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我是一個跨界行走的專業工作者。我曾經在企業部門、政府部門、高校、社會組織、學術研究界都工作過，還有三年多下鄉當農民的歷史。我曾經是1969年下鄉到云南的知青，回城后先在張家口聚氯乙烯廠做工人，三年多后對調回北京，在機械成套局當干部，1978年考上大學，畢業后先在高校當老師，之后在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分配體制司綜合處做處長，在體改委研究所做社會分配研究室主任，而后到國家計生委，任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秘書長，再轉到民政部管轄的中華慈善總會做常務副秘書長，1998年底到社科院，專事社會政策研究與實踐至今，主要領域是老年服務、社區服務和公益慈善。就在這個時期，2002年我重回農村，開始將三農政策作為自己研究和實踐的重點，做了陜西、湖北、河北等地的農民綜合性合作組織試點。三農是各類領域中讓我最掛心的，2005年我就在社科院設立了幫助農民合作組織走向綜合農協的農禾之家聯盟，后來在2012年正式注冊為北京農禾之家咨詢服務中心。總之，我的跨界是政產學研社五界都跨了，所以當別人問我你是做什么的時候，雖然回答是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但是我覺得這個標簽并不準確，太多的研究員都不是我這個樣的，所以，跨界行走的專業工作者，是我自我認知的相對比較準確的定位。
下面進入正題。我講兩個方面。
第一，講講我對鄉村振興的理解。
第二，講講我對NGO在鄉村振興中的認識。
首先講鄉村振興。
我自己認為鄉村很早就是中國最大的問題了，但是真正提出和全面認識它，是黨的十九大。 中國的改革，大家知道是從鄉村改革開始的，40年改革的成效的確有目共睹，是翻天覆地的。不過，另一方面這40年當中，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差距要比40年前大很多。一方面改革導致的經濟上的進步讓我們每一個人大大受益，40年前的我和現在的我，是天壤之別。可是在農村，我文革時期長征串聯徒步走到了延安，而2002年我再去延安，和1966年的情景沒有什么區別。我沒有在鄉村看到和諧、幸福、大家所向往的那種生活。這樣的問題在中國的鄉村比比皆是，黨的十九大把它概括為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城鄉之間，不同地域的鄉村之間，這個不平衡不充分表現得非常突出。網上發布的統計，說城市化率達到58%還多，就是說農村人口不到一半了，中國已經城鎮化的不錯了，但實際上，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只有42%，大量的農民是在城鄉兩地流動。其實城市化率并沒有到一半，差16個百分點。還有，城市化率這個指標的計算方法有問題，這是西方國家的，不是東亞的，不是韓國的，不是日本的，日本計算的市人口的密集度，不是城鄉分離的城市化率。即便按照西方算法，中國城鎮化頂多只有42%。農村人口還是占全部人口的的一半還多。那么，在如此巨型農村人口的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走什么路？就成了重大問題。
曾有人提出，按照滿足13億人糧食肉蛋果菜的生產量計算，中國有五千萬農民就足夠，其他的幾億人都要進城，城鎮化才是出路。讓鄉村基本上消滅，讓農民基本上消滅，這樣的一種認識和言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主導了中國的政策界和學術界。 所以這一時期無法提出鄉村振興，而是城鎮振興，中國要城鎮化和新型城鎮化，才是戰略導向。而堅持三農是基礎，一定要做好鄉村，只有很少的一小批人，這一小批人逐漸長大，源自18大以來國家政策的戰略轉向，習主席在19大明確提出鄉村振興是國家的長期戰略。這是重大的轉變。
鄉村振興作為長期戰略，就需要了解未來的中國鄉村到底需要容納多少人口？
據研究，再過幾十年，中國鄉村也大約還會有3億多到4億人口。這就是說，再怎么城鎮化，中國鄉村也還有相當于大半個歐洲的人口。那么，鄉村的問題本質上是生活問題，是很實際的問題。現在的城市人口已經很多，鄉村四個億，城市就要有10億左右，比現在還要增加一倍多，難道你這四億人也要擠進城市去嗎？這是不可能的，全世界沒有這樣的先例。況且目前所有的發達國家都有鄉村，鄉村是宜居地域，甚至是中產階級的自愿選擇。人多地少，而且鄉民占人口的比例很大，這是中國的基本國情。有人講，美國可以把鄉村人口縮小到只占人口總量的的3%，中國為什么不可以呢？那一是因為美國和中國國情不同，不但人少地多，而且農業人口在歷史上就比例很小，不像中國，十幾億人口，曾經九成都是農民。再看我們臨近的日本。到今天，日本的鄉村人口，最起碼占百分之十，甚至更多。他們完全沒有用政策刻意推進過城市化，甚至還希望更多的人到鄉村工作以求得人口居住的平衡性。
像中國這種巨型人口國家世界上只有兩個，還一個就是印度。中國這樣超過十億人口的國家，到底怎么走向現代化？全世界都沒有先例，沒有現成的可借鑒的辦法。根據計算，到2016年底，全球人口超過1億的國家有13個，這13個相對而言的人口大國成為發達國家就兩個，一個美國一個日本。美國人口3.2億，日本1.2億，都不夠中國人口的零頭。全球所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人口加起來不過10億人。所以對中國而言，若在未來幾十年真能走出一個相對平等的小康社會，那就會把世界的結構給翻個個。
中國現代化到底走什么路，能不能學美國和歐洲？這是近代以來，中國多少志士仁人尤其向西方學習先進治國經驗的我們的先輩，經常縈繞于心的重大問題。南吳北費，大家知道，是中國1949年前兩個非常著名社會學家，北費是費孝通，南吳就是吳景超。吳景超居然在1937年就提出來，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未必是歐美方式的城市化之路，需要探索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獨特之路。在《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一文中，他以兩個指標來度量世界的所有國家，第一個指標就是人地關系，是人多地少還是人少地多，第二個指標就是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是高還是低，這樣，他將世界各國分成四個類型，如下圖。要說明，關于吳景超的這個研究是陳錫文提出的，我不過是將其圖表化而已。
吳景超通過兩個指標的交叉對比，提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必須是獨特的，和美國、蘇聯的、歐洲的道路都不同，因為人地關系和農業人口兩個指標關系到土地和勞力的資源稟賦，人地關系緊張，農業人口又多，資源就大都需要放在養人，維持生計上，這樣用于追求更高層次發展的資源就不充足，那種以大量耗費資源求得現代化的城鎮化道路就難以行得通，就需要尋找更加適合的資源耗費更少，就業比較充分，貧富差距不太大的路。
和中國的資源稟賦比較接近的，是日本、韓國還有印度，其實還有中國臺灣地區。可見，亞洲的資源稟賦和歐美不同，而在亞洲區域內，中國人口最多，農民最多，人地矛盾最緊張，所以走向現代化的難度最大。1937年距離今天已經80年了，在80年前，中國的社會學家就提出不能走歐美之路，中國一定要探索自己的路。
所以，鄉村振興是中國幾代人的探索，現在傳到了我們這一代手里。我以為鄉村振興是新的時代中國最大的公益，是政府、企業、社會組織、高校科研技術部門，即政產學研社大家都要一起努力的最大的公益事業。
這除了歷史原因之外，非常值得提起重視的，是我們今天所處的國內外環境。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與以美國為首的世界霸凌主義，已經形成了一種時代的對沖。這種對沖已經非常嚴峻。而這種態勢的形成并非從現在開始的，而是在19大之前甚至十八大就已經看到了種種跡象。所以黨中央在19大提出鄉村振興，提出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也就是全世界人民要一起共創、共榮、共享，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應對世界新形勢，要創出新格局的大戰略。打鐵要本身硬，中國的鄉村是中國的軟肋，是洼地。要填平洼地，要消除城鄉不平等，要解決貧富懸殊問題，那么，中國鄉村就必須強起來，富起來，鄉村富才能中國富，鄉村強才能中國強。中國鄉村不興旺，中國的未來就不可持續。所以，鄉村振興是一個跨時代的重大命題，也是跨時代的重大難題。
我們要建設怎樣的鄉村？什么才是鄉村振興。對這個問題，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和說法。我在十幾年前曾提出最簡單的一個命題，就是鄉村一定要在地現代化或者就地現代化，而不是搬家到城市，丟掉家鄉,無論什么情況，都不能丟掉鄉土，丟掉在地的生態人文。只有在鄉土基礎上和城市融合，一二三產融合，才能走出鄉村的現代化。19大中央提出了20字口號，產業興旺是第一。我很認同。沒有鄉村的產業興旺，就沒有資源來做鄉村的社會的、教育的、文化的、環保的建設。
產業興旺怎么做？誰來做？農民之家在今年一號文件出臺以后，與北京平安福生物科技工程公司和黍苗公益共同發起了百鄉工程。百鄉工程就是試圖探索鄉村振興之路的的一整套方案，概括成18個字：“做規劃、好產品、賣好價，搭平臺，建組織，推人才”。
做規劃，為什么要做規劃？做什么樣的規劃？現在的農業產業，已經出現非常嚴重的農產品過剩問題，比如蔬菜產業，中國的蔬菜產量是全世界總量的67%，這其中有一半是被拋掉、被浪費的。不少地方的農產業是同質性很強的，沒有差異性。這種沒有差異的農產業導致結構化過剩。那么，生產環節和銷售環節不管怎么做總體看都是不可持續的。為什么中國農業經常出現一豐產就降價。永泰也有同類問題。永泰農業其實很有潛質。我們了解到，今年的李子豐產，但是價格大幅度下降，這里有沒有農產業規劃的問題，有待研究。總之，我們經常講的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能要思考一下農業是否也有同類的問題了。
做好規劃之后是生產，要生產出好產品；好產品就是安全的健康的農產品，那么，農藥化肥堆起來的農產品是不安全不健康的，要做到兩減一增，就要以微生物為本，用有生命的微生物修復土壤，用好土養好苗。好產品才有資格賣好價。而賣好價除了東西好，還需要品牌戰略、物流成本和農產品銷售的公共服務平臺。
那么誰來做這些工作呢。我們將18個字分成兩層。做規劃、好產品、賣好價說的是做什么，而搭平臺、建組織、推人才說的是誰來做，怎么做。
任何一個事業靠單干都不可能成果，何況鄉村振興這樣的戰略性事業。無論產業興旺還是社會文化的興盛，都靠的是黨和政府。搭平臺就是要搭建縣鄉兩級黨和政府的平臺。今年的一號文件講得很清楚，五級書記掛帥，縣委書記當一把手，做前線總指揮。五級書記是從習近平總書記開始，省、市、縣鄉，第五級書記并不是村支書而是是鄉鎮黨委書記。因為這五級書記都是黨的人，都歸黨來管的。
那么，縣鄉這兩級黨和政府為誰搭平臺，讓誰挑頭做產業振興和其他各項工作呢？是鄉鎮的農業綜合發展產業協會。我們就是要建立這樣的組織。他們是一種法定的社團，和一般民間社團不太相同。這類社團在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是依法履行的法定機構，以這類法定社團帶動整個鄉村的發展被稱為東亞農業發展模式。這個模式在操作上的精髓，就是以鄉鎮一級的綜合性農協為樞紐，上連縣下掛村，再上面還可以連接更高一級的地域性農民合作組織，而各級的組織都能各司其職。最基層的農民合作組織叫做產銷班或者專業組，就是小型的單品合作社。他們的任務就是做出好產品，就是好好干生產，保證生產質量。而鄉鎮這一級的農協組織是為最基層的生產者提供服務的，他們不是做生產的，支持生產的技術服務， 支持生產的金融服務，還有就是好產品如何賣好價的營銷服務，還有支持生產者家庭的老人，婦女兒童的服務。這當然是將農戶的生產、金融、供銷和社區生活整合在一起的綜合服務。到了縣農協這一級，就要做鄉鎮這一級做不到的事，例如要建一個農產品加工廠，要資金，要設備，要有系統化的管理，這些工作常常鄉鎮農協做不了或者做不好，就需要幾個鄉鎮一起做，縣農協就要協調各個方面的資源和需求，將這個事業辦成。可見，縣鄉村三級的工作不但各司其職，而且一層比一層難，一層比一層更宏觀，只有各級都做自己最容易做好的事情，將自己做不了做不好事情交給上一級，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有效的合作框架。這就是社區工作基層化的原則。
這些是我花了十幾年的功夫在日本、臺灣、韓國等地學到的綜合性農民合作組織的精髓，我至今覺得，盡管日韓臺地域小、規模小、人口比我們少的太多，不過了，他們在六七十年當中形成的這一套經驗在實踐中是成功的。這樣的東亞三農模式，我以為是中國鄉村振興的未來最值得借鑒的，而不是歐美的大農場和專業化的大型行業協會。我們最羨慕的，就是歐美國家一個農民（農場主）可以管幾千上萬畝的大規模農場。可是，這是與東亞綜合農協服務于小農的方式的完全不同的思路。這兩種思路從二十年前到現在一直在爭論。而且，走歐美之路，全國城鎮化，農村變城鎮，小農變大農是社會主流思潮。真正是在19大以后，有了習近平主席講的這句話，叫做“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才讓事情起了重要變化。轉向開始了。但是，小農戶到底怎么與現代農業銜接？中間是否需要一個樞紐，一組結構？而且這組結構怎么能讓小農戶生成不比大農戶差的的集合生產力？至今沒有人能夠拿出完整的路子。
我自從2002年開始到現在，尋著這個方向做過四個縣鄉試點，但是這四個試點一是受大形勢的影響，二是受我自己的局限，很難做。我不懂農業，不懂技術，只懂一點組織和政策，我的缺門太多了，所以19大以后，我帶領農禾之家走上一條和各界聯合之路，叫政產學研社民，六界結合起來形成一種新的社區集群機制，來突破自我，為中國鄉村振興探路。
現在我講的第二個主題：社會組織或者說NGO在鄉村振興中的角色。
首先，我們從慈善法來看社會組織的角色，慈善法總則的第三大條，講了六小條都屬于公益慈善范圍，頭兩條一是扶貧濟困，二是扶老、救孤、恤病、助殘、優撫，講的是傳統慈善，而第三、第四、第五條非常明確講的是現代慈善也叫公益。
第三條是將救助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和公共衛生事件等突發事件造成的損害納入慈善；第四條是將促進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等事業的發展納入慈善；第五條是將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納入慈善。有人經常問我公益和慈善如何分別。公益是為非特定的多數人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務。而不是以誰來做劃分的，所以無論政府和企業還有社會組織，都在做公益，而慈善可以為特定的人服務，而且要分主體的，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做的扶貧濟困不是慈善，是公益，只有公民個人、民間組織、民間企業自愿拿錢拿時間來做這些，才是慈善。慈善和公益的區分一是資源，必須來自民間，二是為誰服務，為特定小群體、個人服務往往是慈善不是公益，而公益要分解為政府公益、企業公益和社會組織公益。政府公益是是強制求公益，靠強制稅收做公益。民間公益包括企業和社會組織公益，主要靠捐贈。所以是志愿求公益。
為什么說鄉村振興是中國未來幾十年最大的公益，因為鄉村振興是為全中國人民未來可持續發展必須要做的事業，是非特定的全體人民的事業，不僅僅是農民的事業，所以，這個公益目標在中國的認同感是最大的。是完全可能做到政產學研社民六界合作的。同時，慈善法第三大條的第六小條提出，只要符合本法規定的其他公益活動都可以歸屬于慈善。所以，鄉村振興也是可以歸入大慈善范疇的。
鄉村振興中的公益慈善是什么？我以為是以各種方式，捐贈財產，提供服務、政策倡導，和政府以及企業合作等等來推動19大提出的“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方針的實現。
按照慈善法第六條做推論，符合本法規定的其他公益活動都算慈善，就可以把我們前面所說的綜合性農民合作組織所做的工作全部概括進去了。例如，我們去推動農業技術的改革，走向以微生物為本的新型農技以及推廣，再如推動流通領域的改革，搭建農產品流通的公共服務平臺，這些都是符合慈善法規定的公益活動。
對于中國的涉農社會組織，目前沒有統計，我只是憑借我在公益界二十多年對涉農組織的了解，做了一個假說。即專業的涉農社會組織很少，約占社會組織總量的百分之一，部分項目介入涉農的社會組織約占三分之一。如果再分類，這些做涉農項目的組織中，所做的項目主要對象為鄉村老人兒童和婦女的估計約占九成。也就是說，為生產農戶、農民合作社、生態農場做技術和流通服務的項目和組織非常之少，可能連0,1都不到，因為這些工作過去常常被認為不是慈善不是公益，而是商業。還有嗎，最近做社造和文創的社會組織多起來，大約占比能到一成，不過這些項目和組織大都是與公司合作或者干脆就是公司做的慈善公益。至于政策倡導型的涉農社會組織就屈指可數了。農禾之家算是一個，溫鐵軍的團隊也是一個，涉農社會組織有哪些強項呢？我以為熱情、同情、同理心，社工手法，找項目資源。但是弱項是不懂三農，不懂農業農村農民，無法長期扎根，加上資源匱乏，只能依賴籌款做項目生存。項目方式制約了組織按照自己的選擇去滿足農村和農民需求。項目完結就只能撤退。
農禾之家與其他涉農組織的不同，是為了推進綜合農協的政策目標而設立。2005年初創時期，有7家農民組織要求建立一個聯盟，大家起名字叫做農合之家，后來改“合”為“禾”了。現在的農禾之家聯盟有300多家農民合作組織，分布在全國27個省市。今年以來農禾之家聯合企業和社會組織，服務于縣鄉的鄉村振興需求。
百鄉工程是農禾之家作為發起單位之一發起的為實現中國鄉村振興大目標的探路的一整套綜合性規劃，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體要求，以質量興農、現代農業綠色發展為目標，以縣鄉黨委領導推動各部門、各機構形成合力為資源平臺、以農業合作組織聯合會為執行組織，以培養“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人才為工作隊伍，聯合科技、經濟、社會各界力量，支持縣鄉政府、制定符合當地自然條件、資源稟賦和人文傳統的現代農業發展規劃并設立產業基金予以實施。
加入百鄉工程沒有別的條件，只有一條，就是縣委書記是否真正愿意干，因為我們按照19大和一號文件的要求，叫做縣委書記是前線總指揮，一把手。
百鄉工程不是只依靠社會組織就能做成的，而是各界的聯合。例如我們提出的農業階梯理論。種養農業是基礎，價值農業是樞紐，指的是將種養的初級農產品通過分級分揀，包裝物流、冷鏈提升了價值，再進行初加工和深加工，更進一步提升價值，社造農業是前景。社造農業就是以精神的文化創意的方式重新打造鄉村環境，并且利用初級農產品和加工品做當地名優特色產品，我們也將服務于老人婦女兒童的的工作以及社區治理也納入其間。從種養農禾到價值農業到社造農業是在上階梯，而這三葛臺階就是我們經常講的一、二、三產業。三個臺階在不同的地域其結構不同，這就需要因地制宜，提出最符合當地生態人文環境的優勢產業發展規劃。
例如我們永泰縣不是平原地區，而是淺山丘陵地帶。其種養農業的比例由于土地少而在整體結構中占比較低，不過，如果沒有種養農業，后面的價值農業，比如說李干加工，后面的社造農業，比如說莊寨，還有梅干等等伴手禮，是做不到的。我昨天自己買了李干，就是想試一試，看一看這里的社造品牌設計得怎么樣，東西吃下來還好，但是社造文創還差很多。在三個階梯之后，最后一個階梯叫做自立農業。自立是什么意思？就是說我們的社區不依靠政府補助，而是依靠三個階梯農業的結構性調整，也就是通常所說一二三產的在地結構化，打造出社區的整體自立。這個自立還不僅僅是財政上的自立，而是要在物質和精神上，生態人文上的高層級的有地方優勢特色的自立。現在，這個自立的理念在整個中國還沒有提出來。現在的縣鄉都是依靠房地產和工業，而不是靠農業階梯升級，所以，我們說鄉村振興要有后勁，要可持續，需要在整體設計，包括理念和制度上有創新的東西。
最后想說一說社會組織在鄉村振興中的努力方向，第一是要提高認知，要理解鄉村振興是中國未來幾十年最大的公益。第二要提升能力，如何讓經濟融入社會，如何將社會組織帶入公益經濟的道路上。公益經濟和行政主導的計劃經濟，和單純的市場經濟，為個人謀利為的市場經濟不同，它是中道經濟。他并不完全排斥計劃和市場，而是協同政府，運用市場，所以是中道性質。而公益經濟和公共經濟又有不同。最根本的不同，公共經濟是政府運用稅收做的，公益經濟是政府、社會組織、企業運用協同手段做經營，是合作共贏。社會組織如何做公益經濟，就是要重視在地，把自己當作在地人的支持者、協同者、合作者，而不是替代者。
作者系北京農禾之家咨詢服務中心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永泰的村子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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