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其中特別強調“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 。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一個重要創見。須知，“小農”在一些人們的習慣認識中，長期還是被“改造”甚至“消滅”的對象呢。其在黨代會報告中得到如此之高的關注和期待，尚屬首次。
以家庭經營為特點的小農生產在我國歷史上長盛不衰，現在也未必過時，未來仍有其合理存在的空間。小農生產也是傳統農耕文明的重要載體，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孕育發展提供了深厚土壤，承載著中華民族的鄉土情結，凝聚著獨特的文化基因和民族特色。在經濟現實中，小農生產還具有重要的社會保障功能，發揮著“穩定器”的獨特作用。
多年來學術界和社會上的一些討論，往往把農村改革簡化為所有制、產權改革，又把產權改革簡化為土地改革，把土地改革簡化為土地的自由流轉甚至“私有化”，以此追求所謂的“規模經營”，這種簡單化的思路是不足取的。不能輕易為了“貪大求洋”，片面鼓吹大農場以及公司化的雇傭農業。中國土地資源的地形分布特征，也在客觀上限制了大農場的發展。何況進一步放寬農地流轉(甚至像一些人主張的“土地私有化”)，并不那么容易促成土地普遍的大規模集中，日本、臺灣地區最近幾十年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他們至今也還是小農為主。
習近平同志對于土地經營規模長期抱有科學的客觀態度。1999年他主編了《現代農業理論與實踐》，在序言中寫道：”現代農業建設和土地經營規模有著一定的依存關系，但生產規模的大小，不僅看土地面積，更關鍵是提高資本的有機構成和經營的集約化程度，在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從當今世界農業發展的情況來看，不論是日本勞均經營一二公頃土地，還是美國的勞均數百上千公頃土地，都適應了各自的實際情況和經濟發展水平，并實現了農業現代化。”
習近平同志2002年4月28日發表在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說：在發達國家，農業生產的基本單位大多數仍然是家庭農場，這說明土地家庭承包經營與農村市場化并不矛盾，土地制度不是農民能否順利進入市場的決定因素，關鍵的問題是能否建立起將分散經營的農民與大市場緊密連接起來的“橋梁”。在發達國家，這樣的“橋梁”是各種類型的專業協會和合作社等社會化服務組織，這值得我們學習借鑒。應把籌建農村社會化服務組織作為推進農村市場化建設的一項重要工作，在大力提高農民自身素質和市場競爭能力的基礎上，立足各地實際，按照農民自愿的原則，引導農民建立專業協會及各種合作組織，并積極引導小規模的農民流通中介組織，通過合作和聯合，發展成為上規模、上檔次的流通服務組織。
在東亞國家和地區，小農戶和傳統村落長期存在，小農的規模化、市場化和專業化的程度都比較低，農戶之間的社區聯系往往更強一些。在社區合作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綜合農協，在執政當局的大力扶持下，有日本、韓國、臺灣的成功實踐。即便我國農村基層現已出現的合作組織，如其能夠穩定和持續，往往具有濃厚的社區因素和綜合化特征。
習近平同志很早就研究認為：“必須使分散的農民聯合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以形成強大的市場競爭力”。“要發展農民的橫向與縱向聯合……強化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農產品銷售職能，加強產后服務，把生產職能與流通職能融為一體……發展跨鄉、縣的地區聯合，組建大規模的中心合作社……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地發展多層次、多形式、全方位的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
由上可見，明白無誤的，無論習近平早期著述中的“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還是十九代報告中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主要就是指合作經濟組織，或合作經濟體系。讓我們注意這一系列關鍵詞：農民聯合，有機整體，橫向與縱向，生產與流通，融為一體，跨鄉、縣，大規模，多層次，全方位——這里已經飽含了后來提出的“三位一體”合作組織和“立體式復合型”經營體系的所有重要的思想元素，閃耀著理論創造的光芒，也體現了情系三農的胸懷。正如習近平同志當年的豪邁預言：“新型的合作化道路將會越走越廣闊”。
早在2006年5月15日，浙江日報發表署名哲平的評論文章“建立強大的農業組織體系”，以正在瑞安試點的“三位一體”農村合作協會為代表，指出：發展現代農業，必須進一步突破組織體系這一瓶頸制約。評論文章正是著眼于：通過建立完善的、農民為主體的農業產業組織體系，把小農生產與現代市場經濟有機地結合起來，使廣大農民成為農業產業化的主體力量，切實推動現代農業的進程。
發展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綜合合作，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期間親自部署和推動的重大改革舉措。2006年10月24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聽取了瑞安試點負責人的專題匯報后指出：“三位一體”的新型合作與聯合組織，把合作制農業產業化經營又提高了一個層次，實現了新老合作經濟資源的對接和各種合作經濟組織的合作與聯合。
2006年12月19日，習近平同志親臨瑞安召開全省現場會進行經驗總結和推廣，并發表重要講話，在理論上進一步表述為“三重合作功能的一體化、三類合作組織的一體化、三級合作體系的一體化”。這是一種“大農合”（大規模、綜合性、多層次農村合作組織）。至此，“三位一體”的合作經濟理論已經完整確立，并在實踐中日益發揮著巨大的指導作用。
2017年，浙江發端的“三位一體”綜合合作，正式載入中央一號文件。2017年6月22日，全國發展“三位一體”綜合合作現場會專程到瑞安召開，這正是對于2006年12月浙江全省現場會的一個呼應和致敬。
正如中共中央黨校三農問題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祥臨教授研究指出，這種能夠為小農戶提供生產、供銷、信用等全方位綜合性服務的合作社體系，是我國農民合作社發展的正確方向，是“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中“統”的歸宿。
本文認為，從統分結合的框架來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的“三權分置”，是在“分”的維度上進一步界定與明晰，而“三位一體”，是在“統”的維度上進一步綜合與整合。“三權分置”宣示了農村改革的底線，“三位一體”展現了農村改革的未來。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構建立體式復合型的現代農業經營體系。
推進“統分結合”，當前的難點和重點在于“統”。要繼續完善和創新農業經營體系，主要是以適當方式強化和落實“統”的一面。而“統”的載體和途徑，只能是合作經濟組織。合作經濟的理論框架與組織結構，需要突破和創新。
19世紀中葉馬克思主義理論創立之初，更多基于西歐資本主義發展的成熟條件。馬克思恩格斯后來也關注到農民問題以及合作社的作用。特別是在欠發達國家、落后地區開展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農民問題首當其沖，從列寧到毛澤東、鄧小平，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做出了積極的探索。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與創新上，特別是在政治經濟學方向上，最有可能做出世界性貢獻的重要領域。
三十多年前改革從農村成功起步。每到重大的改革關口，人們的目光往往再一次投注到農村，汲取奮發前行的靈感和動力。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三農思想、特別是“三位一體”合作經濟思想應運而生，有著穿越時空的深邃力量。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高峰，政治經濟學書寫在祖國大地上的輝煌篇章。
（十九大報告評析文章，應《求是﹒小康》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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