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十九大報告精心設計了鄉村振興戰略的五個具體發展內容，即“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這五個內容涵蓋了鄉村的經濟、生態、環境、社會、文明等諸多方面。鄉村振興戰略不僅是方向、目標的調整，而且還是發展觀、方法論的調整,是國家治理水平的進步。
鄉村振興關鍵是要培育鄉村的內生性發展力量
鄉村振興是“生產力導向”，也是“問題導向”。它需要切切實實解決各地的鄉村凋敝、鄉村破敗、鄉村污染等難題，需要為各地農民帶來實實在在的成果和收益。一方面，各個地區的情況、表征迥異，相關的政策、制度不能搞“一刀切”，要允許農民、村干部以村情為基礎、以“生產力”為標準，破除舊的條條框框，大膽探索自己的鄉村振興之路。另一方面，也需要從政策、制度等方面檢討一些一致的成因，需要重新劃定鄉村“生產力”的底線。面源污染等“不振興”現狀在各地高度相似，是普遍現象，由此必然存在一致性的原因，正是它們破壞、肢解了鄉村的發展潛力，導致30多年來多數鄉村難以跟上國家快速發展的步伐。
鄉村“不振興”的原因非常復雜。從發展經濟學視角，也可以認為鄉村振興存在發展的要素缺口，包括資金缺口、勞動力缺口、技術缺口、人才缺口、資源缺口等，這是經濟學家很容易聯想到的分析思路，政策也容易以此為依據，迅速制定出鄉村振興的各種針對性政策。缺資金，政府財政下沉、專項撥款；缺人才，政府動員城市的管理人才、技術人才和大學生下鄉，對口幫扶、精準扶貧。如此等等。但是，一旦外部政策、資金、技術等要素的輸血停滯，則表面“振興”的村莊可能會被迅速打回原形。所以，鄉村振興關鍵是要培育鄉村的內生性發展力量，這才是最重要的“生產力”進步。
沒有組織，尤其是沒有產業組織，所有要素都沒有實際意義
鄉村未能振興的關鍵原因，并非缺少資金、技術、勞動力，更不是缺少農業資源，而是缺少最為關鍵的組織。從系統論角度，作為一個系統整體的鄉村，其功能性的持續退化、惡化，主要原因不是要素性問題，而是結構性問題。正是組織要素的瓦解、匱乏，才導致了鄉村“不振興”。30多年的實踐證明，在無組織的鄉村，在失去了“統一經營”的鄉村，資金、技術、勞動力、人才等要素，都不可能全面展現其積極的力量和前景。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全國兩會山東代表團審議時的重要講話指出：“要推動鄉村組織振興，打造千千萬萬個堅強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培養千千萬萬名優秀的農村基層黨組織書記，深化村民自治實踐，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確保鄉村社會充滿活力、安定有序。”總書記的講話可謂一針見血。今天的鄉村振興，主要不是缺資金、缺技術、缺人才、缺市場，缺的正是“組織振興”。沒有組織，尤其是沒有產業組織，所有要素都沒有實際意義，發展基本就是空話。
組織，顯然不同于分散、無結構性關聯的農戶經營，它是一種農民的組織、農戶的組織。涵蓋了鄉村的生產、銷售、服務諸多方面。并且，這種組織首先是為農民服務的，而不是為外部資本服務的。只有農民的組織，才可以將組織化的成果為農民分享。
有了優秀的鄉村干部，就會有堅強的鄉村基層黨組織，就會有合作社、集體經濟，這是一種內生性發展力量的孵化和成功
實現鄉村振興、組織振興并非一般的技術創新、制度創新，而是路徑創新。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強烈體現了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精神，來自于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成功的實踐，無論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山西西溝村的申紀蘭，還是改革開放初期的江蘇華西村的吳仁寶，又或是今天的貴州麻懷村的鄧迎香，這些優秀的鄉村干部，是實現鄉村農民組織化的關鍵，也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前提。其邏輯是，有了優秀的鄉村干部，就會有堅強的鄉村基層黨組織，進一步，就會有合作社、集體經濟。并且，這些村莊的成功，往往是一種內生性發展力量的孵化和成功，它們一般不依賴政府財政，不依賴鄉賢捐贈，甚至還可以不依賴政府的農業補貼。這種內生性的發展力量非常強大、非常可持續，完全可以讓村民團結起來、組織起來，迅速擺脫貧困、走向富裕。
由此可見，鄉村振興過程中，“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重要、“農村基層黨組織書記”的重要，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勢所在，是鄉村振興的“牛鼻子”和成功之路。各級黨委、政府，應該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在優秀鄉村干部的培養、遴選上下功夫，在“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發展上下功夫。如此，鄉村的“組織振興”就可以水到渠成，合作社就可以方興未艾，集體經濟就可以不斷壯大，村莊就可以由亂而治，面源污染就會逐漸消失，鄉村振興就可以步入真正的康莊大道。
作者系華南師范大學“三農”與城鎮化研究所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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