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會排斥的分析框架
［導讀］今天，歡樂的愛侶們迎來了一年一度的西方情人節，而中國農村的大齡未婚男性卻遭遇著成婚困難，甚至被看作社會風險的來源。本文作者基于社會排斥理論，具體分析農村大齡未婚男性所面臨的社會排斥現狀，形成了針對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社會排斥的分析框架——農村大齡男性在文化、社會/婚姻、經濟以及政治四個維度面臨社會排斥。農村大齡未婚男性是性別失衡后果的直接承擔者，其所遭受的社會排斥反映了貧困性和弱勢性的本質。性別失衡的社會治理應該與鄉村建設相結合，關注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及其家庭，改善傳統婚育觀念偏見，助力家庭發展。特此編發，以饗讀者。
性別失衡是人口轉型期中國人口與社會可持續發展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隨著近年來農村弱勢男性“婚姻擠壓”現象日益增多，性別失衡的后果愈發明顯，根據2000年和2010年國家人口普查數據和婚姻表預測，成婚困難的男性數量在2000萬以上，從2010年開始會有10%～15%的男性難以如期找到配偶，該群體數量會在2035年達到頂峰，屆時“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將成為中國社會重要的特殊人群之一。
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在遭遇成婚困難的同時，也被社會認為是潛在的風險群體。在中國傳統家庭制度下，性別失衡所導致的“婚姻擠壓”加劇了農村大齡未婚男性成婚需求與女性缺失現實之間的矛盾，并將性別失衡在個體層面的婚姻缺失與人口、社會、健康、文化和經濟等風險后果相聯系起來。目前很多研究基于社會風險視角，在失范、越軌、違法、犯罪率增加、性傳播疾病蔓延以及國際社會安全等議題中，假設或者估計了大齡未婚男性存在的風險趨勢，使得農村大齡未婚男性被風險化、標簽化和污名化，成為被社會排斥的對象。
然而，大齡未婚男性本質上依然是性別失衡社會的受害者和利益相關者，社會和學界針對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一些論點和論述，反映了其對于農村大齡未婚男性權利認知的缺失，這也造成農村大齡未婚男性更容易遭受不公平的對待，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因而被看作是“麻煩制造者”和社會風險來源。對遭遇社會排斥的農村大齡未婚男性來說，其背后更多的是個體和家庭的貧困性，家庭發展能力的弱勢性，以及社會地位的邊緣性。迄今為止，在有關性別失衡和大齡未婚男性的研究中，尚未有針對該群體面臨的現實問題進行的社會排斥分析，更缺少將社會排斥理論引入該人群的研究路徑和方法。
本文嘗試歸納和分析性別失衡背景下農村大齡未婚男性所遭遇的社會排斥現狀，進而形成針對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社會排斥分析框架，為減弱針對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社會排斥的公共政策干預提供依據。
一、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社會排斥分析
1.數據與資料來源
隨著性別失衡的后果逐漸顯現，地處偏遠農村的未婚男性在遭遇成婚困難的同時，更容易遭遇社會排斥。本文整體以質性研究為主，按照社會排斥的一般分析框架對農村大齡未婚男性所遭遇的社會排斥進行分析，其中農村大齡未婚男性調查對象的年齡標準，借鑒果臻等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初婚表中未婚人群尚存比例和終身成婚期待率等數據分析結果（將其設定至32歲），以期反映研究的現實背景。數據資料包括：
（1）在中國知網數據庫檢索到的以性別失衡后果、農村大齡未婚男性以及社會排斥為關鍵詞的期刊文獻資料；
（2）在百度和谷歌搜索引擎中以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光棍村、外國新娘等為關鍵詞檢索到的新聞報道，甄選新華網、人民網、鳳凰網等媒體機構近三年來有關省市的光棍村與大齡未婚男性買婚、騙婚以及跨境婚姻的權威發布；
（3）作者團隊于2014～2016年期間在陜西、江西、廣西、貴州等性別失衡典型地區，針對農村大齡未婚男性有關家庭、婚戀、性與生殖健康、社會交往以及社會關系等方面的部分質性訪談資料。
2.分析過程
（1）文化排斥
大齡男性由于其未婚且無子女的狀態有悖于婚姻和生育文化傳統，因而首先遭遇文化排斥。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有不能結婚的男性存在，他們受傳統父系文化影響而被“歧視”地稱為“光棍”。“光棍”在農村地區鄰里間的話語體系中，是一種相對貶義的叫法，也形象地體現了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孤身一人，缺乏配偶和子女依靠的典型特征。對“光棍”的身份歧視表明，這些大齡未婚男性不能夠按照主流社會認可或者占據主導地位的行為、生活發展模式和價值觀而生活的可能性，也就是文化排斥。
“光棍”標簽的存在，使得大齡未婚男性在生育文化中更進一步受到歧視和排斥。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在于，婚姻的缺失致使農村大齡未婚男性難以得到傳統家庭制度的認可。鑒于中國文化傳統強調男性在一個家庭、家族乃至社會的重要作用，結婚成家、延續香火成為一個男性對其所在家族最重要的使命，而婚姻的缺失意味著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家庭組建的失敗，繼而難以維系家族傳承。
在傳統文化影響深遠的鄉土中國，周圍鄰里大多會對大齡未婚男性另眼相看，受訪者GF表示“大家會議論啊，說這個人怎么不想要（娶媳婦）”。同時，大齡未婚男性所在的家庭成員和個人都遭受著嚴峻的心理壓力，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表示自己的父母親人很擔心自己娶不到媳婦，尤其是無法延續家族后代，例如《中國青年報》有關中國農村剩男現象的報道，把農村未婚男性父母對于大齡未婚兒子無法成婚甚至無法養育后代的焦慮展示得淋漓盡致。
（2）社會/婚姻排斥
農村大齡未婚男性所遭受的社會生活排斥以婚姻為中心，是對抽象的文化排斥的具體化，從個體、家庭和社會三個層次，依次體現在由于婚姻缺失而對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性與生殖健康權利的排斥、家庭養老保障的排斥，以及由婚姻關系所搭建的社會關系支持網絡的排斥三個主要層次。
在個人層面，婚姻的缺失意味著農村大齡未婚男性沒有合法的性伴侶。婚姻的缺失直接導致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在婚內尋求性滿足的路徑被切斷，商業性行為實際上已經成為農村大齡未婚男性重要的性彌補手段，這也給性與生殖健康安全問題帶來了隱患。在調查中，大部分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受訪者都表示存在性貧瘠和性壓抑的問題，幾乎所有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受訪者都表示自身經濟困難，然而事實上并不會因為收入有限而減少商業性行為的消費。受訪者GF表示自己的年凈收入僅有1000多元，但是每月依然有一兩百元花費，用于2次或者3次商業性行為消費。
在社區層面，婚姻缺失導致家庭養老功能退化。傳統居家養老一直都是大多數家庭的主要養老模式，而婚姻的缺失使得家庭所承載的居家養老保障功能不得不由社區來承擔。受訪者GH認為，找個媳婦主要是“能對老的好（盡孝），能照顧家（家人和孩子）”。由于沒有配偶和子嗣，既制約了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對其父母的養老義務，也增加了現有家庭成員對其未來養老缺失的擔憂，自然而然寄希望于社區資源進行補充，由此也加重了社區對于社區居民的養老負擔，很可能造成社區居民對于大齡未婚男性的負面情緒和態度。
在社會關系層面，婚姻是個體締結社會關系的一個重要承接點，一方面是由姻親關系擴張成的強社會關系網絡，另一方面則是與自身相關的鄰里社會關系網絡。婚姻的缺失使得農村大齡未婚男性最主要的社會支持力量缺失，而李艷在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社會融合研究中發現，大齡未婚男性對于鄰里中互惠的送禮活動參與度較低，使得該群體逐步退出村居交際網絡。社會關系的缺失和不足限制了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社會交往空間，對其生存和發展也帶來了新的挑戰。
社會/婚姻維度的排斥，除了表現為對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歧視外，也引發了多元貧困，包括社會關系的弱化、養老資源的匱乏，以及由于配偶缺失帶來的性與生殖健康知識的缺失和權利的漠視。盡管商業性行為廣泛存在，但是農村大齡未婚男性自身對商業性行為有悖于道德和法律，特別是性傳播疾病風險心有余悸。受訪者GF直言，“肯定是自己去（進行商業性行為），要被別人看到會被笑話”；受訪者GP更是表示每年自己花費千元對包括性傳染疾病在內的項目進行抽血檢查。社會/婚姻維度的排斥，使得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問題進一步升級為道德/婚姻倫理問題、法律問題、健康問題和發展問題。
在實地調查中，所有農村地區受訪者均表示，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經濟發展落后，公共服務匱乏，缺少吸引外地女性流入的動力，農村本地未婚適婚女性一女難求，“光棍村”已經廣泛存在于很多農村地區。
然而，偏遠農村地區婚姻市場的彩禮價格與落后的當地經濟水平形成反比，女方家庭由于攀比、生活焦慮以及養育回報等心理，彩禮價格因為女性稀缺而迅速上升，“萬紫千紅”（一萬張五元和一千張百元鈔票）、 “一動不動”（汽車和房產）基本成為一些西部農村地區彩禮的標配。
一方面，昂貴的彩禮價格遠遠超出當地農村家庭所能承受的負擔，婚姻成為眾多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及其家庭可望不可及的夢想。而由此對該群體的社會排斥，不僅限制了個體參與和權利實現，加劇了貧困和歧視，造成弱勢地位的進一步固化。另一方面，彩禮的增加也使得買婚、騙婚以及跨國婚姻在農村地區存在更大市場。
為了突破由于單身所帶來的種種弊端，在本地或者本國適婚女性缺失的背景下，不少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及其家庭為了滿足對婚姻的渴望，不惜舉債花費重金采取非常規手段買婚，然而更多的時候卻是遭遇欺騙，陷入更加貧困的境地。新華網有關山東農村多名越南新娘領完彩禮集體出逃的案例，突出反映了當地十多名家庭貧困的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及家庭為了娶到外國媳婦，籌資百萬彩禮，卻遭遇越南新娘有組織地買婚、騙婚，最終因婚返貧，再也難以結婚的經歷。
（3）經濟排斥
經濟收入水平低下是經濟排斥的首要表現。經濟上的貧窮是絕大多數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家庭的基本情況，這不僅影響了成婚的可能性，也進一步制約了一些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經濟發展，限制了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及其家庭的經濟收入和農業生產，形成了經濟排斥。經濟排斥是指個人或者家庭未能有效參加生產、交換和消費等經濟活動。在傳統男耕女織的家庭分工中，夫妻雙方相互協作共同經營家庭；配偶的缺失使得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缺乏勞動的積極性，同時也制約了農村家庭經濟的發展。
經濟排斥的發生在根本上制約了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經濟生產能力。在實地訪談中，我們發現該群體對于婚姻的渴望，一方面源自內心對婚姻的向往，另一方面則出自理性經濟的考慮。
大部分農村大齡未婚男性，比如受訪者GH認為自己（男性）應該承擔起供養家庭的主要責任，但是希望能有配偶在家操持家務，贍養老人，以減輕其在外工作的后顧之憂。也有一部分農村大齡未婚男性所在的村落受制于偏僻的地理位置，復雜的地形和特殊的農業生產方式使得這些村落的機械化難以實現，這時配偶也就成為最佳的勞動力來源。受訪者GF則反映其所在的地區種植甘蔗很辛苦，自己需要身體健康的配偶一起發展家庭農業。
在前一類受訪者眼中，盡管配偶不用參加更多的辛苦勞動，但是家庭合理的分工會使得男性在工作時放下負擔，保障穩定的經濟來源，提高家庭經濟收入。而對于后一類受訪者來說，身體健康的配偶有助于農業生產，促進家庭的良性發展。然而，配偶的缺失進一步制約了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經濟發展，惡化了貧困現狀。
（4）政治排斥
在中國農村地區的村民自治制度中，農村居民的直接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最大程度上得以實現，也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了所有農村居民直接參與鄉村治理的可能性，其突出體現在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上。一方面，農村居民可以直接參與選舉過程，成為村民事務的負責人；另一方面，在農村治理系統中的垂直關系，使得農村居民生活可以隨時與村干部直接互動，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然而，這種政治便利并沒有使得農村大齡未婚男性改善自身的弱勢地位。
利益表達的缺失是政治排斥的首要表現。我們在調查中發現，盡管有外出打工經驗的單身男性回村后，不少參與協助村民委員會工作，但是更多的農村大齡未婚男性性格內向不善交際，很少參與村居政治活動，其他村民也鮮有選舉農村大齡未婚男性成為村干部。農村居民本來就認為，一個男人沒有結婚是沒有本事的表現，也便沒有成為村干部的能力。
余練就對農村光棍的政治排斥有著專門的研究：從村干部的角度看來，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大多是被動地參與到鄉村政治活動中，比如在村居基礎設施建設、公共參與和公共服務領域，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由于沒有其他家庭成員的意見干預，是村干部最容易號召的公共服務人員的首選。這點在我們的調查中也有所體現，相較于已婚男性，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在調查中的配合度更高。
其次，該群體的政治參與的程度和范圍也很低。由于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弱勢社會經濟地位，該群體在政治參與中更多代表了村干部對弱勢群體的關照，比如逢年過節，對“五保”和“低保”的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慰問和補貼，是村干部在各級領導視察工作時的主要走訪對象。然而，這種有限的政治主體參與和互動，將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定位于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地位，本質上是對農村大齡未婚男性所處弱勢階層的固化。
二、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社會排斥分析框架及其應用
1.分析框架的形成
根據上述資料分析，本文提出針對農村大齡未婚男性這一特殊弱勢群體的社會排斥分析框架。農村大齡男性在遭遇成婚困難的同時，在文化、社會/婚姻、經濟、政治四個維度面臨社會排斥。
對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社會排斥的發生，不僅是其個人及家庭所處的弱勢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使然，更是個體和家庭弱勢在宏觀社會背景與區位劣勢環境相互疊加影響下的后果。中國傳統生育制度和養老制度將婚姻與個人，尤其是男性的發展以及家庭功能的實現結合在一起；而在人口性別結構失衡女性缺失的背景下，農村女性的鄉城流動更是增加了本地婚姻市場女性的供給壓力。在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下，地理位置偏僻的農村地區經濟落后，缺少促進個體發展的必要社會支持，鮮有吸引周邊女性人口流入的動力，這些都成為當前農村大齡未婚男性成婚困難與社會排斥現象發生的重要因素。
文化維度的社會排斥主要與傳統家庭婚育文化相關；社會/婚姻維度的社會排斥主要與婚姻相連，表現在性與生殖健康、養老保障和社會支持等領域；經濟維度的社會排斥反映出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經濟活動參與不足，進而影響農業生產以及經濟收入；政治領域的社會排斥則表現為個體利益表達的缺失與政治參與的不足。而這些社會排斥的發生，限制了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群體的社會參與以及個體權利的實現，制約了農村大齡男性及其婚姻家庭的發展，加劇了其在性與生殖健康、社會資源和經濟資源領域的貧困，造成了對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在家庭身份、社會地位認可等方面的歧視，從而進一步固化了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弱勢地位。
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在多個維度所遭受的社會排斥說明，對于該群體的社會排斥在多個領域相互連接、相互加強。社會排斥的原因、內容、后果與反饋的自身機制，決定了對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社會排斥是動態的、累積的和自我強化的。對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社會排斥反映了一種動態的過程，農村大齡未婚男性是通過社會排斥機制被排除在一定的社會參與之外的；動態性在體現社會排斥的產生和反饋加強整個過程的同時，也呈現出大齡未婚男性社會排斥在各個維度的累積。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社會排斥分析框架的建立，也是區別以往傳統性別失衡后果研究中針對農村大齡未婚男性風險化、標簽化和污名化的一種新的嘗試，其目的在于揭示農村大齡未婚男性遭遇社會排斥背后的貧困性、弱勢性以及發展受限性。
本研究框架的提出，試圖反映針對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社會排斥發生和后果的全過程，當然，其適用性、有效性以及操作化的過程還亟待實證數據進行檢驗，并通過相關影響因素分析，為解決性別失衡背景下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貧困性和弱勢性問題，完善對該群體的社會支持與社會融合政策提供參考。
2.分析框架的應用
在人口與社會轉型期，針對出生性別比的性別失衡公共政策治理效果已經初顯成效，2015年全國出生人口性別比七年連續下降至113.51，出生人口男女比例失調得到了遏制。在性別失衡的社會后果逐漸顯現的情況下，農村大齡未婚男性遭遇的社會排斥問題，不僅僅是個人婚姻和家庭發展“私域”的問題，由于婚姻市場女性失衡所導致的偏僻農村地區婚姻擠壓、天價彩禮、婚姻欺詐、跨國婚姻等社會問題，直接關乎家庭幸福、區域發展和社會穩定，因而對于鄉村建設和社會治理有著重大意義。
根據本文提出的社會排斥分析框架，解決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社會排斥，除了要改善傳統社會規范對于婚育觀念的刻板定位，尊重多元婚育權利，也要進一步完善性別失衡的社會治理，在個體層面關注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婚姻家庭訴求、性與生殖健康的實際需求和多樣化的婚姻權益保障。具體而言：
首先，減弱對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社會排斥應該借助國家精準扶貧計劃，幫助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及家庭脫貧致富。不論歷史上還是現代社會，貧窮都是制約男性成婚的重要因素。國家的減貧行動，應該關注逐漸進入婚姻年齡的農村男性群體，該群體大多年輕且身體健康，很多有城市打工的經歷，更容易接受新生事物，進而應該成為發展農村區域經濟、促進自身脫貧的中堅力量。
其次，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性與生殖健康應該給予關注，并納入到公共衛生服務系統中來。對該群體的社會排斥背后，不僅事關當下的男性失婚狀態，更是對性與生殖健康權利的忽視。作為一種基本的生理需求，性與生殖健康的公共衛生服務應該包括未婚男性人群在內，在更廣泛的群體范圍普及和提供性安全的知識和健康服務，減弱性與生殖健康疾病傳播可能對社會帶來的風險。
再次，在農村地區應該鼓勵積極的婚姻價值觀，減輕高額彩禮給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帶來的婚姻壓力。沉重的彩禮問題不僅制約了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婚姻訴求，婚姻物質化也進一步惡化了婚姻習俗，因此解決農村地區的高昂彩禮問題，應該成為鄉村治理和鄉村建設的一個重要工作領域。建議相關部門探索通過修訂村規民約，建立“村民紅白事理事會”，出臺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相匹配的彩禮指導價格，鼓勵積極的婚姻價值觀，倡導村民移風易俗節儉嫁娶，避免因婚返貧現象的發生。
最后，鑒于民間已經存在跨國婚姻案例，民政機構應該完善跨國婚姻的服務和保障政策。婚姻市場對于女性的“剛需”，是中國社會長期面臨的人口性別結構失衡問題的表現，跨國婚姻在解決部分國內婚姻市場需求壓力的同時，也帶了跨國人口流動問題。這就要求相關部門提供更好的服務，簡化當前跨國婚姻登記注冊等公共服務的不便程序，既要保障國外女性的合法權益，打擊涉及跨境婚姻的人口拐賣、買婚騙婚等非法行為，也要保護農村弱勢男性的婚姻利益，防止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家庭因騙返貧。
已有的性別失衡的后果正在逐漸顯現，在出生階段就被性別選擇拋棄的女嬰、逐步步入婚姻年齡的農村大齡未婚男性、被農村大齡未婚男性侵犯權益的女性等，都是性別失衡的受害者。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社會排斥問題不僅僅源于男多女少的數量問題，是對女性在出生階段的性別歧視，更是男女平等在出生和婚姻等歷程中的質的問題。因此，性別失衡的公共治理一方面要促使出生性別比的正常化；另一方面也要在性別失衡的后果治理中，關注既有的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貧困性、弱勢性和被迫性，轉變傳統偏見，減弱對該群體的社會排斥，促進農村大齡未婚男性融入社會，實現合理發展。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4期，原標題為“性別失衡背景下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的社會排斥——一個分析框架”，內容有刪節。作者簡介：孟陽，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李樹茁，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文化縱橫（微信公眾號）2018-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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