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農業經濟理論前沿論壇綜述*
現代經濟學呈現的主流方向是，運用經濟學理論與方法研究經濟行為和現象，越來越重視情景依賴問題。特殊現象與特定環境條件，有可能拓展經濟學的解釋能力。中國的經濟學研究伴隨著中國的經濟增長，在學習、消化、吸收西方經濟理論的同時，已步入化蛹成蝶的蛻變階段，一個能夠既堅持經濟學的基本范式，又可以解釋中國經驗的經濟學流派，呼之欲出。中國特殊性所表達的對象特殊性，極有可能構成中國經濟學家關于經濟理論的話語權。
農業經濟是理論創新的沃土。過去幾十年里，中國“三農”改革和發展的實踐為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生動鮮活的素材與案例，推動了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并成為經濟學理論的天然實驗田。目前，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重點的農業改革正在進行中，我國“三農”發展遇到了不同于以往的難題，急需理論上的闡釋和指導。中國的特殊國情決定著中國農業經濟學應該做出特殊的理論貢獻。為此，華南農業大學國家農業制度與發展研究院、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研究》編輯部攜手發起成立“農業經濟理論前沿論壇”，并得到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農林經濟管理學科評議組的支持。論壇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引，結合經濟學的國際前沿，追蹤中國“三農” 發展現實，探討中國農村經濟轉型發展的新問題、新領域與新方向，力求推進“三農”問題解決，助推中國經濟學流派繁榮。
首屆農業經濟論壇以“中國農業轉型發展: 經驗、啟示與展望”為主題，于 2017年 4 月 22 日—23 日在廣州舉行，本屆論壇由華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國家農業制度與發展研究院共同承辦。論壇開幕式由華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萬俊毅教授主持，華南農業大學副校長咸春龍教授、《經濟研究》常務副主編鄭紅亮教授、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郭沛教授、華南農業大學國家農業制度與發展研究院院長羅必良教授分別致辭; 4 月 22 日上午和 23 日上午的大會報告環節分別由經濟研究雜志社社長張永山教授和華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羅明忠教授主持。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曉山教授在題為“縮短改革陣痛期，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的報告中指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系到農業經濟理論觀點的探討爭鳴、法律法規的立改廢、政策措施的調整完善。要通過綜合配套改革，突破制度瓶頸，破除既得利益的藩籬。這包括改革現有的糧食收儲制度，推進農村金融體系改革，創新農業保險制度，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張曙光教授在題為“新經濟對經濟學理論的挑戰”的報告中重點闡述了當前現實經濟發展對經濟理論提出的五大挑戰，包括信息化生產力、經濟人行為假定、參與價值論、產權和合約問題、利率理論和增值理論等。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山東大學黃少安教授的報告題目是“如何認識大轉型背景下的中國土地問題”，他認為，要結合歷史來分析并把握當前中國土地問題的實質。國務院參事、中國農業大學何秀榮教授在其報告“書齋與社會”中結合其個人的學術成長經歷、經驗和感悟，向與會者講述了社會科學研究的能力要素、學術論文與決策咨詢政策建議的區別等，他鼓勵學生要在書齋中牢牢打好基礎，但是書齋需要聯系現實社會，與社會互動。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朱信凱教授在題為“對法國重農主義的幾點新認識”的報告中指出，農業是一個集技術、經濟、政治和國家安全于一體，與整個人類的進化史相并存，并隨著社會發展和進步，越來越表現出多功能性的、永恒的魅力產業。要理解魁奈重農學派的主要思想必須把握四點: 一是農業和農民的基礎性地位，二是農產品流通和價格對促進農業發展的關鍵性作用，三是經濟表，四是重視農業資本投入和規模經營。
論壇共收到應征論文 180 多篇，經論壇組委會嚴格評審，最終確定 61 篇論文入選參加論壇交流。4 月 22日下午，與會者圍繞不同主題進行了五個分會場的報告，各位專家逐一對分會場報告論文進行了點評。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農業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中山大學、南開大學、西南大學、中央財經大學、上海財經大學、西南財經大學和各大農業院校等全國30 余所高校以及科研機構的百余名專家學者參加了本次論壇。4 月22 日晚上，羅必良教授主持了主題為“研究方法論———如何將理論和實踐研究相結合”的學術沙龍，受到與會者的歡迎。論壇閉幕式由羅明忠教授主持，羅必良教授做論壇總結，何秀榮教授代表第二屆論壇承辦單位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向各位參會代表發出了邀請。
一、農地流轉: 市場邏輯、影響因素及其效應
盡管以家庭承包制為核心的中國農村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制度效果，但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深入推進與農村勞動力的快速流動，以土地均分為特征的承包制卻留下了嚴重的后遺癥。由此，通過鼓勵農地經營權的流轉與集中，改善農地規模經濟性，推進農業經營方式轉型，就成為必然選擇之一。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華南農業大學羅必良教授基于全國9 個省 2704 戶農戶的問卷調查數據發現，農地確權加劇了農戶的土地稟賦效應，不僅未能有效促進農地流轉，反而加劇了農地流轉的抑制程度。農地流轉市場不是單純的要素流動市場，農地的人格化財產交易不同于一般產權交易。因此，農地流轉有著特殊的市場邏輯。他提出應該拓展科斯定理( 即“科斯第四定理”) ，即當存在交易成本時，如果不能通過產權的重新調整來改善效率，那么選擇恰當的產權交易裝置進行匹配能夠改善總的福利效果。此外，他還強調應該重視交易制度結構的研究。
影響農地流轉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國家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吳比利用農村固定觀察點 2009—2014年的面板數據，以糧食生產為例進行的實證分析表明，對普通小農戶而言，農業機械化發展水平的提高并未促進其租入土地，但間接促進了其土地租出; 當農戶經營規模達到一定規模時，農業機械化發展促進其土地租入; 這種土地向規模經營戶集中的現象，是由于相對小農戶而言，機械化發展顯著提高了規模經營戶的勞動生產率。西南財經大學范丹等通過構建村級層面的空間距離權重矩陣，實證分析發現，村莊外出務工比例和規模經營大戶對土地流轉規模有正向顯著影響，本地務工比例對土地流轉規模有負向顯著影響; 傳統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的估計結果高估了外出務工比例和種植大戶對土地流轉規模的正向影響，低估了本地務工比例和養殖大戶對土地流轉規模的負向影響。華南農業大學胡新艷和王夢婷將地權安全性表達為法定賦權、事實產權及產權認知，并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法定賦權和產權認知維度顯著促進農地流轉，而事實產權維度的地權不安全負向影響農地流轉。
那么，農地流轉中的契約達成及其價格確定有何特點? 華南農業大學洪偉杰和胡新艷基于關聯博弈視角的研究發現，農地流轉中，關聯博弈強度越高，契約越穩定，越可能選擇非正式契約和短期化契約。加強交易雙方的關聯博弈強度，能夠有效制約雙方的違約行為，保證契約的穩定與執行。南京財經大學錢龍和貴州大學洪名勇的研究認為，農地流轉中，轉出戶的控制權偏好較為強烈，隨著控制權偏好的增強，雙方達成口頭契約、短期契約和無償契約的概率會增高，契約形式與契約期限會反向互動，契約形式與契約租金會正向互動，但契約期限與契約租金選擇沒有相互作用。華南農業大學朱文玨和羅必良關注了農地流轉中的規模經營主體簽訂合約的穩定性問題，規模經營主體希望簽訂長期穩定農地流轉合約，但由于存在農戶的“租金要挾行為”，普通小農之間簽訂的農地流轉合約可能是穩定的，規模主體進行農地轉入時卻極易內生出合約不穩定問題，使其面臨流轉困境。安徽大學李靜等指出，農地流轉中存在價格歧視現象，在確權缺失或未完美執行的情況下，如果出租方是具有承諾能力的執行部門( 村兩委) ，那么出租方可以( 在完美貝葉斯均衡中) 使用二級價格歧視，使得一些承租方支出高租金，而另一些將支出低租金，并且二級價格歧視依賴的信息甄別技術將造成一定時期內的流轉比例較低; 然而，在確權情景下，有可能在土地出租過程中，可以完全流轉土地，但出租方只能獲得最低的租金。華中農業大學馮華超和鐘漲寶利用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2011—2012 年數據研究發現，農地確權可以提高土地資源的內在價值，確權組農戶的流轉價格要比非確權組農戶高出54. 6% ; 確權可以顯著提升自評健康較差的女性老年人戶主家庭的轉出價格，同時對調整過土地以及丘陵地區的流轉價格有明顯提升作用。
農地流轉的經濟效應也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之一，華南農業大學張沁嵐等人的實證研究發現，初始資源稟賦優勢和信貸可得性對農戶租入土地具有正向影響; 農戶土地轉入行為是理性且有效的，即使是小規模轉入，也對土地流轉表達的市場含義做出了積極響應，在利用農業外包服務和提高人均收入方面，實現顯著性增長; 但對于破解土地細碎化問題，效果仍不明顯。南京農業大學張蘭等人的研究表明，與轉入土地的傳統小農戶相比，僅有部分規模經營主體實現了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安慶師范大學王全忠分析了耕地流轉租期對種糧大戶的農業生產性投資的作用機制與影響。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馬金秋的研究發現，無論是轉入還是轉出農地，都有利于提高農戶收入。
二、制度與合約: 農戶行為變化、權利保護與鄉村治理
在中國農村經濟社會轉型發展進程中，農戶的行為決策可能發生變化，進而對鄉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華南農業大學羅明忠等認為，在新一輪農地確權實施過程中，面對農地產權不穩定等問題，農戶可能提出各種訴求并采取相機抉擇，必須完善相關農地制度，強化農地保護。面對各種不確定性，農戶聯合成立并加入合作社成為一種可能的選擇。浙江大學朋文歡和黃祖輝基于廣西富川縣的經驗研究表明，農戶能否成為合作社成員既取決于農戶自身的入社需求，更有賴于合作社對其的吸納意愿。然而，biprobit 模型的結果顯示農戶和合作社在決策中關注的焦點迥異，前者希望通過入社來改善自身的貧困弱勢，節約交易費用并規避經營風險，有專用性投資的貧困建檔立卡戶入社更積極; 后者對貧困戶則并未表現出青睞，經營規模大并有專用性投資的非糧戶才是其重點吸納對象。二者各自期許的“鴻溝”構成了當前農戶入社意愿難以向實際入社行為轉換的主因。南京農業大學蔣奇借助日本農協的案例，回答了小農之間“弱者聯合”存在的問題和未來走向。西南財經大學謝璐基于崇州市農業“共營制”的剖析發現，農業職業經理人市場是地方政府在解決了信息效率和激勵相容問題基礎上，構建的一個微觀要素市場，其核心是工資合約，是由固定收入、分成收入和政府補貼組成的半市場化合約。南京農業大學周力和劉馨月認為，專用性投資是農戶“隱性違約”的抑制因素，專有性投資是農戶通過“隱性違約”進行尋租的誘因，具有通用性質的經驗變量是農戶投資由專用性轉變為專有性的重要條件。
在轉型發展時期，中國農民的政治參與及鄉村治理問題也是與會代表關注的話題之一。中國農業科學院郭君平利用我國 5 省 10 縣 1000 戶農戶的微觀數據，發現農民及其子群體政治參與態度與行為呈低度相關，相關系數均未超過0. 35; 不同群體中政治參與態度與行為相背和混沌的人數占比在 11%—59% 之間，但多集中于 50% 左右。中山大學林建浩等人的實證研究表明，宗族網絡的規模和強度、基層民主的監督力度以及村干部的年輕化和知識化都有助于發揮耦合效應的治污作用，宗族與基層民主的耦合會推動鄉村在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下跨越“倒 U 型”EKC 曲線的峰值拐點，更早進入經濟發展與環境改善雙贏的良性循環階段。中山大學梁平漢與肖書康從農村內部結構分化視角考察村民的選舉行為，發現基于宗教的非正式組織是鄉村分化的重要力量，在村級選舉中起著重要作用，宗教群體內部的信息共享可能是其影響選舉行為的一個可能渠道。上海交通大學劉彬彬等人的實證研究發現，勞動力流動特別是勞動力流入對農村民事糾紛、違反治安條例及刑事案件有正向顯著性影響; 相對于內陸地區，勞動力流動對沿海地區的影響更為明顯。此外，貧困發生率、勞動力受教育程度、勞動力閑置及基層村干部數量對農村社會治安的作用不容忽視。
三、金融與效率: 可獲得性、效率評價及其改善
農村金融服務與信貸可獲得性及其效率評價是事關要素流動與配置的核心問題。華南農業大學米運生等針對企業動態演化不同階段的信任異質性、圍繞借款人的道德風險問題，構建聲譽效應的信貸博弈模型，從初級儲蓄者選擇不同融資模式的條件及邊界轉換的動態角度，探索民間金融的內生性功能和普適性價值，揭示了民間金融促進宏觀經濟長期增長的微觀機理。在種子期和成長期，民間金融借助熟人社會的關聯博弈控制道德風險，為新創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 隨著借款人固定資產的不斷增加和市場聲譽的不斷累積，新創企業出現了蝶蛹效應，從而具備了依靠陌生人社會的制度信任而轉向間接融資模式的資信條件。中山大學郭凱明認為，已有研究普遍忽略了投資通過結構轉型影響勞動生產率的經濟機制，而通過數值模擬發現，非農業和農業部門生產投資品的相對技術水平變化對投資品的產業結構影響顯著，大于相對價格變化的影響。南京大學肖斌卿等運用四元Probit 模型研究發現，農戶信貸市場中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之間在需求和供給層面存在互補關系，但兩者間并未表現出顯著的收入異質性。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常露露和呂德宏的研究表明，市場風險、道德風險對農戶信貸約束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考慮農戶的異質性后，中高經濟水平農戶的信貸約束程度更強。農地經營權抵押對農戶信貸約束具有間接緩釋效應，顯著提高了農戶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通過抵押功能的實現，顯著降低了農戶道德風險。
農村要素資源的優化配置，重要目標就是改善生產效率。西南大學溫濤等基于我國九個連片特困地區的微觀農戶調查數據實證分析發現，連片特困地區農村金融發展，無論是農村正規金融還是非正規金融，不僅顯著促進了貧困的發生，而且擴大了農戶內部的收入差距，對農戶收入增長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且這一抑制作用在貧困農戶中尤為明顯。相反，連片特困地區農戶人力資本、物質資本以及社會資本的培育都對其減貧增收具有積極的作用。華中農業大學周曉時等人的研究指出，人力資本要發揮出生產率促進作用，需要一定的經營規模進行匹配。在農戶經營規模較小時，人力資本對農業生產效率有顯著負向作用; 在中等經營規模情況下，人力資本的影響變得不顯著。進入大規模經營后，人力資本顯現出顯著的促進效應。狹小的農業經營規模限制了教育投資的合理回報率，導致勞動力的選擇性轉移，通過擴大農業經營規模，可以避免農村人力資本的淺化。四川農業大學鄧鑫等考察了非農就業、生產環節外包決策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影響，非農就業對農戶外包決策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在務工成為家庭主要經濟來源時，非農就業成為提高農戶農業生產效率的重要因素，非農就業緩解了家庭資金約束，家庭傾向于將農業生產環節外包于從事農業生產具有較低機會成本的個人或組織。上海財經大學許慶等人的研究認為，健康人力資本與信貸資本是影響農業生產效率的重要因素。新農合有利于農戶的勞動生產率與土地產出率的提高，并顯著改善了農戶的生產信貸獲得情況，進而提高了其勞動生產率。上海財經大學馬文杰和徐曉萍基于千村調查數據研究發現，金融抑制類型的識別會顯著影響農村金融扶持的效果。要提高供給型金融抑制地區的金融扶持效果，應以提高金融可獲得性為主，降低貸款成本并非最佳選擇。降低貸款成本是提高需求型金融抑制地區金融扶持效果的首選，但增加金融機構網點并不會顯著提高農戶貸款額。西南財經大學的賈晉和李雪峰認為，農村金融機構在“行政 － 經濟”壓力體制下，其選擇性機會主義行為表現為保證涉農貸款“不出事”，而不是激勵農戶“更賺錢”。現階段政策驅動下農村金融機構的被動參與，無利于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限制了正規金融在農村信貸市場的創新行為。
四、農業與發展: 要素配置、收入分配與生產轉型
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中國的農村勞動力配置及其農業生產發生了重大變化。華南農業大學張同龍與中國科學院張林秀基于1998—2015 年中國農村勞動力市場的演化情況發現，中國農村勞動力的非農轉移趨勢仍在持續，其中外出務工的擴張主導了這一趨勢，沒有證據顯示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而且，年輕勞動力和男性勞動力主導非農就業，但組間差距在持續縮小; 非農就業結構的變化很好地回應了整體經濟轉型要求。而上海財經大學許慶和趙思誠則認為，隨著中國跨越“劉易斯拐點”，農村勞動力流出對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逐步顯現，“無人種地”成為備受關注的熱點問題。與此同時，青壯年勞動力流出和人口自然衰老效果疊加使得農村部門面臨更為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以50 歲為拐點，勞動力的非農收入會隨著年齡增長先增加后減少，而其農業勞動時間投入會隨著年齡增長先減少后增加，非農收入變化是農業勞動投入變化的主要動因，并且方向大致相反。華中農業大學黃瑪蘭和李曉云的研究表明，從全國范圍看，勞動力價格的上漲顯著抑制了糧食作物種植比例，促進了經濟作物的種植比例，尤其是對蔬菜的促進作用最大。在糧食作物內部，勞動力價格上漲帶來的影響呈現出顯著的差異性。勞動力價格上漲對三個區域的蔬菜和玉米均具有正向影響，且影響方向與全國相一致。但同時勞動力價格上漲對不同區域的作物種植比例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差異性，并表現出與全國整體水平不一致的現象。
北京大學趙秋運認為，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改革背景下，對大多數農戶來說，最有效的重新分配土地以達到最優配置的方式就是參加土地流轉市場。事實上，盡管中國農村的基尼系數在過去幾年呈現上升趨勢，但土地流轉市場的出現有助于緩解農村貧富差距的惡化，改善了農村收入不平等。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彭繼權研究了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階段對農戶多維貧困的影響。結果表明，家庭生命周期對農戶多維貧困影響呈現倒“U”型的關系，即起步型家庭和衰退型家庭遭受多維貧困的可能性最小，成熟型和成長型家庭的可能性居中，擴張型家庭的可能性最大。南開大學姚萬軍的研究發現，農戶農地經營規模與土地生產率間呈現顯著的N 型關系，兩個拐點的農戶土地經營規模分別是 3. 69 畝和37. 06 畝。當前我國農戶土地經營規模處在兩個拐點之間，擴大農戶土地經營規模將會降低土地生產率。華南農業大學楊朝慧和文曉巍認為，我國農業產業的轉型發展必須要順應食品消費結構的變化趨勢。浙江大學王文亭等人的實證分析發現，農業機械的跨區作業對糧食產量有空間溢出效應。
五、政策與評估: 不確定性、農業保險及其扶持
上海交通大學李承政等考察了天氣與經濟績效二者之間的非線性關系。與平均氣溫為 10—15℃的適溫天氣相比，20—30℃的高溫天氣以及 30℃以上的極端高溫天氣會顯著降低地區生產總值; 低強度降水天氣的減少或干旱天氣的增加會對地區生產總值產生不利影響。分生產部門看，農業部門和非農部門對天氣的反應存在明顯差異。相比于非農部門，農業部門對極端天氣的反應特別敏感，極端高溫( ＞30℃) 和極端降水( ＞50 毫米) 天氣會顯著降低糧食、棉花和油料作物產量以及農業部門總產值。華中農業大學張露等指出，在氣候災害的應對和救援中，政府提高生產性公共服務的供給效率是減少受災損失、防止農戶“因災致貧”的重要途徑。
湖南科技大學向國成等在回顧我國經濟現代化歷程中的工農業關系的基礎上，構建一個包含財稅政策的兩部門跨期模型，其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實施工業補貼( 或農業補貼) 政策能夠降低農業機器(或糧食) 的市場價格，擴大其市場需求和人均真實收入，對促進工農業分工具有顯著正向效應; 而實施農業稅( 或工業稅) 政策雖然也會降低農業機器( 或糧食) 的市場價格，但不能提高其市場需求與人均真實收入，對工農業分工的促進作用極其有限。華南農業大學胡新艷和陳小知分析了確權影響投資激勵的機理及其效應，發現“確權—收益保障—投資激勵”作用路徑占總效應的 16. 7% ; 要素交易效應中“確權—貸款可得性—投資激勵”的作用路徑占總效應的 55. 8% ，而“確權—農地流轉—投資激勵”的作用路徑不顯著。南京審計學院萬樹依據社會福利理論，運用制造業和農業兩部門的科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推演財政支農的福利模型，實證分析中國財政支農政策的福利績效。結果顯示，中國市場轉型過程中的價格機制使中國財政支農“逆向”調節了城鄉居民福利，遏制了農民農業生產的勞動投入，擴大了城鄉居民的福利差距，沒有實現財政轉移支付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政策目標。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潘經韜的研究表明，農機購置補貼政策對農機作業服務市場存在著“促進效應”和“制約效應”，但“促進效應”強于“制約效應”，加大農機購置補貼力度促進了農機作業服務市場的發展。西南財經大學馬雙等認為，寬帶鄉村建設可以通過寬帶網絡尤其是無線寬帶網絡的建設增加商品信息向農村家庭流動的速度，以及縮短農戶與商品市場的距離，增加農村家庭的消費支出。實證結果顯示，寬帶鄉村建設使農村家庭手機擁有率顯著增加11. 4 個百分點，使農村家庭總消費在 2012—2014 年顯著上升16% ，年均增加8% 。
重慶大學付小鵬和梁平運用雙重差分( DID) 的因果識別方法分析了政策性農業保險試點對農業種植行為的影響，結果表明，政策性農業保險顯著增強了農民的專業化種植傾向，弱化了多樣化種植行為，而且這種影響具有顯著的滯后性和異質性特征。中央財經大學周縣華的研究結果顯示，種植業風險空間溢出效應顯著，但是當相鄰縣數目擴展到8 個以上時，相關性降低較快。吉林省玉米種植保險在全省范圍內可以細分成 8 個風險區劃，由于種植業保險系統性風險的存在，這種風險空間分布削弱了現行“一省一費”農業保險政策的效應。內蒙古農業大學趙元鳳和張旭光基于內蒙古奶牛養殖戶的實地調研數據，應用倍差模型和匹配倍差模型，檢驗奶牛保險對參保者養殖損失的影響。結果顯示，中國目前實施的奶牛保險政策尚不能顯著降低參保者的奶牛死亡損失。浙江大學張躍華利用自然實驗方法度量生豬保險道德風險以及養豬戶生產行為變化，發現生豬保險會顯著提高生豬死亡率，出現道德風險; 但并未發現生豬保險對生豬存欄量的顯著影響，同時生豬保險可以顯著提高養豬戶匯報重大疫情的意愿，有利于提高國家動物疾病防控。華中農業大學趙暢錦和熊濤運用集合經驗模態分解技術對生豬價格進行多尺度分解，結果表明，中國生豬價格主要由生豬市場短期供需不均衡導致的高頻波動分量、由重大事件導致的低頻波動分量、經濟基本面決定的長期趨勢分量等三個分量組成，其中長期趨勢分量和低頻波動分量為主要分量。生豬市場調控政策主要影響生豬價格的低頻波動分量，而對長期趨勢分量和高頻波動分量影響不大。
與會專家指出，從入選論壇的論文看，當前我國農業經濟學界的學術研究愈益規范，方法更加先進，尤其是計量方法的使用與國際前沿更加接軌，選題與中國實際密切契合，體現了中國特色，反映了中國的特殊性。當然，在思想性和創新性方面，尚需做出進一步的努力，尤其是建立在良好的理論構架基礎之上，具有嚴密的邏輯性和學理性的實證研究，更是需要強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研究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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