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一座由灰色板磚堆砌而成的“村門”映入眼簾，便可看見一棟棟五顏六色的別墅如彩虹般疊印成趣，有青煙的人家門口偶見幾只狗或一堆人圍著火閑談，這便是我的家鄉。我生長于浙江省杭州市臨安區的一個小鄉村。幾年前，因新農村建設的推動，這里逐漸發展成了一個旅游景地，原本種植著大片桑樹的田地變成了徑深數十尺的荷花塘，盛夏時可供觀賞與嬉戲，天然的高地水庫給池塘提供源源不斷的水源，如同村民們的傳代給村子注入生生不息的活力。
春節期間，各家戶院子里停著幾輛轎車、門上貼著春聯，除夕夜與正月初一都會以放鞭炮的方式來辭舊迎新，煙花綻放的那一刻似乎寓意著人們對新年的燦爛冀望。隨著自身年齡的增長，免不了將戀愛婚嫁提上日程。春節期間，我走訪親戚閑聊起祖輩父輩們的婚嫁擇偶方式，聽聞了幾十年來我村在擇偶、文化習俗各方面發生的變化。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大部分祖輩們的擇偶方式，20世紀60年代之前，物質文化水平落后，農村地區經濟困難，父母往往會托媒人介紹，這是婚嫁的第一步。媒人一般是某一方或雙方父母的親戚或朋友，可稱知根知底，男女雙方在媒人的介紹下開始相親，若雙方及親戚們均表示同意即可籌備結婚的相關事宜，婚禮過后便是正式夫妻，并無民政局登記這一程序，我的爺爺奶奶便是如此相伴至今。
七八十年代，大集體時期生產小隊里男女一起種地、耕田，天地間的互相幫助催生出了情誼，便是自由戀愛的開端；再后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青年們外出打工，村民流動性大，為自由戀愛提供了便利條件，擇偶對象的選擇在地域上也有了很大的拓展；外出求學的學子受到教育奮發圖強改變了階層，不乏在讀書中相識人生伴侶。逐漸開放的思想孕育了自由的靈魂，也釋放了人純真的天性。人們騎著摩托帶著墨鏡去兜風，用學堂里新學的詞語寫綿長的書信來表達愛意，趁著集體看露天電影時的黑暗向心儀的她吐露心事，他們成長在“陽光燦爛的日子”里，革命浪漫主義的情懷埋在心里。我想，這也是當父輩們講起這些屬于他們青蔥歲月里的愛情故事時眼里閃動著光彩的原因。
鄉村擇偶方式轉變的同時，女性的社會地位也在不斷提升。從女性承包所有家務，到如今家庭里夫妻共同分擔家務，再到“家庭主男”的出現，女性不再是不能上桌吃飯的存在，男權社會在逐漸崩解。春晚小品《站臺》中，一對年輕夫婦因回誰家過年而爭吵，不再是單一傳統的大年初一拜年、大年初二回娘家，都象征著女性地位的提升和男女平等觀念的深入人心。
無可否認，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鄉村振興戰略的穩步實施，農民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農村文化和農民的價值觀念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受到城市的輻射和引領。農民價值觀念和農村文化的變遷的同時，青年們的擇偶方式、婚嫁習俗逐漸呈現多元化。當看春晚搖紅包、集五福等新花樣代替了舊年俗，當習慣與習俗在改變時，人們心底的鄉根不變，對家鄉那份無論何時歸來都有人守候的盼望不變，對另一半的相知、對親人的守候、對社會文明的追求、對中國年的信仰都不會變。
作者單位：浙江工業大學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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