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楊陵區鄉村建設為例
引言:長期以來由于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影響，鄉村規劃未能脫離“城市視角看鄉村”的限制，決策者和規劃師往往套用城市規劃的理論及技術路線對農村進行規劃建設，忽略了農民主體的意愿和鄉村文化的多樣性，從而造成“千村一面”和鄉土文化缺失等問題。鄉村建設規劃涉及農民切身利益，制定符合農民和農村客觀發展訴求的鄉村規劃是當務之急。本文以楊陵區鄉村建設為例，舉例說明村莊規劃實施中遇到的問題，并進一步思考在以后的鄉村建設中如何以農村視角進行鄉村規劃建設。
畢公城壕下的公眾參與
在畢公村城壕遺址改造項目施工過程中，我們設計方因遇到一些實際問題，而多次調整方案，這些問題大多與村民利益相關。
項目起源：畢公村的一組老莊所在地為馬援故里舊址，故千百年來一直叫“老堡子”，此處原有古圍城一座，現在一組老莊南側的溝壕就是老城堡的城壕遺址。整治前的城壕是一處垃圾溝，村民日常垃圾會傾倒在此，雜樹叢生，村民反映到夏天這邊蟲蠅亂飛，很是影響環境，因此村上極力想整治城壕，將垃圾清理后，在老莊農宅南側設計一條游憩步道。
城壕整理前狀況
1）起初結合實地調研和村領導的要求，以農宅輪廓為基準向南平行擴出1.5米寬的游憩步道，當實際實施動工時，方案卻遭到了村民的反對，原因是這種做法導致每家每戶的宅基地大小不均等，村民認為自己的宅基地絕對不能侵占。基于村民利益訴求的不可違抗，我們只好與村民和村領導商定，將步道邊線取直。
方案變更示意圖
2）最初的設計考慮有的農戶設有后門，就給有后門的人家設置了通向果林的樓梯。在施工逐漸進行的過程，這一做法又遭到了村民的反對，因為村民固有的平等心理，他們認為既然做樓梯就要每家每戶都做，不能只做一部分，這樣“不公平”的設計村民們難以接受，絕不讓步。對于村民這一近乎“無理”的要求，我們權衡再三，最后與村領導和村民進行協商，舍棄最初的想法，分別在兩頭和中間設置階梯，不偏不倚，最終各方達成一致。
方案變更示意圖
【思考】
從城壕規劃實施我們可以看到，在規劃起初，設計方大多與村領導商定方案，然而村領導能夠把控整體的村莊發展，卻不能代表大多數的村民意愿，更難以考慮絕大多數村民的個體利益；作為規劃者，我們更多地是從設計角度，只考慮建設效果或從自我意識角度去進行鄉村規劃，難以站在村民的角度去審視規劃的合理性，往往會導致鄉村規劃難以落地。鄉村規劃的受益主體是農民，如何在村莊建設規劃的過程中保障農民主體的利益不受侵害，是對新時期鄉村規劃的一大挑戰。
從上述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在住村規劃實施的過程中，有公眾的力量參與其中，最終使我們的設計更趨向各方利益主體的均衡狀態，既能得到村民的認同，又能滿足村莊發展的利益訴求。因此我們不難發現，公眾參與是鄉村規劃有效實施的重要手段，公眾參與可以平衡鄉村規劃中各方利益主體的博弈，合理規避脫離當地實際的規劃，更便于規劃實施管理。
但在公眾參與的過程中村民會提出各種各樣的要求，如畢公村村民提出的不能侵占自家宅基地、每家每戶都要有后樓梯步道等，這其中也不乏一些只考慮個人利益的要求，因此規劃人員要從中進行一些協調和篩選，從整體村民利益角度和村莊發展方面去權衡這些要求的合理性，最終做出判斷和折中的解決辦法。公眾參與并不是一味地聽從村民意見，但是村民的個人權利也應得到相應的尊重。
目前我國的鄉村規劃仍然具有較強的自上而下的意識，公眾參與尚停留在無參與或象征性參與，此外，由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不同地區鄉村規劃的公眾參與發展存在一定差異。為確保農民在鄉村規劃中的利益主體地位，就必須實現以農民為主體的鄉村規劃建設體系，這不僅需要政府決策方式的轉變，更需要規劃層面做出一些努力。
【反思】
首先是規劃層多途徑的參與方式，規劃人員應做到深入農村，了解農民，與村民打成一片才能更好地為村莊做出合理的規劃。其中主要了解農村的技術手段包括村民代表大會、村民座談會、問卷調查和上門訪談等形式。從畢公城壕事件可以看出，規劃前期獲取農民意愿，會大大減少規劃設計的無用功，村民與規劃師的交流探討，是鄉村規劃建設有效實施的捷徑。
其次是構建多目標導向的參與模式。現階段的鄉村規劃，農民主要停留在“被動接受式”階段，藍圖式的規劃忽略了底層農民自身發展的訴求，鄉村規劃應從“教化”式向“參與協作”的合作性規劃方式轉變。通過農民參與制定鄉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通過多種形式了解村莊規劃訴求，系統梳理農民最關心的問題。此外還要在方案公示和審批階段融入農民參與，以對話、咨詢講解的方式對方案進行選擇和修改，形成村民認可、經濟合理及可操作性強的規劃方案。
此外還需要鄉村規劃方式的轉變。根據此次鄉村規劃建設實踐，筆者深刻體會到住村規劃這種“陪伴式規劃”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對鄉村規劃實施有著重要作用。鄉村規劃師的全程跟進，可以對項目實施進行全程把控，并及時解決一些問題，如規劃與實際情況不符導致的方案變動，財政資金不足等實際情況導致的建設材料的重新選擇等問題，最終方案的確定，更多是與村民、領導交流協商后的結果。在住村規劃期間，鄉村規劃師帶動了大多數村民參與到村莊規劃的實施過程中。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工作方式前期會消耗巨大的時間成本，但前期的磨合會促進后續工作的順利進行。因此鄉村規劃師住村規劃的方式，可看作是現階段鄉村規劃實現公眾參與的協調紐帶和橋梁。
郭管村村口的鄉村文化
經過前期調研得知，郭管村的村口缺少一處村莊提示性標志，因此我們因地制宜，結合當地特色，選擇了一些鄉土化的原材料——石磨盤、水泥磚和毛石片石，在設計理念上也綜合了村委會成員收集的村民意見——需要突出郭管村悠久的歷史背景及淳樸的民風，強化村莊的識別性、認同感和歸屬感，所以我們進行了如下的設計。
最初設計方案
可是當我們把這個方案拿到村口時，卻引起了村民們的激烈討論，在與村民的溝通中，我們得知大家的爭議點主要集中在“郭”“管”兩個字的位置和大小。郭管村因全村郭姓和管姓兩大姓氏而得名。一組98%以上姓郭，又叫郭家組；二組98%以上姓管，又叫管家組。然而村民由于受到傳統的“道”“禮”等思想影響，大多數的村民認為，在村莊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是先有了郭家組，隨后才有了管家組，所以村入口的標識處“郭”字應該需要更高的位置和更大的尺度。即村民想要的設計是這樣的——“郭”字又大又高，高高的罩在“管”字之上。即便我們努力解釋和反對，也沒能將村民說服，無奈只能暫時答應下，并做了一版模型效果（如下圖）。
村民討論后的方案效果
在當天落字之時，村口聚集了很多村民、村委會成員以及過路人，在初步看到磨盤文字以如上的效果落成之時，大家普遍都按照從左往右的讀字順序讀成了“管郭村”，這下可不得了了，人群中開始了一片沸騰之聲。雖然這樣子按照村民“道”“禮”等思想形成的郭管村是符合他們“郭”字具有更高的位置和更大的尺度，但是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顯然是按照傳統的從左往右的讀寫順序來讀，所以為了不讓人們產生誤解，方案最終決定是如下圖這樣，至少在“郭”“管”二字大小之爭上顯示出了“郭”家的地位。
最終實施確定效果
【思考】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指出，“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禮是社會公認合式的行為規范。禮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維持規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國家的權力來推行的，而維持禮這種規范的是傳統，是整個社會歷史在維持這種秩序”。對于郭管村的村民們來說，先有郭家組再有管家組，這就是他們的“禮”，是他們的傳統，是社會所累積的經驗。而且“在鄉土社會中，傳統的重要性比現代社會更甚”。 那是因為“鄉土社會是安土重遷的，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的社會。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
血緣關系、地緣關系、血緣和地緣關系兼有是鄉村人口的三種基本構成。鄉村社會是一個明顯的“熟人社會”,有較大的封閉性、穩定性和傳統的承繼性。因此,郭管村的村民更加傾向村口的標識設計能夠體現出村落的傳統——即郭字在前，管字在后。郭大，管小；郭高，管低，這套行為也就成了我們普遍所謂的“講究”了。因此鄉村規劃的理念應有別于城市規劃,應在規劃中充分尊重村莊文化和村民的主導作用，所以現階段的鄉村規劃必須實現態度轉向。
【反思】
首先是規劃人員態度的“人文”轉向。要在充分理解各鄉村文化傳統、社區權力結構、環境與資源等基礎上,通過對話、談判、協商的方式,以協助者而非主導者的身份參與村莊的規劃建設。通過“駐村體驗”式的深度調查,削減技術交流壁壘,培養對鄉村的深厚情感,從無靈魂的村莊材料中認識有靈魂的、生動的村莊肌體,為鄉村規劃注入人文氣息,其中應特別注重鄉村公共空間的重整與營造。例如通過在郭管村頭林蔭樹下設計入村標識，彰顯了鄉村精神與特色風貌，創造了維系村民認同感與歸宿感的精神領地，其實也就是通過重整與營造鄉村的公共空間，表達著鄉村最易識別和記憶的篇章，形成一個生態、動感的鄉村有機公共空間網絡。
其次是村民態度的“主導”轉向。鄉村規劃涉及村民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村民內生需求的各個要素,村民應成為鄉村建設的主體,在觀念上樹立“主導”意識,自覺參與到規劃中,變“要我干”為“我要干”,從根本上保障鄉村建設的順利和持續進行。在這次村口入村的標識設計中，我們廣泛的聽取村民心聲，了解他們的文化，并且吸納村民提出的合理要求，讓村民了解規劃、熟悉規劃、尊重規劃，以便于規劃的進一步完善和實施，避免出現“規劃師的規劃”或“閉門造車的規劃”。
鄉村規劃是一個長期動態性的多方利益互動的過程，傳統自上而下的規劃模式已經無法適應今天農村發展的客觀需求。因此為了更好地體現農民在鄉村建設中的利益主體地位，鄉村規劃必須立足于以尊重村民意愿和村莊本土文化為出發點，充分發揮公眾參與的重要作用，使鄉村規劃能充分反映農民訴求，切實符合當地的文化特點，讓農民成為鄉村規劃的主要受益方，讓農村在鄉村規劃的大潮中留住鄉愁，成為真正的“看得見山，望得見水”的美麗鄉村。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公眾號 北斗城鄉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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