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打造“基層單元”實踐經驗的理論解讀
摘要：在中國基層社會中，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面臨的難題之一，是如何讓民眾政治參與的基層單元切實有效地運轉起來。浙江省“打造人大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基層單元”的實踐經驗，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這一難題：就理論意義而言，在“點線面體”的運行路徑中，參與單元的小型化、秩序保障的制度化、呼吁效能的雙強化、回應流程的一體化和技術支撐的數字化，是讓基層參與單元切實有效地運行起來的五大關鍵因素；從實踐價值看，這也是基層政治參與單元有效運行的一個中國方案。
關鍵詞：有序政治參與；基層政治參與單元；浙江經驗；中國方案
黨的二十大報告再一次提出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的重大命題：“我們要健全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發揮人民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鞏固和發展生動活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顯然，在人類追求民主的歷史上，一個超大規模的國家致力于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這將是一項偉大的實踐，不僅在時間上是長過程的，而且在空間上是大范圍的。僅就中國的基層社會而言，這一范圍就極為廣大。顯然，在中國基層社會，如此大范圍地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必然面臨不少難題，其中的難題之一就是如何讓民眾政治參與的基層單元切實有效地運轉起來，例如，雖然許多地方都搭建了基層人大代表聯絡站的平臺，但“戲”卻唱不起來，一年也開展不了幾次工作，沒有真正發揮作用。面對這些難題，各級地方黨政系統勇于探索，以各種創新的舉措破解這些難題。敘述這些鮮活的故事，分析這些來自地方的實踐經驗，是理解和把握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這一重大命題的最好方式。基于此，本文以浙江省“打造人大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基層單元”為例，分析其激活民眾有序政治參與的基層單元并使之切實運行起來的實踐經驗，以揭示這一經驗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一、小型化基層單元有效運行的內在軌跡：“點線面體”的路徑
民主參與理論發現，民主通常面臨一個所謂參與單元的規模選擇難題：“民主的單位越小，公民參與的可能性就越大，公民把政府決策的權力交給代表的必要性就越小；而單位越大，處理各種重大問題的能力就越強，公民把決策權移交給代表的必要性就越大。”在地方或基層的民主以及自治實踐中，其實沒有多少選擇的空間：選擇小規模的基本單元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徐勇教授所言，基本單元是與人們生活聯系最為直接的單位，也是人們參與公共生活、承擔國家責任的基本單位。“人民如果要學會自治之術，要維護平等的法律和平等的權利與特權，那就必須從基本單元開始。”然而，實踐中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激活小型化的基層單元并推動其切實運轉起來。
簡單的文獻梳理表明，國內學術界對基層單元大致有兩種不同的理解，對上述問題相應地也給出了兩種答案。
一是著眼于基層群眾自治，把基層單元歸結為村（居）民自治單元（以下簡稱“自治單元”）。針對這種自治單元如何才能真正運轉起來的問題，學者們認為自治單元小型化有助于其發揮作用，因為實現居民自治有賴于適度的規模，如果規模相對較小，那么自治效率、自治效能以及自治效力都將更為明顯。由此出發，學者們主張自治單元要進一步“下沉”，亦即“微型化”，例如徐勇認為根據利益相關、地域相近、文化相連、規模適度和便于自治這五大原則，自治單元需要下沉到社區居委會以下的層面。有學者甚至認為自治單元下沉后的自治形態如院落自治、門棟自治作為“微自治”（“微觀自治”的簡稱）更能發揮廣大基層單元的民主自治功能，將人民群眾的自治水平提升到一個新高度。還有學者從集體行動理論出發認為，“微自治”因其自治單元小、文化認同高、利益聯結緊、激勵有選擇，與集體行動理論符合度高，自治有效性也更高。
二是立足國家民主政治，將基層單元定位為民眾的政治參與單元（以下簡稱“參與單元”），例如人大代表聯絡站。關于人大代表聯絡站，國內學術界已有不少研究，主要關注點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人大代表聯絡站產生的根源，例如，有學者將其產生歸結為國家整合、組織吸納的產物；二是人大代表聯絡站的功能定位，諸如民眾參與的渠道、協商民主的平臺、人大代表的履職路徑；三是人大代表聯絡站有效運行的條件，例如葛薇等認為，包括組織管理制度、代表履職管理制度等在內的制度化建設是人大代表社區聯絡站有效運行的根本保障。
上述兩類研究雖然關注的問題有所不同，但基于的不同角度都發現，基層單元規模的小型化、微型化、運行的制度化等是影響基層單元有效運行的重要因素。不過，它們都沒有從更為系統化、理論化的層面來討論和分析影響基層政治參與單元有效運行的系統性因素。因為經驗觀察表明，無論參與單元規模的小型化，還是其運行的制度化，都只是其有效運行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這就要求我們立足基層參與單元的實際運行過程，分析其中每一環節所涉及的元素以及它們之間的內在關聯性，最后揭示影響基層參與單元有效運行的內在軌跡和基本路徑。為了論述方便，我們不妨將其運行路徑歸結為“點、線、面、體”的四大環節，并以此為論述框架。
1.“點”。這是參與單元有效運行的邏輯起點，涉及參與單元的選擇、設置、布局、組織、管理等，例如人大代表聯絡站就是這樣的“點”。人大代表聯絡站是人大代表在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聯系群眾”的工作場所，是設有組織機構、配備專門人員和具有專門管理制度的人大代表小組的工作室。人大代表聯絡站作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運行的末梢，充當代表民眾、吸納民意并賦能參與的“擴音器”。因此，如何設置布局、組織管理這些民眾政治參與的基層單元，是擴大有序政治參與的基礎性工作。如果不能將這些基層單元建立起來，擴大民眾有序政治參與就是一句空話。然而，僅僅設立這些“點”是遠遠不夠的，倘若沒有適當的形態布局、有效的組織方式以及制度化的管理，那么這些“點”不僅無法運轉起來，而且很有可能因內容的空洞化、形式的同質化而形同擺設，起不到應有的作用，最后淪為“曇花一現”的政策創新產品，難以成為持續供給制度化參與的民主通道。
2.“線”。“點”是靜態的，“線”則是動態的，它是“點”開始運行的標志。因為，“點”能否激活并開始運轉起來不僅依賴點的選擇、設置布局、組織管理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線”的聯結。所謂“線”的聯結，是指基層參與單元發揮其功能所涉及的諸多環節的貫通與整合，是參與過程中從輸入到輸出程序鏈的完成。“除非公民參與能夠把他們對于公共政策的偏好和態度準確地傳達給所有影響決策的人，并且決策者順利地對這些政策輸入進行了令人滿意的回應，否則，公民還不能說是有效能的。”因此，有效的政治參與既涉及民眾意見和建議在信息上的準確傳遞，也包括決策者在了解民意之后對民眾意愿切實的回應，用通俗的話說，這是“民呼我應”的過程。例如，民眾與人大代表如何利用人大代表聯絡站進行“下聯”和“上聯”就屬于“線”的聯結：“下聯”指人大代表與選民、與民眾保持密切聯系，了解民眾的心聲，以及民眾通過聯絡站與人大代表溝通、表達意見、建言建策；“上聯”則指由人大代表聯絡站傳遞上來的意見能準確地上傳到決策部門并形成權威性的決策方案，相關部門落實這些方案以體現決策者對民眾需求的回應性。“下聯”和“上聯”構成人大代表聯絡站雙向運行的前后兩端，二者貫通成一條“線”，表明人大代表聯絡站這種基層參與單元切實運行起來，開始有效發揮其各種功能作用。
3.“面”。作為“點”的基層參與單元為民眾有序政治參與提供了眾多單個的活動平臺，“線”的聯結以基層單元為基點，從縱向貫通了有效參與的各個環節，“面”則從橫向展開，是民眾依托基層單元（點）就公共權力運行的某一方面（如地方性法規的制定、司法作業、行政運作等）以及對民生事項、公共議題進行參與活動所呈現的“界面”，例如民眾、人大代表依托人大代表聯絡站進行預算監督的界面。隨著基層參與單元在某一層級（例如街道/鄉鎮、區縣等）聯成一片、合為一體，各個基層單元不再是孤立的，“面”的擴展也意味著在一定層級上民眾有序參與國家公共權力運作的廣度不斷擴大。
4.“體”。如果說“線”的聯結與“面”的展開分別從縱橫兩個維度為民眾依托基層單元進行政治參與提供了基礎，那么，在此基礎上，“體”———政治參與的共同體的構建則是基層參與單元有效運行的最終目標：在國家層面，它是民眾有序有效參與國家權力運行的格局；在社會層面，它體現了政府治理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動，是一種“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在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的實踐中，隨著參與單元的廣泛設立、參與鏈條的縱向貫通、參與界面的橫向展開，由點及線、由線擴面，最終形成一個人民廣泛參與的國家治理共同體和社會治理共同體。
總之，在擴大民眾有序政治參與的地方實踐中，上述“點、線、面、體”是一個缺一不可、環環相扣的運作過程：只有“點”的設立，各種“點”會流于碎片化、零星化，散落在基層社會，起不到真正的參與平臺的作用；激活“點”并使之有效運行需要依托點以聯結線，以“線”貫通縱向的“上”和“下”；以“點”和“線”為基礎，從橫向擴展為不同的參與“界面”；最后，在上下聯結、縱橫交錯的網絡中，建設一個民主參與的治理共同體。
二、浙江省“打造基層單元”的實踐：“點線面體”的運作過程
2022年4月，浙江省人大常委會提出推動人大代表聯絡站“迭代升級”，培育、打造人大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基層單元。浙江省目前共建基層單元1507個，涉及人大代表87316人，覆蓋鎮街1363個。在一定意義上，浙江“打造基層單元”的實踐提供了“點線面體”運作框架的典型范例。
（一）“點”的組建：設立、定位與組織
在大范圍的中國基層社會中，各地差異很大、情況復雜，在擴大民眾有序政治參與的實踐中，組建規模適當的參與單元事關重要。以人大代表聯絡站作為基層參與單元為例，在不同的基層社區，其形態布局、功能定位、組織管理等如何選擇、安排頗為關鍵。在打造民主基層單元的實踐中，浙江對此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我們試舉其中兩例，它們分別涉及地市和基層的創新與經驗。
———地市的探索：浙江省金華市。在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對代表聯絡站進行頂層設計的基礎上，金華市人大常委會就人大代表聯絡站制定并落實了“一站、兩員、三碼、四場所、五大功能、六項基本制度”為主要內容的“123456”體系標準。“一站”：建立線上線下融合的代表聯絡站，設置統一的代表聯絡站標識；“兩員”：設立專職管理員（即聯絡站站長，一般由鄉鎮（街道）人大主席擔任，負責聯絡站建設、運行和管理工作）和聯絡員隊伍（一般由鄉鎮（街道）專職人大工作人員擔任）；“三碼”：在代表工作單位、居住地村居人口集聚點合理布設代表碼、聯絡站碼和人大微信公眾號碼，方便群眾聯系代表；“四場所”：站內設置須能滿足代表接待群眾、參與督政議事、學習交流和宣傳展示人大制度等需要；“五大功能”：發揮人大代表聯絡站作為基層單元“聯、商、督、促、智”的五大功能；“六項基本制度”：建立健全代表亮身份聯系群眾、參與立法監督、意見建議處理、學習交流、履職激勵評價、領導干部代表和地方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進站等人大職能下沉規范制度，以制度建設推進常態長效。
———區街的創新：嘉興市南湖區。以東柵街道代表聯絡站為例，作為浙江省首批人大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基層單元培育對象之一，他們積極響應迭代升級代表聯絡站的部署，線上依托南湖區人大的“一屏四端”載體，推進數字民主：“一屏”即基層單元數字互動屏，“四端”即手機的浙政釘代表工作端、浙里辦“我要找代表”群眾聯系端、微信公眾號小程序端和南湖人大APP應用服務端。代表聯絡站借助“基層單元”的數字平臺，可將議案建議、督政議事、代表履職、民生實事、民情民意、參與立法等多功能板塊集成為一體。他們還線下組織區人大代表與“一長兩官”（局長或副局長、法官或檢察官）同步進站，聯系選民群眾。他們每月定期接待選民，有利于為常態化聽取社情民意作出制度性安排。正是這些創新發揮了“點”的優勢，使人大代表聯絡站成為家門口的“中轉站”，密切了代表與選民聯系，既方便將社情民意上傳，又有助于“一府一委兩院”采取向下接地氣的政策舉措。
不難發現，在大范圍擴大民眾有序政治參與的地方實踐中，基層參與單元組建的方向是規模的小型化、微型化。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已經是大型或巨型的體系中，保存或者創建小規模單位的努力和嘗試被認為更能有效地實現某些特殊價值的最大化”，更準確地說，更能有效實現有序政治參與的民主價值的最大化。當然，“在這些較小規模的單位中，民主的性質將會取決于由于逐漸減小的規模而遭受的各種限制和可能性”。從上述實踐來看，打破這些限制的措施是：一方面，借助場所空間的設置、人員及經費的配備，在結構上使這些小規模的參與單元實體化，同時，制定相應的制度以保證其運作的規范化；另一方面，更為富有特色的舉措是，通過信息溝通上的數字化，例如采用代表碼、聯絡站碼等，使得規模很小的參與單元成為信息溝通、意見表達便捷有效的參與平臺。這些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小規模參與單元對民眾參與所帶來的限制。
（二）“線”的聯結：從“民呼”到“我應”
無論理論邏輯還是實踐探索都表明，小規模參與單元能否有效發揮作用，“線”的聯結是關鍵。如上所言，“線”的聯結是參與單元發揮其功能、作用的過程，也是從輸入到輸出即所謂“民呼我應”的運作流程。因此，精準定位參與單元的功能并以相應的作業環節、操作方式將這些功能落實到位則是要害所在。
浙江省人大常委會打造“基層單元”，旨在搭建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將人大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基層實踐平臺和重要窗口，其功能定位是“聯商督促智”。“聯”指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這是民意表達和民意收集的起始點，也是“民呼”的出發點。浙江省人大常委會要求人大代表走進基層單元，因地制宜、形式多樣地聽取、征詢群眾意見，收集社情民意。“商”是指國家權力機關在公共權力運行的各個環節與人大代表和民眾開展會商，這既是對協商民主精神的落實，也是匯聚民智的體現。在聽取民意、多方會商、科學決策的基礎上，“督”與“促”乃是人大代表所開展的聯手作業，旨在推進國家權力機關對民意的有效回應：“督”是人大代表所開展的各種監督活動，“促”則是人大代表促進各項公共決策、民生事項的具體落實；“督”與“促”相互支撐，以督促國家權力機關對民意的有效回應。“智”則是指以數字化支撐基層單元和人大代表發揮其功能和作用，是“聯商督促”的技術保障。
浙江全省各地都按照浙江省人大常委會的要求，積極探索如何讓基層單元有效實現“聯商督促智”五大功能。其中，浙江臺州市等地的相關做法就頗有代表性：臺州市采取了五項措施確保基層單元實現其功能。一是“聯”必暢，具體做法是推行“代表有約”面對面、代表“亮碼”進村入戶等有效做法，讓群眾意見一鍵直達。二是“商”必誠，具體做法是將重大投資、水價氣價、司法救助等一批事項放進人大代表聯絡站聽取意見，會商解決，發揮基層單元的匯民智作用。三是“督”必效，具體做法是針對重點工程征遷安置、村校班車等民生事項的解決，發揮人大代表和群眾的監督作用。四是“促”必實，具體做法是實行人大代表參與巡回審判旁聽、檢察公益訴訟辦案聽證等措施，促進社會治理。五是“智”必聰，具體做法是建立“ｅ線知政”模塊與“和事堂”“回音壁”等，數字賦能鄉鎮街道人大工作。
浙江省這些實踐與探索生動地呈現了“線”是如何聯結的，鮮活地揭示了如何從“民呼”到“我應”的過程：“聯”是啟動點，聽取“民呼”、吸納民意開啟“線”的聯結；“商”是轉化點，與民會商、匯聚民智不僅助力決策科學化、民主化，也為精準把握民意提供了保障；“督”與“促”相互聯動，二者一起構成回應民意的促成點；“智”則是從“民呼”到“我應”的技術支撐點。隨著基層單元五大功能的實現，“五點”依次相連，聯結成“線”，貫通了“下聯”與“上聯”，走完了切實回應民意的全過程。
（三）“面”的擴展：參與界面的呈現
如上所言，在基層參與單元，“線”的聯結致力于縱向貫通從“民呼”到“我應”的各個環節，“面”的擴展重心在于呈現基層民眾有序參與國家公共權力運作的現實場景，其具體情形涉及民眾參與地方性法規的制定、司法行為的實施、行政作業的推進以及民生事項的處理等。
在浙江打造的基層單元中，各種參與界面的展開層出不窮，涉及公共權力運作的各個層面。例如，海曙區人大常委會依靠基層立法聯系點、代表聯絡站等基層單元，全面推動立法核心業務下沉：線下，選取重點法規條款，組織工委委員、專業領域代表走進聯絡站，面對面聽取選民群眾意見建議；線上，依托“參與立法監督”模塊開展問卷調查，發揮立法信息征集“微單元”的毛細血管作用，建立分類下沉、定向征集、會商討論、匯總分析、整理反饋的工作機制，拓寬人民群眾全過程參與立法的渠道。在此，無法一一再現基層單元中各種參與界面的擴展畫面，只能集中敘述其中最為典型的溫嶺“參與式預算”的新進展。
一直走在全國前列的溫嶺參與式預算改革，近年推行“部門預算進基層單元”，拓展了參與式預算的新界面：融合參與式預算與代表聯絡站，探索“線下全過程監督＋線上數字化應用”的參與式預算模式。一是“部門預算進站全覆蓋”，即將全市所有一級預算單位的部門預算下沉到基層單元，由全市17個鎮（街、經開區）人大代表聯絡中心站進行分站審查監督，實現基層單元全方位參與預算審查與監督。二是線下依托代表聯絡站開展部門預算征詢懇談。例如，2022年，全市43個代表聯絡站通過征詢懇談共征集到針對部門預算的意見建議162條，市政府對人大代表和選民提出的意見建議逐條進行回應，共吸收了意見建議16條，涉及預算資金157.4萬元。三是依托溫嶺市人大常委會以部門預算（鎮級為項目預算）為切入點的“參與式預算數智在線”，開發“選一選、談一談、改一改、督一督、評一評”五大應用場景，實現部門（項目）選擇格式化、數據采集網絡化、預算信息可視化、審查監督智能化、公民參與便捷化，形成具有溫嶺辨識度的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預算審查監督數字化應用場景。
總之，隨著基層單元在某一層級的全覆蓋，民眾依托它們不僅廣泛介入基層治理的各個環節，而且直接參與國家公共權力的運作，由此呈現出全方位的參與界面或場景，展示了基層擴大民眾有序政治參與的廣度和深度。
（四）“體”的構造：形成參與式的國家治理共同體
隨著“點”的設置布局全覆蓋、“線”的聯結貫通全鏈條、“面”的擴展呈現全方位，點、線、面三者不再是零散孤立的，而被整合為一個參與式的國家治理共同體。
從整合的動力看，浙江省人大以“上層—中層—下層”三個層級的結構性驅動為“點線面”的整合提供了關鍵動力來源。位于結構“上層”的省級人大對“民主基層單元”進行總體布局，著眼于統一技術標準、打破層級壁壘和整合運行功能；位于結構“中層”的地市級人大通過構建組織架構和聯絡體系響應“上層”的布局要求，成為承上啟下的聯結樞紐；位于結構“下層”的各個聯絡站則具體負責實現各種應用場景。在“上層－中層－下層”三層結構的協同合力下，激活的“點”、聯結的“線”和擴展的“面”具備了整合為一體的內在動力。
就整合的結果而言，“點線面”整合起來形成了一個結構與功能的復合體。如果以區縣為例，在結構上，這一復合體縱向上是人大代表聯絡站的網絡體系，從社區層面的站（點）、鄉鎮層面的中心站到區縣層面的總站，它們覆蓋了整個基層場域，為民眾的政治參與提供了廣泛的草根性平臺；橫向上是人大和“一府一委兩院”聽取民意、吸納民意及與民會商的作業空間系統，它們為公共權力機關回應民意奠定了組織結構基礎。功能上，這一復合體集民意的表達、傳輸與治理者的回應于一體，涉及包括立法、行政、監察、司法在內的國家公權力運行的各個領域。
總之，這是一個民眾參與公共權力運行的共同體，我們不妨稱之為參與式的國家治理共同體。
三、為浙江經驗定位：基層政治參與單元有效運行的中國方案
上述分析敘述了浙江省依托基層參與單元，在“點線面體”的運作路徑中，擴大民眾有序政治參與的故事。如何從理論上解讀這一故事？或者說這一來自地方實踐經驗所蘊含的理論意義是什么？回答這一問題首先需要回到本文開篇提出的問題：在擴大民眾有序政治參與的實踐中，讓基層單元切實有效地運行起來的關鍵因素或者基本條件是什么？就此而言，浙江的實踐經驗以如下五大元素回答了這一問題。
1.單元規模：小型化。就政治參與單元規模的選擇而言，可能確實不存在最優的單元。然而，浙江依托“基層單元”的經驗表明，在超大規模的國家和社會中，尤其在基層社會中，選擇小型化、微型化的政治參與單元是適當的，也是合理的；無論人大代表聯絡站，還是聯絡點，它們都是小規模的基層單元。一方面，小規模的參與單元有利于激發民眾參與的動力，“公民參與政治最恰當的領域是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領域，如社區或工作場所，因為這是人們最為熟悉也最感興趣的領域。只有當個人有機會直接參與和自己生活相關的決策時他才能真正控制自己日常生活的過程。”另一方面，在小規模的參與單元下，參與的人數較少有利于保障參與的基本秩序，參與單元的范圍較小有助于增強普通民眾參與的效能感，同時，小規模的參與單元也有利于國家治理者真實掌握民眾需求并給予精準的回應。
2.秩序基礎：制度化。在超大規模的國家和社會，擴大政治參與面臨的風險是：參與的急劇擴大可能導致參與爆炸，這可能激發社會秩序的瓦解和政治秩序的崩潰。因此，擴大政治參與的基本前提是確保參與的有序性，即“通過國家的引導，把公民的政治參與行動整個地納入到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來，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和公民教育保證公民政治參與在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框架下良性運行。”這意味著富有約束力的制度安排是確立參與有序性的根本保障，正如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所言，“在缺少具有適應力強和強有力的政治制度的情況下，參與的擴大就意味著不安定和暴亂。”在上述“點線面體”的運作框架中，如果說參與規模的小型化以較小的空間與較少的人數為實現參與的有序性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那么，相關法規、工作規范和黨的權威性領導則以制度化的方式化解了擴大政治參與所面臨的失序風險。一方面，相關法規具有制度化的規范性。例如，早在2018年浙江省寧波市就制定和實施了《人大代表聯絡站基本規范》（DB3302/T1102-2018）的地方標準，該標準規定了人大代表聯絡站的基本要求、建設要求、接待要求、學習要求、活動要求、工作保障以及質量管理；浙江省衢州市則以立法方式制定了《衢州市人大代表聯絡站工作條例》，這是全國首部關于人大代表聯絡站工作的地方性法規，于2023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另一方面，黨的領導既有政治權威性，也有制度化的約束力。上述“點線面體”的整個運作過程都是在浙江省各級人大常委會的統一布局和組織下展開的，黨的領導的政治權威性體現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化的運行過程之中。總之，正是相關法規的制度化規范和政治權威領導的制度化運行，為實現參與的有序性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
3.呼吁效能：雙強化。“民主制度的健康運作離不開人民大眾的敏銳嗅覺、主動參與和大聲呼吁”。然而，呼吁不僅要大聲，而且還要有力：呼吁不僅能使民眾能夠“發表他們的看法，以便政治精英們能知其所想、明其所需”，而且能對政治精英們的決策有足夠的影響力，即滿足達爾的“公民效能標準”。因此，我們將提高呼吁效能視為“雙強化”的作業過程：一是強化呼吁的傳播力，二是強化呼吁的影響力。前者的重點是民呼之聲的強度，故此需要在信息傳輸過程中降低呼吁成本（如時間等）、拓寬參與渠道、縮短溝通鏈條等；后者的關鍵是民呼之聲的力度，因而要使民眾與治理者之間就公共問題的解決進行協商、溝通，民意最終被治理者所吸納、接受。在“點線面體”的運作過程中，提高呼吁效能的雙強化體現在：一方面是“聯必暢”，民眾不僅依托小規模的基層單元，而且采取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溝通方式，這就大大降低了呼吁的成本、拓展了參與的渠道、縮短了溝通鏈，尤其是“代表有約面對面”“群眾掃碼說事”等線上一鍵直達的數字化手段，極大地提高了呼吁的便捷性、保障了信息傳輸的暢通，增強了民呼之聲的傳播力；另一方面，在重大公共事務的決策過程中，治理者不僅從線下線上聽取、知悉“民呼”之聲，而且按照“商必誠”的要求與民眾溝通、會商，這種會商增強了民眾呼吁的力度，其影響力的強化有助于治理者改進、優化其制定的決策，使呼吁切實有效。
4.回應流程：一體化。這是實現政治參與有效性的關鍵。簡單地說，政治參與的有效性體現在民眾呼吁的效能上，但更為關鍵的是，它意味著將民眾的政治參與“嵌入國家治理的過程之中”，使國家治理者對民眾的呼吁給予程序性和實質性的回應。從政治系統論的角度看，治理者回應的實質是權威當局的輸出行為：“權威當局所產生的輸出包括約束性決策、實施這種決策的行為”以及某些相關的行為。因此，作為輸出的回應其實是一個包括決策、執行、監督、反饋等環節在內的運作流程，切實有效的回應意味著回應流程的一體化，即各個環節依次推進、環環相扣。從這一角度來看，在上述“點線面體”的運作框架中，回應的有效性得益于以下諸多環節的一體化：如果說與民會商有助于治理者決策的科學化，那么，上述“督”與“促”兩大環節的相互支撐則有力地提升了治理者回應的有效性：“督必效”表明人大代表和民眾監督到位，“促必實”體現了民眾驅動治理者積極落實民意訴求的推進力量。
5.技術支撐：數字化。如上所言，在擴大民眾參與過程中，小型化的參與單元無疑有其優勢，但也有其短板，例如它們一般位于基層，基層的民意傳輸會受到縱向上的層級限制，等等。數字化技術是打破這些限制的重要手段：數字化的技術不僅能夠改變過去難以克服的地理空間限制，打破組織結構中縱橫維度的分割與阻隔，而且可以“拓寬公民參與民主活動范圍，并且可以跨越之前看似不可逾越的文化藩籬”。在上述“點線面體”的運作過程中，無論“點”（基層單元）的搭建、“線”（從民呼到我應的聯線）的聯結，還是“面”（參與界面）的展開和“體”（參與式的治理共同體）的構建，數字化技術提供了強大的支持。正是數字化技術極大地激活了基層單元的活力，讓民眾的政治參與既依托基層單元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基層單元固有的局限性。
上述五大元素的演繹清楚地表明，浙江經驗就本文開篇所提出的問題給出了一個系統的答案：參與單元的小型化、秩序保障的制度化、呼吁效能的雙強化、回應流程的一體化和技術支撐的數字化，是讓基層參與單元切實有效地運行起來的五大關鍵因素或基本條件。在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的實踐中，如果把這些理論邏輯元素（小型化、制度化、雙強化、一體化和數字化）與上述實踐運行路徑（“點線面體”）整合為一體，那將是一個基層政治參與單元有效運行的中國方案。
（作者系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政治學研究》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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