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主產區貢獻了全國約75%的糧食產量和80%左右的商品糧，其糧食生產狀況直接影響著我國的糧食整體產能，在國家糧食安全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基于2006—2016 年11 年的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采用對比分析研究的方法，從糧食作物播種面積、糧食產量和單產、主產區省際差異等多個角度對主產區糧食生產的現狀分析，并對其糧食生產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挖掘。
結果表明，糧食主產區中“糧食大省、經濟弱省、財政窮省”的現狀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糧食生產中仍存在產銷區利益分配失衡，土地規模化經營程度低，科技貢獻不足，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糧食主產區北移加劇了資源約束和災害風險，化肥和農藥過度使用造成主產區生態環境壓力不斷加大以及糧食主產區省際間糧食生產水平差異大等問題。因此，提出加速向糧食功能區轉變，加大農業科技投入，加快土地流轉和推動適度規模經營，落實農業發展新理念，加大利益補償力度增強主產區種糧的積極性等政策建議。
前言
糧食安全作為世界性的熱點問題，關乎各國的國計民生和社會穩定。作為一個人口大國和糧食消費大國，中國對糧食的需求十分旺盛并呈逐年增長的趨勢，糧食主產區對保障我國的糧食安全，緩解全球糧食安全態勢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多角度全面闡述主產區的糧食生產狀況，科學判斷主產區糧食生產中面臨的問題，能夠為相關部門提供決策參考，對于加強主產區建設，提高其糧食生產能力，更好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當前，國內學者關于主產區糧食生產及利益補償等方面有較多的研究。宿桂紅和常春水，王潔蓉和何蒲明等認為糧食主產區是中國糧食生產的核心區域，承擔著70% 以上的糧食產量和提供全國約80% 的商品糧，其對國家糧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貢獻，而“糧食大省、經濟弱省、財政窮省”的現狀引起了他們的擔憂。賈貴浩指出主產區規模化、產業化程度低，科技水平、機械化程度不高，農業生產風險補償機制滯后；蔣黎和朱福守認為糧食主產區面臨著難以繼續增加糧食產量，難以平衡增產與增收，農業投入要素成本上升等問題。趙波提出完善國家糧食風險基金制度，健全國家糧食安全基金制度，健全財稅和金融支持等建議；魏后凱和王業強提出糧食主產區應科學制定規劃，完善糧食補貼，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建議；羅光強和邱溆等多位學者建議要完善糧食產銷區的利益平衡機制，加大對主產區的利益補償力度，給予主產區更多政策支持。
本文基于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1 年的數據，采用縱橫兩個方向對比分析的方法全面剖析主產區的糧食生產現狀，既對照11 年間主產區與其他地區在糧食種植面積、糧食產量和單產的差異，也對比分析同一時間維度上主產區省際間在這3 個方面的動態變化情況，并對主產區糧食生產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詳細分析。研究發現，糧食主產區中“糧食大省、經濟弱省、財政窮省”的現狀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糧食生產中仍存在產銷區利益分配失衡，土地規模化經營程度低，科技貢獻不足，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糧食主產區北移加劇了土地資源、水資源的約束和自然災害的風險，化肥和農藥過度使用造成的主產區生態環境壓力不斷加大以及糧食主產區省際間糧食生產水平差異大等問題。
本文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加快向糧食生產功能區轉變，加大農業科技投入和推廣，加快土地流轉和推動適度規模經營，全面落實農業發展新理念等多方面的政策建議，以期增進主產區糧食生產能力建設和更好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1 我國糧食主產區糧食生產現狀
1.1糧食主產區糧食播種面積、產量與單產情況
2006—2016 年主產區糧食播種面積由7.37×107 hm2 緩慢增長到8.15×107 hm2（表 1），年均增長速度為1.01%，略高于全國年均增長速度0.74%。主產區糧食播種面積占全國糧食播種總面積的比例均在70% 以上，且呈現小幅的上漲的趨勢，其中2007 年達到最高的72.1%，在其后的3 年間，占比逐年下降到2010 年的71.5%，隨后又逐年回升，到2016 年達到最高點的72.1%。
主產區糧食總產量由2006 年的3.68×108 t 增長到2016 年的4.68×108 t，增速高達27.0%，增幅遠大于全國糧食總產量的增長速度，在2010 年超過4.0×108 t 大關。主產區糧食總產量占全國比重平均為75.5%，最低的2006 年也達到了73.9%，且占比總體呈增加的趨勢，到2016 年主產區糧食總產量占全國糧食總產量比重上漲了2.0 個百分點，達到75.9%。
主產區的糧食單產從2006 年的4.99 t/hm2 上升到2016 年的5.84 t/hm2，增長了16.9%，單產增長率高于非糧食主產區增速13.3% 和全國增速14.9%。主產區平均單產在2008 年就超過了5.0 t/hm2，全國平均單產在2011 年才超過，而直到2016 年非糧食主產區的平均單產仍為4.71 t/hm2。主產區11 年的平均單產高于全國5.5%，大約0.28 t/hm2 ；高于非糧食主產區21.9%，大約0.98 t/hm2。
1.2糧食主產區省際糧食生產水平差異大
表 2 顯示了主產區省份間的糧食播種面積存在較大的差異。黑龍江省作為糧食生產的第一大省，平均糧食播種面積占主產區省均糧食播種總面積的14.2%，其面積高于第二大省河南省13.9%，是排名中間的內蒙古2.1 倍，是排名最后的遼寧省3.5 倍。遼寧作為主產區糧食播種面積最小的省份，平均播種面積僅有3.18×106 hm2，占主產區播種面積僅為4.05%，不足黑龍江省的1/3。
2016 年黑龍江、河南和山東3 個省份的播種面積合計為2.96×107 hm2，占主產區糧食播種面積比重高達36.3%。遼寧、江西、湖北3 省播種面積合計為1.10×107 hm2，占主產區總面積的14.0%，仍略低于黑龍江省的播種面積占比。從各省份播種面積的變化情況來看，黑龍江和內蒙古有較大的增加，分別增加了30.8% 和29.7%，主要增長時間節點在2007 年前后，隨后增長趨于平緩。吉林省增長了16.0%，也屬于增加較大的省份。四川省播種面積下降了2.0%，是糧食主產區唯一面積減少的省份，其余省份基本處于相對穩定的緩慢增長趨勢。
從糧食總產量來看，黑龍江省自2011 年起糧食產量排名全國第一，在2016 年高達6.06×107 t，河南省11 年平均糧食產量最高，達到了5.57×107 t。河南、黑龍江和山東3 省平均產量合計達1.51×108 t，超過主產區糧食總產量的1/3。主產區中糧食產量最低的遼寧省，平均年產糧食1.90×107 t，僅為河南省的1/3，約占主產區年總產量的4.5%。遼寧、江西、湖北和內蒙古4 省各自的糧食平均產量均不足河南省的一半，占主產區總產量的比重都在6% 以下。從糧食產量變化來看，主產區13 個省份均有一定程度的增長，其中黑龍江省增長幅度高達88.0%，實現了十連增，數量上幾乎翻了一番。內蒙古增產63.1%，吉林增產36.7%，均屬于增產較快的省份；其余省份增長率維持在10%~25% 之間。吉林、內蒙古和遼寧3 省，糧食產量有數次波動，在波動中保持了增長態勢（表 3）。
糧食單產方面，主產區13 個省份也存在較大差異。吉林省自2010 年以來，糧食單產遙遙領先于主產區其他省份，11 年平均單產達到了6.69 t/hm2，江蘇和山東省的平均單產也超過了6.0 t/hm2 ；平均單產較低的省份有內蒙古（4.31 t/hm2），黑龍江（4.47 t/hm2），其中內蒙古的平均單產要比吉林省的平均單產低35.6%，差距十分明顯。從單產的變化上來看，黑龍江單產增長的幅度最大，約為38.4%，另有內蒙古（25.8%）、河北（25.4%）和四川（22.8%）等省的單產增長也較快，其余省份的增幅在5.0%~20%之間。在這11 年間，吉林、遼寧2 省在單產上出現過幾次較大波動（表 4）。
1.3糧食主產區財政收入相對較少，但是農業投入較大
2006—2016 年主產區財政收入平均為2.49×1012 元，省均為1.92×1011 元。主銷區的財政收入平均為1.88×1012 元，約為主產區的75.4%；省均為2.69×1011 元，比主產區高約40.1%。從增長變化情況來看，2006 年主產區財政收入為8.4×1011 元，2016 年達到4.06×1012 元，平均增長率為17.1% ；同期，主銷區財政收入從7.2×1011 元以16.5% 的年均增長率增至3.3×1012 元（圖 1），主產區和主銷區幾乎實現了同步增長。
從財政收入占比來看，主產區占比維持在45%~50% 之間，在平緩增長到2013 年后，出現了緩慢下降；主銷區則維持在33%~40% 之間，從2007 年開始下降，2013 年之后開始緩慢回升。和主銷區對比來看，2006 年主產區省均財政收入為8.4×1010 元，僅為主銷區省均財政收入的62.7%，即便經過一個較快的增長，到2016 年達到了3.1×1011 元，也僅為主銷區的65.9%，而絕對差值卻不斷加大，由3.8×1010 元增加到1.62×1011 元（圖 1）。2016 年主產區13 個省份的財政收入合計為4.06×1012 元，比7 個主銷區省份的財政收入3.32×1012 元高約1/3，但主產區省均財政收入卻低于主銷區的70%，在人均財政收入上更是遠遠落后。
從財政支出來看，主產區省份人均財政支出年均為6 448.5 元，約為全國平均水平的95.1%，約為主銷區平均水平的59.6% ；2016 年主產區13 個省份人均財政支出10 667.7 元，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92.0%，約為主銷區的56.4%，呈現出人均財政支出增加的同時與主銷區的人均財政支出差距不斷拉大的現狀。主產區的省均農林水支出約為4.0×1010 元，比全國高出約31.5%，比主銷區高出約76.0%。2016 年主產區農林水支出已達9.73×1011 元，占到全國農林水總支出的54.6% ；同期，主產區省均農林水支出約為7.4×1010 元，高于全國平均30.3%，高于主銷區平均77.0%（圖 2）。
通過產銷區財政收入與支出的對比，揭示了主產區“農業投入大、財政收入少”的特征，說明主產區利益流失現象嚴重，如果不平衡的利益分配機制得不到改善，將會嚴重抑制糧食主產區的種糧積極性。
1.4糧食主產區的農民純收入增長緩慢，種糧的成本不斷攀升
主產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基本上和全國的平均水平持平，從2006 年的3 700.8 元增長到了2016 年的12 564.4 元，年均增長率為13.0%（圖 3）。與主銷區相比，主產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相對于主銷區的11.6% 略高，但由于基數相差較大的原因，收入的絕對差距仍然在不斷擴大，2006 年主產區比主銷區農民人均純收入低2 605.9 元，而2016 年收入差距擴大到6 310.7 元，收入差距拉大了1 倍多。在主產區農民的人均純收入中，家庭經營性收入占比不斷下降，由2006 年的57.0% 下降到了2016 年的42.5% ；家庭經營性的收入從2 110.1 元增長到5 345.0 元，增長了近1.5 倍，小于農民純收入2.4倍的增幅（圖 4）。而從圖5 中，我們可以看到主產區的種糧成本在過去11 年間快速增加，每公頃成本增幅高達125.2%。總體而言，主產區農民家庭經營的比較收益是較低的，種糧越多損失越大，這種局面若得不到扭轉的話，主產區農民種糧意愿勢必會進一步下降。
2 我國糧食主產區糧食生產存在的問題
2.1土地規模經營發展較快，但總體規模化程度還較低
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有利于農業機械的規模使用，能降低成本、增加產量、提高質量，有助于節省勞動力，提高農民收入，也有利于政府補貼更好地發揮作用。近些年來，在各級政府推動和政策引導下，經過土地流轉形成的規模經營農戶不斷增加，耕地經營規模也不斷擴大。2015 年主產區經營3.33 hm2 以上耕地的農戶有2.79×106 戶，占主產區農戶的1.7%，比2010 年提高了0.36% ；經營2 hm2 以下耕地的農戶有1.57×108 戶，占比95.32%，比2010 年下降了0.5%（表 5）。但可以清晰看到，在土地經營的規模在不斷擴大和土地流轉加快的同時，主產區土地規模化程度整體仍處在較低水平。
2.2糧食主產區農業科技進步加快，但農業科技研發投入及推廣力度仍待提高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農業科技進步對農業生產的發展有巨大的促進作用。農業科技進步帶來的經濟增長已經超過全部要素（資本、勞動和土地等）投入之和，成為農業經濟增長最主要的驅動力，我國農業經濟增長逐漸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為標志的粗放型增長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為標志的密集型增長轉變。超級稻、雜交玉米、地膜覆蓋技術等一大批突破性農業科技成果已經處在國際領先水平。2016 年主產區13 個省份的平均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58.8%，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56.7%，但低于主銷區7 個省份的平均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63.7%（表 6）。
在主產區中，江蘇省的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高達66.2%，全國排名第三；黑龍江省為65.5%，山東省為62.6%，安徽省為60.0%，排名相對靠前；其余省份均低于60.0%，作為主產區的河北、四川和內蒙古更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中央一號文件也提出實現農業持續穩定發展、長期確保農產品有效供給，根本出路在科技。主產區農業科技進步取得較快進步的同時，還處在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主產區大部分省份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仍落后主銷區省份，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更是高達15 個百分點以上，這也成為制約主產區持續增產增收的一個關鍵因素。
農業科技推廣作為農業科技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為農村實際生產力的最有效途徑之一，我國已經建立了農業技術推廣服務體系，推廣了一大批先進、適用的農業新技術、新品種，也培訓了一定數量的農民。然而包括主產區在內的大多數省份仍然存在著農業科技推廣隊伍不健全、人才匱乏，農技推廣資金支持力度不夠，農技推廣形式單一、效率低，農民接受農業科技服務意識淡薄等一系列問題，這使部分已基本成熟的像是配方施肥和節水灌溉等技術得不到廣泛使用，對承擔糧食生產重任的主產區顯然是極為不利的。
2.3糧食主產區人口老齡化加快，農業勞動力保障不足
人口老齡化對現代農業的影響巨大，它不僅造成農業勞動力不足，還限制了農業資本的投入，加劇了農業土地資源的浪費，嚴重阻礙現代農業的發展。整體而言，全國的人口老齡化率11 年間增幅為1.29%，2016 年已經達到了10.85%，遠遠超過聯合國提出的一個國家或者地區65 歲以上人口比重7% 的人口老齡化衡量標準。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60 歲以上的農業從業人員占總農業從業人員的13.64%，50 歲以上的占到 34.81%。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吸引了大量農村青年勞動力外流，“老人農業”正在中國大部分地區成為現實，人口老齡化勢必會對農業勞動力投入和農業產出貢獻產生負面的影響，對主產區影響更大。
主產區省份的人口老齡化情況相較于全國和主銷區面臨著更加嚴峻的形勢，主產區人口老齡化率在過去11 年間始終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且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2016 年主產區的人口老齡化率達到了11.52%（圖 6），加上主產區多數省份為勞動力輸出大省，這勢必造成主產區內農業勞動力的緊張，影響主產區的糧食生產。
2.4糧食主產區化肥和農藥過度使用，加大了生態環境壓力
化肥和農藥能夠較好促進糧食作物單產的提高，但其過量使用不僅增加了生產成本，也造成了嚴重的生態問題，如農業生產中帶來的面源污染和農田土壤以及水體的有機污染、富營養化污染等。通過對主產區黑龍江、吉林、山東和河南4 省585 戶農戶調研，專家測算出4 省樣本農戶的化肥施用折純量達到平均405.0 kg/hm2，過量施用量達到156.0 kg/hm2，占到總施用量的38.5%。而對全國主產區進行主要糧食作物水稻、小麥和玉米的1 333 個田間試驗中，發現水稻、小麥和玉米的氮肥農學效率分別為10.4 kg/kg、8.0 kg/kg 和9.8 kg/kg，氮肥利用率分別為28.3%、28.2% 和26.1%，遠低于國際水平，與20 世紀80 年代相比呈下降趨勢。
農藥方面，近些年全國農藥使用量超過了1.80×106 t，高居世界榜首。2015 年我國水稻、玉米、小麥三大糧食作物農藥利用率為36.8%，仍然比歐美發達國家低15%~25%，相當部分農藥進入環境中造成污染。2013 年中國的農藥施用強度為10.95 kg/hm2，單位面積農藥使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 倍；其中，山東、河南、湖南、湖北等10 個省份農藥使用量在8×104 t 以上。河南省農藥和殺蟲劑等化學物質的使用量每年以上萬噸的速度增加，過度的化肥與農藥等化學物質使用，造成其糧食品質下降和水質污染，使農業生態系統和食物鏈受到嚴重污染。化肥和農藥過度使用造成的主產區生態環境壓力不斷加大，也成為以后糧食生產中必須解決的問題。
2.5糧食主產區北移，加劇了資源約束和自然災害威脅
近年來，被譽為“魚米之鄉”資源稟賦優異的南方，正在逐步由糧食生產區轉為糧食主銷區，使得糧食生產重心不斷北移。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南方具備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區位優勢，在土地以外的領域投資逐步擴大，農戶家庭收入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非農收入增長較快。另一方面，南方地區人均耕地面積更小，如2008 年全年廣東省人均占有耕地面積0.025 hm2，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4，隨著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和農業生產人工成本的提高，種糧的成本愈加上升，種糧比較效益進一步下降。這使得我國糧食生產區域格局發生了重要分化。
土地資源的硬性約束
從1980 年到2005 年的數據來看，我國主產區的糧食總體產能呈下降趨勢。20 余年間，一等耕地減少3.24%，二、三等耕地和宜林宜牧地分別增加2.91%、7.81% 和14.10%，考慮到各區耕地復種指數和耕地質量的影響，結合耕地單產數據進行耕地產能的核算，耕地的總體產能依然下降了0.84%，優質耕地較長時間內的剛性減少趨勢不可避免。
北方地區水資源嚴重匱乏
由于受季風氣候的影響，我國水資源的空間分布極不均勻，總體上由東南沿海向西北內陸逐漸減少，南方地區水資源相對豐富，而北方地區水資源貧乏，從2015 年統計的數據來看，北方地區水資源總量為4.61×1011 m3，占全國水資源總量的16.5%，南方地區水資源總量為2.33×1012 m3，占全國水資源總量的83.5%，北方地區人均水資源僅為1.51×103 m3，為全國人均水資源量的74.2%，為南方地區人均水資源量的15.3%。北方產區水資源的嚴重匱乏，加之農村水利、灌溉等基礎配套設施建設的相對滯后，將在很大程度上將制約我國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的提高。
自然災害的風險加大
受全球變暖及氣候變化異常的影響，我國主產區面臨的自然災害形勢嚴峻，也已成為影響糧食生產安全的主要制約因素之一。尤其是成災面積指數較高的水旱災害，在主產區中呈現出高、中風險發生，周期短、頻率高的特點。例如，2010 年我國北方主產區遭遇數十年一遇嚴重旱災，山東、河南尤為嚴重，使農產品的供應面臨巨大的壓力，中國的糧食生產受到重大影響。此外，病蟲等災害防治形勢也很嚴峻，2012 年夏天，我國北方發生嚴重的玉米粘蟲病害，遭受蟲災的地區遍及河北、內蒙古、吉林、黑龍江等多個主產區省份，就造成過玉米大幅度減產。
3 我國糧食主產區糧食生產的政策建議
3.1加速對接糧食主產區向糧食生產功能區的升級
2017 年國務院印發《關于建立糧食生產功能區和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的指導意見》，提出力爭用3 年時間完成7.05×107 hm2 的“兩區”地塊劃定任務，用5 年時間基本完成“兩區”建設任務。其中劃定糧食生產功能區6.0×107 hm2，并將4.0×107 hm2 用于稻麥生產。具體而言，是以東北平原、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優勢區為重點，劃定水稻生產功能區2.27×107 hm2 ；以黃淮海地區、長江中下游、西北和西南優勢區為重點，劃定小麥生產功能區2.13×107 hm2（含水稻和小麥復種區4.0×106 hm2）；以松嫩平原、三江平原、遼河平原、黃淮海地區以及汾河和渭河流域等優勢區為重點，劃定玉米生產功能區3.0×107hm2（含小麥和玉米復種區1. 0×107 hm2）。
糧食生產功能區是谷物和口糧的供給保障區，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戰略區域。從糧食生產功能區的地理劃分上可以看出，大部分區域是在糧食主產區內，其本質就是把種植糧食的優勢區域相對固定下來，通過采取高保護、高補貼的方式建設好該區，夯實糧食生產基礎、穩固糧食產能。《意見》劃出的稻麥用地占現有稻麥面積的83%，能夠實現保障95% 的口糧產量；劃出三個谷物用地面積占比為80%，能夠保障90% 以上的谷物自給率。
主產區省份應該抓住國家戰略部署的新機遇，積極對接國家戰略，做好省、市、縣等各級政府的任務分工，充分利用好國家把“兩區”作為農業固定資產投資安排的重點領域，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加強骨干水利工程等大中型工程建設，配套完善田間工程、節水改造等基礎設施建設。要推進“兩區”范圍內各類資金整合統籌使用，發揮好“兩區”農業生產災害保險全覆蓋等多方面的優勢，在現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糧食的綜合生產能力，為國家糧食安全做出更大貢獻。
3.2加大對糧食主產區的利益補償力度
主產區13 個省份每年向市場貢獻80% 左右的商品糧，對我國的糧食安全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卻面臨著糧食生產與經濟發展之間資源配置沖突和利益流失等嚴重問題。以主產區黑龍江省和主銷區廣東省為例進行比較，2015 年黑龍江省生產糧食6.32×107 t，占全國糧食總產量的10.28%，排名全國第1，地區生產總值1.51×1012 元，排名全國21 位；廣東省生產糧食1.36×107 t，排名第17 位，地區生產總值7.28×1012 元，全國第1。從主產區的政府角度，政府為完成發展糧食生產的任務，加大了對工業的擠出，這種工農產品之間的剪刀差，造成了當地發展機會和財政收入的減少，使其與糧食主銷區間的經濟差距逐漸拉大。而現有的糧食風險基金制度增加了地方財政對農業補貼，加重了地方財政負擔，且產量越多、負擔越重；主產區的區位補貼（對產糧大省和產糧大縣的獎勵）也遠不足以彌補產糧機會成本的損失。
在國家糧食補貼方面，2015 年中央財政發放農業四項補貼金額為1.53×1011 元，全國糧食種植面積為 1.13×108 hm2，平均每公頃糧食作物農業四項補貼金額僅為1 345.6 元，按每戶農戶的主糧種植面積為 0.3 hm2 計算，補貼額度僅為403.7 元；其中種糧直接補貼6.20×1010 元，種糧直接補貼面積為9.48×108 hm2 ；平均也只有654.3 元/hm2。從整個“十二五”期間來看，農業四項補貼和種糧直接補貼都保持了較快的增長，其中農業四項補貼年均增長33.4%，種糧直接補貼年均增長為6.5%，盡管補貼的增長幅度相對較大，但補貼的絕對額度仍然很小，對減輕農民負擔和增加農民收入的作用仍不明顯。因此，要加快完善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既要探索加強縱向補償的方案，也要嘗試開展橫向補償的試點，以緩解主產區地方政府的壓力，增加主產區農民種糧的積極性。
3.3加大農業科技投入和科技成果轉化
農業科技進步是促進糧食增產的有效途徑，但在過去很長時間里，受農業財力等因素限制，農業科技投入長期不足，農業科技與世界發達國家產生了較大的差距。例如，在農業科學研究與試驗發展投資強度方面，全球農業科學研究與試驗發展投資強度接近1.4%，發達國家超過5%，發展中國家超過0.5%，而我國2009 年僅達到0.37%。中央財政每年用于農業科技的支出不足農業財政支出的1%，其中用于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的資金不到農業科技支出的5%。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低下，2010 年的一項農業科技成果供需調查與分析報告就指出：從科研機構來看，我國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41%，有大量農業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閣，轉化率遠低于歐美等發達國家的70%~80%。
隨著農業科學技術的深入研究和發展, 我國在主要糧食作物高水平基因資源創新、分子育種、現代節水灌溉、配方施肥和先進農業機械等多個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通過這些科技手段，可以培育出更優良的作物品種，提供好產前、產中和產后全過程的科技服務，進而保證糧食生產、節省勞動力，增加農民的收入，提高農民的種糧積極性。我國還需要進一步做好涉農科研的相關統籌，加大農業科技投入力度，完善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加快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提高科技進步對糧食生產的貢獻率。
3.4穩妥推進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積極化解人地矛盾
土地流轉有利于實現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合理使用。通過擴大農業規模化經營，推行農業標準化生產，能夠提高農業生產經濟效益，實現土地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配置。近些年來，我國規模經營發展十分迅速，土地流轉市場日趨完善。截至2015 年年底，全國土地經營權流轉面積達到2.98×107 hm2，其中主產區土地流轉面積高達2.05×107 hm2，占全國比重高達68.7%。全國流轉出承包耕地的農戶由2010 年的3.32×107 戶增加到6.33×107 戶，其中主產區流轉出耕地農戶高達4.28×107 戶，占全國流轉出耕地農戶數比重達67.6%。可見規模化經營的趨勢是好的，土地經營權流轉的速度在加快。但從總體上來看，我國與國外發達國家的規模化程度相比還處在較低的水平上，主產區2 hm2 以上規模經營尚不足5%，這與美國等農業發達國家動輒經營規模超過50 hm2 相差甚遠。
因此，我國急需搭建好服務和保障的平臺，規范土地流轉流程和合同簽訂，完善租金支付等機制，為農村土地有序流轉、減少矛盾糾紛提供組織保障。同時，國家還要健全農民的再就業培訓制度，完善農村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來保障農民流轉出土地以后的合法權益，解除農民土地流轉的后顧之憂。但也要特別注意因經濟效益問題導致的土地流轉后種植的“非糧化”現象。土地的規模化經營還能夠較好的緩解因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農業勞動力減少的問題，有利于農村勞動人口的合理流動。規模經營既能讓種地意愿比較低的農民從農業勞動中轉移出來，也能更好地吸引種糧大戶和農業企業等新型經營主體投入到農業生產，“一進一出”能更有利于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使土地發揮更大價值。
3.5落實農業生產新理念，合理農資投入，促進糧食主產區農業走生態文明發展之路
黨的十九大強調堅持新的發展理念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把其作為抓住了“三農”問題的“牛鼻子”。堅持在新思想新理念新要求的指導下，在保護資源環境的基礎上，徹底改變過去犧牲資源環境換取農業發展的老路，堅持農業綠色可持續發展，高效利用資源，穩定生態系統，保障質量安全。同時，要注重借鑒吸收國外先進農業理念與方法，例如氣候智慧型農業，作為能夠可持續地提高生產效率、增強適應性、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并可實現國家糧食生產和安全的農業生產與發展模式，在國際上取得了眾多成果，且在中國已經開始試點，核心是開展“減排固碳”的關鍵技術集成與示范，通過建立高產、高效、低排放的農業生產新模式，提高化肥、農藥、灌溉水等投入品的利用效率，增加農田土壤碳儲量，減少作物系統碳排放。要繼續改變過度開發和粗放利用的狀況，加強水資源保護，加大農業面源污染防治力度，落實好化肥農藥零增長行動，繼續種養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無害化處理，推廣高效生態循環農業模式，助推主產區農業走上生態文明發展之路。
在其他方面，主產區還要在加大農業金融支持，加快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改善農業氣象觀測、災害預警水平和減少糧食生產流通損耗等多個方面繼續努力，以期達到更好的糧食保障能力。
（作者單位：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現代化研究》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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