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模范村山西賈家莊為例
摘要：新中國建立后，國家在制度建設的同時，也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對傳統農業進行改造。山西省汾陽縣賈家莊在國家開展推廣農業技術過程中，因地制宜、自力更生地發展了農業機械化生產，并在1965年被樹立為全國農業機械化的十桿標桿旗幟之一。機械化推動了賈家莊的農業生產，促進糧食產量增長，并使賈家莊形成多種經營的生產格局。作為全國的先進單位，農業生產機械化還成為突破賈家莊傳統社會因素的有力手段，在生活、組織等方面對傳統鄉村社會進行了重構，形成了“機械化”的賈家莊鄉村社會。
關鍵詞：集體化；農業機械化；鄉村社會；賈家莊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百廢待興，其政治、經濟、文化等都面臨著多方面的改造與重新構建，而這一過程中也觸發了整個社會多個面相的變遷。在廣大農村地區，土地改革完成后，大多數地區的農業生產仍然沿襲傳統的耕作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采取“兩條腿走路”的方式來改變原有的生產方式，即通過傳統農具改造與實施半機械化同時并舉的措施促進農業生產。1958年3月中央成都會議指出：
“我們這樣的大國不可能實現全部機械化，手工業和機械化是對立的統一。改良農具運動是迅速有效的，現在有創造，將來還有創造，機械化和改良農具是對立的統一，要同時進行，這是群眾運動，群眾性的創造無窮無盡，我們要發現和大力推廣。”1368此次會議還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機械化問題的意見》，要求全國各地普遍積極推廣農具改革運動。與“機械化和改良農具”應用所伴生的是新中國農村新型社會關系的建立，“我們不但正在進行關于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
農業機械化這一現代化的生產技術與農村社會發展息息相關，學界現有關于集體化時期農業機械化研究，多基于宏觀角度進行解讀，而對技術與社會制度變化的則關注偏少。現有學術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的研究。“通過集體化時期的農業機械化實踐，探討農業機械化的實踐成果。”“農民使用農具的相關習俗與鄉村社會的民眾之間、集體化時期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一系列權力關系。”“隨著技術不斷發展，所觸發的農家經濟以及與農村社會多元化的變化。闡述了農民對于新技術的應用，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現象，也是一種社會及文化現象。”“圍繞制度變革、技術改進分析建國初農村經濟發展和農家生活的社會變遷，探討這一時期國家與農村，國家與農民以及城市與農村的關系等。”綜上可見，以微觀視角對農業機械化與鄉村社會變遷研究還很少。因此，本文以集體化時期農業機械化模范村山西省賈家莊為切入點，力求探討這一技術與鄉村社會變遷之間的關系。
山西省汾陽縣賈家莊是集體化時期山西省的模范村。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該村就積極進行農具改良與機械改革，并于1954年被列為山西省合作社十個試點之一。人民公社時期，賈家莊全面組織集體經濟，發展多種經營，充分利用人力、資源等條件，增加集體的收入和資金積累，通過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進行農田基本建設，實現農業機械化。“1965年被譽為全國農業機械化的十桿旗幟之一。當年糧食作物畝產量由解放前1947年的40公斤提高到408公斤，農、林、牧、副業總收入達42萬元。”
一、自然環境與農業技術選擇
賈家莊位于山西省汾陽市城北4公里處，東臨汾河，西望呂梁山，全村總面積4．2平方公里。據清代《汾陽縣志》載：“城北八里賈家莊，平地渟淵湛澹，池圜悶如壁，其脈漫衍，無湍激聲，故名。旁地多沃縟，穿引藝稻池上建昭濟圣母祠。近池產九節蒲水蔥、剪刀草、芊錦綠。”由于賈家莊地勢低洼，土地積水嚴重導致堿澇肆虐。解放初期的土地狀況普查顯示，“下濕地、鹽堿地占賈家莊土地面積的23．3%，白毛堿、濕陰堿、黑油堿、淤漫堿地占到23．3%，堿荒灘占9．3%。”賈家莊的鹽堿地鹽分含量高、堿質屬性大導致土壤腐殖質淋失嚴重，土壤有機結構遭到破壞，鹽堿地地表之下堿性十分堅實，對農作物生長有著相當大的危害作用，嚴重時可導致植物萎蔫、中毒或爛根死亡。當地民謠對賈家莊自然環境的描述是：“村西濕澤村東干，村南村北堿荒灘，村中倒有三件寶，蛤蟆、苦菜、蘆葦草。”
在傳統農業生產條件下，賈家莊人通過挖溝排水，種植高粱、棉花、玉米等抗堿耐旱澇作物，采取秋耕不耙、春季淺耕、播前重澆壓堿、苗期淺澆等祖輩在生產中積累的經驗來進行鹽堿地改良。但囿于農業技術的局限，農民使用的農具簡單，且數量極少，導致賈家莊鹽堿地在傳統的農業生產條件之下無法得到改良與治理。同時，由于農戶普遍單獨生產經營，家庭經濟規模小、力量弱，無力進行大規模的治堿工程，即使是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地主對鹽堿地也是“退避三舍”。1948年解放之后土地統計資料顯示，賈家莊4083畝耕地中非堿地944畝，地主、富農就占有850畝，占有95%非堿耕地。面對大面積的鹽堿地，當時的賈家莊村民有一種基本認識：“靠著這些爛鹽堿地，永遠也翻不了身，想翻身得離開這窮地方。”“堿是老天留下的，人有多大本事，還敢和天斗？”“想發財，做買賣。做買賣是早上栽樹晚上就能歇蔭涼。”解放前，賈家莊農業生產面臨著“春天白生生，秋天水汪汪；下種不長苗，長苗不收糧。”“蛤蟆叫，蚊子咬，不長莊稼只長草。”整個村莊糧食平均畝產僅有七、八十斤，致使“貧窮”成為賈家莊的代名詞。
通過表1可看出，賈家莊貧雇農人均占有土地僅2．96畝(其中多數是鹽堿地)。因此，大多數人處于貧困狀態。當時具體情況是，全村170多戶貧雇農大都是給地主富農扛長工、打短工維持生活，有120戶貧雇農賣過兒女140余人，有43戶討過飯。
1948年全村糧食總產量為219 000斤，地主富農就占有127 500斤，占到58%。地主、富農每人平均2125斤糧食，而貧苦農民平均136斤糧食瑏瑠。當地民謠對賈家莊生活的寫照是：“有女不嫁賈家莊，嫁到賈莊受凄惶；爛塌灶破瓦層，炕上躺的病婆娘；生瘡害疥打擺子，輩輩過不上好時光。”
二、集體化制度與農業技術選擇
新中國建立后，政府基于農民個體生產的現狀和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提倡將農民“組織起來”發展農業互助合作，引導農民走上共向富裕的道路，改變農業的落后面貌。從互助組到人民公社制度的確立是土地改革以后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重要措施。
賈家莊黨支部書記賈煥星與張玉瑞等8戶人家于1950年3月正式成立了賈家莊第一個互助組。
1951年互助組的糧食平均畝產180斤，比個體農戶的平均畝產提高38．5%。人均收入超過當地中農生活水平。1952年春耕開始，賈家莊全村的26個變工組經過自愿組合、整頓重組后形成17個互助組，參加互助組的農戶占全村農戶78．4%，其中包括全村勞力的64．2%、牲畜的61．3%、耕地的65．7%。互助組的成立使得各個家庭之間的農具得到互相補充，同時又可以積集體之力購買牲畜、大型農具、新式農具，使得農業生產水平得以提高。從1955年10月開始，山西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發展迅速，1956年農歷正月賈家莊的星光初級社和土地相鄰的陳家莊的晨光初級社、太平村的旭光初級社以及董寺村的春光初級社聯合起來成立“海燕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土地規模擴大后，賈家莊人迫切希望解決農業生產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矛盾。與此同時，國家為適應農業合作化運動發展的需要，在1956年制定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提出：“農業生產合作社應當積極進行改良土壤的工作，用各種辦法把貧瘠的土地變為肥沃的田野。”在1957年頒布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中第12條指出：“合作社和國營農場都應當積極改良和利用鹽堿地、瘠薄的紅土壤地、低洼地、砂地和其他各種瘠薄的土地，注意防止土地的鹽堿化。”從賈家莊的實際情況來看，改良大面積的鹽堿灘地成為了解決農業生產發展的關鍵。
新制度的建立打破了傳統生產方式的局限，集體的力量為改變賈家莊的農業生產條件提供了可能。但有些老百姓認為鹽堿地是自然造化，根本無法改變。為了讓群眾統一認識，賈家莊農業技術能手宋樹勛等人選取了一塊最難治理的二分濕陰堿地作為試驗田(一分種高粱，一分種棉花)，通過起高墊底的辦法結合多施肥、早鋤、勤鋤等措施改治成功，收獲35斤高粱，3斤7兩皮棉，當時群眾把這二分地稱之為“思想田”。隨著改堿工程逐步擴大，老百姓中再次出現了不同的聲音。“治堿地，只能擺個樣樣叫人看，要想把全賈家莊的幾千畝堿地都改造過來，怕有二三十年也搞不完。”這些話語反映出賈家莊改堿的關鍵問題，改治堿地必須投入大量人力和畜力，而這與農業生產是相互矛盾的。
1956年，山西省政府為促進高級社進一步發展，在賈家莊設立了拖拉機站，并且為其配置2輛拖拉機。拖拉機的使用不僅使賈家莊的機耕面積擴大，而且也使得耕作時間縮短。這樣的效率使群眾認識到農業機械的使用可以緩解勞動力緊張的局面。在面對改堿與勞力相矛盾的情況之下，賈家莊群眾把目光轉向了發展農業機械，決定“向工具要勞力”。他們按照先易后難的原則，著重抓節約勞力最多、增產效果最大的工具進行改革。“如過去用手剝玉米每人每天只能剝200多斤，張貴義創造了玉米擦板使得效率提高了十倍；為了改變群眾靠扁擔從田地運輸糧食的現實情況，張萬福自己創造了木輪車。鐵匠宋永信、木匠李玉清等人成立工具改革小組，他們把原來的舊耘鋤增加了兩個鋤齒，變為三齒耘鋤，提高工效一倍半；接著又改制追肥耬，并使鋤耬結合，一鋤兩用，提高工效五十倍，陸續又改制了三齒耘鋤、清糧風車和木制脫粒機。”
隨著這些改良農業機械投入使用，賈家莊在農業生產中節省了大批的勞力和畜力。以1964年為例，使用脫粒機打小麥，每天可脫粒15000斤，一天即可節省20個全勞力和8個畜力。在1964年全大隊共有脫粒機12部，8天就可以全部完成脫粒工作，并且由車拉代替肩挑，電動代替人畜拉水車、碾米、磨面等，每年節省的33491個人工、7246個畜工全部投入到改堿工程之中，每年平均可改良堿地250多畝。從1954年賈家莊改堿開始到1965年，他們通過與改革工具相結合以及挖渠排水、鋪沙改堿、增施肥料等方法，先后投工12萬之多，移動土方42萬多立方米，徹底根治堿地2650多畝(包括后并入的陳家莊、太平村、董寺村的鹽堿地)。
三、自力更生的農業機械化
在賈家莊開展農業機械化工作之后，新的問題再次出現，那就是農業機械化是依靠國家還是自力更生。圍繞這個問題，賈家莊開展了“依靠誰來搞機械化”的問題討論。在討論中有的群眾認為：“咱是先進隊，國家一定支援咱們機器，何必著急。”有人說：“土腦袋還能搞機器。”還有人認為：“一無機器，二無技術更無錢購買，要想機械化，就得向國家要錢要機器。”但有些群眾對于此事并不認可，“路子要靠自己走，世上無難事，只要有恒心，要實現農業生產全面連續增產，一定要大搞工具改革。”農業生產技術是農村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農業技術的改進能夠促使整個社會系統發生變化，而這一變化一旦開始，無論是外力作用還是內力作用，它都會變為自身固有動力。就賈家莊農業機械化而言，從1956年賈家莊設立拖拉機站開始，本地人才與機械設備的缺乏成為阻礙農業生產發展的一個嚴重問題。例如，拖拉機手缺乏、機器壞了沒有配件等。在國家計劃體制下，如何突破這一瓶頸，賈家莊采取了三種辦法。一是請進來，先后從太原青年技校和多種作坊請來師傅6人，邊生產邊傳藝。二是派有文化的人出去學習技術。如1961年為了改制脫粒機，先后派出68人到太原、榆次和太谷等地參觀了7種脫粒機，最終經過104次的反復試驗改制成適合自己使用的工具。三是開展師帶徒、老帶新方式擴大技術隊伍。賈家莊先后共培養出自己的鍛工、焊工、鉗工、機工、電工、拖拉機駕駛員和農具操作手共計150多人。他們還通過每個勞動日少發5分錢，共集資7000元買回一部車床，自己動手利用廢料自制了一臺扁擔錘。通過自力更生，賈家莊農業機械化事業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土到洋的發展過程(見表2)。
集體經濟的壯大，使他們有足夠的資金投入到農業機械的發展事業中。1964年已經有半機械化和機械化機具24種，447件之多。其中，有脫粒機13臺、切草機4臺、電動石磨2臺、水泵2臺、小平車202輛、追肥耬36臺、中耕器10部、膠輪車13輛、汽車1輛、電動機22臺。此外，還有電動石碾、飼料粉碎機、榨油機及修配隊的車床、電鉆、電焊機、吹風機等。調查報告顯示，1956至1964年八年時間累計投資發展農業機械化225000元，平均每畝投資為87．8元。取得這樣的成就，投入資金如此之大，第一沒靠國家支援，第二沒有減少社員收入，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與合理分配。
四、“機械化”的賈家莊鄉村社會
新中國建立后，國家在制度建設的同時，也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對傳統農業進行改造。賈家莊的農業生產機械化是從治堿開始的，但是機械化的發展推動了農田基本建設，提高了在夏、秋收獲季節的作業效率，減輕自然災害給農業生產帶來的損失，有效促進糧食產量增長。尤其是在1965年，平均畝產達到816斤，成為北方地區第一個糧食產量跨“長江”的村莊。
農業機械化的發展也促使賈家莊突破單一農業的生產格局。1960年5月1日賈家莊通了電，根據生產發展的需要，賈家莊先后制作了電動石磨、電動石碾、扁擔錘、振動式糧食烘干機等24種，453件機具，農業機械節約出大量的勞力、畜力則可投入到多種經營的生產之中。由此在賈家莊形成了農業、農業機械化與多種經營的良性循環經濟。如從1958年至1970年總收入為4 676 000元，其中工業、牧業、副業收入為1 940 000元，占總收入的41．6%。農、林、牧、副業的全面發展，一方面改善了群眾生活，另一方面為國家提供了大量商品(見表4)。
傳統社會一直沿襲男耕女織的行為規范，婦女基本從事著磨面、碾米和縫補衣服等家庭事務勞動。隨著農業機械的發展，賈家莊婦女要求對其日常生活用具進行改良，工改組先后將碾米、磨面機具改革為機械化的電磨、電碾，并制造了切菜機、電動碎片機等20多種炊事工具，這些機具的投入使用，不僅提高了效率，而且使婦女也有時間參與到生產活動之中。諸如在1962年到1965年之間改堿治水中，婦女共投工19893個，占男女總投工的36%。
1965年賈家莊全村249個婦女全半勞力，除11個病人外，全部參與了集體生產，平均每人做119個勞動日。糧、棉作物的田間管理，70%由婦女承擔。婦女投工占農業總投工28．9%。
婦女不但突破了傳統社會的限制，而且成為集體骨干，如有婦女支委委員1名、生產正副隊長5名、記工員與小組長8人、宣傳員50人，85名婦女成為農業生產的全能手。農業機械化的發展對傳統鄉村社會進行了解構與重建，賈家莊的農具改革能手被樹立為模范與學習榜樣，農具修配隊隊長武士英、農具改革能手宋連生等成為鄉村社會發展的帶頭人。
由于各種農業機械的投入促進了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賈家莊社員個人收入與公共積累呈逐年遞增態勢(見表5)。
隨著收入的增加，賈家莊人的物質生活水平也有顯著提高。以1970年為例，當年有80%的群眾住上了新房，購買自行車170多輛，收音機27臺，70%的家庭有存款和余糧。除物質生活水平改善外，賈家莊使用公共積累資金興辦了學校、幼兒園、縫紉組、理發室、衛生所、敬老院、圖書室、農民夜校、集體陵園等福利事業。對年老喪失勞動力的群眾，大隊給予固定優待工100個，使他們安度晚年。賈家莊群眾這樣總結自身發展歷程：“治水改堿起了頭，發展工副腰里粗，農業機械加了油，實現四化有奔頭。”群眾這樣形容自己的新生活：“好田新路樹成行，新房新鋪新衣裳，機器馬達隆隆響，六畜興旺糧滿倉，晚上電燈明亮亮，喇叭下面聽歌唱。”同時外村人也由“有女不嫁賈家莊”的認識轉變為“有女要嫁賈家莊，走趟親戚也沾光”。
值得注意的是，在“機械化”的賈家莊社會生活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集體化時期的反行為”。如部分人認為在勞力不緊張時就沒有必要搞農業機械化了，進而放松了農業技術改革工作；有在機具改造過程中出現了趕活計不顧質量的現象，造成集體資產的消耗；有人在學到技術之后，認為有了技術就可以要高工分、高待遇，要勞保，要福利；木工組組員開始外出攬工、抓現錢，脫離農業生產，并認為自家的活遲早都能修，外出攬工可是誤了今天沒今天瑏瑠。還有人認為在機械作業逐步替代手工操作后，產量就會得到提高。但是事實并非如此，例如，由于放松了對機器的管理，原來磚瓦窯手工操作時每月生產15萬塊磚，使用機器生產后，頭兩個月只生產了10萬塊磚。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著力開始推動農業生產機械化，力圖運用先進的農業機械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并通過組織建設與提高農業生產技術相結合的方式來達到改造農村社會的目的。但由于受制于地理條件、社會結構、經濟水平等因素的影響，各地實施機械化的水平千差萬別。透過集體化時期賈家莊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與鄉村社會的微觀研究，我們看到農業技術發展不僅要與區域社會、自然條件、合理有效制度相結合，而且與鄉村社會存在著非常復雜的關系。因此新中國成立后，農業技術通過農業生產逐漸內化于農村社會中，并且成為突破傳統因素的有力手段，農業技術的發展同時也成為鄉村社會變遷的一條脈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 2017年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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