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明確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長期以來，我始終把“三農”問題尤其是農民權利問題作為全部研究的重中之重。2000年至2011年，我歷時11年基本上獨立完成了農民權利研究系列成果，出版了《給農民以憲法關懷》《農民權利論》《農民、公民權與國家》《認真對待農民權利》4部著作。
在此基礎上，我將農民權利放在城市化和城鄉一體化的時代進程中去思考和研究。中國正處在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化一頭連著農村，一頭連著城市，生動折射出一個國家經濟社會動態變遷的激烈過程，是觀察和研究農民權利發展和社會結構變遷最為重要的窗口。自2010年至2017年，我積極組織跨單位、跨專業、跨地域、跨年度的研究團隊，以超大型城市北京為主要研究基地，放眼全國，圍繞新型城市化和城鄉一體化這個主題，緊扣維護和發展農民權利這根主線，經過7年的持續調查研究，完成了新型城市化和城鄉一體化的系列研究，其主要成果就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于2014年5月至2017年11月間連續出版的新型城市化和城鄉一體化叢書共6部著作：《新市民：北京市農民工市民化研究》《北京市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問題研究》《北京市新型城市化研究》《北京市城鄉發展一體化研究》《農民荒：北京市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問題研究》《北京市法治城市化研究》。新型城市化和城鄉一體化的系列研究，為加快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維護和發展農民權利，提供了多視角的思考和政策建議。
在《新市民：北京市農民工市民化研究》一書中，我們將北京市的農民工區分為本地農民工和外地農民工，提出農民工是北京的新市民，并就推進農民工市民化提出了政策建議。同時指出在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問題上存在的誤區與偏差：一是只強調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而忽視農民工的貢獻；二是只強調中小城市農民工市民化，而忽視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農民工的市民化；三是不尊重農民和農民工的意愿，強制推行農民工市民化。實現農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市化的重大任務和根本標志。
在《北京市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問題研究》一書中，我們從維護和發展農民的社會權利出發，對北京市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相關問題作了持續的調查研究，對北京、上海、天津、重慶4個直轄市的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狀況作了比較研究，對加快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出了政策建議。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破除城鄉二元體制、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所在。
在《北京市新型城市化研究》一書中，我們對北京市城鄉結合部地區經濟社會問題進行了深入調查，對北京、上海、天津、重慶、成都、廣州6大城市進行了實地考察和比較研究，率先提出了走以人為本的新型城市化道路的重大命題，對新型城市化的內涵作了界定，認為新型城市化是空間布局合理的城市化、是維護農民權益的城市化、是善待外來人口的城市化、是產業結構優化的城市化、是生態環境友好的城市化、是民主法治的城市化，提出把加強制度供給作為新型城市化的基礎工程、把依法改革創新作為新型城市化的基本方式、把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作為新型城市化的關鍵環節、把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作為新型城市化的重大任務、把實現農民市民化作為新型城市化的戰略目標。在本書中，我們基于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這兩個基本維度，提出對農村集體所有制與城鄉二元體制所構成的雙重封閉排斥體制進行協同改革的分析框架和基本思路，這個分析框架和基本思路可以概括為“兩個二”：一是緊扣中國城市化的兩個基本體制前提，即（1）農村集體所有制，（2）城鄉二元體制。二是著眼于新型城市化的兩個基本任務和目標，即（1）改革農村集體所有制，維護和實現農民的集體財產權，保障農民帶著集體產權進入城市化；（2）改革城鄉二元體制，維護和實現農民的身份平等權，保障進城農民享有公民權利實現市民化。通過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維護和發展農民財產權，實現農民市民化，構建平等開放互利共嬴的新型城鄉關系，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在《北京市城鄉發展一體化研究》一書中，我們從理論研究、政策實踐等方面對北京的城鄉一體化進程進行了比較系統全面的回顧與總結。在實踐調研的基礎上，我們提出要重新認識城鄉二元結構和城鄉一體化。城鄉二元結構有靜態和動態兩種形態，靜態的城鄉二元結構就是基于農民與市民兩種不同的戶籍身份，以此建立城市與農村、市民與農民兩種權利不平等的制度體系，實行“城鄉分治、一國兩策”，使農民處于“二等公民”的不平等地位；動態的城鄉二元結構是基于本地居民與外來人口兩種不同的身份，以此建立城市本地居民與外來人口兩種權利不平等的制度體系，實行“城市分治、一市兩策”，使外來人口處于“二等市民”的不平等地位。動態的城鄉二元結構是一種城市內部二元結構。靜態城鄉二元結構與動態城鄉二元結構共同構成了當代中國的雙重二元結構。這是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重大體制障礙。與靜態城鄉二元結構與動態城鄉二元結構相對應，我們將城鄉一體化區分為狹義的城鄉一體化與廣義的城鄉一體化。只破除靜態城鄉二元結構的城鄉一體化，是狹義的城鄉一體化；既破除靜態城鄉二元結構、又破除動態城鄉二元結構的城鄉一體化，或者說，既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又破除城市內部二元結構的城鄉一體化，是廣義的城鄉一體化。狹義的城鄉一體化是片面的城鄉一體化，只有廣義的城鄉一體化才是全面的城鄉一體化。城市化可以破除城鄉二元結構，也可以強化城鄉二元結構。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城市化就會一定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沒有現代公平正義的制度變革，城鄉一體化不會在城市化發展中自動實現。
在《農民荒：北京市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問題研究》一書中，我們按照“誰來種地、如何種地，誰來養老、如何養老，誰來治理、如何治理”的基本框架，對北京市農村勞動力化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和考察，對外來務農人員進行了專題調研，對人口老齡化和生育政策作了相關研究，跟蹤調研和總結了北京市在“誰來種地、如何種地，誰來養老、如何養老，誰來治理、如何治理”諸多方面的實踐探索經驗，提出了積極應對農村勞動力老齡化的對策建議，其核心要義，一是開放農業產業發展空間，讓農業成為城鄉居民都可以選擇從事的有希望的產業，積極培育和發展新型職業農民；二是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人們同樣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務，過上有尊嚴的體面生活；三是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包括農本文化、孝道文化、自治文化、民俗文化以及生育文化，加快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尊重和保障公民的自主生育權，鼓勵生育，保障家庭，制定《家庭保護法》，將計劃生育機構全面轉型為家庭保健和養老服務機構；四是加快老齡化社會的法治建設，制定《老齡人福利法》，實現中華傳統優秀的尊老敬老文化與現代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有機結合。
在《北京市法治城市化研究》一書中，我們堅持問題導向，針對傳統城市化中的一系列突出問題，鮮明提出法治城市化的主張。傳統城市化存在兩個突出問題：一是在人口城市化上，進城農民不能實現市民化，農民應當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務得不到有效實現和保障；二是在土地城市化上，農民自身的土地和房屋被強征強拆，農民的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得不到切實的保障和實現。傳統城市化塑造了兩種異化的政府行為模式：一是在強征農民土地、強拆農民住宅上積極亂作為；二是在實現農民工市民化上消極不作為。傳統城市化制造了兩種社會病：一種是城市社會病，在城市形成了數億人的農民工階層，導致城市失衡；二是農村社會病，在農村造成了上億人的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導致鄉村衰敗。針對傳統城市化中的亂象，我們認為新型城市化應當是法治的城市化。所謂法治城市化，就是將城市化納入法治軌道，以法治思維和方式城市化，在城市化進程中規范和約束公共權力，尊重和保障公民權利，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與文明進步。為此，我們建議，一是要把政府和領導帶頭守法作為頭等大事；二是要理性認識和對待權力與資本，對二者既不能迷信，也不能消滅，而是要規范與約束；三是要做好戶籍改革落地后的農民權利保障；四是要實現外來常住人口的市民化；五是要制止和消除城市化進程中的違法犯罪現象。在法治中國的大背景下推進新型城市化，應當讓廣大老百姓在城市化進程中享有基本的權利和尊嚴，而不是失去家園和生命。要把保護人權和產權作為法治中國建設的主線，貫徹到城市化進程中去，使新型城市化的過程成為法治中國建設的過程。
本系列研究成果具有三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堅持和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致力于在推進新型城市化和城鄉一體化中尊重人的基本價值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二是堅持以“三農”視角研究城市化問題，實現農村與城市的對接，將農民權利貫穿其中，著眼于維護和發展農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尊嚴。三是堅持在理論指導下開展調查研究，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新的理論概括，推動了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統一。
本系列研究成果的重要啟示：一是必須堅持把執政黨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具體轉化為維護和發展公民權利的具體政策制度安排，樹立以公民權利為導向的發展理念，尊崇憲法權威，加快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二是必須堅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為不斷增進農民權利的過程，作為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過程，加快改革一切不利于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徹底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全面構建全國統一、城鄉一體的平等、開放、公正的制度體系，實現國家法律和制度的統一。三是必須堅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增強社會的自主性，激發社會的活力。四是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在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中，推動國家政策制度的不斷完善和社會的全面進步。五是必須堅持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現代人類共同文明的有機結合，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實現十幾億人口大國的城鄉融合發展，從而創造出既擁有發達的物質文明，又擁有發達的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既能造福國人、又能懷柔天下的嶄新的中華文明。
我們歷時7年完成的新型城市化和城鄉一體化系列研究成果，為新時代加快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大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比較鮮活的理論支持和前瞻性的政策建議，具有一定的可資借鑒的理論價值、政策價值和實踐價值。
(此系張英洪2018年3月30日在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新型城市化和城鄉一體化叢書出版座談會上發言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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