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加速推進，我國億萬農民帶著脫貧致富的強烈沖動，進行大規模的鄉城遷移和跨區域流動。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我國農村勞動力的部門間、地區間轉移持續保持著較高的規模與速度。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5年農民工總量達到了27747萬人。如此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必然會對農民家庭帶來巨大影響。而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在人口大量遷移的過程中，農民家庭能否和諧發展對于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和社會經濟的轉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為了探索人口遷移影響下我國農民家庭的變化及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于2007年成立的課題組對此進行了系統的調查和分析，得到了一系列相關結論。
農民工及其家庭問題已成為一個事關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大問題
廣大農民工為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順利轉型做出了重大貢獻，可以說正是他們的出現才大大加快了中國這一古老農業大國市場化、工業化、城鎮化的歷史進程，歷史性地實現了由農業大國到工業大國乃至世界經濟大國的轉變。然而，他們自身卻未能獲得應有的待遇和社會地位，反而正在成為社會弱勢群體的象征，社會關注的重點，和諧社會構建的關鍵。如果不能盡快解決農民工及其家庭問題，不僅將進一步加大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貧富差距，阻礙中國工業化水平的進一步提升和城市化的健康推進，延緩全面小康社會建設進程，而且將嚴重危害社會公平、公正，損害黨和政府與工農群眾的關系，影響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與威信，削弱黨的執政基礎。
目前，我國已有不少城市為外來農民工有條件地提供了居住、就業、入學、社會保險等權利，但許多城市政府出于避免財政負擔、確保城市競爭力的需要，經常傾向于控制開放度。為此，應盡快在法律上明確農民工具有與城市居民完全同等的公民權，并從政治高度把握正確的輿論導向，改變地方政府、城市居民對農民工的態度，構建起真正公平、和諧的城市社會。
務工收入的正效應大于人口外遷對農民家庭的各種沖擊負效應
對于大部分農民家庭而言，目前階段務工收入的正效應大于人口外遷的各種沖擊負效應。一個家庭的生活滿意度是由家庭成員在其各個生活領域中的滿意度共同決定的，如工作滿意度、家庭關系滿意度、社區滿意度、個人健康滿意度等。研究顯示，農民工工作滿意度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大于家庭關系滿意度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這表明對那些以打工工資為主要收入來源的農民工來說，工作滿意度比家庭關系滿意度更重要。調查還發現，盡管農民工外遷對老人照料、子女成長、夫妻生活等都帶來一定不利影響，但大多數的家庭留守成員依然表示了對家庭成員外遷的支持，這主要也是由于對這些家庭來說收入的重要性要遠遠大于享受“天倫之樂”的重要性。
這一發現的政策含義是：一方面它說明了農民增收對于家庭穩定的極端重要性，政府應通過各種途徑增加農民收入；另一方面，在當前農民收入很低的情況下，農民把家庭關系的改善放在了相對次要的地位，使得農民工在市場談判中處于不利地位，流入地政府和企業往往只把農民工當成生產要素而很少關注農民工及其家庭利益的維護，因此需要有關部門更加關注對農民工家庭利益的保護，建立更加規范有效的農民工權益保護制度。
農民工婚姻關系整體和諧，但也存在諸多不利因素
從整體上看，農民外出務工并未造成大范圍的婚姻不和諧，85%以上的農民工對婚姻滿意度及夫妻感情的評價較高。但研究同時顯示，工作的不穩定性會降低婚姻生活的滿意度，且使夫妻感情不穩定；近距離遷移農民工的婚姻滿意度和夫妻感情都要比遠距離遷移的高；收入水平高的農民工婚姻關系相對較好；每天工作時間較長或加班的農民工對婚姻關系的評價較低。此外，本地人對外來農民工是否有歧視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影響農民工的婚姻關系。
婚姻是家庭關系的核心，農民工婚姻關系的和諧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因此，課題組建議：第一，加大對農民工的技能培訓并增加其收入水平，提升其維持城市生活及“養家糊口”的能力；第二，加快完善勞動合同管理制度，嚴格執行勞動法規定的工作時間和工作強度，使農民工能夠享受到更多的“天倫之樂”；第三，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使農民工能夠享受到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降低他們“低人一等”的自卑心理。
農村留守老人在生活照料和精神生活方面存在嚴重問題
研究顯示，子女外遷提高了留守老人的物質生活水平，但給留守老人的醫療、生活照料和精神生活帶來了嚴重問題。子女外出務工使得代際之間出現長時間的空間分離，不僅影響了留守老人生活照料資源的可獲得性，也對老人的精神生活帶來很多困境。
農村留守老人作為社會的弱勢群體，應該受到社會的重視，做到“老有所養”，讓老人們感受到社會的關愛，能夠安享晚年。為此，應努力完善農村醫療制度，發展農村養老機構，拓寬農村養老資金渠道，建立城鄉之間、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之間的協作機制，建立農村溫暖“大家庭”，建立和完善農村老年人組織，完善安全保障體系。
讓農民工子女與市民子女同校學習是實現農民工市民化的根本舉措
實現農民工市民化的前提是他們能真正融入城市社會，而在這個過程中，農民工與原市民之間的心理隔閡是比制度障礙更難消除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第一代農民工要完全融入城市社會難度較大，希望也許在于他們的子女能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會，而子女教育問題在其中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令人遺憾的是，調查表明我國現在的農民工子女主要分為兩大群體，一是留守兒童，他們長期與父母分離而在農村上學；二是隨父母進城的兒童，他們大多在城市的農民工子女學校上學。研究顯示，進城農民工子女缺乏對城市的歸屬感，而留守兒童的心理問題則比較嚴重。因此，有必要下大力氣解決農民工子女的上學問題，不僅要讓他們享受與城市兒童同等的待遇，更要采取強有力措施讓他們與城市兒童成為同校、同班、同桌的同學。其意義不僅僅在于讓他們享受與城市兒童同樣的教學條件，更在于讓他們從小與城市兒童一起長大，在與城市兒童的交往中適應城市的生活，習慣城市的生活方式，讓他們從習慣到心理上成為真正的城市居民。
農民就地就近遷移更加有利于家庭關系的和諧
課題組多項實證研究都發現農民就地就近遷移對家庭的影響優于跨區域遷移。
首先，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遷移到本地級市范圍以內的農民工工資高于遷移到本地級市以外的農民工。這是因為對于農民工而言，盡管本地和外來農民工都經歷了職業的非農轉化，但本地農民工可能更熟悉當地勞動力市場，所受的教育和工作經驗也可能更適用于本地勞動力市場，因而有可能得到收入更高的工作。而勞動力外遷，作為家庭的一種市場活動，獲得工資收益是其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會從很多方面影響到家庭的行為和家庭關系。比如，研究發現，工資收入愈高的農民工，工作-家庭關系往往愈協調。
其次，就地就近遷移農民工可以更好地照料家庭成員，更加有利于家庭關系的和諧。研究發現，省內務工的農民工婚姻滿意度和夫妻感情要比省外務工的高。因此，應加強農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區中小城鎮建設，推進中小城鎮的制度創新，提高中小城鎮對農民的吸納能力和吸引力，推進就近就地城鎮化。
作者系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民日報 2016-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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