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關鄉(xiāng)村振興的文章鋪天蓋地，各地也興起了聲勢浩大的鄉(xiāng)村美化、綠化、亮化運動。我認為，是時候開展一場深刻的鄉(xiāng)村振興思想大討論了，就鄉(xiāng)村蕭條的原因，鄉(xiāng)村振興的對象，以及鄉(xiāng)村振興的途徑等重大課題統一思想。
先談一些我近期關于鄉(xiāng)村振興的基層思考，希望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去農文化讓農民逃離農村的信念如宗教般虔誠。
我之所以提出“去農文化”概念，是針對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三農問題的研究側重于經濟學方面，而從社會文化角度思考不足。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在晉西北一個山區(qū)鄉(xiāng)鎮(zhèn)工作，每月工資僅有200多元，還是年底才發(fā)放，如果完不成提留攤派征收任務，一年的工資就會讓單位扣掉上交農業(yè)稅。1997年，我在L村包村下鄉(xiāng)，住在了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光棍家里。和他居住在一起的還有位八十多歲的老母親。
大娘一有空就對我絮叨她的家庭情況。老人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光棍，二兒子中專畢業(yè)后分配到縣里某職能局上班。她說，年輕的時候，傾力供養(yǎng)二兒子上學，幫助他在縣城蓋房子，娶媳婦，節(jié)衣縮食了大半輩子年。
“本來以為老了該享福了，可是，二小子那里，卻似一個永遠填不起來的無底洞。這不，去年，孫子在省城集資樓房，二小子又回到村里，軟磨硬纏，把我和大兒子的全部養(yǎng)老存款8萬塊錢借走了。”
“嘴上說借，但肯定有借無還！”
“二小子很少回村，每次回來不是拿米拿面就是拿山藥蛋。”
“如果沒有這個光棍大兒子，我老婆子真的不知道該怎么生活！”
說到動情處，老人一手拍打著土炕上的席子，一手擦拭眼角的淚花。每次都讓我心中酸楚，從而對老人二兒子的痛恨之情進一步加深。
二十多年過去了，從催糧催產，刮宮引產，到現在的精準扶貧，經歷過了農村工作的風風雨雨。我發(fā)現一個規(guī)律：在晉西北，農村光棍較多，但凡有光棍兒子的家庭，老年父母反而能獲得相對較好的照顧。其次境況好的就是兒子雖然成家立業(yè)，但是沒有離開農村的戶子。晚景最為凄涼的卻往往是孩子考上大學，畢業(yè)后又進城就業(yè)的留守老人。
這個現象困惑了我好多年:為什么農民們都在努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城里？為什么“成功”進城后的子女反而不能更好地孝敬父母？為什么明知子女進城后不能反哺養(yǎng)育之恩，父母們還會義無反顧地讓子女離開？
隨著對農村社會的日益深刻的理解，我的思想清晰起來：是深入民族靈魂的去農文化，讓農民逃離農村的信念如宗教般虔誠。
去農文化是政策后果長期積累的產物。
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城鄉(xiāng)二元治理結構，城鄉(xiāng)國民待遇嚴重不平等，在廣大農民思想深處培育出了一個根深蒂固的觀點：農村是地獄，生活在農村就是“受罪”。事實上，在國人心中，“農民”幾乎成了身份卑賤的代名詞。記得上大學的時候，一個來自城里的同學，看到不順眼的人，喜歡習慣性罵道：“你這個農民。”而來自農村的同學，也感到稱呼自己農民是一種莫大歧視。不僅僅是城里人看不起農民，連農民自己，也仿佛覺得當農民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農家子弟，在孩童時代聽到的來自父輩們最勵志的話就是：“如果你不好好讀書，長大了就得在農業(yè)社活受罪！”即使自己離不開農村，也都寄希望于下一代人逃離農村，遠離農業(yè)，改變農民身份。受社會管理體制約束，雖然在改革開放前農村沒有出現空心化，但是，這種去農文化已經形成。
改革開放后，從“盲流”到農民工，農民紛紛背井離鄉(xiāng)，歷程艱辛，奔向心中的麥加圣地——城市。出人頭地的基本標準就是離開農村，讀書的全部目的就是進入城市。農家子弟，即使通過上大學跳出農門，進城后也都沒有住房。前二十年給自己奮斗住房，后二十年為子女奮斗住房，壓力山大，不要說反哺父母，許多農二代還不得不剝削父母的微薄農業(yè)收入來填補城里的窟窿。幾代人的全部積蓄源源不斷輸入到城市的鋼筋水泥中。繁榮了城市，吸干了農村。
即使城鄉(xiāng)二元治理結構徹底破除，即使城市人口已經飽和，在去農文化的影響下，農村人口仍將持續(xù)凈流出，鄉(xiāng)村還將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進一步凋敝。
二、根植于去農文化的涉農政策：規(guī)劃出來的鄉(xiāng)村凋敝。
輕農、去農文化，已經上升為一種深入靈魂的民族文化。許多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措施，從根本上還沒有脫離城鄉(xiāng)二元治理思維。改革開放后，以犧牲農村為代價來繁榮城市的步伐不但沒有停下來，步子反而邁得更大了。
各類資源，如教育、衛(wèi)生等公共產品過度向城市傾斜，加速了鄉(xiāng)村的凋敝，眾所周知，這里不再贅述。由于近期鄉(xiāng)里在推進移民搬遷、拆舊復墾工作，我就近取材，以土地政策為例，來論述涉農政策的去農化導向。
土地利用總體規(guī)劃，把建設用地絕大多數規(guī)劃在了城市周邊。在縣城以下的廣袤農村地區(qū)，即使引進高質量的工商企業(yè)，但落地比登天還難。一個沒有第二、第三產業(yè)支撐的農村，凋敝是必然的。
對農村用地指標的審批，“嚴格”到令人不可思議的地步。某央企計劃實施一個鐵路技改項目，需要占用耕地70余畝。已經立項，完成了招投標，并被列為省市重點工程。結果用了整整四年時間，先調整規(guī)劃，把基本農田改變?yōu)橐话戕r田，再把一般農田改變?yōu)榻ㄔO用地。本縣用地指標不夠，還得從外地借指標，大費周章。
我有一個疑問：是不是在耗費企業(yè)大量時間和經濟成本后，占用耕地的不良影響就能有效減輕？
央企實施的省市重點項目審批用地指標尚且如此艱難，更何況那些既缺金融支撐又乏人脈資源的創(chuàng)業(yè)農民。不知道有多少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民營企業(yè)被用地審批政策拖死、拖垮！
最嚴格的耕地保護政策，讓土地人為稀缺，增加了土地財政收入，拉高了城市房價，最后買單的主體還是進城的農二代，這無疑又進一步吸干了農村資本。
而占補平衡，增減掛鉤的土地政策，勞民傷財，不切實際。凡是整村搬遷的村莊，多數是山莊窩鋪，交通閉塞，地廣人稀，現有的不少耕地尚處于棄耕狀態(tài)，如果再耗費大量財力新造耕地，利用率又能有多高？再說，多數古舊村落擁有百年以上的老建筑，拆了非常可惜。
而留守在山莊窩鋪的中年勞力，日子過得雖然不能說很好，但是絕大多數也不似扶貧移民可行性報告中分析得那么糟糕。在正常年景，晉西北勤勞一些的中年戶子，百畝薄田，幾十只羊，年純收入能夠超過五萬元。農民心目中的純收入，不僅僅要拋去化肥等農資成本，往往還會除去一年的吃喝拉撒支出。過度渲染移民搬遷政策的積極效果，并不符合農村實際。所以，整村搬遷，拆舊復墾，應該因地制宜，一刀切有違民意，加劇干群矛盾。
在整村拆遷的同時，我們還在推進退耕還林工程。為什么不能在老房子的庭前屋后廣種樹木，把舊村直接打造成為生態(tài)林地？這樣把拆舊復墾和退耕還林工作同步推進，既保護了古建筑，又可節(jié)約大量財力，農民獲得感增加，干群矛盾減少。
可見，制約鄉(xiāng)村振興的最大障礙，就是根植于去農文化的鄉(xiāng)村治理體系。
三、鄉(xiāng)村振興，應該掀起一場三農思想大討論了。
討論主題1：鄉(xiāng)村在哪里？傳統的鄉(xiāng)村還能不能回去？
先從農村是否存在嚴重的“空心化”和“老齡化”談起。
今年兩會期間，有三農問題專家認為外界夸大了農村“空心化”問題，并且以連年糧食增產和農村用電統計數據加以論證。
根據我的基層觀察，外界對農村“空心化”問題嚴重的論斷，并非感性認識。晉西北某縣共有200多行政村，2018年計劃整村搬遷97個。學者們可以參考一下國務院扶貧辦關于近幾年移民異地搬遷的詳細數據，了解一下全國整村移民搬遷的大概規(guī)模。
糧食產量連年增產，主要得益于農業(yè)生產力的持續(xù)提升。小型農機具的普及，種子的改良，以及地膜和優(yōu)質化肥的廣泛使用。晉西北Z村，10年前玉米平均畝產1000斤，2017年達到1600斤；10年前兩個勞力能夠經營40畝農田，現在兩個勞力耕作100畝玉米后，還不耽誤季節(jié)性外出務工。
關于農村用電數據問題。一家5口人，4口人搬遷到城里了，留下一個留守老人。現在農村電視、冰箱、洗衣機、電飯煲基本普及，即使家里只剩下了一口人，用電量也不會比10年前少。晉西北許多農戶，平時在縣城定居，農忙的時候，開著農用車回村務農，雖然一年在村里居住的時間超不過30天，但使用電磁灶煮三天飯，用電量就超過了20度。所以，通過用電數據難以否定農村“空心化”嚴重。
農村“空心化”嚴重，是一個不容否定的鐵的現實。問題其實比“空心化”還要嚴峻：大量農村已經或即將消失。許多農村已經整村搬遷，在晉西北這樣的中西部地區(qū)，大多數未搬遷村，在不遠的將來，也會陸續(xù)消失。這不是危言聳聽：農村已經沒有了年輕人。一所鄉(xiāng)鎮(zhèn)聯校，老師編制近30名，可是學生總數不足40名，并且還在逐年下降。一個沒有年輕人的農村，注定不會有未來，消失只是時間問題。
我們必須鄭重思考：談鄉(xiāng)村振興，可是鄉(xiāng)村在哪里？
優(yōu)秀的政策好比射擊，必須打好提前量，既要考慮子彈運行的時間（政策時滯），還得考慮橫風的影響（政策執(zhí)行環(huán)境的變化）。即使政策發(fā)生大的調整，但是去農文化依然會在相當長時間內保持穩(wěn)定。實施鄉(xiāng)村振興，硬化了道路，安裝了路燈，接入了互聯網，新建了醫(yī)療衛(wèi)生室，最后卻發(fā)現村里一個居民都沒有了。沒有人的鄉(xiāng)村，建得再好，也僅是一座輝煌的廢墟。
我們已經有過類似的經驗教訓。二十年前國家推動過一次農村學校達標運動，新建了大量標準化小學。結果許多學校建起來后村里已經沒有了一個學生，資源直接閑置。
所以，鄉(xiāng)村振興，首先必須準確把握未來的鄉(xiāng)村在哪里，傳統的鄉(xiāng)村還能不能回去。在一些地方，鄉(xiāng)村振興的對象是中心村，而在晉西北等廣大中西部地區(qū)，鄉(xiāng)村振興的對象也許得放到中心鎮(zhèn)，不宜平均筆墨。
遠離農村，坐在辦公室通過數字報表“科學”研究農村的態(tài)度要不得。無論是離散時間的差分方程，還是連續(xù)時間的微分方程，都替代不了實時實地的踏實調研工程。
討論主題2：該不該徹底破除城鄉(xiāng)二元治理結構？
我們目前的的主流涉農政策思維，習慣于把三農問題獨立開來，在三農內部尋求解決三農問題良方。許多涉農政策的初衷是為了保護農民權益，而實際效果卻指向了相反的方向。如一些三農學者把城市資本下鄉(xiāng)視為洪水猛獸，認為應該嚴格限制工商資本下鄉(xiāng)，以避免“侵害農民利益”。這種二元治理思維，只能讓資本從農村單向輸送到城市，無法盤活農村資源，最受傷害的其實還是農民。一座目前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轉讓價為5萬元的院落，如果允許入市自由交易，價格就可能會達到50萬或者更多。農民雖然不懂得經濟學，但也識數，曉得三多二少。
目前最大的三農問題，就像改革開放前的中國，閉關鎖國，固步自封。改革開放，引進外資，日資、美資都沒能把中國搞亂，難道允許城市資本下鄉(xiāng)，讓各類資源在城鄉(xiāng)間自由流動就能搞亂中國嗎？
我認為，應該打開城門，讓想進去的進去，讓想出來的出來。無論城里城外，都是中國的土地，無論市民農民，都是平等的中國公民，都應該享有平等的發(fā)展權利，任何人為的區(qū)別對待，都是逆時而行，不得民心。
不能夠徹底破除城鄉(xiāng)二元治理結構，談城鄉(xiāng)融合發(fā)展，談第一、第二、第三產業(yè)融合發(fā)展，談鄉(xiāng)村振興，都是空談誤國。虎頭蛇尾、拆東墻補西墻的新農村建設運動就是前車之鑒。
討論主題3：中國真的存在嚴重的三農問題嗎？
我的基本判斷是：中國農村，盡管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是基本面是樂觀的，
某些學者夸大了鄉(xiāng)村凋敝的消極后果。如果站在歷史的高度，我們會發(fā)現，鄉(xiāng)村振興和部分鄉(xiāng)村凋敝并不沖突。鄉(xiāng)村“空心化”嚴重甚至部分鄉(xiāng)村撤村銷號，是城市化的必然結果，是社會進步的體現。
站在城頭看中國。城里，喊了多少年的房地產崩潰論為什么沒有成真？因為剛性需求，新增了大量城市人口。新增人口來自哪里？農村。晉西北W縣，全縣人口11萬，10年前縣城僅有3萬多居民，現在接近7萬人。城鎮(zhèn)人口激增，完美詮釋了農村“空心化”成因。
而同樣喊了多少年的三農崩潰論又為什么沒有發(fā)生？因為城鎮(zhèn)化。城市吸收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絕大多數農民進城后，比在農村生活得更好。鄉(xiāng)村振興，歸根到底是農民的振興，農業(yè)的振興，而不是狹隘地固守農村。
還有人夸大了糧食安全問題。就像我的母親，在窯洞里保存著十幾袋陳年谷子，我們建議賣掉，她固執(zhí)地反駁：“一旦有個兵荒馬亂，看你們吃什么？”就中國國情而言，兵荒馬亂顯然屬于一個極小概率事件。許多專家又何嘗不是犯著農村老太太的錯誤，把中國糧食安全問題人為地構想到了一個明顯不合理高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黨心所向，民心所向。鄉(xiāng)村振興，已經站在了一個全新的歷史起點上。
（作者系山西省忻州市五寨縣新寨鄉(xiāng)鄉(xiāng)長）
中國鄉(xiāng)村發(fā)現網轉自：新三農 2018-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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