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周其仁這樣評價自己的恩師杜潤生——他擁有厚實的農村、農民和多方面的知識，但一輩子注重調查研究，對新情況、新問題永遠抱有強烈的求知欲望。他遠見卓識，又一輩子從實際出發。由于這些合金般的品格組合，使杜老擁有無與倫比的說服力、感召力和協調力。杜潤生先生當然是他那個時代的一個代表性符號，不過他更是遵循實事求是路線研究農村問題的光榮傳統和團隊的靈魂。
黨內農村問題改革派代表 農村改革重大決策親歷者
每天上午八點半，杜潤生都要到位于北京磚塔胡同的辦公室上班。在這個陳舊昏暗朝北的房間里，扭開一個上世紀８０年代樣式的臺燈，他要靜靜坐上那么一會兒。
１９８０年代，作為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帶著年輕的后生們，坐在顛簸的吉普車里，生龍活虎挺進農村做田野調查。如今，這位當年農村包產到戶政策最重要的推手連撕開信箋的氣力都沒有了。
２００３年，在生日聚會上杜潤生幽默地說，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能活９０歲。時隔四年，９４歲的他看著自己的秘書和南方周末記者交談，布滿老年斑的臉上全是茫然，他的耳朵什么都聽不到了。
“我現在腦子里有兩個問題放心不下，第一個是怎樣減少農村人口，使農民取得完全的國民待遇；第二個是農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１９８６年時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中顧委委員的杜潤生向鄧小平這樣說，２０年之后，在他靜寂無聲的晚年，他仍在說。
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分歧
“中國長期的皇權統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從來不講保護個人財產權利不受侵犯。影響所及，今日實行市場經濟，也難以確立交易信用。”
１９５０年初，中共決定召開全會討論土地改革，為起草土地改革報告，杜潤生兩次被召到中南海。３７歲的杜潤生時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書長。
這一年，也是杜潤生解放后第一次見到毛澤東。
多年后杜潤生反思土改，他說，在土改中消滅富農的政策需要重新評估，“我們應承認，當時土地改革對保護勞動者財產利益，沒有嚴格依法執行，留下了不利影響。中國長期的皇權統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從來不講保護個人財產權利不受侵犯。影響所及，今日實行市場經濟，也難以確立交易信用。”
杜潤生在土改中的表現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１９５３年，杜潤生上調北京，擔任剛剛成立的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一職。鄧子恢任部長。按照毛澤東的設想，成立農工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推行后來的農業合作化。
毛澤東當時約見了鄧子恢和杜潤生，聽取他們關于農業合作化的建議。
然而在合作化問題上，鄧子恢和杜潤生都保持著謹慎的態度。他們主張不要太著急。杜潤生認為，土改之后，農民才從地主那里獲得土地，成為自己的財產，自然要求獨立自主地經營發展。即使貧農有生產上的困難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私有權拱手相讓。而當時毛澤東的想法是先改變所有制再發展生產。
因為思想分歧，鄧、杜二人在推行合作化的過程中一直推推就就，他們無力改變毛澤東的決定，但在執行中一直強調“穩進、穩進”。農工部更是不斷強調在中南局土改以后給農民提出的“四大自由”——商品交換的自由、借貸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關系的自由。毛澤東批評這一提法，“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這一越來越表面化的分歧最終導致了鄧、杜二人后來的政治遭遇。
當時杜潤生非常憂慮山西長治的合作化試點。他對鄧子恢說，山西試點把目標定在動搖私有制，有誘發“左”的傾向的潛在危險，如過早全面消滅個體經濟等。而且合作化對兩級分化也估計高了，為發展生產，土地在農戶之間有些買賣調整是自然的。
毛澤東對農村的改造思路依據是資本主義前期的工廠手工業過程，即從個體手工業變成手工工場。但杜潤生私下認為工業和農業不一樣，土地是分散的，不可能把大家聚到一塊土地上。
杜潤生將自己的想法透露給時任農工部副部長的陳伯達，陳伯達非常不悅，他說，合作化是毛主席對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創造。他認為杜潤生是違背馬克思主義，不尊重馬克思。“我給他（陳伯達）留下一個很不謙遜的印象。那時我剛從下邊上來，比較愣，連毛主席的話都敢懷疑。”
１９５３年由于糧食出現嚴重短缺，中央作出一個重大決策：統購統銷。這一政策伴隨著合作化運動，徹底瓦解了農村的商業網絡。杜潤生回憶說，毛澤東和中央將統購統銷和合作化當作對農民社會主義改造的兩翼，以此來徹底隔斷資產階級和農村的經濟聯系。
１９５５年毛澤東在合作化問題報告中不點名批評了中央農工部“像一個小腳女人”，前怕狼，后怕虎，“數不清的清規戒律”。在之后召開的七屆六中全會上，鄧子恢和杜潤生被迫分別做出檢討。
杜潤生在檢討中說，“我的錯誤是熱心幫助個體經濟，而不熱心支持合作經濟……這種思想，實際上反映著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對小私有制暫時性的滿足情緒和對社會主義的抵觸……”
七屆六中全會結束后一年時間，中國農村就基本全面實現了“合作化”，而在此之前只有１４％的農戶入社。從１９５３年起計劃１５年完成的事情，３年時間就完成了。
就在中國農村進入“社會主義高潮”之際，杜潤生卻跌入了政治生涯的低谷。七屆六中全會后，中央解除了杜潤生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的職務，調離了農村工作部門。而中央農村工作部幾年后也便以“十年中沒做一件好事”為由，被撤銷了。
晚年的杜潤生回顧這段歷史時說，合作化問題，我們和毛澤東表面上的分歧是速度快慢的問題，實質卻是生產力決定論和生產關系決定論的分歧。“實踐證明集團農莊這種模式是缺乏生命力的。將它強加于全國，是很難避免脫離實際錯誤的。”
苦心推動包產到戶
一個唯諾的人或者一個強悍的人都無法解決相持不下的局面，而杜潤生以其對農村現實的了解加上有限妥協的圓通打破了現實的僵局，加速了改革。
按照毛澤東的意思，杜潤生本來要被放到基層，但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惜才將其留下。１９５６年杜潤生被調入中國科學院工作，直至“文革”開始被下放五七干校。
杜潤生曾說，雖然在科學院崗位上度過了二十載光陰，但“心里對農村問題總是念念不忘，一面自我檢查，一面作為旁觀者，不斷反思，向歷史實踐尋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
“大躍進”時期，毛澤東相信了畝產萬斤的“衛星”， 中央開始研究糧食多了怎么消化的問題。杜潤生回憶錄中寫道：那時在北戴河的人們，白天游泳，晚上跳舞，一派樂觀氣氛。而在此之前，杜潤生曾將其山西太谷老家的農民請到北京來了解情況。農民說，現在上報統計都是假的。
“文革”初始，杜潤生是科學院黨組中第一個被打倒的人物。他再現政壇是在１９７９年，以６６歲的年紀重新回到農口，擔任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２０年歲月流逝，杜潤生只爭朝夕拼命工作。
杜潤生說，初回農委工作，有同志好言相勸，要緊跟黨中央，接受鄧子恢的教訓，不要搞包產到戶。但杜潤生堅信，農民要求包產到戶是不可抗拒的。
實際的情況是，從１９５６年合作化以來，包產到戶的提法就一直起起落落沒有間斷，而浙江、四川、廣西一些地方早就在默默實行。但在高層，包產到戶依然是一個非常敏感的爭議問題。時任最高領導華國鋒、副總理李先念和農委主任王任重態度鮮明反對包產到戶，而當時的黨中央秘書長胡耀邦和鄧小平對此問題沒有明確表態。
１９８０年在中央長期規劃會議上，杜潤生借機提出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戶。他說，“貧困地區要調那么多糧食救濟，交通又不便利，靠農民長途背運，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國家耗費很大，農民所得不多。建議在貧困地區搞包產到戶，讓農民自己包生產、包肚子，兩頭有利”。這個建言得到時任副總理姚依林的支持，隨后鄧小平也終于發話表示贊同——在另一次談話中，鄧小平還贊揚了安徽肥西縣的包產到戶和鳳陽的大包干。
但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隨后召開的中央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多數與會者不同意杜潤生起草的“只要群眾要求就允許包產到戶”這條原則。他們主張僅限貧困區，其他地區明確不準。而會上只有遼寧的任仲夷、內蒙的周惠、貴州的池必卿等少數幾個人明確表示支持。
參加會議的很多人都是跟毛澤東一起戰斗過的老同志，據杜潤生回憶，會議休息當中，一位同志拉住他說：包產到戶，關系晚節，我們有意見不能不提，留個記錄也好。
意見嚴重的不統一使得會議無法為繼。于是杜潤生和胡耀邦、萬里商量對策，杜潤生巧妙地改寫文件，最終形成后來著名的７５號文件。杜潤生回憶說，最重要的變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業向現代化前進的不可動搖的基礎；但過去人民公社脫離人民的做法必須改革。
當時參與報道的新華社記者吳象日后評價，７５號文件雖沒有達到萬里的期望，但畢竟是農村改革突破階段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文件，它肯定包產到戶是一種群眾樂于接受的責任制，承認群眾自由選擇的權利，不能自上而下地用一個模式強迫群眾。這是農業政策上對“兩個凡是”的破除，極大地鼓舞了億萬農民放開手腳進行改革。
１９８１年春夏之交，杜潤生組織了１７個聯合調查組，分赴１５個省調查包產到戶。來自安徽的調查組報告說：包產到戶是“農村的曙光，中國的希望。”這一年全國有１６１萬個生產隊包產到戶，占生產隊總數的 ３２％。
一年后的冬天，杜潤生所在的研究室根據中央精神起草了一錘定音的“一號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結束了包產到戶長達３０年的爭論。
這場時過境遷的改革離今天已經遙遠，但它在當時中國產生的思想沖擊，那種不同力量交鋒時的激烈仍讓杜潤生回味悠長。杜老回憶，當時農口有一位老干部，為人正直，忠于黨，忠于社會主義公有制。在包產到戶問題上，這位老干部和萬里發生了爭論。
老干部：包產到戶，沒有統一經營，不符合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性質，不宜普遍推廣。
這段對話一直深深地激勵著杜潤生。
萬里：包干到戶，是群眾要求，群眾不過是為了吃飽肚子，為什么不可行？
老干部：它離開了社會主義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萬里：社會主義和人民群眾，你要什么？
老干部：我要社會主義！
萬里：我要群眾！
為什么農民實踐探索出來的適合生產力要求的產權形式，久久得不到合法的承認？杜潤生總結，“一種關系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群眾創新加上政治組織支持這兩方面的因素一起發生作用。這就是為什么６０年代有２０％－３０％的生產隊已實行包產到戶，卻未獲成功，而８０年代的改革就能風行全國，從而振興了農業。”
著名制度經濟學者周其仁曾在杜潤生的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過，在他看來在包產到戶這一重要變革中，杜潤生的個人因素非常巨大。“他是那種可以把很多看似對立的品格集于一身的人。他從不放棄原則，但更擅長于協調和妥協，盡最大可能發現可為各方接受的共識空間。”
結合當時的情境，一個唯諾的人或者一個強悍的人都無法解決相持不下的局面，而杜潤生以其對農村現實的了解加上有限妥協的圓通打破了現實的僵局，加速了改革。
“現在我把這個愿望移交給諸位”
杜潤生最最牽掛的還是農民。他很多次提到自己的兩大愿望，一是讓農民享有國民待遇，二是建立農民協會。終其一生他都在為實現這些目標奮斗。
周其仁還在人民大學讀書的時候就認識了杜潤生。“杜老居然把我們這些毛孩子約到家里交談，親自聽我們意氣風發而又難免幼稚的見解。一來二去杜老支持這些下過鄉的大學生系統地研究農村。”
畢業后的周其仁來到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那是年輕的他離政治最近的一段時光。“不知道杜老當時是怎樣考慮的，他就是堅持把一批年輕人吸收到中央農村政策制定過程里來。以我自己為例，一個非黨人士，對政治不懂也不感興趣，但從滁縣調查之后，居然參加了五個中央農村一號文件起草的全過程。”
杜潤生一直被后來的研究者稱為黨內的改革派，甚至有人干脆稱他為經濟學家。但他一直在強調，自己的思想從來是在農民的自發行為、地方的選擇和歷史經驗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變化的，絕非先知先覺的“一貫正確”。他一生都重視調查，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顛簸的路上度過，即便是在古稀之年。
跟隨他工作多年的姚監復回憶，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在農研室的日子如同金子般閃亮。“１９８５年的時候，我只是一個普通的研究員。我們基本上一年有１／３的時間是在全國各地搞調研，１／３的時間統計、匯總、討論，另外１／３起草中央文件。所以，當時我們對下面的情況是摸得非常清楚的。”
杜潤生包容的研究態度讓大家印象深刻。“我們那會兒開會討論時，既找剛從美國回來的像林毅夫這樣的，也要找那些到現在為止還依然堅持‘人民公社是正確的’這樣的老同志。”
在很多人的記憶里那是中國一段朝氣蓬勃的日子。周其仁后來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真的很感謝那個時代，基層和地方的創新變化源源不斷，而上層由實事求是路線主導，主政者思想開放，求知若渴，力求在可靠的經驗基礎上決定政策。我們這些年輕人生逢其時，在村莊田野和中南海之間來來回回。
周其仁這樣評價自己的恩師杜潤生——他擁有厚實的農村、農民和多方面的知識，但一輩子注重調查研究，對新情況、新問題永遠抱有強烈的求知欲望。他遠見卓識，又一輩子從實際出發。由于這些合金般的品格組合，使杜老擁有無與倫比的說服力、感召力和協調力。杜潤生先生當然是他那個時代的一個代表性符號，不過他更是遵循實事求是路線研究農村問題的光榮傳統和團隊的靈魂。
１９８９年，這一年７６歲的杜潤生正式退了下來。中央農研室大部分人員轉戰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中心善意地為杜潤生保留了一間辦公室，這個不大的空間幫助他延續了突然中斷的工作狀態，延續了他仍需要思考的人生習慣。秘書說，杜老每天都來辦公室，因為這是他規律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一種情結。
助手余展一直在幫助杜老整理文章，希望杜老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文集。在他看來，杜老晚年對歷史的反思精神令人感佩。余展認為，杜老最核心的思想概括起來就是他自己說過的那句話：中國改革要過兩關，一是市場關，一是民主關。
而在這場改革中，杜潤生最最牽掛的還是農民。他很多次提到自己的兩大愿望，一是讓農民享有國民待遇，二是建立農民協會。終其一生他都在為實現這些目標奮斗。９０歲生日時，他說，現在我把這個愿望移交給諸位。
跟隨多年的秘書說，杜老這一年衰老得非常厲害，所有的交談都需要通過紙筆來完成。然而他的思維仍不可忽視，南方周末記者遞紙條給他：中國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９４歲的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太谷口音說：權貴資本主義。
（本文部分參考《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方周末2015-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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