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流民與游民向來是社會治理與改造中不可忽視也較為復雜的一環。不同社會時期，對這一群體的評價標準與治理行動都呈現出其時其地特殊的歷史語境。本文對陜甘寧邊區“改造二流子”運動進行分析和解讀，可以發現，與中國皇權專制社會里的游民管制措施相比，陜甘寧邊區所采取的游民規訓與社會治理策略是通過群眾運動中的舉報、相互審查和自我審查，系統化商議評定標準，民選“二流子”，以明確的標簽來區隔“二流子”人群，同時使其他民眾感受到熟人社會中的強大群體壓力，對照“二流子”的認定標準進行自我審查，通過樹立“反面典型”來促使農民向“先進”靠攏，進行自我改造。這一治理策略成功地規訓了鄉村民眾，讓每一個體在相互評選和自我審查中變得馴服和更加有效率。
二流子，是對陜北農村不務正業，不事生產，以鴉片、賭博、偷盜、陰陽、巫神、土娼等為活，搬弄是非，裝神弄鬼，為非作歹的各種人的統稱。此前，他們被村民們稱為“爬鬼”、“地痞”、“牛毛”( 流氓) 、“二流答瓜”。在一份《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決定》的文件中，二流子也指好吃懶做和不務正業: “在解放前，工人農民及其他人民，被反動政府及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壓迫剝削，因而失去其職業和土地，連續依靠不正當方法為主要生活來源滿三年者，叫做游民( 習慣上叫做流氓) 。”和普通的農民不同，他們不是靠在田地里辛勤勞作為生，而是從事賭博抽頭、販售鴉片、說媒、看風水、巫醫等活動來維持自己的生計。在重農輕商的中國傳統社會倫理觀念里，“二流子”是給社會帶來極大負面影響的一個游民群體。
1940 年初，陜甘寧邊區發動了“改造二流子”運動，以使這部分人群加入生產，清除迷信，厘正民風。作為一次成功的社會改造，這一運動也成為后來新中國改造游民等社會邊緣人群的早期雛形。
本文從社會治理策略的角度，以規訓理論和社會治理理論為基本理論框架，運用話語分析的方法，對陜甘寧邊區的改造二流子運動進行分析和解讀。
邊區政府改造“二流子”的動因，當然首先是讓這部分勞動力從事生產，充分利用他們的勞動力產出經濟效益; 其次是破除萎靡、迷信之風，改造社會風氣; 但更重要的，可能是防止不事生產的這部分人對正困擾于公糧稅負的農民們產生負面示范效應: 陰陽先生、巫婆神漢等都以巧言令色為業，且假以神佛之名，在鄉村社會中有著很大的說服力和影響力，如果他們私下里勸說農民們抵制公糧稅收，形成意見導向，對征收公糧和開展大生產運動的負面影響可想而知。
辨識“二流子”
對“二流子”的稱謂和成分定義中可以看出，與傳統農耕為生的樸實農民相比，“二流子”仍然屬于“人民內部”，但處于農民的邊緣階層。如果細究其成分，可以發現“二流子”群體的組成非常復雜: 除了為人所深惡痛絕的流氓、地痞和小偷以及被蔑視的娼妓外，相當一部分是鴉片煙成癮者。這一群體在當時的陜北農村并不少見，當時有歌謠: “延安府，柳根水，十有九個洋煙鬼。”另外一部分是農村婚喪嫁娶( 如媒婆和風水先生) 及迷信行業從業者。據統計，整個邊區僅從事禳病祛邪的“巫神”就多達六千人。這些巫神在缺醫少藥的陜北地區頗具一定地位，民眾對其的情感頗為復雜: 既畏懼，又有些厭惡，但同時又存在一定的依賴心理。
對這樣一個群體，農民們的評價和政府并不完全一致。這些人中的一部分是他們的親戚、朋友，有的人——如媒婆、神漢和陰陽先生——還是民間信仰的依托對象或農民們遭遇困難時所求告的目標，在某種程度上受到農民的敬畏。在這樣一個“熟人社會”里，“改造二流子”的行動，同樣經過了一個社會動員并最終達到社會認同的過程。
1937 年，剛剛成立的邊區政府即對當時的“二流子”人數進行統計，整個邊區“約有二流子3萬余人”。1939 年延安、華池率先改造“二流子”參加生產勞動，取得經驗后在全邊區推廣。但是，由于生產運動在這期間并沒有大規模推廣，因此“改造二流子”運動的效果也并不顯著。
大約在1940 年春延安縣的一次生產動員大會上，兩位對農村情況非常熟悉的干部胡起林、王慶海提出，要拿出有效辦法，迫使農村“二流答瓜”的那種人參加生產。根據當時延安市的調查， 1937 年前，延安市人口三千，地痞流氓五百，占人口總數的16%， 1937 年延安縣人口三萬，地痞流氓為1692 人，占5%。作為一項政策，1941年，毛澤東在其發表的“五一”施政綱領中特地指出: “給社會游民分子以耕種土地、取得職業與參加教育的機會。”據統計，到1941 年延安縣已改造二流子1173 人，占總數的72%。
多達16%及5%的這部分人口是如何被認定為“二流子”的? 據史料顯示，邊區以是否自力生產、是否積極參加大生產運動作為判斷“二流子”的基本標準，并細致地將其劃分為“二流子”、“半二流子”與“非二流子”:
1.完全無正當職業而靠不良行為( 如偷人、嫁漢、招賭博、販賣違禁品、拐騙、做巫神、當師婆、胡挖亂抓，只要能作為生活手段，漢奸特務也干……) 維持生活者為二流子。
2. 有正當職業，又兼靠不良行為為生活手段者為半二流子。
3.至于完全靠正當職業為生活手段，但染有不良嗜好或不良習氣( 如本人有不良嗜好，但不靠賣違禁品為生活，耍賭博但不靠招賭生活，積極生產但又大吃大喝等) ，不算作二流子，而應算作有不良嗜好或有二流子習氣的公民。
“改造二流子”的方案由基層干部率先提出，很好地應和了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組織起來”的思路，即福柯所謂通過“規訓與強制”，“把無益或者有害的烏合之眾變成有秩序的多元體”，而最終目的，是為了“在肉體中建立能力增強與支配加劇之間的聚斂關系”。一方面，它有效地提高了農民的勞動效率———不勞動就將成為被批評乃至被唾棄的對象; 另外一方面，它也體現了“公糧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原則，符合民眾“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 很少為人所關注但相當重要的第三點是，由于各村公糧是定額分攤，如果本該攤到額度的“二流子”因為沒有生產糧食而拒絕上交公糧，則這一定額勢必分攤到其他農戶身上。這樣，對“二流子”不事生產的指責很容易得到農民的響應，也把對公糧負擔沉重的指責部分轉移到了不事生產的“二流子”身上，使得政府承受的輿論壓力有所減輕。
對照官方劃定的標準，邊區各縣將“改造二流子”的任務層層分解攤派，每個村落都開始列出本村“二流子”的名單，并召開批判大會，進行改造。
審查、標簽與懲戒
對“二流子”前期的勸服如果無效，伴隨而來的懲戒措施則以收容改造為主。邊區各地當時都設立了收容機構，以對這些不事生產者進行規訓、懲罰和改造。在《陜甘寧邊區違警罰條例草案》中，就以“妨礙風化”的條款明確規定: 凡“游蕩輕薄，行為不檢者”、“僧道巫婆及江湖流丐強索人民錢物者”，“處以十日以下之拘留或十個工資以下之罰金”。而“以符咒邪術醫治疾病者”，則處以五日拘留或罰沒十個工資以下的罰金。這些治安管理的處罰辦法中，很顯然對已經劃歸“二流子”行列、不事生產的巫婆神漢乃至僅僅是街頭游蕩者均進行了嚴格的行動限制。
對頑固不化的“二流子”，采取的是集中管制、強迫勞動的辦法: “收集當地煙民流氓，除依法懲辦外，一面監禁一面教育，一面使他們生產，要帶強迫性。”對一些有名的“二流子”，則要求他們進行“坦白”和“懺悔”，以揭露和羞辱的方式敦促其進行改造。
綏德市“二流子”戒煙所就是有組織地收容改造被稱作“社會的寄生蟲”的“二流子”的場所。早上6 點鐘起床，由所長領導著到操場上跑步，上午都集中在一個院子里捻毛線。午飯休息后，下午上課。
禁閉的實踐與必須工作的主張之間實際上首先是一種道德關系而非經濟關系，禁閉中的工作義務既是倫理實踐又是道德保障。這一點，可以在戒煙所的勞動改造中得到印證———“那曾經是枯黃的骯臟的臉，現在泛出了紅色，頭發和胡須，都剃得干干凈凈”。戒煙所對每個“二流子”都造冊登記，張榜公布，犯何前科、改造計劃、內容日期，一一在目，經所長考察鑒定，并經眾人評議合格后，才可出所。這些考核的內容，意味著“二流子”經過改造已經符合執政黨的道德標準，作為一種懲戒的勞役暫告結束，但是，如果他積習難改，面臨的將是更加漫長和嚴厲的懲罰。
執政者同時也對死不改悔者進行“貼標簽”式的宣示懲戒并在媒體上予以公布。例如，延安市各鄉村采取全民公投的方式，甚至還一度出現了家庭內部“民主公議”以自我審查是否符合二流子標準的“滕楊方案”，來選出“二流子”名單，并擬定公約在村民大會上宣布，將“二流子編成小組，每組選出一小組長，依照所定公約互相督促，規定生產期間，一切義務動員，概由二流子負擔”。具體操作中還規定: “二流子的門上和身上佩帶以二流子的證章，只有在真正參加生產之后才可取消。”前述被區分為“二流子”、“半二流子”、“民選二流子”的不同群體也被依據政策區別對待。通過一輪又一輪的批判、改造，二流子從農村的邊緣群體徹底淪落到對立面: “二流子已經成了壞人的代名詞，成了一頂十分骯臟的帽子，誰也不愿意戴它。”
這個時期，伴隨著“整風運動”的步步深入，農村也開始進行對整風經驗的學習，開展了“審干”、“搶救”和“鋤奸”運動。“改造二流子”運動與這些運動的結合，使得改造出現了擴大化傾向。帶有明顯區隔和侮辱意味的宣示方式，給被辨識為“二流子”的個人及其家庭帶來了強大的心理壓力，不僅使其被置于無所不在的監視和審查之中，也制造出被群體拋棄的恐慌感。對于那些對大生產運動存有異見的民眾，這不啻是強大的群體壓力。
規訓話語的生產
北群在《改過———記甘泉六里廟鄉動員二流子生產大會》里生動地記錄了甘泉六里廟鄉對11個該村事先“選舉”出的“二流子”尤其是其中一個女“二流子”的改造過程。在這個事件的描述中，可清晰地看出“政府主導—強大壓力—行政處罰—改過效忠—回歸和諧”的敘事模式，但無論敘事者通過修辭手法給這類故事抹上多么溫暖的色彩，其通過行政權力進行規訓與強制的基調一直貫穿始終。
故事的第一階段明確無誤地顯示出政府主導的痕跡:
他們是舊社會中的流氓，在新社會里卻變成二流子了。他們不但不努力參加生產，還吃洋煙，耍賭博，偷東西，串門子，以致農民對他們非常不滿，政府屢次教育他們，但他們仍不改悔，二流子的惡習并未除掉。今年政府為動員每一個人參加到生產戰線，對他們也不能再客氣了……今天下午，政府就在道佐鋪街上召開一個隆重的群眾大會，叫大家來教育他們，叫他們在大眾面前宣誓改過自新……并準備把幾個最壞的二流子送縣區教育。
第二階段強調的是群體壓力的影響。在民眾施加強大壓力的繪聲繪色的描寫中，顯而易見的是憤怒的民意所展現的巨大力量:
當11個二流子進入街道時，大家潮水般地涌過來了，他們爭先著，嬉笑著，驚奇地談論著:
———捉的美!
———你看，那個女二流子!
———這次可得改過啦!
……會場上百多雙眼睛，順著鄉長的指點有力地射過去了，二流子們感到大眾眼光的威力，也無神地把頭低垂下去。
……人群里忽然喊叫起來了:
———叫他們站起來!
———站起來!
對民意的生動描寫其實還有另外一層含而不露的內涵: 當政府主導此類行動的時候，民眾顯示出很高的熱情，這說明政府不僅是了解民意和代表民意的，而且也展示出民眾對其行為的高度認同，再次證明了政權的合法性。
第三個階段必然是行政處罰:
咱沒辦法怎樣他們，政府可有辦法管教他們哩!
與前面對民意生動細致的描寫具有顯著區別的是，報道中對有關“處罰”的部分通常語焉不詳: 具體采取了什么樣的懲罰措施、結果如何、對“二流子”的家庭有何影響，都很少見到明確的描述。而史料顯示，當時“二流子”的改造方法可謂多種多樣:
“用各種方式來給他以精神的壓迫: 開群眾大會，大家來羞辱他。”“開勞動英雄大會，教二流子來旁聽，讓他們感到勞動的光榮，這又是一種辦法。”“在他家里掛一個二流子牌子，讓大家喊他‘二流子’”，“發動全鄉人，對他進行封鎖”，通過“勸說、感化、宣傳”，“形成一種群眾運動”。
總而言之，制造勞動光榮、不勞動可恥的鮮明對比，以敦促這些與政策悖離的鄉村個體走上政府引導的道路。
以”改造二流子“為題材創作的年畫
在《改過》的描寫中，第四個階段正是改過與效忠:
我改過，我自新，你們看到我再吃洋煙活剝我……( 馮老婆) 羞得連頭都抬不起來了。
第五個階段則是基于被批判對象改過自新之后達成的諒解和和諧:
會場里洋溢著笑聲，充滿了快樂。在老鄉們的臉上，也在要改過自新的二流子們的臉上。
改造二流子的過程中，執政者還刻意挖掘和塑造出“二流子”出身的勞動模范，以形成鮮明的對比，促使農民們學習先進，幫助落后，積極投身到大生產運動中。其中最為典型的個案，是關于“二流子”申長林如何成長為勞動英雄的事跡報道。在看到《解放日報》社論《一位新的榜樣》后，中共中央西北局組織部長陳正人親筆寫信給申長林，稱他出身于無產階級的隊伍，曾淪落為失業的游民，現在是“邊區自由的公民”、“新民主主義社會里富裕的主人”、“邊區黨的模范黨員”，并指出“這是中國人民最正確的解放道路”。申長林的故事還被寫入了紅色小說《模范黨員申長林的故事》，在邊區發行。
運用組織傳播的方式，政府頻頻通過社論等形式敦促“二流子”進行改造:
努力生產的莊稼漢是勞動英雄，反對不勞而食的二流子。
幾年來我們不僅進行了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改造和建設，而且還進行了“人”的改造和建設。舊社會遺留給我們的渣滓——二流子，大部分都改換了原來的面貌，變成健康勤勞的農民。
“不許再有一個二流子，不讓再有一個勞動力站在生產圈外”，違者除須罰出羊資或豬資外，另并接受公議的處罰。
“改造二流子”的題材很快成為秧歌劇、木刻等藝術創作的主要內容。魯藝的秧歌劇作家王大化等創作了《二流子變英雄》、《趙富貴自新》等秧歌劇，呈現這一新事物、新現象，陜甘寧邊區的其他民間劇團也群起而效之，創作了《勸二流子務正》、《懶癀轉變》等秧歌劇目。此外，斥責“二流子”品德敗壞的秦腔《二流子搬是非》，笑話“二流子”的快板《笑話二流子》、《二流子罵莊稼》等，都是以“二流子”的改造為題材。
在文藝工作者的創作中，那些沒經過改造或較為頑固的“二流子”媒婆、老來俏、愛勾搭年輕人的三仙姑、抽大煙妻兒啼饑號寒的金三等被表現為懶惰、丑陋、可笑甚至通敵牟利的形象，受到大家的鄙棄。而積極改過自新的“二流子”則通過勞動一躍成為新富農，并成長為人人敬仰的勞動英雄。例如《鐘萬財起家》、《劉二起家》、《劉生海起家》等，都遵循了這個批判—痛悔—改過—發家的話語邏輯。
游民規訓與社會治理
從1940 年開始的“改造二流子”運動幾乎貫穿了大生產運動的始終。據朱鴻召統計，在1943～ 1944 這短短一年時間里，陜甘寧邊區共改造“二流子”六千四百余人，占原劃定“二流子”總數的三分之二，并逐漸達到百分之百的改造。1943年，安塞城區轉變的43 個“二流子”，種地939 畝，約產糧124 石; 隴東分區轉變的732 個“二流子”，開荒2990 畝; 甘泉轉變的132 個“二流子”，開荒275 畝。
有著長期重農傳統的中國社會一直極為重視對游民的辨識和管制，例如，游民出身的朱元璋在執掌政權后，即刻宣布“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為游民，則逮捕之”。明清兩代，均發布文告，要求各地清除游民: “督令力食謀生，不尊者送案究治。”這里“游民”的概念，和“二流子”頗為類似。但與中國皇權專制社會里的措施相比，陜甘寧邊區所采取的管制措施則有同有異。相同之處表現在: 執政者均將不事生產者視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 對“二流子”的懲戒多由司法系統進行拘押。
兩者的不同則在于: 傳統社會系由鄉紳地保辨識“游民”，通過戶籍制度造冊管制游民，以行政監管為主;而邊區則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通過舉報、相互審查和自我審查，系統化商議評定標準，民選“二流子”，甚至規定“二流子”的定額比例，使得不僅僅是“二流子”被納入監控和改造的行列，其他從事生產的民眾也在這場群眾運動中受到了教育和震動，并時時刻刻對照“二流子”的認定標準進行自我審查，在群體壓力中盡可能向“先進”靠攏。尤其是“群眾評議”的過程，重在把“二流子”放在“熟人社會”中進行批判和改造，讓“二流子”羞恥、悔改的同時，還達到了另外一個重要目的，即通過樹立“反面典型”來促使農民進行自我改造。
“改造二流子”運動對邊區厘正民風、清除迷信思想、穩定社會的積極意義，是不容否認的。但必須注意的一點是，“改造二流子”的根本目的或者說核心訴求，并不是為了懲戒違法犯罪者———篩選“二流子”的標準是是否從事生產而并非是否違法犯罪，事實上，大部分“二流子”都夠不上違法犯罪的標準。
以明確的標簽來區隔“二流子”人群，加之以熟人社會中的強大群體壓力，兼以此中可能隨時背負的恥辱和被鄉村社會拋棄的恐懼感來威懾對大生產運動持消極態度的民眾———“改造二流子”的最終目的，是通過民主評定“二流子”的過程把熟人社會里的道德貶斥化為具備一定司法性質的懲戒行動，通過集體監視和收容防止自由流動，通過勸說和收容強制進行生產培訓，通過批判大會和貼標簽的方式實現懲戒，通過集體批判和訓誡來進行“思想改造”，讓整個鄉村社會的每一個體在戰戰兢兢的評選和對照標準的自我審查中變得馴服和更加有效率。如福柯所言: “消除那些含糊不清的分配，不受控制的人員流失，人員的四處流動，無益而有害的人員扎堆; 這是一種制止開小差、制止流浪、消除冗集的策略。其目的是確定在場者和缺席者，了解在何處和如何安置人員，建立有用的聯系，打斷其他的聯系，以便每時每刻監督每個人的表現，給予評估和裁決，統計其性質和功過。因此，這是一種旨在了解、駕馭和使用的程序，紀律能夠組織一個可解析的空間。”簡言之，“改造二流子”運動首先是一次旨在通過規訓民眾進行的社會治理而非懲治違法犯罪者的行動。
這一鄉村社會的治理策略在把“面子”看得至關重要的中國社會呈現出明顯的效果，為后來鄉村社會的全面改造提供了諸多經驗。一方面，它將農村勞動力以村落為單位進行定位、監控與組織，為駕馭和使用民力提供組織基礎; 另一方面，它和在學校、機關開展的大生產運動一起，為“樹立勞動觀點”提供了重新塑造人、改造社會的經驗。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江海學刊》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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