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遷移跟蹤
近兩年，在城市環境、房價等問題的壓力下，“逃離北上廣”相關的討論越來越多。而在農村，隨著城鎮化率升至高位以及不少城市產業升級，外出的農民工也在逐年減少。那么當今中國人口分布和遷移呈現著怎樣的特征，人們是如何“用腳投票”？本文將進行分析。
1. 趨勢集中，增幅分化
1.1 發達地區的吸引力
人口的統計指標包括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戶籍人口是以戶口作為標準；而常住人口則是指居住在當地半年及以上的戶籍和非戶籍人口，更能代表當地多數時間真實的人口情況，因而我們首先考察的是常住人口。
從省級層面來看，2010年以來的全國常住人口增長呈現了南高北低、西部略高的特征。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來，全國人口增加了3.1%，天津、北京的常住人口增幅分別高達20%和10%，新疆、西藏、寧夏、重慶、青海等中西部省區人口增幅也超過5%。整體上北方省份增幅大多低于南方，而東北人口增長最慢，其中吉林和黑龍江這六年常住人口甚至負增，遼寧常住人口也僅增加了0.1%。
同一省內部的不同城市發展千差萬別，因而常住人口分布也不是均勻的，并且人們會“用腳投票”，選擇遷移，此時更多考慮的其實是城市而非省區，因此從城市層面去考察人口變化能獲得更多信息。（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口徑，一線城市有北京、上海、廣州、深圳4個，二線城市32個，包括除一線城市外的省會城市、直轄市、計劃單列市，而其他地級及以上城市我們稱為三四線城市。）
從城市層面看，2010年以來我國的常住人口依然呈現向一、二線城市所轄地區集中的特征。截至16年，我國4個一線城市聚集了全國5%以上的常住人口，二線城市常住人口占比也超過16%，而其他城市常住人口占比近80%。形成對比的是，最近6年我國總人口增加了4180萬，其中約15%的新增常住人口分布在一線城市，逾40%分布在二線城市，因而人口整體依然是向較發達的大中型城市聚集。
1.2 同級城市增幅分化
同級城市的人口近年也呈現了不同的增長特征。我們選取了全部4個一線城市以及2010年至2016年有完整常住人口數據的29個二線城市和160個三四線城市作為樣本，將2010年以來的時間分為最近三年（2013-2016年）和之前三年（2010-2013年）進行對比。
一線城市，京滬放緩、廣深加速。北京、上海最近三年常住人口的累計增幅僅為2.7%和0.2%，均比10-13年低了5%左右；而深圳和廣州近三年的常住人口增幅分別接近9%和12%，較之前三年大幅提高。
二線城市，中部地區人口增長較強。天津、長沙、鄭州、武漢、銀川、廈門最近三年的常住人口累計增幅在5%以上。近三年二線城市常住人口增長大多都超過了全國人口增幅，僅沈陽、大連、南京和太原人口增長慢于全國平均。而比較來看，近三年長沙、杭州、成都（不含簡陽，下同）、寧波和西安的常住人口增幅較之前三年提高了1.5%以上，人口加速增長。
15年以來，三四線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速有了小幅回升。我們統計的160個三四線城市13-16年的人口累計增幅為1.33%，低于全國平均的1.62%，但較之前三年的1.20%略有改善。13年以來常住人口增長低于1%的三四線城市較之前三年明顯減少，而增幅在1-1.5%的城市增加了1/3。
具體來看，人口增長加快的三四線城市，可以大致分為三類：其一，是克拉瑪依、珠海、嘉峪關這類人口基數不大的移民城市，這些城市的產業發展需要和開放的政策持續吸引著外來人口；其二，是徐州、三明、許昌等區域經濟較強的三線城市，它們雖不是省會，但或自身經濟基礎在周邊區域居前、或毗鄰區域經濟中心，因而成為務工人員在一二線城市以外的選擇；其三，是安徽、四川等省的人口流出城市，它們常住人口近年的提高，與人口流出放緩以及二胎放開后生育意愿高有關。
但整體來看，大多數三四線城市的人口增速仍低。一二線城市的人口增速整體高于全國平均，其實就意味著三四線城市人口增長緩慢。雖然一些具備競爭優勢的三四線城市近年人口增長加快，但這并非整體現象。在我們統計的160個三四線城市樣本中，最近三年的人口增長超過全國人口累計增速的僅有不到60個，大多數三四線城市的人口增速仍低。
2. 從哪里來，到哪里去？
2.1 三四線向一二線聚集
戶口在中國的各級城市中與醫療、教育、購房、社會服務等多項權利聯系在一起，若假設各地人口自然增長率保持穩定，那么戶籍人口大幅的波動就往往與戶口的遷入、遷出有關。
從戶籍變化看，過去三年依然呈現了人口從東北和中西部往東南沿海發達地區遷入的趨勢。最近三年廣東省的戶籍人口增加最多，較發達的二線城市廈門和成都戶籍人口增速也分別超過了10%和5%，廣州、杭州、天津戶籍人口增幅超過4%，均在全國居前列；而戶籍人口遷出最多的主要是黑龍江、吉林等東北地區和四川等中西部省份的三四線城市。
進一步將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對比，可以比較不同城市外來人口的相對多少。我們選取了2010-2016年有完整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數據的110個城市，并用“（常住人口-戶籍人口）/常住人口”計算總人口中非戶籍人口占比，正值說明外來人口凈流入，而負值表示本地人口凈流出。
從非戶籍人口比重來看，人口凈流入最多的城市均為全國或區域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大多位于珠三角和長三角，包括4個一線城市，8個二線城市和8個三四城市。其中，廣東有5個，分別是廣州、深圳以及毗鄰的東莞、中山、惠州，并且東莞外來人口占比高達75%，深圳、中山也都超過50%，江蘇有4個，為蘇南的蘇州、無錫、常州和省會南京。
而人口凈流出最多的城市，則解釋了上述凈流入城市中的非戶籍人口從哪里來。廣東和江蘇均有三個城市人口凈流出居前，共同的特點是位于經濟大省的欠發達地區，此外同樣凈流出嚴重的還包括四川、河南、安徽等傳統的外出務工人員的來源地。
2.2 東南部往中西部回流？
近幾年一些中西部城市的確出現了非戶籍人口占比的回升。比較各城市最近三年與之前三年非戶籍人口比重的變化可以發現，占比提高最多的城市中，僅廣州和武漢是人口大幅凈流入的一二線城市，而其余18個城市均為中西部三四線城市，其中宜昌和淮北非戶籍人口比重略高于0，剩余16個城市截至16年底仍是人口凈流出。
相反，廣東和江蘇的一些三四線城市的非戶籍人口占比在較快下降。這類城市中有一部分是傳統的人口凈流入城市，如東莞、深圳、廈門、蘇州等，另一部分則是原本人口凈流出的城市，例如廣東的梅州、茂名和江蘇的宿遷、徐州等。
那是不是就說明人口正從東南沿海城市大規模回流向三四線城市呢？
我們認為從數據來看，答案并非如此絕對，準確地說，部分地區人口回流和戶籍外遷正同時發生。導致非戶籍人口占比提高的原因可以分為常住人口增加和戶籍人口減少兩種，前者意味著外來人口流入或者外出人口回流，而后者則與本地戶籍人口遷出相關。
外來人口占比提高的城市，除了廣州、武漢、重慶戶籍人口增速超過1%，其他城市的戶籍人口均表現為低增甚至大幅負增，說明一些常住人口少于戶籍人口的城市，人口確有回流，但相當多的戶籍非常住人口也遷出了當地。而外來人口占比持續下降的東南沿海三四線城市，常住人口的低增說明外來人口流入有所放緩，但同時一些東南沿海三四線城市戶籍人口較快增加也是外來人口占比下降的重要原因。
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快戶籍制度改革，隨后各省在14-15年陸續開始推行放開中小城市的落戶限制。這促使部分長期外出務工的非戶籍流動人口，為了子女入學或者社會保障等需求，選擇在工作地落戶。近三年戶籍人口遷入加快或遷出放緩的城市包括了深圳、武漢、廈門等一二線城市和廣東、安徽等地的中小城市，但戶籍人口加速遷出的城市仍集中在東北地區和中西部三四線。
3. 遷移背后的原因
3.1 經濟增速下行，人口流動趨緩
同級城市人口增速分化，部分三四線城市常住人口增速回升，而一些外出務工省市人口回流，均意味著人口遷移的趨勢較之前幾年出現了放緩和分化。
整體上，我國的流動人口規模在15年迎來拐點。14年全國流動人口總數達2.53億，15年開始下降，16年流動人口已降至2.21億，流動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也從14年的18.5%下降到16年的16.5%，印證了全國人口流動在趨勢放緩。
人口流動放緩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新增外出農民工數量大降。我國的外出農民工人數占了全國流動人口的近七成，2010年我國外出農民工人數1.53億，較上一年增加了800萬人，增幅達5.5%，但自此之后新增外出農民工人數便逐年減少，到16年新增外出農民工僅50萬人，增幅大降至0.3%。
而經濟增速下降，是人口流動特別是農民工外出務工減少的重要原因。近年我國經濟增長中樞從10%下降到7%左右，而經濟增速的放緩對應著就業機會的減少，因此也導致對農民工的用工需求顯著下降。
3.2 一線政策控人口，中部二線承接產業
具體到城市層面，部分一線城市的人口增幅放緩主要源于政策變化。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北京和上海分別表示2020年常住人口將被控制在2300萬和2500萬人。通過收緊大城市的落戶條件和拆除群租房等措施，而同時一線城市房價飆漲，北京和上海流動人口的涌入確實大為減緩，但在控制政策較為緩和的廣州和深圳，人口則繼續加速增長。
近三年，部分二線城市的人口增長規模甚至超過了一線城市，成為人們繼一線城市之后的選擇。一方面，部分二線城市也能提供較好的機會和資源。一些熱門二線城市如天津、重慶、鄭州、武漢等作為區域的經濟中心，往往也具備不錯的就業、教育和醫療等資源，加之當地政府出臺了寬松的落戶條件和招才納賢的政策，更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被一線城市拒之門外的外來人口遷入。
另一方面，二線城市，特別是一些中西部城市，由于承接了一線和東南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也帶來了就業人口的增加。近年中低端制造業逐步從一線城市和東南沿海地區遷往中部二線城市，產業的轉移帶來了就業人口的遷移。2010年以來，天津、成都、重慶、長沙的工業增加值累計增幅均超過150%，而它們也是近年人口規模增長最快的幾個二線城市。
4. 用腳投票的選擇
總結來說，人口遷移實際上相當于一次用腳投票的選擇。人口集聚的背后其實是產業和資源的集聚，驅動人口流動最主要的因素是追求更好的生活，具體而言包括工作、收入、環境、社會資源等等，在這些方面大城市無疑具有明顯的優勢。
從國際經驗來看，城市化進程中，人口都是持續向大都市圈集聚。美國雖然二戰后第一大人口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小幅回落，但超過100萬的城市群人口占比持續上升，人口呈現向大城市群持續集聚的趨勢。日本的人口遷移也十分類似，東京、大阪、名古屋作為日本的三大都市圈，人口長期保持大規模凈遷入。雖然2010年前后日本人口見頂，相對較小的大阪和名古屋都市圈人口凈遷入降到0，但最大的都市圈東京圈仍保持著人口凈流入。
而從國內來看，盡管人口流動放緩，但一二線城市無論是常住人口增長，還是外來人口占比，都仍遠高于絕大多數三四線。一二線城市能夠提供遠超三四線城市的就業機會和工資水平。例如，世界500強企業在中國大陸的總部位于一線城市的有75家，位于二線城市的有14家，而位于三四線城市的僅9家。而一線城市及多數二線城市的年平均工資也高于全國水平。
因此，在一線城市政策嚴控人口的背景下，常住人口正在往控制政策較松的一線城市以及區域經濟發達的二線城市集中。同時，隨著全國流動人口拐點的出現，部分三四線城市人口流出減緩、甚至回流，但回流并不太可能逆轉人口凈流出的狀態。整體而言，大多數三四線城市的人口增長依然低于全國平均，人口加速流入僅發生在部分區位、經濟或政策優勢明顯的強三線城市。這正是人們用腳投票做出的選擇。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公眾平臺（微信號/姜超宏觀債券研究）2017-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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