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56年，在時任永嘉縣委副書記李云河的帶領下，永嘉縣開始推行“個人專管制”和“包產到戶”的做法，很快形成燎原之勢，深受社員支持。然而爭議和批評隨之而來。同年11月，中共溫州地委機關報《浙南大眾》發表評論文章，指責永嘉縣發揚“小農經濟積極性”，是“打退堂鼓”。面對責難，李云河于1957年1月在《浙江日報》發表本文，詳細解釋了“專管制”和“包產到戶”對解決社內矛盾、提高生產積極性的巨大作用。雖然永嘉縣的試驗最終被叫停，但包產到戶的優越性在當時已經生動而充分地體現出來。
“個人專管制”和“包產到戶”的做法，除去某些同志贊同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商討意見以外，很多同志都“罵”包產到戶不好，有的地方已經罵臭了。“浙南大眾”報為此發表了“不能采取倒退的作法”的社論，指責這個辦法是發揚“小農經濟積極性”，是“打退堂鼓”，“根本”不是先進的辦法。我對這個問題卻有不同的看法（也可能是錯誤的）。我認為這個辦法是有效的提高社內生產力的先進方法。
實行“專管制”和“包產到戶”是為了補充集體勞動的不足
誰都知道，集體生產是好的，它可以增加戰勝自然災害的力量，可以發揮人盡其才、地盡其力的優越性。因此，當每個社在以集體生產為主體以后，就表現了很大的優越性。但是，“天天集體”“事事集體”，把整個時間和整個精力經常“集體”在一個地方，群眾是不贊成的。他們說：這樣容易造成窩工浪費現象，會影響勞動效率的充分發揮和新的生產關系日趨鞏固和完善。采取什么辦法來彌補集體勞動中產生的這一缺陷呢？也就是說采取什么辦法解決社內的這一矛盾呢？我認為首先必須肯定“集體勞動”是社內生產的主體，這是絲毫不能動搖的。但按照社內條件和統一領導的可能，采取“專管地段責任制”（或再加產量責任制到戶）就可以作為“集體勞動”的很好“補充”，就可以成為彌補“集體生產”可能發生的缺陷的重要方向。這樣搞不但不會損害社員的社會主義生產積極性，而且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勞動利用率，能夠使原來的還在個體經濟階段時勞動的主動性、細致性和現在集體勞動的優越性很好結合起來為合作社的生產服務，使集體勞動完滿無缺。這種“專管地段”和“包產到戶”的做法，當然是在統一領導統一計劃之下進行的。因此，也就應該認為是社會主義集體勞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和“單干”是有本質上的不同的。
小農經濟的個體生產從大范圍來講，它一無是處。但是個體農民那種“精打細算”“干活主動”倒是一個長處。集體生產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從大范圍來講它是完全正確的、先進的。但是如果管理不好，社員容易滋長等待觀望、粗枝大葉、缺乏精打細算和主動考慮等缺點。個體農民的‘精打細算”“干活主動”，雖然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的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因當時是私有制作基礎），但是這種長處一旦為社會主義生產所采取，一旦與集體勞動的優越性相結合，就能更好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為生產服務。這種積極性就成為集體經濟積極性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這個辦法完全符合黨中央和毛主席“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的精神。同時農民在個體經營時期所表現的這種“主動性”“細致性”也應該視為中國農民的寶貴遺產和中國農業生產的優點。我們只有保護它和繼承它，不能對它一筆抹煞。毛主席教導我們要“去粗取精”。我認為拿整個小農經濟來說是“糟粕”，應該堅決予以去掉；但個體農民干活的“主動性”“細致性”應該看作是“精華”，應該把它保存下來。
不能說“專管制”和“包產到戶”是“拉倒車”
現在有些人一聽“包產到戶”和“個人專管制”，就給人家戴“小農經濟思想”“拉倒車的作法”的帽子。這些同志認為中央指示和馬列主義里都是強調“統一經營”，沒有提到“包產到戶”問題，認為包產到戶會使新的生產關系有“變質的危險”，“會回到小農經濟道路上去”。我認為包產到戶絕不會使合作社變質。這是因為：
一、由于我們在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方面，已基本上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因此，資產階級所有制及產生資本主義的根源的小私有制基本上改造成集體的社會主義所有制。這就表明巳經結束了人剝削人的制度，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制度。在小農經濟私有制時代，農民一碰上“天災人禍”，碰上“大風大浪”就得要“口渴喝鹽鹵”（吃高利貸），賣田賣地，典妻賣子，地主富農和投機奸商就乘機“下網捉魚”。因此，就會出現“窮死千家富一戶”的現象。這些情況都是私有制帶來的必然結果。實現高級化的1956年，旱了八十三天，而且還遇上大風災大水災，由于依靠了合作化的優越性，戰勝了這種嚴重的災害侵襲，有不少社獲得了豐收。有的地方雖然減了產，但并沒有因“豐歉不均”而引起階級分化。因此，在我國農村也好，城市也好，都已失去了產生和發展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馬列主義教導我們，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個人專管制”和“包產到戶”并沒有改變所有制，因此，生產關系絕不會變質。
二、“個人專管地段責任制”和在“專管”基礎上的“產量責任制到戶”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統一經營集體勞動的“補充”部分，它在整個經營方式上是占著從屬、次要的地位，為主的、起決定作用的是“統一經營”“集體勞動”。實行“包產到戶”和“專管制”后，社員和社員之間不是“各掃自己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而仍是互相合作的關系，它是作為一個“補充”來服務于整個農副業生產的。農彥說：“勤往田頭出黃金，懶往親戚有點心。”這句話告訴我們農民到田里“勤”不“勤”對增產作用很大。農民到田里勤“摸”和懶“摸”對增產有很大影響。“摸”田的成績在當時是不顯著的。因此，社里勞動定額也很難定牢，按件計酬也很難貫徹（因為有的農活沒有構成“件”的數量）。社員往往光干那些“計劃”以內的和成“件”的事，不成“件”的但卻非常重要的所謂“小事”和“零碎事”就沒有人主動去干了，因為干了成績不顯著，又沒有工分。根據這一情況，在集體勞動中有個東西做“補充”是必要的。不這樣搞就大大增加了按件計酬和確定勞動定額的困難。
三、“個人專管制”和“包產到戶”以后的農事活動，是在社和隊的統一領導下進行，哪些活統一干，哪些活自已管，社和隊有具體安排，社員的大部分活動是受到社（即國家)的計劃影響而不是盲目自由的發展。
四、“包產到戶”后，合作社更能具體的實行“按勞取酬，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誰勞動得好誰就分配多，誰的收入就多。同時，勞動的好壞，是以產量來做鑒定的。 “產”多記工就多報酬就高；“產”少記工就少報酬就低。這樣一來，爭工分不顧質量的偏向就可以有效的避免了。產隊隱瞞產量這個很感頭痛的問題就可以有效的防止了。
五、充分發揮社員積極性是解決社內主要矛盾保證增產增收的根本辦法，而“包產到戶”的方法就可以有效地調動社員的勞動積極性，發展生產力。但有人擔心這種積極性是否是只顧個人不顧整體的個體經濟的積極性，我認為這是不必擔心的。這里有兩條理由：一是弄清楚什么“積極性”叫“個體經濟”的“積極性”，這種“積極性”在什么基礎上產生的。中央指示土地改革后中國農民所發揚起來的有兩種積極性，一種是互相合作的積極性，另一種是個體經濟的積極性。當時產生這種個體經濟積極性的歷史條件和基礎是什么呢？我認為封建土地所有制改變為個體農民的小私有制，凡耕者都有其田，因此，原來被封建的生產關系所束縛著的生產力獲得了第一次解放。為了“個人好起來”，為了“個人發家”，為了保住這種“私有制”，因此在新的私有制的基礎上發揚了一種個體經濟的積極性。由此看來，產生這種“個體經濟積極性”的基礎不是別的，就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作為產生資本主義、產生個體經濟積極性的經濟基礎——小私有制改變成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以后所發揚的任何積極性也可能有不健康的因素。但在根本方面來講應該看作是“集體經濟的積極性”，不應該視為“個體經濟的極性”。基礎變化了，所發揚起來的積極性也就變化了。其二，包產到戶以后每個社員都是為了實現隊里所分給他的產量責任而積極勞動和監督別人，他是為了完成“集體”所分給他的“任務”而奮斗。奮斗出來的糧食是上交合作社，叫合作社“以產鑒工”獲得報酬，而不是歸自己所有。因此。這種奮斗的勁頭是主動的而且是踏實的。因此說那種擔心包產到戶會發揚小農經濟積極性的同志是應該放心的。
六、關于生產規模大小的問題。社會主義生產是主張集體的大生產，工人階級是這種生產力的代表。但是必須指出：不分具體情況硬強調“大規模的生產”方式是不夠妥當的，大規模生產作為一個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在沒有機械化情況下，現在還是利用手工勞動、畜力耕種的時候，光是強調用“大規模的生產”方式是不夠妥當的。蘇聯是依靠拖拉機大面積開荒獲得增產的，我們中國是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為主。因此，象“雕刻”和“繡花”一樣細致的農業生產，在目前主要是手工生產的條件下，規模太大并沒有多大益處。有的說：“包產到戶后不好用機器了。”我認為如果真正不好用機器的話，機器來了以后還是可以改變的。但在沒有機械化以前這段很長的時間里（十幾年），還必須想其他辦法來發展生產，拉著架子等機器這是不行的，而且是消極的。
從以上六點來看，“專管地段”和“包產到戶”推廣后，不僅不會使農村產生資本主義，使新的生產關系變質。同時，在方法上講也絕對不會是“倒退”的。但是也應該注意，絕不能因上述原因而忽視對“專管制”和“包產到戶”的具體領導，不然的話，在個別地方“包產到戶”也會朝著相反的方面發展，而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如山區在試行“包產到戶”和“專管制”時，提出了“以原耕為基礎抽肥補瘦，合理調整”的錯誤原則，造成了嚴重的混亂，反映是“第三次土改”“政府領導單干了”。這都是放任自流所帶來的結果。
從燎原社的實踐中看效果
我縣燎原社進行包產到戶和專管地段制試驗，至今已有半年。從實踐中看，這個辦法的名稱我們認為稱“包產到戶”還不夠完整，一說“包產到戶”，很容易使人理解為“以戶為單位經營”的“包干”。實際上燎原社的“包產到戶”不是以戶為單位經營，而仍然以隊為單位統一經營，有很多農活是靠“集體”去完成，而不是靠一戶去完成。只有一部分不應該“集體”而適合于個人搞的和屬于“摸”的農活，才由社員自己去安排。同時“包產到戶”實質是“產量責任制”和“勞動質量責任制”到戶，而不是純粹的“包產到戶”，因此這種做法可以稱為“包產到隊，責任到戶，定額到丘，統一經營”四句話。但“包產到戶”也是可以提的，不過提這“四句話”將會更完善和更好領會。“包產到隊”是指生產隊首先向社里承包作物產量，生產隊將包產背來以后，這個擔子是一個人挑好呢（指隊長）還是大家來挑好呢？社員認為“人人有責”比“隊長獨擔”好得多。因此“責任到戶”的問題就出來了。為了完成生產隊向社的包產計劃，每戶社員都應該根據自己的勞動條件專管一定的土地和一定數量的產量責任（個人專管制是一戶專管一定數量的土地，包產到戶是加上一個產量責任。它的差別就在于社員對專管土地的產量負責與不負責上，簡單講就是一句話之差）。為了實現產量責任，社員必須在某一丘土地上要做多少個定額勞動日。因此，定額到丘的問題就出來了。某一丘土地上的工作定額是保證實現產量任務所必須要干的工作定額。專管的人自己不能偷工減料，要保證定額質量（因偷工減料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別人在某丘土地上干活，專管人要保證監督質量。只專管不負產量之責，社員在互相監督上就不認真。專管人認為符合質量，就將這丘土地上的定額工分以工票發給干活人，如不符合，專管人有權叫干活人返工，待符合規格后發給工票。因此就構成“統一經營，個人專管”的管理方式。社員反映這個辦法是：社隊有計劃，戶戶好排陣。
“包產到戶”推行后效果是良好的，主要表現在社員干活主動，生產進度迅速，社員干活細致，戶戶增強了責任心等等方面。經社員討論總結，有“六好”、“六高”、“八多”、“五少”和“兩省”。“六好”是責任清楚好、勞動質量好、大家動腦筋好、增產可靠好、干群關系好，記工方便好；“六高”是農活質量高、糧食產量高，學技術熱情高，勞動模范威信高、最后生活水平一定會提高；“八多”是增積土肥多、養豬養的多，學技術的人多、千斤田會增多、生產能手會增多，勤力的人會多、關心生產的人會多，和睦團結多、勤往田頭的人多了；“五少”是偷工減料的少了、懶的少了、裝病的少了、誤工浪費的少了、放掉農業出去找副業的人少了。……
（原載1957年1月27日《浙江日報》，選自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包產到戶資料選（一）》，1981年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村改革記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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