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鄉村振興對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具有重要戰略意義。文章從區域空間結構演變的視角探討了城鄉的互動關系，研判了我國區域空間結構發展的階段和鄉村振興的戰略選擇，分析了我國鄉村振興戰略中的城、鎮、村空間結構的困境，提出了適應城鄉空間結構演變規律，構建“城市—城鎮—鄉村”有序空間結構格局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戰略對策。
關鍵詞：區域空間結構；城市；城鎮；鄉村振興
城市與鄉村是一個有機體，只有兩者都可持續發展，才能相互支撐[1]。但是，相對于城市的日新月異，我國鄉村發展的短板問題突出，進入21世紀，為促進農業轉型、農民增收和農村發展，應對“三農”問題，破解城鄉二元結構，黨中央自2003年至2018年連續16年出臺中央一號文件，從政策扶持和資金投入等方面為積貧積弱的農業、農村和農民注入了新鮮的血液，“農業真危險、農村真窮和農民真苦”的三農問題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轉。數據顯示，十幾年來我國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持續提升，2015年，全國糧食產量達6.21億噸，實現十二連增，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穩步改善，“十二五”累積解決3.04億農村居民飲用水安全，西部地區81%的建制村實現公路通暢，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1422元，增速連續6年高于城鎮居民[2]。但是，“農民分化、農業弱化和農村空心化”的新三農問題浮出水面[3]，此時，急需對農村啟動新一輪謀增長促發展的戰略舉措，黨中央審時度勢于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并于2018年出臺《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可見，鄉村振興戰略已經成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的抓手、新旗幟和大戰略，對于培育農村發展新動能、蓄力農村發展新優勢和破解“新三農問題”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區別以往從產業興村、企業興村、城鎮興村和人才興村視角探討鄉村振興機理的研究[4-8]，本文從經濟地理學城鄉關系的視角，應用“城市—城鎮—鄉村”三維區域空間結構演變的理論和邏輯，分析我國鄉村振興的戰略、障礙和策略。
一、區域空間結構演變視角下的鄉村地位及角色的轉變
鄉村是指除城市和城鎮以外的第三維空間地理結構，因此，應用區域空間結構演變理論解構鄉村發展問題無疑為鄉村振興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角。區域空間結構演變理論認為，區域經濟發展與空間組織結構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在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城市—城鎮—鄉村三者之間存在著互為因果的內在演變規律，該規律不僅是空間結構被動適應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空間結構主動調整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成因，因此，遵循區域空間結構演變規律，協調城市、城鎮和鄉村發展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題中應有之意。弗里德曼（1966）率先對區域空間結構演變理論進行了系統的研究，揭示了經濟發展與城鄉互動的關系，在以工業化為標準劃分的經濟發展歷程中，鄉村在與城市的互動中大致經歷了相對封閉獨立、消極被動衰落、積極主動發展和充分融合跨越的四個階段。
（一）前工業化時期鄉村相對封閉的獨立地位
前工業化的低水平階段，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都以傳統樸素的農業及工商業作為主導產業，此階段，區域空間的組織結構突出表現為均質無序，盡管在廣闊的地域中有若干個地方中心，但沒有形成等級結構的顯著分異。由于交通主要以陸路和水路為主，交通工具以木船和馬匹為主，空間運輸的成本畸高，城鎮與鄉村之間彼此隔絕，或聯系很少，城鄉之間彼此不存在“極化效應”或“擴散效應”“涓滴效應”，區域空間結構整體處于低水平均衡。由于以傳統農業為主的城鄉之間不存在明顯的生產率差異，因此，也就不存在資金和人口在城鄉之間的實質性流動，人們只是為滿足生產和生活上的簡單需求，定期或不定期的往返于城鄉之間，經濟上往來的頻率和強度相對低下，鄉村基本上處于相對封閉的自然經濟狀態。由于鄉村地域空間中的農業生產過程中沒有獲得來自于工業和城市的具有更高生產效率的生產要素的導入，農業生產僅僅維持簡單的重復性再生產，鄉村的“發展”僅僅是適應人口增長的外延式粗放式增長，城鄉都處于一種低水平的生產力狀態，鄉村的衰落和振興都無從談起。
（二）工業化初期鄉村消極被動的從屬地位
工業化的過渡階段，區域經濟的發展以紡織、食品加工等輕工業為主導產業，此階段，由于某個地方經長期積累或外部刺激獲得發展動力，經濟快速發展并最終成為城市，區域空間結構開始呈現出由均質無序向城鄉分異的“核心—外圍”的空間二元結構轉變，得益于具有更高生產率的工業部門和集聚經濟的優勢，城市成為引領區域經濟發展的“增長極”。同時，交通線和交通工具獲得了質性飛躍，開始出現火車、輪船和汽車，人和物空間移動的運輸成本迅速下降，鄉村中包括勞動力、資本和土地等生產要素在“趨利避害”的驅使下，迅速由鄉村轉移至城市，由農業轉移到工業。城市對鄉村的影響突出地表現為消極的極化效應，而且城市向內吸納鄉村生產要素的極化效應遠遠大于向外輻射鄉村的擴散效應。在城鄉的二元結構中，鄉村成為支持城市快速發展的一個有利存在，而城市則成為鄉村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鄉村淪為向城市供給要素資源的輸出地，相對于城市的崛起和繁榮，農村開始衰落和凋敝。可見，由農業向工業、鄉村向城市轉移各種生產要素是鄉村促進工業化和城市化進而實現經濟發展的一個“自我犧牲”過程，鄉村衰落是區域經濟發展和空間結構演變過程中的自然結果。
（三）工業化時期鄉村積極主動的主體地位
工業化加速階段，鋼鐵、機械、化學等重化學工業成為驅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此時，區域空間結構開始呈現由“核心—外圍”的城鄉二元結構向“核心—邊緣區—外圍區”的“城市—城鎮—鄉村”的空間三元結構轉變，其中，介于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城鎮成為城市向外擴散效應的最大受益者，并成為城市擴散效應向鄉村傳遞的重要空間結構支點。此階段，由于生產要素在城市的過度集聚，產生了經濟活動集聚不經濟的現象，表現為環境污染持續惡化，勞動力成本急劇上升，土地價格迅速攀升，城市向內吸納的極化力量開始下降，而向外輻射的擴散力量開始上升。同時，得益于高鐵、航空和高速公路等交通和光纖網絡通訊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成本降低效應，經濟活動開始向城市邊緣地帶的城郊、城鎮和鄉村轉移。此時，在城鄉的互動中，鄉村成為城市擴散效應的受益者，城市反過來成為驅動鄉村發展的力量來源，“以城帶鄉、以工促農”的城鄉統籌和城鄉一體化成為大勢所趨，一方面，生產要素向鄉村的回歸，為城市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另一方面，稀缺性要素的回流為鄉村的振興提供了支撐。可見，鄉村實現了由“自我犧牲”到“自我救贖”的轉變，城鎮由于集聚不經濟產生的擴散效應成為驅動鄉村振興的動力。
（四）工業化后期鄉村與城市的高度融合
后工業化的高水平階段，教育、文化、衛生和旅游等與生產生活相關的服務業成為驅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區域空間結構開始由“城市—城鎮—鄉村”的空間三元結構向“城市—城鎮—鄉村”高度融合的網絡式空間結構轉變，進入了區域空間結構的高水平均衡階段。此時，現代交通運輸和通訊網絡形成，區域不同層次和規模的經濟中心與外圍地區聯系高度緊密，區域城鎮、鄉鎮和城鄉之間空間高度融合，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城鄉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差距得以消除，區域空間結構高度融合。此時，鄉村通過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向城鎮居民提供綠色有機的高品質農產品，通過農業觀光、休閑養老和鄉村旅游等方式滿足城鎮居民的休閑娛樂的享受型產品需求，城市則通過工商業的轉型升級，滿足農業生產現代化對高質量和高智能農用機械設備的需求，滿足農民生活現代化對差異化、個性化和高品質耐用消費品的需求，這樣，城鄉的錯位發展創造出了彼此的供給與需求的互動關系，城與鄉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實現了城中有鄉、鄉中有城的高度融合。區域不同發展階段、經濟特征、空間結構及其特征、作用機制及城鄉關系的具體匹配關系如表1所示。
二、區域空間結構演變對鄉村振興的啟示
（一）鄉村的衰落和振興是區域空間結構演變的結果
區域空間結構由低水平均衡到高水平均衡演變的過程就是一部鄉村從封閉到開放、從衰落到振興的演進歷史。在工業化過渡階段，城市集聚經濟產生的極化效應促使鄉村生產要素向城市流動，鄉村則以自我犧牲和衰落為代價，促進了城市的快速發展，進而促進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在工業化加速階段，城市集聚不經濟產生的擴散效應則促進生產要素向鄉村回流，進而實現鄉村的復興，可見，鄉村振興是其自我救贖后的應有善果。所以，無論是鄉村衰落還是鄉村振興都都是區域空間結構演進中不可避免的客觀規律，鄉村的衰落，是城市繁榮的成因，而城市的繁榮則為鄉村的振興提供了持續的動力，因此，應理性、客觀和辯證地看待鄉村興衰的發展歷程。
（二）區域空間結構演變具有獨特的體制機制依賴性
空間結構演變理論盡管揭示了城鄉興衰的演進規律，但并不意味著這一城鄉關系的動態規律放之四海而皆準，因為該理論是弗里德曼、羅斯托等西方學者基于發達國家和區域得出的結論，樣本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和健全的法制體系是驅動城鄉關系演變的關鍵因素，即區域空間結構的變遷具有顯著的制度依賴特性，但針對發展中國家則不具有這種外在的制度環境。獨特的轉軌制特性決定了市場經濟體制和規制體系的非完善性，更為關鍵的是，后發國家和區域為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趕超發達國家，往往實施重化工業和城市優先發展的戰略導向，這要求構建城鄉分割的制度體系，因此而影響到空間結構的演變和城鄉關系的定位，往往以延遲或固化城鄉二元結構的形式而表現。
（三）因勢利導發揮城市擴散效應是鄉村振興的關鍵
區域空間結構由“城市—鄉村”的二元結構轉變為“城市—城鎮—鄉村”的三元結構時，城市便實現了相對于鄉村而言的不利存在向有利存在的轉變，由于生產要素在城市的過度集聚所產生的集聚不經濟驅使著城市中的生產要素向周邊城鎮和鄉村的回流，擴散效應對鄉村有利的影響開始大于極化效應對鄉村的不利影響，城市成為驅動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此時，政府應該因勢利導，一方面有效破除城鄉分而治之的二元體制結構，一方面強化城鎮鄉之間道路、通信、管網等基礎設施的有效連接，有效降低生產要素及其所有者在城鄉村之間流動的內生和外生交易成本，不斷提高城鄉之間的關聯水平，以城市的擴散效應和涓滴效應促進鄉村的振興。
（四）我國區域空間結構階段的研判及鄉村振興戰略的選擇
區域空間結構演變的規律揭示，城市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產生的極化和擴散效應對鄉村的衰落和振興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研判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工業化水平、城市化水平與區域空間結構成為鄉村振興戰略選擇的重要依據。從經濟發展水平看，2016年中國人均GDP達到53817元，即8123美元，已經處于世界銀行劃分的中等收入經濟的中間水平。從工業化階段看，2016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達到51.6%，中國已經整體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工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迅速提升。從城鎮化階段看，自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超過50%的拐點后，城鎮化推進的速度逐步減緩，2011-2016年，中國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23個百分點，中國城鎮化已經進入快速推進的減速階段。與此對應，我國區域空間結構已經由集核式空間二元結構演變為點軸式空間三元結構和網絡式空間一元結構，擴散效應大于極化效應，城市產生了對城郊區和鄉村的有利影響，城鄉一體化和城鄉融合的發展進入關鍵時間窗口，政府需要因勢利導順水推舟，主動作為破除經濟活動及要素下鄉的體制機制障礙，推進區域空間結構的轉型升級，實現鄉村振興。當然，由于我國東、中、西和東北地區存在著較大地經濟發展差距，不同地區空間結構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如何因地制宜的處理好城市發展和鄉村振興的關系至關重要。目前，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已經步入區域空間結構演化的高級階段，即多中心和網絡化的一元空間結構發展階段，中部地區還基本處于“點軸”系統發展階段，呈現出極核集聚、軸帶拓展的三元空間結構模式，西部地區還基本上處在較初級的“極核式”的二元空間結構發展階段，東北地區處于“點軸”系統成熟發展階段[9][10]。據此，提出中國區域空間結構發展階段與鄉村振興戰略選擇的匹配關系(見表2)，提供了一個鄉村振興一般性循序漸進的戰略模式序列，但這并不排斥我國部分區域的鄉村利用獨特資源優勢采取“蛙跳式”的鄉村振興戰略抉擇。
三、“城市—城鎮—鄉村”空間三元結構中鄉村振興的障礙
在城市化、工業化的市場力量和政府“重城輕鄉”“重工輕農”的體制鎖定下，我國區域空間結構突出表現為“城市—城鎮—鄉村”發展的失衡，一面是大城市病泛濫，一面是小城鎮羸弱，一面是鄉村病流行，城、鎮、鄉的空間三維結構表現出非可持續性的病態。
（一）大城市過度集聚膨脹，城市病日趨惡化
“城市優先”的戰略導向，導致城市人口和地域規模不斷擴展，農民的就業重在推進離鄉進城和非農化轉移，鄉村的功能則淪為社會穩定和農民生計。中國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5年的56.1%，新增城鎮人口達到5.59億，中國城區常住人口在500萬人以上的城市從1990年的2個增加到2015年的16個，2009-2014年，中國35個一二線城市的人口共增加3778萬人，其中前15個大城市增加了3010萬人，約占80%，大規模人口向大城市的快速涌入，致使交通擁堵、環境污染、要素成本激增、房價畸高和上漲過快等集聚不經濟的“大城市病”問題愈發嚴重。
（二）城鎮發展日趨羸弱，連城接鄉的作用不足
費孝通曾在《小城鎮、大問題》對小城鎮發展的重要性進行呼吁，20世紀80年代也曾提出“小城鎮、大戰略”的協調城鄉格局的頂層設計。但是，由于土地財政的利益驅使，許多小城鎮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空間不斷被大城市的無序膨脹而受到擠壓，衰落成為中小城鎮不得不面對的現實，難以成為承接城市擴散效應輻射鄉村的重要載體。從縣級層次看，2015年，我國縣級行政區為1875個（除去市轄區外，縣1397個、自治縣117個和縣級市361個），其中國家級貧困縣為832個，占縣總數的44%。從建制鎮來看，我國擁有縣城以外的建制鎮1.8萬多個，但居住在建制鎮的人口占城鎮人口的比例僅為24%，占全國人口的比例僅為12%，同時，小城鎮基礎設施薄弱，2015年全國建制鎮污水處理率僅為51%，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僅為45%。
（二）鄉村經濟發展日益凋敝，內生發展能力漸失
波蘭尼在《大轉型》中曾指出：在工業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勞動力的市場化給了日益瓦解的社會秩序致命一擊，而這一深刻的洞察恰恰是1978年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國城鄉之間大規模勞動力轉移的現實寫照，在城鎮化、工業化的市場化浪潮下，有文化、有技能的年輕人大部分轉移到了城鎮，留在鄉村的是以婦女、兒童和老人為代表的“386199”部隊，內生發展動力不斷喪失并成為鄉村振興的關鍵癥結，突出的表征為無人村、老人村、空心村和貧困村等 “鄉村病”問題。1990-2014年，中國農村的工作崗位減少了20%以上[1]，在2016年，中國約有1.7億農村人口離開家鄉來到城市，人口的流失加速了鄉村的消失，全國行政村民委員會數目由2005年的62.9萬下降為2009年的60萬，平均每年減少7000多個村民委員會，平均每天有20個行政村消失，自然村更是由2000年的360萬個減少到2010年的270萬個，平均每天有近250個自然村消失。
四、適應城鄉空間結構演變規律，推進城鄉融合發展促進鄉村振興
城、鎮、鄉空間結構的失衡是我國鄉村衰落的主要原因，城鎮與鄉村血脈相融、地域相連，應構建“城市—城鎮—鄉村”協同發展的有序空間結構，促進城鄉由統籌發展向一體化發展再向融合發展的升級，走“以城帶鎮、以鎮促鄉”城鎮鄉融合發展的道路，實現鄉村的振興。
（一）以城市群塑造為重點，打造城鄉融合發展的新引擎
多核城市群具有集聚、節約和效率等方面的優勢，相對于單中心城市，多中心城市有著更高的經濟績效、生態績效和交通效率[11]，是美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城市化進程的主導模式，是國家參與世界競爭與國際分工的全新地域單元。世界銀行《重塑世界經濟地理》報告指出，全球一半的生產活動集聚在僅占全球大約1.5%的土地面積上。2013年，我國23個城市群以占28.9%的國土面積，聚集了全國63.8%的人口，創造了85.7%的GDP。截至2015年，我國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5.2%的國土面積集聚了23%的人口，創造了39.4%的GDP。可見，城市群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重心和區域發展的戰略支點，應積極塑造城市群為主體的新型全國城市空間結構體系，打破單中心城市格局，積極響應十九大關于“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的戰略部署，強化城市群發展對中小城鎮和鄉村的輻射和帶動作用，打造城鄉融合發展的新引擎。
（二）以特色小鎮建設為抓手，打造城鄉融合發展的橋梁
小城鎮來源于農村、服務于農村、依托于農村發展[12]，是傳遞城市擴散、涓滴、輻射和帶動效應到鄉村的重要載體，是實現城市資源和要素下鄉的重要空間結構支點。李克強[13]認為需要根據農村工業部門趨向集中分布的產業特點，因勢利導，使農村人口順乎自然地向小城鎮集中，并不失時機地進行交通運輸等設施的建設，逐步發展中小城市。按2030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65%來推算，我國小城鎮至少將要承載2億城鎮人口，而且還要繼續服務仍然留在鄉村的5億農民。可見，培育和發展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鎮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題中應有之意，要按照“看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村”的原則，推進特色鄉鎮和新型城鎮建設，建設功能聚而合、形態精而美、體制活而新和產業特而強的特色小鎮，帶動鄉村特色產業，推進農業現代化，打造城鄉融合發展的橋梁。
（三）以鄉村振興為目標，打造城鄉融合發展的基石
鄉村振興，產業興旺是重點，生態宜居是關鍵，鄉風文明是保障，生活富裕是根本，治理有效是基礎。而我國城市多年發展在產業、技術、資本和人才等方面累積的資源優勢恰恰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支撐，所以，突破城鄉關聯弱化的瓶頸成為推進鄉村振興的關鍵[14]。為此，一方面應推進城市的道路、供水、污水管網、垃圾處理、電力電信、環保、信息化等基礎設施要向農村的延伸覆蓋，實現城鄉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等渠道的無縫對接，降低要素及其所有者往返于“城—鎮—鄉”之間的外生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應建立健全要素在城鄉之間合理流動的激勵與約束的體制機制，可以考慮深化以戶籍管理制度為核心的城鄉分割的體制改革，構建人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的新型戶籍制度，消除市民農民的身份差異，讓愿意進城的農民進得來、留得住和過得好，在確保農民權益的前提下，讓愿意返鄉的市民能夠回得去、能創業和富起來，降低要素及其所有者在城鄉之間合理流動的內生交易成本。
參考文獻：略
【基金項目】西南林業大學博士科研啟動項目“農業多功能視域下的云南鄉村振興的邏輯、路徑和策略研究”。
【作者簡介】謝彥明（1979-），男，吉林蛟河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農村經濟理論與政策；張倩倩（1987-），女，河北衡水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農村與區域發展。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疆農墾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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