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民的經濟理性問題在本質上是農民精神的現代化問題，主要包括農民經濟動機、經濟美德以及經濟認知三個層面的轉化問題。在生產經營結構的市場化變遷、“離土不離鄉”的進城務工和“離土又離鄉”的外出打工等新興經濟活動的推動下，我國農民正處于從傳統經濟理性轉向現代經濟理性的發展轉型期，突出血緣親情倫理的傳統經濟理性正在淡化，注意市場科技倫理的現代經濟理性正在形成，以血緣地緣彌補現代化缺陷的農民經濟理性正在孕育。我國農民一方面要努力跟上現代化的步伐，積極倡導尊重契約規則的市場經濟理性和追求量化計算的現代科技理性；另一方面要積極規避現代化的陷阱，大力弘揚有助于緩解“見物不見人”問題的血緣親情理性和遏制過度掠奪自然傾向的地緣生態理性。
關鍵詞：經濟倫理 經濟理性 農民 現代化
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說：“近代資本主義擴張的動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資本主義活動的資本額的來源問題，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問題?！比绻f資本家和勞動者的天職觀念構成了資本主義精神的內核，那么合理的經濟理性就構成了現代農民精神的內核。農民是否具有合理的經濟理性，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理的經濟理性，直接關系著一國農民和農業現代化的速度和進程。分析我國農民經濟理性的現狀困境，探尋我國農民經濟理性的發展方向，對于推進我國現代化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百年論戰與經濟理性
農民的經濟理性問題，一直是學術界關注和爭論的焦點問題，“理性小農”與“道義小農”、“生計小農”與“營利小農”的著名論戰前后持續了一個多世紀。以A.恰亞諾夫、K.波蘭尼、E.P.湯普森以及J.C.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體小農學派否認農民具有經濟理性，認為農民不同于僅受利益最大化原則支配的資本家，其行為多受生計理性和道義原則支配。以S.塔克斯、T.舒爾茨、S.波普金和G.S.貝克爾等為代表的形式小農學派堅持農民具有經濟理性，認為農民與資本家完全一樣，都受利益最大化的經濟理性原則支配。以黃宗智、李丹以及文軍等為代表的綜合小農學派則認為農民兼具生存理性和經濟理性，在不同的條件下會按照不同的理性原則行事。①這場百年論戰進行得轟轟烈烈，無論在學術界還是在現實生活中，都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事實上，這場百年論戰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不是農民是否具有經濟理性這樣一個理論問題，而是農民能否以及如何實現現代化這樣一個現實問題，也就是恰亞諾夫所說的“農業經濟的改造和發展”以及舒爾茨所說的“如何把弱小的傳統農業改造成為一個高生產率的經濟部門”等問題。
在這場百年論戰中，農民現代化問題之所以被聚焦為“農民是否具有經濟理性”這樣一個具體問題，是因為“經濟理性”與“現代化”之間具有非常緊密的聯系。在韋伯、桑巴特等現代化學者看來，祛魅化、理性化就是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必由之路，而經濟理性就是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具體到農民身上，只有已經培養出經濟理性的農民才能和其他群體一起跨入現代社會，不具有經濟理性的農民只能以“小農”身份徘徊在現代社會之外。不過，在這場論戰中，交鋒雙方并沒有清晰界定過“經濟理性”概念的內涵，部分分歧正是源于對“經濟理性”的不同理解。因此，要正確面對并合理推進這場百年論爭，就必須先搞清楚一個問題：到底什么是“經濟理性”？我們是在哪個層面上談論經濟理性？歸納起來，學者們主要在三個不同的層面使用“經濟理性”概念：
第一個是經濟動機層面的經濟理性。這種經濟理性觀側重于經濟行為的人性動機，認為經濟生活中的人在本質上就是經濟理性人，其根本動機就是為了自己的最大化利益。經濟動機層面的經濟理性最先體現為亞當·斯密提出、約翰·穆勒嚴格界定的“經濟人”形象，即“在現有知識水平上以最少勞動和最小生理節制獲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這構成了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前提。此后，利益最大化動機被從兩個基本相反的方向推進：一個方向是將“利益”壓縮為“物質利益”，并最終壓縮為“物質財富”或“貨幣”，如馬克思所說的“價值增殖的狂熱追求者”，桑巴特所說的“專在增殖貨幣的額數”，韋伯所說的“賺錢”和“獲利”；另一個相反的方向是將“利益”擴充為“效用”，將個人追求的各種目標都納入其中，如效用經濟學家馬歇爾所說的適用于“一切欲望的目的”的“滿足”，社會學家科爾曼所說的“最大限度地獲取效益”。經濟動機層面的經濟理性實際上是一種價值理性，其核心是行為者個人的最大化利益，在本質上是個人主義的、利己主義的自私動機論。
第二個是經濟美德層面的經濟理性。這種經濟理性觀側重于經濟行為的道德品質，認為不同類型的經濟行為背后都有相應的道德品質，最好的經濟美德就是最能服務于經濟目標、能夠帶來最大效用的道德品質。馬克斯·韋伯曾指明經濟美德所特有的工具性：“富蘭克林所有的道德觀念都帶有功利主義的色彩。誠實有用，因為誠實能帶來信譽；守時、勤奮、節儉都有用，所以都是美德?！苯洕赖碌木唧w內容不僅取決于相應的經濟目標，而且取決于特定的社會條件，因為所有的經濟手段都受制于外部經濟環境、信息搜尋成本以及主觀認識能力等各種條件。除勤勞節儉這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經濟美德之外，市場經濟中的經濟美德突出陌生人之間的契約正義，而傳統社會中的經濟美德更強調熟人之間的親情關愛。經濟美德層面的經濟理性在本質上是一種工具理性，它不追問自己所服務的價值目標是否合理，因而無法為自己提供徹底的合道德性保障。
第三個是經濟認知層面的經濟理性。這種經濟理性側重于經濟行為的認知方式，認為經濟理性就是經濟生活的理性化認知，要求將經濟生活中的一切要素都變成可量化、可預測和可控制的要素，馬克斯·舍勒稱此為“重視數量的計算性認識態度”。從本質上看，所有的經濟投入都可以量化為一定的成本，所有的經濟產出也可以量化為一定的收益，經濟活動的理性認知實際上就是一種關于成本與收益的簡單數量計算，這就是馬克斯·韋伯所說的“以嚴格的核算為基礎而理性化的，以富有遠見和小心謹慎來追求它所欲達的經濟成功”。經濟認知的理性化程度受制于技術、制度、法律等諸多因素，傳統社會的理性認知僅僅是一種基于傳統、習慣、本能、個人喜好以及直觀理解的直觀理性或感受理性；只有在機械化的生產手段、科學化的管理原則、精確化的法律制度出現之后，理性認知才能達到一種純形式的、可以精確計算的計算理性。這種經濟理性將人（理性）變成了經濟領域中的上帝，但對量化和形式的片面追求使它遠離了不可量化的精神王國，“在通往現代科學的道路上，人們放棄了任何對意義的探求”。
經濟理性的上述三個層面各有側重，同時又互相支持。經濟動機層面的經濟理性確立了經濟活動的價值目標，強調以行為者的最大利益指引經濟活動；經濟美德層面的經濟理性指明了經濟活動的德性要素，側重以行為者的道德品質推進經濟活動；經濟認知層面的經濟理性建立了經濟活動的理性基礎，突出以行為者的理性計算掌控經濟活動。一個全面合理的經濟理性概念，應該同時包含這三個層面的內容，而不能僅僅強調其中一個方面。這樣理解出來的經濟理性，不是現代社會的專屬品，而是普遍適用于所有社會的所有經濟活動；只不過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經濟理性會展現為不同的形式，側重于不同的內容②。
以西方國家現代化的歷史進步與局限為參照背景，從中國農民現代化的角度回應關于農民經濟理性的百年論爭，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是：第一，當前中國農民是否具有與現代化相適應的經濟理性？第二，中國農民這個特殊群體能夠為現代經濟理性提供哪些特殊營養？
二、新興經濟生活與現代經濟理性
現代化意義上的經濟理性，與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展密不可分。農民經濟理性的發展程度，主要取決于國家市場經濟的成熟程度以及農民對市場經濟的參與程度。在明清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和近代資本主義被動發展時期，商品經濟主要在發達地區和中心城市發展，廣大農村仍然處于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狀態，農民參與市場的廣度和深度都非常有限，現代化的經濟理性意識很難產生。只有到了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從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最終到市場經濟的轉變，我國農民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市場，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經濟理性才開始生長出來?？傮w來看，促進我國農民經濟理性發展的新興經濟生活主要有三種：
第一種也是最重要的一種，就是農民的生產經營方式由生存需求主導走向了市場需求主導。毫無疑問，改革開放對農民影響最大的當數聯產承包責任制。聯產承包責任制意味著經濟決定權由集體下放到個人（或家庭），農民開始掌握了經濟自主權，可以自由決定種什么以及種多少等經濟行為。生產關系的解放釋放了農民長期受壓抑的致富欲望，如何通過自身努力來脫貧致富成了農民追求的頭等目標。與面向生存需求的產品種植模式相比，面向市場需求的商品種植模式具有強大的經濟優勢，這就使得農民逐步轉向了市場主導型的商品種植模式，其經濟選擇的考量因素變成了什么東西最能掙錢、什么東西來錢最快。農民面對土地的分析、權衡、考量和選擇，不亞于商人面對市場的分析、權衡、考量和選擇。正是通過一次次連續不斷的經濟決策活動，農民的現代經濟理性才迅速地激發和成長起來。
第二種激發農民現代經濟理性的新興經濟生活是進城務工，也就是我國社會學學者所說的“離土不離鄉”。為了擺脫地少人多引發的“內卷化”和“過密化”發展問題，我國農民創造出了鄉鎮企業這一經濟形式，將大量富余的農村勞動力轉移進了土地旁邊的鄉鎮或縣城。一方面是人數較少的、以農民企業家為代表的農村經濟精英，他們為確保企業營利而被迫像商人一樣進行精確的成本核算，較早發展出了市場經濟所需要的現代經濟理性。另一方面是為數眾多的農民工人，他們兼具工人和農民兩種身份，進廠工作時是工人，回家生活時是農民。以勞動時間計算工資這種工廠生活方式使他們培育出了一種新的時間價值觀念，并以這種時間價值標準對傳統農業經濟行為進行了合算性拷問：在打工時間價值的參照下，投入農業生產活動的各種做法合算不合算？其結果是，很多不計時間成本的經濟方式開始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具有經濟合理性的經濟方式。
第三種激發農民現代經濟理性的新興經濟生活是外出打工，也就是我國社會學學者所說的“離土又離鄉”。從90年代開始，我國沿海發達地區出現了眾多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被城市生活以及比種田劃算的收入所吸引，成為了離家外出的打工者。與進城務工者相比，外出打工者生活在城市和工廠里的時間更長，離土地和鄉村等傳統生活方式更遠，接觸的勞務市場更廣，面對的生產工具機械化程度更高。在長期的城市生活和企業生活中，外出打工者頻繁與勞務市場打交道，從中培育出了一定的商業經濟理性，更為注重成本核算，尊重契約和信用。而在企業里長期與現代化大機器打交道，使他們培育出了一定的工業經濟理性，強調工作時間和工作秩序，突出聚精會神的能力。盡管離家打工者的經濟生活遠離了土地和農村，但他們仍未完全擺脫傳統社會的影響，畢竟“以親緣和地緣為主的人際關系所形成的網絡”仍然是其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生產經營市場化、進城務工、離家打工這三種新興經濟生活所激發出來的現代經濟理性各有側重，對于農民經濟理性發展的影響意義也各不相同。生產經營市場化將農民和農業納入到市場體系中來，通過現代經濟活動使農民內生出符合現代精神的經濟理性，這是立足于農業生產、推動農民經濟理性現代化的根本途徑。進城務工以及離家打工對農民經濟理性發展的影響是外在的，必須借助農業生產經營市場化才能真正發揮作用。進城務工者屬于半農半工，他們能夠用工業生活培養出的經濟理性對抗、改造傳統農業中的經濟理性，但其經濟理性的現代化水平并不高；離家打工者的生活方式更接近工人，其經濟理性更符合現代化的要求，但遠離農民農業使他們很難觸動提升農民的經濟理性意識。有學者這樣總結各種新興經濟生活對于農民經濟理性的影響：“新時期以來，農民的經濟理性經過了從生存理性的回歸——‘等意交換’到生存理性的兩次突圍——‘離土不離鄉’與‘離土又離鄉’，再到市場理性的崛起——商品生產，最后在農民的返鄉創業中逐漸趨于成熟?！?/p>
三、經濟理性的艱難轉型與現實困境
伴隨著農村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農民的經濟理性意識有了大幅提高。從總體上看，我國農民的經濟理性正處于發展轉型期，正在從以傳統手工為技術基礎、以親情地情為聯系紐帶、以生存需求為基本導向的傳統經濟理性向以現代機器為技術基礎、以契約規則為聯系紐帶、以市場需求為基本導向的現代經濟理性轉變。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傳統社會的經濟理性與現代社會的經濟理性混雜在一起，互相爭斗，互助補充，共同構成了當前我國農民經濟理性發展的特色與困境。
第一，我國農民市場經濟意識普遍提高，但地域和個體發展非常不平衡。當自給自足的傳統農業經濟不斷受到沖擊、新興的市場經濟因素不斷涌入之后，農民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諸多意識，特別是以利益最大化原則作為自己經濟決策和經濟行為的指導原則，以經濟行為所能轉化出來的經濟效益作為行為好壞的判斷標準。原來僅具有自然意義的物質變成了具有經濟意義的資源，通過進入市場而創造最大化的財富已經變成了農民經濟生活的最大動力。但是，我國農村的市場化發展非常不平衡，不同地域發展不平衡，不同個體發展也不平衡，由此帶來的結果就是：有的農民已經變成了一個商人、一個企業家（或工人），具有相對成熟的市場經濟意識；有的農民仍然是一個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農民，只具有很少的市場經濟意識；更多的農民則是農民、商人和工人的綜合體，具有尚不成熟的市場經濟意識。
第二，農民求利欲望不斷增強，但逐利能力有待提高。計劃經濟時代，農民的求利欲望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壓抑的，大公無私的道德原則將私人利益劃入了“封資修”行列。改革開放之后，鄧小平同志提出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著名論斷，肯定了個人正當利益的合道德性，釋放了我國農民對個人正當利益的追逐熱情。隨著市場經濟的日益深入，個人正當利益被賦予了越來越充分的道德合法性，“利”無需借助“義”就獨自獲得了道德性，只有“不義”才能剝奪這種合道德性。盡管大多數農民在經濟動機上具備了充足的經濟理性，但這種經濟理性卻明顯受制于農民薄弱的經濟能力。由于我國長期運行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和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機制，農民實際上處于整個社會的最底層，農民的庫存知識、資源稟賦以及社會環境是最差的，農民在市場經濟中的獲利能力遠低于其他社會階層。逐利欲望強烈而逐利能力弱小，這正是轉型期農民經濟理性發展的一大困境。
第三，農民的生產性經濟美德不斷突顯，而交往性經濟美德還有待增強。中國農民歷來重視勤勞節儉這類與創造和積累財富有關的生產性經濟美德，正所謂“守家二字勤與儉”。事實上，勤儉美德在現代社會具有同樣的價值。中國農民特有的不怕苦、不怕累品質，直接與現代經濟理性的要求相適應，并在更即時更直接的利益刺激下發展到了驚人的高度。在經濟交往方面，進入市場的農民開始用成本收益核算來拷量各種經濟交往方式，逐步用以平等交換為基礎的市場交易方式取代以親緣和地緣為基礎的互惠互助活動，從而形成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平等美德和正義美德。但是，剛剛進入市場的農民仍然有很多東西不能完全轉變過來，尤其是在契約規則意識方面。盡管已經開始接觸和使用契約這種新型交往方式，但由于長期生活在血緣地緣等親情關系中，大多數農民很難形成真正的契約意識、信用意識、時間意識和責權意識等。
第四，農民具備了初步的科技理性意識，但科技理性水平亟需提高。農民的經濟認知水平，一方面取決于農業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另一方面取決于農業生產的科技化水平。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只有借助高度發達的現代科學技術才能精確認識和控制各種生產要素，才能將所有生產要素轉化為可以精確預測的數量，進而進行嚴格的成本收益核算。在國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我國農業科技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農業經濟中出現了大量自動化、機械化的工具，規?；?、專業化的管理，以及現代化的育種、化肥、農藥等。但是，與工業科技化相比，與國外的農業科技化相比，我國的農業科技含量仍然偏低。大多數農民以經濟效益為標準選擇和使用一定的農業科技，并初步形成了與之相應的科技理性意識。但是，由于我國農業科技發展水平還不高、推廣范圍還不廣，農民對土地以及土地產物的控制遠沒有達到可以精確預測的量化水平，受此限制的農民科技理性水平還比較落后。
綜合起來看，我國農民的經濟理性正處于發展轉型期：摒棄了一些過時的傳統經濟理性，但摒棄得還不夠徹底；發展了一些新型的現代經濟理性，但發展得還不夠完善；繼承了傳統經濟理性中的一些優秀因素以消解工業現代化產生的問題，但繼承得還不夠力度。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改善各種社會條件，不斷完善農民的經濟理性，走出一條富有中國特色的農民現代化之路。
四、我國農民經濟理性的現代發展與陷阱防范
我國農民必須走現代化道路，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這條現代化道路不應該是對西方現代化道路的簡單盲從，而應該是有中國特色的農民現代化道路，它一方面要求改變我國農民現有經濟理性中的不合理因素，特別是那些不利于經濟效率和市場秩序的思想觀念，積極跟上世界現代化的正常步伐；另一方面要求弘揚我國農民現有經濟理性中的合理因素，特別是那些有助于人際平衡和生態和諧的特有觀念，努力防范西方現代化的諸多陷阱。孟德拉斯曾經預言過：“擺脫了一切‘工業’遺產的落后農業，有時可能會走在工業的前面，并預兆未來。”我國農民經濟理性的未來發展必需注意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不斷完善“三農”市場（特別是農產品市場），幫助農民形成以契約規則意識為核心的市場經濟理性。正如秦暉所言: “只有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民作為交換行為的主體擺脫了對共同體的依附，他們的理性才能擺脫集體表象的壓抑而健全起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來，我國的“三農”市場已經開始了快速發展，但仍然不夠完善，特別是農產品市場，存在著較為嚴重產銷脫節現象?？梢哉f，當前中國農民經濟生活中最突出的問題不是“產”的問題，而是“銷”的問題。一旦“銷”的問題解決了，市場通暢了，農民的“產”很快就能跟上。因此，建立完善的三農市場，特別是農產品市場，提供及時的供求信息，才能幫助農民真正進入市場體系，形成合理的市場經濟理性。從土地走向市場，意味著鄉土中的親情規則不再具有約束力了，取而代之的是市場中的契約規則。但是，剛剛擺脫親情規則約束的農民，很容易變成無規則，走向不受任何約束的自私自利。因此，農民必須認識到契約規則的重要性，形成了相應的現代契約規則意識，完成孟德拉斯意義上的“農民的終結”。
第二，大力發展和普及農業科技，不斷提升農民的科技理性意識?，F代化最根本的推動力是科技，是科技革命引發了工業革命，推動了現代化發展。但在我國，農民在整個社會中受教育程度最低，知識儲備最低，經濟收入最低，社會地位也最低，他們不具備科學認識土地、種子、農藥和化肥等的專業知識，也不具備自行研發現代農業機器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大力發展和推廣普及農業科技，開發自動化、機械化的農業用具，培育優質高產的動植物品種，生產高效無害的農藥化肥，就是我國政府和社會所必需承擔的重任。舒爾茨早就指出：“一般來說，貧窮農業社會只有通過向他們自己的人民進行投資才能獲得必要的技能?！痹谶@方面，我國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目前來看還不是很均衡。針對交通便利、適合大規模作業的農業科技研發和普及很不錯，但針對邊遠落后、不適合大規模作業的農業科技研發和普及還很不夠。因此，我們必須為農民提供更多更先進的農業科技，不斷提升農民的知識結構，使農民在農業科技的應用實踐中培育出合理的科技理性意識。
第三，大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血緣親情因素，消解現代化帶來的冷漠問題。韋伯曾經描繪過現代化發展的最終困局：“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著它自己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弊鳛楹髞碚叩霓r民現代化，應該并且也可以避免類似的困局。西方現代化在本質上是工業現代化，工業和資本的可流動性造就了陌生人社會，陌生人社會以冷靜的理性為基礎，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公平正義，由此步入了沒有情感、沒有靈魂的理性世界。農民不一樣。真正的農民必然依附于土地，而土地的不可流動性決定了依附其上的農民必然會形成一個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熟人社會，必然會產生以信任和關愛為基礎的親情觀念。土地與熟人社會就是血緣親情觀念的生存土壤，農民只要還離不開土地，離不開熟人社會，就必然會滋生出特定的血緣親情觀念。因此，我國農民的現代化不能放棄血親仁愛精神，必須將理性計算與血親仁愛精神結合起來，創建更為和諧、更有親情、更具效率的經濟秩序。
第四，利用地緣特色發展新型自然觀，緩解現代化帶來的生態危機。西方現代化產生的另一大問題就是生態危機問題。為了追逐利潤和積累，資本消耗了過多的自然資源，導致了前所未有的生態危機。奧康納曾經指出：“全球變暖、生物多樣性及臭氧層的消失、酸雨、海洋污染、森林砍伐、能源及金屬礦藏量的衰竭、土壤流失以及其他一些主要的生態變化，都是近兩個或者更多的世紀以來工業資本主義（以及前國家社會主義）經濟的快速增長所導致的?！钡?，對土地的嚴格依附性會使農民產生特殊的土地情感，既將土地視為財富的源泉，又將土地視為生活的家園。由此，農民更容易抵制瘋狂攫取的自私沖動，形成一種具有可持續性的地緣理性生態觀，要求自己生存的土地既合經濟又合美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國政府提出了“金山銀山不如綠水青山”的理念，提出了“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發展目標。因此，在發展農民經濟理性的時候，一定要加大生態理性的宣傳力度，使農民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防范過度開發，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系。
注釋：
①關于形式小農、實質小農及綜合小農爭論的具體介紹與討論，可以參考下列論文：饒旭鵬，農戶經濟理性問題的理論爭論與整合，廣西社會科學2012年第7期；馬良燦，理性小農抑或生存小農——實體小農學派對形式小農學派的批判與反思，社會科學戰線2014 年第 4 期；李金錚，求利抑或謀生:國際視域下中國近代農民經濟行為的論爭，《史學集刊》2015年第3期；等。
②承認經濟理性存在于所有時代的所有經濟活動中，就是承認傳統社會的農民同樣具有經濟理性；承認經濟理性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呈現為不同的形式，就是承認傳統社會農民與現代社會農民具有不同的經濟理性。這種理解正是當前大多數學者對“理性小農”與“道義小農”百年論爭的回答，具體可參見：林毅夫.小農與經濟理性[J].農村經濟與社會, 1988（3）；秦暉.市場信號與“農民理性”[J].改革，1996（6）；文軍.從生存理性選擇到社會理性選擇: 當代中國農民外出就業動因的社會學分析[J].社會學研究，2001（6）等。
作者簡介：李志祥，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和西方倫理學。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倫理學研究》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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