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期刊發恰亞諾夫《農民合作理論》第二章《農民經濟的合作社與差異化最優理論》，是對其縱向集中“差異化最優”理論的更詳細論證，并討論合作社在實現“差異化最優”方面的優勢。所謂“差異化最優”，就是強調農業生產和經營的垂直鏈條上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最優規模”，不是越大越好，不同的生產和經營環節有不同的“最優規模”。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出，要“堅持家庭經營在農業中的基礎性地位，推進家庭經營、集體經營、合作經營、企業經營等共同發展的農業經營方式創新”。這與恰亞諾夫的理論有諸多相通之處，因此詳細了解恰亞諾夫的理論對深刻理解我國的雙層經營體制以及合作社、集體經濟等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村經營體制，也是與之前的探索與實踐密不可分的。例如，杜潤生回憶錄曾提到鄧子輝、杜潤生向毛主席寫信一事。毛主席認為：“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制基礎，也是可行的。”鄧子恢和杜潤生當時提出的思考：“在現時條件下，農田播種、除草、收割、除害蟲、施肥、灌水，似乎很難分工，硬分開，反而多費勞力，提高成本費用。農林漁牧副各項產業分工，促進技術進步，但須在農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前提下，增加投入，形成規模經營”。鄧、杜專門向毛主席寫信表達此意見，并事先征求陳伯達意見，但陳聽不下去，說“手工工場分工形成新的生產力，是馬克思的見解，是辯證法的唯物史觀。這個觀點既管工業，也管農業。”因此，陳伯達沒有把鄧子恢杜潤生信轉給毛主席。一定意義上可以說， 鄧子恢和杜潤生以及當前中共農業政策95%是恰亞諾夫，只是自覺性還不夠，仍需吸收中外前沿理論成果，進一步解放思想與制度創新。
最近去世的張勁夫同志，1979年12月任安徽省省長，1980年3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在其生前最后文集《嚶鳴-友聲》中有關于安徽省在全國率先推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回憶。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張勁夫提到“包產到戶后，我最擔心的是集體財產的保護問題。雖然一再打招呼，要求各地注意保護和發揮集體資產的作用，但是損失還是不小”。從今日視角來看，張勁夫在中國農村改革的關鍵時期，繼萬里之后執掌安徽，在推進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同時，注重保護集體資產和發揮集體合作經濟的優越性，是十分正確的。（參見上期公號《崔之元：讀張勁夫晚年文集<嚶鳴-友聲>》）結合恰亞諾夫的“差異化最優”，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我國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三農”政策領域的實踐探索與制度創新，并在全面深化改革時期做出進一步積極深入的探索。
順便一提，恰亞諾夫才華橫溢，他不僅是農業經濟學大師，還創作了5部小說，其中關于“1984年”的寓言（恰亞諾夫的科幻小說中提到中國在1984年從空氣中提煉石油）影響了奧威爾1949年出版的名著“1984”。鑒于恰亞諾夫理論的極端重要性， 本公號后期仍將擇期推送恰亞諾夫相關理論及研究文章。
在沒有熟悉農戶本身之前，我們在上一章所描述的廣闊的國民經濟前景，以及農業合作社發展的前景，不可能被完全理解和具體表述出，因為農戶是組成合作社的基礎，而且以它當前的形態，也是用來組織我們農業的所有方式中的原材料。
盡管在過去五十年間出現了大量關于農戶方面的論著和觀點，尤其是在俄國，但恰當地說，直到最近我們才開始從蕪雜的觀點和爭論的洪流中，分辨出現某些普遍接受的命題。這些命題都是通過經驗研究方法得到的，并且經過了反復檢驗和證實，隨著不斷積累，為我們提供了關于農戶的一個客觀理論。
無論如何，我們已經處在一個境地，即建立一系列命題，這些命題至少足以使我們具體詳細的表達合作社理論，并確立其社會導向。
農戶家庭，整體上作為一種社會階層，代表一種在其構成上極端異質化的復雜現象。到上世紀末，得益于Shlikevich——Zemstvo[地方政府]統計員——的努力，處理農場普查統計材料時，已開始使用根據土地使用規模、土地耕作面積和牛的數量來劃分農戶類型的方法。
從這套分類體系中發現，農戶規模差異很大，有些家庭農場規模比其他家庭的要大五至六倍。
由于他們并不精通于研究農戶的組織基礎，許多Zemstvo統計員沒有充分注意到，在土地占有權的公社體制下，土地面積是由人口數、工人和需要養活的人數決定的。[i]他們也沒有充分注意到，早在十八世紀的普查中對于農民家庭的分類，就已經揭示出了這種階層分化。于是他們急于確證農民群體的階層分化——那時候僅僅以靜態方式建立——作為俄國農業中橫向集中的動態過程。從這個觀點來看，土地耕作面積的分類體系，揭示出農戶中的社會分化。它也認為大規模耕作的農民家庭已經包含了鄉村資本主義萌芽，而耕作規模很小的農民則成為農村中原始的無產階級力量。
這一觀點，從對農村的表面觀察來看，極其合情合理，也在經濟學文獻中堅固的持續了很長時間，并把經濟學思考帶入一個無結果的研究路徑中。直到近年來，才在N.Chernenkov, G.Baskin,B.Kushchenko和其他統計學家的著作中證明，根據耕地面積的劃分體系，本身并不能揭示農村中的社會分化；它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家庭的人口增長過程，通過公社土地的再分配或租賃方式獲得相應的土地增加。
基于土地耕作面積的劃分體系并不適合研究農村的社會結構，一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其中，我們在Ya.Yakovlev的著作中發現了最尖銳的批評，這本著作關注谷物和草料的平衡，由蘇維埃中央統計總局出版（TsSU）。
甚至在更早期，人們逐漸相信，農村的社會結構和資本主義在其中的發展進程，不能通過基于土地耕作面積的間接分類體系來研究，而要直接研究鄉村資本主義關系。
第一個踏上這條研究路徑的是V.Groman，當他在處理Penza省的普查資料時，根據雇工數來對農戶家庭分類。N.Makarov在計算與土地占有制相關的工作定額時也使用了類似的分類方法。最后，在1925年夏季，為了調查當前農村中這些關系的屬性，我們農業經濟研究所進行了大量田野研究。這些田野研究中搜集的資料，使我們能夠確定農戶家庭的六種基本社會形態。
典型的kulak型農戶家庭，有時可能不雇傭工人從事農業勞動，但他們大量收入來源于商業，高利貸，特別是以類似奴役性的條件向貧困農民出租牲畜或其他生產工具。這里，資本主義性質的收入來源包括商業利潤、超額利潤或者是從為他人企業提供資本流通獲得的收入。
這種農戶家庭的發展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都有所區別。一般來說，這類農戶家庭數量很少；但就影響力而言，他們是農村中的主要力量。
沒有參與高利貸和貿易的農戶家庭，但因為他們的農業勞動或農業外勞動是大規模雇傭工人完成的，通常除自有勞動力外，從雇傭中獲得企業家收入，因此需要劃分為半資本主義性質。
在那些土地數量很多，并且專業化生產出口商品（如煙草，小麥，園林花卉等等）的地區，這一類型的農戶家庭發展特別快。在這些地區，這種農戶數量遠超過第一種類型，但他們的社會影響力總是有限，并且成為kulak農戶剝削的受害者。
既沒有雇傭工人，也沒有參與其他資本主義剝削形式的農戶。他們通過其龐大家庭中的勞動力來經營農場，他們擁有充足的生產工具，因此可以擴張他們經濟活動的體量。有時他們并不遜于第二種類型農戶，尤其是在他們使用復雜機械和拖拉機的時候。
這種類型的農戶普遍見于在公社體制下那些古老的、復雜的、未分家的、家長制的、幾代聚居的家庭中。這類農戶中很大比例的家庭耕作規模相對較大。在農忙季節，或收割草料，或運送肥料時，這些家庭有時也雇傭計日工。這些家庭會蒙受資本主義剝削，僅僅是由于市場關系，或者當某些成員從事農場外勞動時。
沒有雇傭勞動力，也不受雇于其他農戶，但由于家庭規模較小，或者缺乏勞動力，或缺乏生產資料或土地，不能夠進入第三種類型的較強大的家庭農場行列。這種類型的家庭農場，是我國農村地區最常見的自雇傭類型的家庭農場[trudovye khozyaistva]。除了常見的市場剝削外，他們還受第一種類型的農戶剝削，后者借給他們牲畜或牛用于生產，或者以商業利率給他們貸款。
由于缺少土地，或者缺少生產資料，或其他原因，向第二種農戶或其他雇主出讓部分勞動力的農戶。除了轉讓部分勞動力外，這些農戶繼續運營一個有著發達商品板塊的農業實體。
這種農戶，如果排除有從農業外賺錢的成員的家庭，與第二種家庭農場的發展模式相同，同時也經常成為上面列舉的所有剝削方式的受害者。
無產者家庭，其主要收入來源于出賣勞動力，即他們的工資收入。然而這些家庭仍然有自己的農業活動，但通常規模很小并且幾乎總是用于自我消費。
應注意，當我們列出上述分類時，沒有考慮到在其村子和農場內外工作的影響。原因在于在這些經濟活動發展的那些地區，這種家庭中的個體成員的雇傭形式，與我們的六種農戶類型同樣普遍。
很遺憾，不論是目前的還是戰前的統計資料，以及西方的統計資料，都沒有提供足夠的數據，讓我們能夠定量分析，上述六種類型的農戶家庭在農村中的重要性。唯一可用的數據是關于家庭農場雇傭工人的百分比。這方面，表1給提供了很有啟發意義的數字。
遺憾的是，我們沒有關于用于生產性目的的牲畜或牛借貸的大規模數據，也沒有高利貸方面的大規模數據。但是，根據1925年Volokolamsk田野調查中的觀察，恰恰是這些形式的資本主義剝削，在北方地區變為最廣泛擴展。例如，在這次田野調查中的家庭中，27.3%的生產性牲畜屬于其他農戶。
在完成對農戶不同社會類型的描述后，我們也需要注意一個重要的事實，以上我們列出的類型中，沒有任何一種常現于完全純粹形式。更常見的是，雇傭勞動力的家庭，他們自己的勞動力也會受雇于外部；接受高利貸的農戶，也會出租自己的播種機或木制耕犁。
表1 雇傭長工的農戶比例
（根據1924年中央統計局（TsSU）的數據）
情況是如此錯綜復雜，因此在整理Volokolamsk1925年田野調查的資料時，其帶頭人（Ya.Anisimov,I.Varemenichev和K.Naumov）從L.Kritsman的觀點出發，建議采用下面的方法——盡管很初步，但仍然得出了有趣的結果——以定量分析每個農戶家庭的社會屬性。
他們挑選出兩類特征，描述農戶家庭的社會特征：雇傭數和借貸資本數。他們基于農場中雇傭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百分比，以及基于以貨幣形式或出借生產資料（牲畜等等）形式的外借資本數量百分比，來衡量農場結構中的資本主義因素。將這些百分比加總，得到家庭農場資本化程度的系數。
為了衡量農戶無產化程度，進行了相反的計算。得出的一系列系數表明了，在亞麻種植區的一些家庭農場中，資本主義剝削因素發展的強烈程度。[i]
通過確認上述六種類型的農戶家庭，刻畫出農村地區的社會構成，我們現在可以轉向一個基本問題，對于每一種類型的農戶家庭而言，農業合作社的重要性，以及每一種類型在從事合作社工作中未來的作用。
很顯然，第一種農戶不僅不會融入合作社中，而且會非常反對合作社。合作社在信貸、銷售、操作機械中的整體目標，就在于使得這種農戶喪失其基本作用。難怪，德國信用合作社的發展壯大，直接原因是他們遭遇到高利貸。換言之，第一類農戶，將繼續，并且一定會繼續，留在合作社運動之外。
同樣，第六種類型，最為貧窮的農戶，也會在合作社運動之外。這并不是因為他們反對合作社，而是因為這類農戶沒有參與合作社所必備的財產。他們的小農場——而且產出僅夠自用——不能給銷售合作社提供任何東西；而且耕作土地面積狹小，使得機械化耕作沒有必要；他們購買或借貸的數額很小，使得在合作社中持股也沒有必要。因此，只有當他們從第六種類型農戶上升到第五種類型時，他們才會成為合作社的積極參與者，當合作社給他們貸款時，這是有可能的。
其他類型的農戶，在農村地區占絕大多數，有足夠的財產參與合作社運動，盡管財產差別很大。
的確，在使用復雜機械，以及某種程度上在農資購買，甚至農產品原材料的初加工等方面，第二、三種農戶由于其規模較大，比第四、五種農戶更能脫離合作社經營。另一方面應記住，參與合作社活動，不管是在認購股份，還是在合作社工作，都要求有某些最低水平的物質條件以及一定的經濟穩定性，而這會延緩第四、五種農戶中最弱的一部分加入合作社。出于這些原因，我們必須預計這幾種農戶相同的參與合作社的程度。
若讀者仍然記得第二種農戶杰出的企業家才能，某種程度上，也包括第三種農戶，那么從動態觀點來看，甚至可以預計他們會比小農家庭更早地加入合作社。這在一定程度上被當代農村社會結構調查的經驗研究所證明。例如，在最近出版的I.Gritsenko,A.Minin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按照家庭規模劃分的農民群體，參與合作社運動的如下百分比。
表2中可以看出，耕種土地面積最大和擁有平均耕牛數量的農民參與合作社。注意，耕牛數是比耕地面積更好的衡量生活水平的指標，這些數據將證實我們的預設。
但是，由于耕地面積很大的家庭農場數量很少，而中間階層數量占據絕對優勢，因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合作社中，以及在普遍的農戶群體中，的確是中間階層占優。
當然，我們所使用的定量分類，尤其是耕地面積指標，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遠不足以刻畫參與合作社農戶的社會經濟狀況。然而，我們仍然可以假設，即使在農村社會中中間階層占絕對優勢，其他階層仍然參加合作社。
農業合作社的社會基礎建立在兩大類型的家庭農場基礎上：
基于雇傭關系的家庭農場，或多或少地雇傭勞動力，以從剝削勞動力中獲取企業家利潤。在其純粹形式——即完全依靠雇傭勞動力——今后我們把他們歸類為市場導向的資本主義農場[Kapitalisticheskiye tovarnye khozyaistva]（類型2）。
大部分收入來源于家庭自有勞動力而不是為經營目的而雇傭勞動力的家庭農場；或者說，在純粹形式上，家庭農場根本不雇傭勞動力，也不向外界提供勞動力。今后我們稱之為市場導向的家庭[semyeinye-tovarnye khozyaistva]，或者簡單地稱之為市場導向的農戶[tovarnye krest’yanskiye khozyaistva]（類型3，4，5）。
在二者之間存在許多中間類型：在純粹形式上，目前俄國農村條件下，市場導向的資本主義農場極少。但是，二者都代表著農民家庭經濟組織發展的主要趨勢。
混淆這兩種農場類型是一個極大的錯誤。每種農場都有其組織特性，并且通常他們經濟行為不同。
希望進一步了解這兩種類型農場的不同組織特點的讀者，可以從一些專門研究中得到所需的信息。本書中，我們僅僅限定在后面章節所需的不同點的比較上。
市場導向的資本主義農場經濟的主要因素是：1.毛收入；2.以實物、貨幣或扣除攤銷形式支付的的生產資料成本；3.實際付給工人的工資；4.毛收入減去生產資料成本減去工資，這些以預付資本承擔，產生出5.利潤，這是農場的唯一企業家目標。利潤與經營者家庭的勞動活動無關，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它僅僅依賴于農場預付資本。
結果，從理論上講，通過雇傭更多的勞動力，資本主義農場的規模可以無限制地擴大，而多大程度上采用集約的經濟方式、農作物的選擇以及包括組織計劃和整合方式的專業化板塊的選擇，完全由其對于利潤所產生的影響所決定（或者更準確地說，對于租金的影響，即凈收入減去資本一般利率的影響）。
市場導向的家庭農場組織方式不同，其主要因素為：1.與上面相同的毛收入
2.相同的生產資料成本，但這里的勞動力是由其家庭以實物形式提供而不是實際支付工資。
因此，在家庭農場中，我們不可能確認任何真實明顯的或者物理上可感知的凈收入。唯一真實存在的就是毛收入。如果從毛收入中減去來年生產需要的按實值計算的資本總支出，仍會剩下一部分可供家庭消費或者用于資本積累。Laur教授將這部分定義為農民家庭農場的勞動力報酬（Arbeitverdienst）。的確家庭農場經營的目的就在于賺得這部分收入，同時還有保持每年資本再生產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按照政治經濟學的習慣說法，農民作為企業家的利益與作為工人的利益，二者混為一體，不可分割。
市場導向的家庭農場中，經營由農戶家庭自己來完成，假定生產資料得到充分供應，則消耗的勞動力總數進而經濟活動的總量，取決于（至少要受限制于）家庭規模，即家庭中可以勞動的成員總數。然而可以猜想到，這種情況下的問題涉及到農戶想要達到的最大可能的經濟活動量。由于資本短缺和生產資料缺乏，這在我們的農戶中是很普遍的，農戶經濟活動的實際規模通常會小于最大可能規模。[i]
那么，這些就是兩類經營實體的組織形式。當土地相對充裕，家庭農場或多或少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勞動力，那么這兩類農場的經濟活動大體相同，因為此時單位勞動力報酬很高，同時凈收入也很高。[ii]
當我們目光投向農業人口過剩地區的時候，即歷史條件下的農業人口規模要遠遠超過在最大化凈收入的農業集約化水平下耕種土地所需要的勞動力時，情況就會發生改變。
在這種條件下，一個資本主義農場會直接解雇多余的工人。但是不能將其勞動力充分利用在其小塊土地上的家庭卻處在不同的境地；由于農民不能從自己家庭中解雇自己，他們將發現自己被迫處于半失業狀態。若由于外部環境原因，不能通過打工，手工業或租種土地，沒有其他方式來擺脫這種形勢，那么情況就加倍惡化：勞動力被迫閑置，而家庭消費大幅削減。這促使農戶尋求某種方式以脫離出現的這種形勢。
在這種情況下，家庭農場與資本主義農場的差異就顯現出來：對最大化的利益，以及獲得最大化勞動力年收入的利益，超過了對于單位勞動力收入最大化的利益。無法滿足的需求，連同無法獲得新受雇方式的剩余勞動力，開始壓倒農戶，迫使它持續尋求在這塊同樣規模的土地上利用勞動力的新方式，代價就是單位勞動力報酬劇減。
因此，通常情況下，在資本主義農場看來無利可圖的勞動，在市場導向的家庭農場看來卻是有利的，反之亦然。舉例來說，讓我們試著解釋為什么，戰前二十年內，在Tver和Smolensk地區的農戶非常愿意并且積極的擴大亞麻種植面積，盡管資本主義地主幾乎完全避免種植亞麻。
表3給出了種植亞麻時每一desyatina（2.7英畝）土地上的收入成本，同樣也給出了對種植櫟樹的土地的計算。
表3 種植亞麻和櫟樹時每公頃土地大約的生產成本和收入（自有土地上種植）
對于不僅依靠家庭自有勞動力，而且依靠雇用勞動的農戶而言，種植櫟樹無疑要比種植亞麻有利，單位土地種植櫟樹的利潤是亞麻的兩倍。如果我們用企業資本費用的百分比（支出的百分比）來表示的話，種植櫟樹的優勢更為明顯。種櫟樹凈利潤占周轉資本費用總額的比例為28.％，而種植亞麻這個數字不超過5.3％。
很容易理解資本主義農場會規避種植亞麻；根據1916年農業普查數據，全部亞麻種植面積中只有3.1％來自于大土地所有者。
但對于人口過剩的小農經濟而言，亞麻種植將變得比櫟樹更有利可圖。因為亞麻種植可提供更充分利用家庭勞動力的機會，并且同樣desyatina[2.7英畝]，種植亞麻可以獲得85盧布的總收入，而櫟樹只有35盧布收入。
的確如此，通過在一desyatina土地上投入80個工作日，種植亞麻時每個勞動日農民獲得的最終產品價值是1.06盧布，而種植櫟樹時每個勞動日的價值是1.5盧布。
毫無疑問，如果能夠將種植面積擴大5倍，并可以充分利用所有勞動力來種植櫟樹，則農民不會堅持種植亞麻。然而，處于人口過剩的小農家庭僅僅種植櫟樹，那么在一年中的大多數月份中，他們將被迫事業。觀察過俄國人口過剩農業地區農戶家庭的人都會清楚的發現，在目前的三圃田農耕制度下，即便在豐收年份，農戶的小塊土地不僅不能養活其家庭，也不能利用起即使一半的勞動力。
大量統計研究已證明一項規律，農戶可以——在自有土地上和三圃制下——利用1/5至1/4的可用勞動時間；當然，這遠遠不能從土地上獲得足夠的收入滿足家庭生計的基本支出需要。因此，當小農家庭有剩余勞動力，并且沒有足夠的生計資源時，自然會竭盡全力為剩余勞動力尋求出路，千方百計增加年收入。
為勞動力尋求出路時，這樣的農戶通會接受極低的工資，甚至準備從事這樣的經濟活動——根據普通工資率條件的家庭勞動計算——不僅毫無利潤甚至毫無疑問要虧損。7[i]
然而，農戶仍然會從事這樣的工作：他們支付虧本的地租，他們從事無利潤的家庭手工業，他們在自己土地上種植要求大量勞動作物，得到單位土地較高的毛收入，但單個勞動日的收入卻很低。不言自明的是，只有在勞動力沒有其他較易獲得的更有利可圖的出路時，這種情況才會出現。
沒有人會對此感到興奮。農業人口過剩及其伴生現象是我國國民經濟中最難纏的問題之一。與其的斗爭，同在這些地區用各種方法抵御三圃制的衰退一樣，也是目前我國經濟政策的緊急任務。
然而，必須看到不幸的是，農業人口過剩的事實及其伴生現象——無論如何小農經濟調整自身適應災難的能力。小農經濟的靈活性，以及他們調整自身適應艱苦生存狀況的能力，應視為這種經濟組織的大優點。
這種抵抗力不僅在農業人口過剩的情況下挽救小農經濟，也使小農能在摧毀按資本主義原則組織的企業的劇烈市場波動中生存下來。假設資本主義農場主開始時租賃5公頃（12.4英畝）土地種植燕麥，希望確認這種經營是否有利可圖。
該農場主的經濟核算大體如表4所示。凈利潤為40盧布，占資本費用（320盧布）的12%，因此經營有利可圖，農場主將從事這項經營活動，但由于資本投資源于付息債券或銀行存款，最終達到的利潤率則大為降低（5%-7%）。
表4
但是，如果燕麥價格不是375的話，情況就大為不同。不妨假設為每夸脫312.5戈比。如此一來，計算結果如下：
種植收入 305盧布
支 出 320盧布
損 失 15盧布
毫無懸念的損失讓種植對企業家而言無利可圖。因為無法不虧損經營，他只能放棄種植。
農戶——基本目的不是獲取相對小額資本的利息率，而在獲取一年勞動的報酬——使得其核算基于完全不同的基礎。
1.農戶將投入100個勞動日到土地耕作。
2.另外，將花費200盧布用于租金、種子、馬匹及其他支出。
3.如果燕麥的價格是每夸脫375戈比，將賺得360盧布收入。
4.從收入中抽取實物成本后，作為勞務所得，農戶掙得160盧布。
5.這160盧布代表著農戶家庭投在燕麥種植100個勞動日的報酬，投在這項活動的每個勞動日報酬為1盧布60戈比。
這是農民藉以與其他經營活動可能的報酬率進行比較的勞動日報酬率。一旦相信沒有其他經營活動可讓其勞動獲得1盧布60戈比的報酬率，他將把種植燕麥視為有利可圖。
對農民而言，這且僅此是探知其他活動盈利性的標尺。我們假設，如果其他農業農戶支付其80戈比，而手工勞動為1盧布，那么他就“無暇”參與這項農業。當比較自己家庭莊稼的盈利性時，農民使用同樣的標尺。
很難說這種探知盈利性的方法會帶來與資本主義企業家針鋒相對的結論。因此，例如，我們已經證明如果每公擔燕麥的價格是50戈比，在租用土地種植燕麥的企業家一定一無所獲。但讓我們看看一戶農民是否能夠種植。為此，我們重復下引用過的計算。
1.農戶家庭投入100個勞動日；
2.額外花費200盧布用于租金、種子等；
3.如果燕麥的價格是每公擔3.125盧布，將得到305盧布；
4.從收入中抽取實物成本后，農戶家庭將掙得105盧布；
5.這105盧布代表著100個勞動日的報酬；結果投在燕麥種植的每個勞動日報酬為1.05盧布。
但是，一個農民勞動者來說可能接受1.05盧布/勞動日的報酬率么？如果有其他高報酬率收入的話，他肯定不會接受。但是，如果沒有其他更高收入機會的話，答案毫無疑問是肯定的。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原則組織的企業中，這會出現侵蝕農場實物資本的虧損，在農戶家庭里，我們看到消費水平的下滑，有時的確如此，幾乎到了饑饉的水平。
當然，沒有人樂見農民挨餓；但是不得不承認，為生存極端慘烈的經濟掙扎中，懂得如何挨餓的人是最適應的人。重要的在于制定經濟戰略的人應使后一種方法沒有必要。無論如何，農戶家庭的抵抗能力，如我們已指出的，沒必要以極端形式如挨餓來證明，有助于解釋農民生命的韌性，以及在各種存亡攸關的關鍵歷史時期令人震驚的復蘇能力。
這是市場導向家庭農場的能力之一。我們可以自信地設想農業技術的進步，小農經濟資本投入的增加，其工業化與商品化，農村人口的合理組織地再安置，最后合作社的發展將及時傳遞能力過剩的表現。但是，不應忽視的事實是，在合作社仍面對的無數次經濟危機中，小農家庭的超常抵抗力將不止一次地使經濟打擊從合作社機構轉移到農民身上成為可能——因此拯救合作社于我們第一章描述的新國民經濟體系中不可避免的破壞及付出的生產成本。
這些是農業合作社筑基其上的一種類型小農家庭的優點。另一種類型，或多或少基于雇傭勞動的利用，在嚴峻危機的年份中，不得不依賴于儲蓄資本與資金。另一方面，由于其生產是大規模的，正常年景中，它就有機會利用大規模耕作的優勢，以低成本生產大量同質產品。
那么對所述農戶家庭而言，什么是合作社自身的組織重要性呢？
所述兩類實體——資本主義市場導向的農場和市場導向的農戶家庭——他們的經濟計算方法和由此導致的作物結構與專業化板塊及對集約經濟方式的依賴程度均不同。但是關于生產本身的技術組織二者并無多大不同；因此他們可以一起來考察。
任何農業企業生產的組織都——除了在某些特殊類型實體中——幾乎總是從決定規模開始，最終表現為建立一片有限面積的耕作土地。
大規模耕作者，土地面積本身就是起點。對資本主義農場而言，決定因素是預付資本數額。對農戶家庭而言——如果還沒有受限于一塊地不可移的邊界的話——決定因素是家庭和資本兩方面。
只有決定面積后，才可能著手于企業組織。在此，第一步是決定其專攻的方向；即，就市場導向企業來說，決定它將生產的最有利可圖的基本商品——給定市場和企業特征的當前狀態。決定基本市場目標后，或者如通常所說的，商品籃子，企業就得在另兩種平衡中考慮他們：原材料與消耗，或者更準確地說，企業不要以實物生產的要素。
由此勾勒出企業的大概組織模式（pattern），就可能著手在特定地塊上的初步組織，即根據其經濟目標劃分地塊：分為森林，公共牧場，草甸和耕地；并將后者劃分為糧食、亞麻、飼料、中耕作物之地。
當勾勒好這個輪廓后，就可以開始組織耕地、固定種子量和作物組成，以及估計有關播種與收獲事宜。當耕地要求確定后，牽引力需求就可以計算出：即，它決定了需要多少牲畜和車輛及所需的規模作業于土地上，并兼顧其他土地的正常護理。一旦其構成決定下來，牛就與所需的草料及企業可用的草料供應數相關聯——有時需要購買草料來補充，或者為增加企業內部草料的總數，或者確保包含蛋白和碳水化合物的基本草料供應。固定草料的構成，我們就能繼續組織養牛，可算出需要的肥料，如何分配和基本安排。之后，安排專業化板塊就可能：市場園藝，果園及亞麻地。
這就完成了生產部門的安排，并且我們就可以計算出其所需要勞動力的總支出，勞動力的時間分配和商品化程度。扣除必要的人力數量后，我們就得到關于農戶家庭的指導性數目，當與家庭可用的人力數比較后，就使我們能夠確定草擬的組織計劃是否能達到。接下來的事情就是存貨安排和技術操作（主要是農產品的初加工：黃油制作，亞麻再處理，等等）以及建筑和農場管理的安排。這完成了物理項目表達的技術安排。可通過農戶擁有營養物質總額的專門計算來核對，它顯示出草擬計劃是否包括對土地的掠奪性或耗竭性使用。
完成農場技術和物資的安排，并制定財務計劃形式的經濟算計后，農場組織者可開始通過估計家庭產出和預期年度平衡表來對家庭進行最終的經濟核算。
在有意識地勾畫組織計劃的諸多情形中。但是如果——如大多數農戶家庭中那樣——這種計劃是進化的，以動物王國物種的那種方式，通過選擇最優者的長時期自然選擇，那么我們所考察的這種關系就存在于經濟中，不為任何人主觀地意識到。盡管通常完全沒有意識到，農民根據確切的組織計劃來運營家庭，如莫里哀的喬戴恩以散文發言了四十年，卻從不認為他在這么做。
這些關于農戶家庭存在的經濟與自然條件的論證之結果，引起一種相關性——不同地區和不同社會群體中殊異——家庭的專業化板塊與其整體的計劃安排之間。
圖1中可見這種復雜的計劃安排之一例，給出了關于哈爾科夫省（Kharkov）舊別利斯克（Starobelsk）地區農戶家庭的經濟營收額的圖示。
圖1提供了別利斯克地區平均規模農戶家庭可用資源年度總額的十分形象的展示。從左手邊開始，我們可以看到，生產的全部初級要素（支出，牲畜和勞動力費用，貨幣與實物形式的原料費用，對農戶家庭這些都是常見的）以豎條分組。支出的每種類型都暫時以陰影標出；貨幣交易記錄也以有票據來保存。每個豎條的高度與農戶家庭在該部分的花費總額成比例；圖右邊給出了支出的價值轉化成數字的量度。然后所有這些花費根據農戶生產的不同板塊劃分開，與毛收入數據一起，形成條柱分組，每組對應著農戶家庭生產的一個板塊。大部分組之間某種程度上是彼此關聯的。圖表整體結構的基礎是田間作物分類。初級要素是由不同的支出項目組成，金額為306.27盧布。上面提到的可用資源總數，經過生產過程后，在圖中以兩條豎線來表示，生產出585.63盧布的耕作產品，這也以恰當的條柱來描繪。
因此，收獲的部分產品被出售（如黑色部分所示），部分用于農戶家庭支配，還有另一部分再次用于生產，如點線部分所示，進入家禽養殖和養牛分組中，在農田耕作條柱組的正下方，有很多條柱對應著草場可用資源循環。
在產出的價值32.70盧布的干草中，一小部分被出售；所有剩下的，如點線所示，用于養牛。養牛，從耕作和草場獲得飼料存貨，它自身包括養活牧人的實物支出，也包括照看牛的勞動成本，是總支出的一部分；還有養牛的總貨幣支出。這一條柱代表著消耗在養牛上的全部可用資源。經過生產流程，得到價值為284.35盧布的總產出，這意味著養牛是虧本的。
關于家禽養殖的條柱組按同樣的方式來構建。關于林地和市場園藝的條柱組與其他分組沒有關聯。最右邊的條柱顯示了全部生產流程帶來的可用資源總額。由于所有豎條按同樣比例來做，該圖不僅使得分析家庭每個板塊的組織安排成為可能，更使得比較這些板塊的相對重要性及其之間的相互關系成為可能。
從另外兩個案例中，我們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圖景。這兩個案例代表了在沃洛克拉姆斯克地區（Volokolamsk）專種亞麻的家庭農場和在沃格格達省（Vologda）市場導向的奶牛農場中不同板塊之間的相互關系。第一個案例中，農戶家庭的商品籃子完全基于田間作物；而后一種情形中，幾乎完全依靠養牛。關于消費和飼料的結構也非常不同。
把兩個案例中的要素分解成它們的技術組成部分，我們就可以看到農業生產由許多不同性質的技術流程組成，這可以分為下述幾類：
1、由于土地的空間延伸這一事實而產生的機械流程（翻土，播種，運輸，收獲，趕牛，等等）
2、作物種植和養牛的生物流程（作物培育、奶牛育奶、牲畜育肥，等等）
3、收獲原材料的初級再加工的機械流程（打谷，乳脂與牛奶分離，黃油加工，打麻[即通過敲打取出纖維]，等等）
4、連接農戶家庭與外部世界的經濟運作（購買與銷售，信貸關系，等等）
在技術觀念上，無論在大規模農場還是在小規模農場，每項操作一定有一致的目的。然而，其中某些更適合打規模農場，某些更適合小規模農場。
圖1：哈爾科夫省舊別利斯克地區一個平均規模的農戶家庭的經濟營收額（1910）
（數字指的是盧布）
不論實體規模大小，第一類的絕大多數流程均可以執行得同樣好。應用復雜機械方面，大規模企業具有明顯優勢；內部運輸方面小規模企業具有優勢。
第二類流程更適合小規模農場，因為它們要求更多的關照和個體料理。更適合大規模農場的唯一事情是牲畜飼養流程，因為雇傭飼養員超出小農戶家庭主的能力。
第三與第四類的全部流程顯著地更適合應用于大多數大規模農場中。
對我們注意到的在農戶家庭不同技術板塊規模的增加或縮減的不同趨勢的詳盡分析，可引導我們得出對合作理論至關重要的結論。
農業實體最緊要的事情不是它應很大或很小，而是應介乎其中的，最優的規模，這一規模可將大規模和小規模經濟體的優劣勢彼此平衡。這一點現在可以認為是證明了的——通過農業經濟研究所所做的旨在確定農業實體最有規模的工作，某些發現我們在第一章總結過。我們證明耕作的每一種農場體制下都有其最優的實體規模。
我們對農業實體作為整體性的相關計算。然而，進一步分析顯示如果把家庭組織計劃分解為不同板塊，那么確定不同板塊自己特有的最優規模是有可能的。草場養護、作物種植可能各有一個最優規模，此外，谷物作物、中耕作物、種子生產可能各有一個最優規模，并且不同再加工方式也有一個最優規模——每種情況下都不同，并且作為一個規律，差異很大，等等。
換言之，作為整體的實體的最優規模不可能是不同板塊的最優規模；為從應用最優概念于農業經濟組織得到最好結果，我們需要忘掉農業實體作為一個整體，而把農業實體的計劃安排分解成計劃的基本組成部分。然后，我們需要單獨自主地安排每個組成部分在適合它的最優規模上。
這一理論，我們幾年前提出并描述為“差異化最優”（differential optima）理論，乍一看來是悖論的且無力實施的。然而，如果調研一下合作社的結構化實踐，不難發現恰恰在此找到我們理論的完全實現。甚至可以說差異化最優理論是農業合作背后的基本組織理念；只有通過合作才能將理論付諸實踐。
由于把組織計劃分解為單獨部分技術上可行的事實，農戶家庭就能把那些技術最優規模超過農戶家庭的所有那些機械和經濟經營從其他經營中分離出來。并且還可以同其他類似的農戶一起，以合作社的形式，在更大規模且是最優規模上組織這些經營。
但是，那些最優規模沒有超過農戶家庭的經營仍全部持在農戶家庭手中。
因此，在第一類技術流程中，機械和機車的使用應劃給專門的機械協會，而第二類中，選牛和飼養標準監管分離出來，第三類中將牛奶加工成黃油也分離出來。這些都組織成適當的合作社。第四類中幾乎所有的經濟流程要完全按照合作社原則組織成購買和消費協會、銷售協會和信用合作社的形式。同時應指出，按合作社原則組織時，沒有任何一個流程失去與母體經濟的聯系。并且他們把其經濟組織的獨特特征給予了合作社，同樣還有我們在農民經濟中發現的超凡生存能力。
與農戶家庭一樣，合作社內的資本起相同的輔助作用。合作社實體的規模的決定因素——如農戶家庭情形中——不是可用資本數量而是聯合起來的農戶家庭的需要。
消費與購買合作社不能有超出成員購買能力的營業額。黃油生產廠的規模取決于成員可提供的牛奶量。信貸協會的信貸營業額對應于成員的信用額，以此類推。
合作社的特定結構、盈利性或它做的其他方面同樣不取決于投資于實體中資本的利潤最大化要求，也不是合作社機構自身的利益，而是取決于成員通過合作社獲取的勞動收入，還有農戶家庭的利益。
因此，合作社將非常有用，即使作為企業它完全不產生凈利潤，但卻增加其成員的收入。相反地，舉例而言，如果產生了10000盧布的利潤，由于拙劣的管理，農民的勞動收入卻承受了40000盧布損失的話，合作社就是有害的。合作社的成功由其成員收入的增加來衡量，而不是合作社自身的利潤。除成員收入外，別無其他。
合作社作為家庭農戶整體組成的性質，從相對資本主義企業生存能力的比較分析中就特別清晰。舉例來看，我們設想一家雞蛋合作社。
參與雞蛋貿易的私人交易商購買雞蛋是為了以更高價格出售。購買雞蛋后，如果市場上雞蛋價格顯著下跌，私人商販就被迫以低于購買價出售而蒙受損失。但合作社的情勢卻不同。它并不參與任何貿易，并不購買商品；對它而言，購買與銷售之間的差價無足輕重。合作社代表著農戶勞動產品的聯合出售；如果雞蛋價格下降，意味著通過合作社銷售產品的農戶的勞動報酬降低；由于家庭農戶的特性，不論合作社機構還是農戶家庭都無需受折磨。
這就是促使我們認可這一點的原因，即村莊中的合作社并無獨立自足的存在性，而是農戶生產的一個集體性組織延伸，與其源組織同命運（living the same life）。
丘普洛夫教授（Chuprov）在其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對農業，合作社理念的重要性絲毫不亞于絕大多數重要的技術發明。我們的確可宣稱這樣的自發進化方法，組織計劃分解成個體的流程分組，并根據它們的最優經濟和技術參數來組織每個流程，為農業提供了最卓越的經濟組織。
上述旨在概要地解釋合作社對農戶經濟的重要性；但它也指出了研究這種經濟現象并使之系統化的方法。
本質上，沒有分類系統能宣稱是絕對事實和絕對正確。它只能是服務于目的的最簡潔的或最便利的方法。因此我們準備接受服務于作者目的的任何分類的有效性。
當考察合作社運動的勃興趨勢時，首先我們必須嘗試將觀察的多樣事物分成同質類別，以更容易地理解所研究現象類型與形式的多樣性。
根據我們關于合作的概念，自然地，數據的初步系統化要通過參考以合作社原則組織起來的那些經濟流程來進行。一旦我們承認合作社僅僅是組織農戶家庭生產安排個人部分的一種集體化方法，隨之而來的當我們建立分類系統時，無可避免地必須考察合作社體系的每種特定類型在生產計劃安排中的角色。
在我們的思想視野中，如果我們正視農戶家庭的計劃安排，并將其分解為各個組成部分，考慮哪些部分最適合大規模組織，這將使我們能夠決定所構思的所有合作社類型。
顯而易見，生產物資和日用品的大規模購買比小規模零售采購更有優勢——這提供了購買合作社的基礎。同樣明顯的是，大規模實體較之小規模家庭農戶更容易也更便宜地獲取信貸，并且大規模組織比小農戶銷售產品更有優勢。這就是信貸和銷售合作社的基礎。牛奶再加工成黃油，亞麻和蔬菜水果的干燥在工廠條件下操作更廉價有效。因此，這就是組織合作社工廠的基石。應用復雜機械和牲畜培育方面，大規模單位更有優勢。因此需要一個可能更深維度的合作社，諸如此類。
因此，通過分析家庭農戶的組織計劃，并確認那些更適合合作的部分，我們就容易列出可能合作形式的一長串名單。然而，將這樣的名單與現實生活比較，我們會注意到分析確認的許多合作形式現實中還不存在。實際中它們還未被發現，就如同門捷列夫化學元素周期表外的許多化學元素還未被發現一樣。毫無疑問，隨著發展、壯大、生根，合作社運動會將越來越多的我們提出的合作社類型帶入生活。
當將合作社的特殊形式分類成更一般的類別時，我們可以挑出如下標題：
1、經濟流程：源于耕作土地空間的機械流程
（a）機械使用者協會
（b）聯合耕地協會，等等。
（c）用水和土地改良協會
2、生物流程
（d）公牛育種協會
（e）系統化飼養協會
（f）有關質量檢查的協會
（g）選種協會
3、初級加工的機械流程
（h）打谷協會
（i）黃油加工協會
（j）馬鈴薯切塊，蔬菜干燥和類似協會
4、連接農戶與外部世界的經濟運作
（k）購買合作社
（l）銷售合作社
（m）信貸協會
（n）保險協會
從農民經濟組織計劃衍伸來的這種分類，在現代合作社思考中多少有點另類。如此表述旨在有助于厘清家庭農戶中特殊合作方式的重要性。但是今后我們的繼續研究，不應按上述系統的次序，而是以更常見和更符合合作實際發展形勢的歷史序列，以及合作社運動的重要性來進行。
從組織和歷史視角來看，至今在我國最重要的地位應屬于信用合作社體系；我們應從它開始分析。此外，最古老且最牢固組建的合作形式是與購買相關的合作社。次之由銷售合作社居之，再次之，由再加工和銷售一起的合作社居之。
分析完合作社運動這些高度發展且重要的分支后，這些分支大部分是與農戶家庭外部聯系相關聯，我們應繼續厘清合作社運動在農戶家庭生物和機械流程組織上的作用和形式——關于機械，檢查，養殖和其他類似形式的協會。因此，我們應對當代最新的且研究最少的農民合作形式予以特殊關照。
根據研究計劃，我們首先應嘗試確定各種情形中合作諸現象的經濟性質。通過分析其性質，我們就能確定研究的每一種情形中合作社組織者面臨的組織難題，以及現實生活為解決這些難題而采取的組織形式。
王東賓（譯）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實驗主義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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