發展中，企業依靠村社組織完成大規模的征地拆遷，村社組織則在此基 礎上與企業建立“土地補償費+保底分紅+利潤分成 ”的利益聯結機制，能夠長期穩定地參與到土 地增值收益的利益分配格局中 。村企雙方在資源共享和利益耦合的基礎上實現了雙方利益的最大化，助推鄉村產業可持續發展。
3. 社會關系互嵌
鄉土社會中的人際關系、社會倫理與文化傳統是鄉村產業發展的社會基礎 。在鄉村熟人社 會中，產業經營者在經濟互動中不僅要考慮眼前的經濟利益得失，也要遵循相應的社會規范，考 慮彼此之間的人情交往關系與“面子 ”得失，否則就會脫離村莊社會結構。外來資本進入鄉村 社會，不僅需要建立與村集體、農戶的利益聯結機制，更需要通過人情、“面子 ”等非正式關系嵌入 鄉村社會結構，獲得村莊社會情感的接納及社會關系網絡的認可 。村企雙方的關系互嵌建立在 關系建構和關聯營造的基礎上，即資本主體與村社組織、社會組織、鄉村精英、普通村民等各行動 主體在產業發展過程中有意識地建立、維持、調適、轉化各種社會關系 。在 T 村的鱘魚產業發展 過程中，企業通過吸納本村的失業漁民、失地農民就業和為村莊農家樂經營者提供低價產品、技 能培訓等方式嵌入當地的社會關系網絡 。村社組織將企業的鱘魚產業作為村莊的產業品牌，通 過發展鱘魚文化、建設鱘魚觀光路、打造鱘魚小鎮、成立鱘魚谷灣組等方式將企業文化融入到村 民的日常生活中 。村企雙方通過建立、維持、調適關系聯結，增進雙方之間的信任與認同，形成推 動產業發展的內源動力。
五、結論與討論
在鄉村振興實踐中，國家的政策動員、基層政府的招商引資等為工商資本參與鄉村振興提供 了良好的契機 。資本下鄉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決農業產業調整和發展中的資金、技術、人才短缺 問題，促進農業生產的專業化、集約化、規模化和組織化，成為農業轉型和產業發展的重要動力。 但在具體實踐中，資本下鄉在鄉村產業發展中能否發揮積極作用，取決于村企互動的關系形態。 本研究基于嵌入性與自主性理論，建構了一個資本嵌入、村社自主與鄉村產業發展的關聯性分析 框架 。運用“資本嵌入—村社自主 ”的二維分析框架，將資本下鄉過程中的產業發展模式分成 4 種類型：“強資本嵌入—強村社自主 ”的互嵌協同型、“強資本嵌入—弱村社自主 ”的資本主導型、 “弱資本嵌入—強村社自主 ”的村社主導型、“弱資本嵌入—弱村社自主 ”的雙向脫嵌型 。其中雙 向脫嵌型在實踐中難以找到對應類型，無法進行重點考察 。在此基礎上，本研究通過對鄂西南 T 村的鱘魚產業、鄂東南 X 村的農旅產業和贛南 F 村的生姜產業發展過程的考察發現，資本主體與 村社主體呈現出不同的行動邏輯和互動形態，導致村莊產業發展模式存在較大差異，從而影響了 產業發展績效 。互嵌協同型產業發展模式是助推鄉村產業發展最為有效的路徑選擇，內外資源 整合、主體利益耦合與社會關系互嵌是村企互動有效助推產業發展的實踐機制。
這 3 個案例中村莊的實踐經驗對于我國中西部農村地區在資本下鄉背景下探索鄉村產業發展路徑具有重要的啟示 。其一，建設基層有為政府，避免過度干預或監管缺位，建立嚴格的篩選準入機制，健全利益聯結機制，完善風險防范機制，為村企互嵌協同發展提供良好的政策與制度環境；其二，充分發揮村社組織的集體理性，通過積極行政創新組織和制度來優化資源配置和利 益分配，從而有效保障村社利益和農民利益，避免市場與資本的過度攫取；其三，堅持農民的主體地位，在政府引導、村社主導、企業帶動、農民主體的鄉村產業發展模式中實現農民的組織化參與，推動小農戶與大市場的有效銜接。
參考文獻略
（作者李海金系中國地質大學（武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劉鳳萍系中國地質大學（武漢）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求實》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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