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上世紀80年代，在有關包產到戶的理論爭論過程中，胡耀邦的理論貢獻并未受到重視。如果說鄧小平的談話增加了高層博弈的砝碼，趙紫陽的信件給出了具體的政策意見，那么，胡耀邦的講話則為從根本上肯定包產到戶奠定了理論基礎。胡耀邦提出“中央不反對搞包產到戶”，“單干不等于資本主義”，為高層開闊了思想視野，為理論開拓了重要向度。
胡耀邦在包產到戶高層決策過程中貢獻巨大，集中表現在兩個關鍵環節。1980年7月，在理論紛爭陷入膠著狀態時，胡耀邦最早闡述包產到戶與社會制度沒有內在關系，并指出“中央并不反對包產到戶”； 1981年7月，為突破1980年中央75號文件的理論局限和政策制約，胡耀邦首先提出起草新文件，支持從政治上肯定包產到戶。這個新文件就是后來的1982年一號文件。在以往的改革史研究中，胡耀邦這個貢獻并不被重視。
一、包產到戶問題的根本解決
改革之初，包產到戶（后期演進為包干到戶）的出現，主要面臨兩個基本問題：一個是政策規定問題，即政策上是否允許；一個是政治理論問題，或者說如何從政治理論上定性。這兩個問題密切聯系，但并非一體。如1980年中央75號文件，政策上有條件地允許部分地區實行包產到戶，但是政治理論上依然予以否定。政策問題的徹底解決，或者說政策上的限制被徹底破除，政治理論問題的解決是重要條件。
包產到戶問題的根本解決，基本標志在這兩個方面：
在政策上，不再為包產到戶適合哪些地區劃定任何限制性框框，將尊重農民選擇的原則貫徹到底。即不論經濟發達程度怎樣，不論何種類型地區，在政策上都允許農民自主選擇，可以選擇包產到戶，也可以不選擇包產到戶。這條政策的正式出臺和貫徹，實際上是以高層政治上的博弈較量為基礎。在這個較量過程中，萬里充當急先鋒，總書記胡耀邦是萬里的最堅定支持者。這個新政策的根本確立，是在1982年一號文件上，即正式承認包產到戶、包干到戶也屬于多種形式的“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之一。這個文件是連續五個一號文件的第一個。
在理論上，將家庭承包制肯定為社會主義合作制理論的新發展。圍繞包產到戶的理論紛爭過程，主要發生在與社會主義的關系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主導說法是包產到戶破壞了社會主義，或者說與社會主義是負相關。這個階段包產到戶反對者具有明顯的理論優勢，又依托了政治上的強勢。包產到戶支持者明顯處于弱勢，選擇了不爭論，只做不說。第二階段，是說包產到戶與社會主義不相關，即包產到戶本身無所謂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在什么社會制度條件下都可以存在。在這個階段，胡耀邦的闡述不僅是先導，而且最具理論上的說服力。第三階段，肯定包產到戶與社會主義是正相關，即家庭承包制是社會主義合作制的發展。在這個階段，理論工作者的作用非常重要。在中央領導人中，積極支持這些理論成果進入中央文件的依然是萬里和胡耀邦。
從理論爭辯的過程和結果看，不論說包產到戶破壞了社會主義，還是說包產到戶發展了社會主義，其論證過程都相當不易。在剛剛走出文革的時代條件下，要闡述什么是社會主義已很困難，而要說明包產到戶與社會主義究竟是何種關系，則更加困難。
實際上，肯定包產到戶的社會主義性質，依托了包產到戶支持者政治上的勝利，就其理論力量而言則相當微弱，所以，反對者至今質疑聲音不絕。但是，肯定家庭承包制是農民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合作制理論在中國實踐的新發展，并直接進入中央文件，顯示中央亮明了態度，標志包產到戶支持者在政治上徹底勝利。在這個過程中，胡耀邦貢獻巨大。
1980年夏季，在包產到戶爭論最激烈的時候，鄧小平、趙紫陽、胡耀邦都有講話和文字。胡耀邦的談話具有獨特的思想深度和理論力量。
二、鄧小平談話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關于農村政策的談話，是包產到戶政策過程中的歷史性事件，據有政策過程的轉折性意義。但是，這種轉折作用顯然后來是被不適當地誤讀了。
這個談話是鄧小平聽取胡喬木、鄧力群匯報宣傳理論工作時談話的一部分。鄧小平說：“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然后，鄧小平針對當時的爭論談了看法：“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為什么不必擔心呢？鄧小平說：“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鄧小平進一步展開：“這些地方將來會怎么樣呢？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
鄧小平的這些話，高度評價了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增產效果，并認為對包產到戶不必擔心。但是，鄧小平依然在既有的體制和理念框架下看待包產到戶問題，依然肯定生產隊為主導的集體經濟。鄧小平強調，不僅總方向是集體經濟，而且實行了包產到戶的地方，還要堅持生產隊的主體地位，由生產隊來保證集體經濟的性質。在實際的改革進程中，包產到戶后來的發展迅速而徹底地瓦解了生產隊為基礎的集體經濟。
關于鄧小平這次談話的作用，萬里晚年說得相當客觀。一方面，萬里強調這個談話對于包產到戶的巨大支持，另一方面，萬里也強調談話作用的局限性，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圍繞包產到戶的政策和理論爭端。他說：“5月31日，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講話，熱情贊揚肥西和鳳陽的包產到戶。此后情況有了好轉，但還是吵吵嚷嚷，全國性的爭論并沒有停止，有些反對的人手里掌著權，他不同意你就干不成。”可見，即便鄧小平講了話，全國性爭論還在繼續，手中有權的反對者依然反對。
為什么鄧小平談話后爭執還在繼續，很多人還在反對？有必要具體分析這次談話的背景。
從傳達過程和社會影響力來看，鄧小平談話是在內部傳達，以征求意見的形式進行，并不是作為政策文件傳達，而且傳達范圍有限，一段時間內的社會影響力相當有限。據時任安徽滁縣地委書記王郁昭回憶，這個談話在六月上旬傳達，傳達范圍到地委書記，而且不準記錄，連地委副書記和縣委書記也不了解這個談話。因為這種傳達方式，在地方領導層的影響力相對有限。因此，現在一些研究中所說的的鄧小平談話了，包產到戶問題就解決了，仿佛頃刻間云開霧散，顯然過于理想化和簡單化。
從談話的權威性來看，當時鄧小平是中央副主席，雖然威信很高，但權威還不夠，華國鋒還是中央主席，還在主持中央工作，是正式權力體系中的最高領導人。同時，中央文件關于“不許分田單干”“也不要包產到戶”規定還在。因為鄧小平還不具備形式上的最高權威，中央文件的明確規定還在，地方領導的工作自然還要執行中央文件。
最重要的一點，從談話內容本身的原因來看。對于這個談話不同意見者的理解各有側重，引用時也各取所需。實際上雙方各抓住一個要點。一方強調，這個談話肯定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增產效果很好，不必擔心，顯然是對包產到戶的重要支持；另一方強調，這個談話強調堅持以生產隊為主導，發展集體經濟是方向。尤其是，鄧小平說“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那么，具體的政策問題則是，哪些地方適宜或者不適宜搞包產到戶？應該誰決定一個地方適宜或者不適宜搞包產到戶？以不同理解為基礎，兩派政策主張各取所需，各執一端，繼續爭執。
客觀地看，鄧小平談話的核心作用，是在高層內部開啟了新的政策議程，或者說在兩種主張交鋒中增加了新砝碼，而不是為基層官員和農民帶來了新政策。換句話說，這個談話的巨大影響主要體現在高層政策討論，而不是基層政策執行。從后來改革的形勢演變看，生產隊很快就無法維持；從歷史發展和理論背景看，究竟何為集體經濟，一直存在爭議。
三、趙紫陽的信
在鄧小平談話半個多月以后，趙紫陽關于包產到戶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1980年6月19日，趙紫陽致信胡耀邦、萬里。信中首先建議加強包產到戶的問題調查，他說：“根據鄧小平同志關于農村政策問題的指示，需要把農業部門的干部和理論工作者相結合，深入到不同類型的地區和社隊，對包產到戶問題做一些比較深入的調查和分析，爭取在今年秋后能夠形成一個中央文件，有個統一的、明確的說法，有領導地解決好這個問題。”趙紫陽在這里正式提出搞好包產到戶的調查研究，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突破。從1979年春天以來，關于包產到戶的爭執主要在內部進行，內部實際上是不爭論、不贊成的狀態，現在正式提出加強調研，討論公開化，可以說是政策議程的重要推進。
但是，趙紫陽這封信的重點顯然不是加強調研，而是對于包產到戶的政策意見：“在這個問題上，我的看法是：第一，在那些困難、落后的地方，可以包產到戶；第二，在那些生產比較正常、集體經濟搞得比較好的地方，原則上不搞包產到戶(至于社隊的副業生產和多種經營，可以包給專業組、專業戶、專業工)；第三，現在有些集體經濟搞得比較好的地方也搞了包產到戶的，允許進行實驗，經過一段時間看看結果如何。”在信的后段，趙紫陽引用了新華社《內部參考》的關于陜西米脂縣孟家坪生產隊的一個材料，指出：“看來，在生產隊的統一領導下，在專業化分工協作的基礎上包產到人，比一般的平均包產到戶要好，這是一種責任制的形式。不僅集體經濟比較鞏固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的，應向這個方向發展，就是在那些落后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的也要逐步朝這個方向引導。”
在信的最后，趙紫陽建議中央書記處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問題。
趙紫陽的意見，顯然是認真解讀了鄧小平談話的結果，是把鄧小平提出的原則精神進一步具體化，提出了明確的政策主張。關于包產到戶，趙紫陽的這封信并沒有理論分析，直接就是政策主張。核心觀點可以概括為，在困難落后地區可以包產到戶，但是一般來說，“包產到人”比“包產到戶”要好。這個觀點在半年后發展為主張在一般地區搞“包產到勞”，而不是“包產到戶”。包產到戶作為權宜之計，實際上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是高層的主導思想，在鄧小平、趙紫陽的談話中都有體現。
從國家農委會議資料來看，中央書記處轉達了趙紫陽這封信，農委很快就落實了趙紫陽關于調查研究的要求。
總起來看，不論是鄧小平的談話，還是趙紫陽的信，都沒有正面闡述包產到戶引發的理論問題，胡耀邦的表態則有明顯不同。
四、胡耀邦的講話
胡耀邦關于包產到戶問題的公開表態，或者說對于鄧小平談話的回應，是在趙紫陽寫出那封信二十天后。胡耀邦的談話，并沒有談及具體政策措施，重點在于理論上的闡述，為從根本上肯定包產到戶奠定了理論基礎。
1980年7月12日，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胡耀邦在講話中說：“中央不反對搞包產到戶”，“我們不要把包產到戶同單干混為一談，即使是單干，也不能把它同資本主義等同起來，不要一提到單干就認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說單干就等于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我國目前條件下，單干戶，也就是個體所有制的農民，已不同于舊社會的小農經濟，它同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是密切聯系著的，他本身沒有剝削，在一般情況下，不會發展到資本主義。不要自己嚇自己。”在這里，胡耀邦直接從理論上撇清了包產到戶與資本主義的必然聯系。尤其是，他沒有具體附和關于貧困地區可以包產到戶、一般地區不要包產到戶的政策思路。胡耀邦的談話，實質上超越了相對具體的政策操作層面，沒有拘泥于具體如何劃定政策界限，同時，為包產到戶開辟了開闊的理論空間。
胡耀邦進一步指出：“在這個問題上還有一種誤解，就是把勞動方式（集體勞動或者分散勞動，伙干或單干）同所有制混為一談，認為搞社會主義什么事情都必須集體勞動，一起伙干。如果分散勞動，一個人單獨干，就是單干戶，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其實這完全是兩碼事。”胡耀邦進一步說：“農奴社會多數情況下并不是分散干，而是集體勞動，一塊地里有七八個農奴一起干，一個人看著。相反，社會主義生產是社會化大生產，但在某些情況下還只能一個人單干，例如汽車司機就是一個人單干，獨立勞動。有些農活也只能一個人單獨干，這并不影響到所有制的性質。”
胡耀邦這個關于包產到戶的講話，實際上有力地回應了包產到戶反對者的一個重要論點。當時，上層有一些人在堅持維護人民公社體制時，引用了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論述，在生產工具沒有進步時，生產組織方式改變，也可以提高社會生產力。這種觀點認為，從馬克思的理論原則出發，人民公社把單家獨戶的勞動改變為集體勞動，就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是當時為人民公社集體經營提供辯護的重要理論依據。在農業領導部門內部，堅持這個觀點的主要是農業部副部長李友九。胡耀邦從奴隸的集體勞動來說明，集體勞動并不意味體制進步，通俗而有力地回應了包產到戶反對者的論點。
胡耀邦的講話不僅具有理論和歷史深度，而且面對現實。胡耀邦用非常直白通俗的語言，直接抨擊了人民公社的體制弊端。“我們前些年搞那個大呼隆，二三十人，三四十人，一起下地，名曰集體勞動，實際是集體窩工、磨洋工，上午搞這塊地，下午還是搞這塊地。這樣搞了一二十年，搞得沒有飯吃。這種狀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啊！”
胡耀邦在中宣部長會議上的講話，具有理論上的突破性，消解了包產到戶問題上意識形態的基本框架，可以說為包產到戶政策提供了理論支撐。在包產到戶爭論不可開交，包產到戶支持者在理論上處處被動的情況下，胡耀邦的這段話是非常重要的理論開拓，為高層開闊了思想視野，加上他本身作為總書記的政治權威，對于包產到戶的支持力度非常之大。
1980年夏天，在鄧小平、趙紫陽、胡耀邦分別表態之后，作為包產到戶最早的支持者和倡導者，特別是作為分管農業的中央領導人，萬里并沒有專門講話，更沒有關于包產到戶的理論闡發。可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萬里在欣慰之余，并不贊同只在困難地區實行包產到戶的政策限定，而是認為，應該放手讓農民自由選擇。胡耀邦的講話，在理論上為包產到戶開拓了巨大空間，是對萬里的巨大支持。萬里晚年回憶時談及此事深有感慨。
五、包產到戶的政治定位
在中央文件中，關于“大包干”的政治定位經歷了兩次提升。
第一次提升是1982年一號文件即第一個一號文件，將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列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之一種，取得與其他責任制一樣的平等身份。此前，雖然允許在特殊困難地區實行，但是，理論上、政治上都被歸為另冊，不屬于“社會主義責任制”之列，依然屬于小農經濟或者資本主義。
第二次提升是1983年一號文件即第二個一號文件，將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家庭承包制定義為，“這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這個新表述得以進入文件，萬里在領導文件起草過程的積極推動是第一步，胡耀邦的大力支持則是文件稿進入政治局議程的關鍵。
在第二個一號文件起草過程中，胡耀邦、萬里起初擔心這個新提法可能在政治局討論時受到質疑，特別擔心幾位老同志可能提出不同意見，甚至難以通過。因此，胡耀邦曾向起草組提出要求，關于這個提法的論證要嚴密些。
1982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上午，胡耀邦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文件稿。鄧小平沒有參加這次會議，陳云在會上說，他在會前與鄧小平通過電話，共同認為這是一個好文件。會議氣氛比較輕松，關于包產到戶問題并沒有出現擔心的爭執場面。文件稿討論中提了幾個具體問題，甚至還提出了行文中的文字失誤，但關于“偉大創造”的重大論斷沒有爭執。討論最后，薄一波做了總結性發言：“對于包產到戶與合作化的關系，我是反復深思過的，也不是沒有過疑慮，最初是作為貧困地區解決溫飽問題的權益之計來接受的，但實踐的發展證明了我的擔心是多余的。”他還認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長期以來沒有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這樣的討論過程有些出乎萬里、胡耀邦意料之外。胡耀邦要求文件組當天下午就改出定稿，他隨即簽發。1983年一號文件即第二個一號文件由此誕生。
稱家庭承包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最早的官方說法出自萬里。1982年11月5日，萬里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講話時指出：“聯產承包制的推行，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決不能低估。它適合中國的國情，有偉大的發展前途”。這是“偉大創造”說進入中央文件的前奏。如果繼續往前追溯，以目前掌握的資料，是1981年6月農委內部的調查匯報會上，有社科院農業經濟所的青年研究人員這樣說。那時在上層，特別是農委內部，主流的意見還認為大包干是權益之計，屬于小農經濟，不是社會主義。會后不久，萬里了解到匯報情況，在一次談話中給予“偉大創造”這一說法當面肯定。
在第二個一號文件中，新的重要理論判斷有兩個。一個是將新的農業家庭經營形式定名為“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聯產承包制”；一個是稱為“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聯產承包制”的最初說法，是1982年8月林子力在一個長篇調查報告中提出的。這個報告是對廣東、廣西、福建、寧夏、云南、貴州、湖北、安徽、山西、江西農村經濟變革的系統考察。林子力時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理論組長，后來調入農村政策研究室。胡耀邦很贊同這個報告的提法，萬里則在報告上寫了很多眉批，做出了批語，特別稱贊這個報告關于分配問題的分析，“解決了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
1982年11月23日，杜潤生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講話時，提出“推行生產責任制是為了完善合作經濟，走我國自己的發展道路”，并論述家庭承包責任制從三個方面完善了合作制。這三個方面是：“雙層經營”、“有專有聯”、“統一核算和包干分配相結合”。這是“雙層經營”進入政策表述的前奏。目前可以見到的，最早論述“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也是林子力的文章，發表在1983年《紅旗》雜志第五期。從中央文件關于家庭承包制度的提法演進過程來看，做出最直接理論貢獻者是林子力，起草組負責人是杜潤生，領導文件起草的中央領導是萬里，主持討論定稿者是胡耀邦。
從關于包產到戶的早期論述可以看出，胡耀邦讀書多，理論功底豐厚，善于講道理，長于以理服人，既具有思想的先導性，也具有理論的說服力。在隨后農村政策向縱深推進的過程中，胡耀邦闡發了一系列嶄新的改革理念。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改革》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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