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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迪輝等:量化農業: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產業路徑分析及其政策研究

[ 作者:賴迪輝?鄭永輝?黃凌翔?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9-02-15 錄入:王惠敏 ]

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鄉村振興戰略開始付諸實踐, 加快提升農業生產力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突破點。量化農業是以大數據為支撐, 以互聯網、物聯網、區塊鏈為紐帶調控農業產業的全過程。從分析量化農業的科學基礎和戰略內涵入手, 構建量化農業系統“8字模型”架構, 提出存在“量化農業—農業供給側改革—鄉村振興”形式的邏輯圈層架構, 分析量化農業產業的演化路徑, 勾勒“三步走”總體思路和戰略重點任務;進一步論述量化農業主要發展模式的關鍵矛盾、出發點、基本內涵、實現路徑和設計理念等關鍵問題, 提出以激勵機制、約束機制和風險共擔機制為主的量化農業長效機制體系, 并從頂層設計、信息共享標準體系、人才梯隊方面提出政策建議。

1、量化農業的科學基礎與戰略內涵

馬克思主義城鄉關系理論認為, 人類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結果, 在社會分工不斷深化的過程中, 城鄉差別、城鄉對立只是城鄉關系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1], 城鄉融合將是歷史的必然[2]。

馬克思主義城鄉關系理論揭示了城鄉關系從分離到融合演進的總體趨勢, 為新時代我國破解城鄉二元經濟結構, 縮小城鄉差距提供了理論支撐。黨的十九大之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3]。城鄉融合發展是一條解決城鄉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有效途徑, 主要包含農業發展、城市工業發展和農村工業發展, 無論哪一項發展都要求農業能創造出更豐富的產品[4]。農業發展不僅能為城鄉融合提供雄厚的物質積累, 還能為城鄉融合提供制度、基礎設施和科技等方面的支撐。在城鄉關系與農業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 農業發展與城鄉關系呈現出互動發展格局, 兩者互為動力、相互促進。因此, 解決農業問題不應僅局限于農業內部, 還應從城鄉關系角度來思考和解決這一問題。過去我們在城鄉關系問題的處理過程中偏重城市一側, 那么當前鄉村振興就必然成為新時代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一項不可逾越的重要命題。

新中國成立以來, 我國城鄉關系在不斷發生變化, 城鄉關系發展的最終落腳點在于制度供給。在不同的城鄉關系中, 各種社會資源配置在不斷發生變化, 當社會資源配置沒有達到帕累托最優時, 伴隨著行為主體期望獲取更大的潛在利潤, 而行為主體的潛在利潤無法在現有制度中獲取, 所以必須進行制度變遷使潛在利潤內部化, 這一制度變遷使社會資源配置向著帕累托最優趨近。建國以來, 我國的城鄉關系逐步從城鄉分離轉變到城鄉融合, 社會制度也從偏向城市發展戰略轉變到城鄉融合發展戰略。在城鄉融合發展戰略的指引下, 加快農業健康發展的步伐有助于城鄉融合的盡快實現, 鄉村振興也就成為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的應有之義。當前, 人們對農產品的消費需求逐步提升, 農業產業的主要矛盾在于有效需求供給不足, 無效需求供給過剩的結構性矛盾。國內外糧食價格倒掛, 出現了糧食產量、庫存量和進口量“三量齊增”現象, 導致農民增產不增收。在過高的農業生產成本和供給結構失衡的情況下, 農民無法獲取農業的潛在利潤。因此, 農業改革需從供給端發力, 運用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一系列制度優化, 使農民突破獲取潛在利潤的制度約束。

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城鄉統籌與城鄉一體化發展, 對推動農村發展、增加農民收入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但在發展動力上, 政策更加側重把農村放在了城市的從屬位置[5], 沒有從內在解決農村的發展動力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 把農村和城市放在了同等地位, 更加注重農村自身的主動性。因此, 農村發展要改變過去被動接受反哺的現狀, 主動作為, 真正實現鄉村振興, 特別是結合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智慧社會建設, 智慧社會技術的輸入和框架體系建設為鄉村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鄉村振興是一個全面的綜合性概念, 不僅包括對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振興, 還包括對生態文明和治理體系的振興。鄉村振興的重點在于產業振興, 因為產業振興能為農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使農民有留在鄉村創業的期盼[6]。

新制度經濟學關于制度與行為的理論中, 行為是在一定的制度約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結果。在不同的制度約束條件下, 主體行為的選擇可以用交易費用理論解釋, 面對交易費用的不同, 個體或組織的行為選擇也會有所不同。主體行為的選擇外生于制度變遷, 內生于交易成本降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當前我國農業發展的制度選擇已經進入了攻堅期,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并付諸實踐,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制度也會發生分階段性調整。此時, 農業大數據的出現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指明了新的出路, 農業大數據正日益滲透到農業生產、經營、管理與服務的各個環節, 改變著農業的發展模式, 大數據的出現為農業發展帶來了技術創新, 使農業產業交易費用大大降低。農業制度的變遷和交易成本的降低必將導致農業產業主體行為的變遷。在鄉村振興戰略下, 農業供給側改革制度的推進和農業大數據的廣泛使用分別成為量化農業主體行為選擇的外生動力和內生動力, 在外生動力和內生動力的結合下, 量化農業成為農業產業主體的最優選擇。量化農業模式使農業產業由粗放走向精準, 由定性走向量化, 逐步提高農業生產力。量化農業是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和數據挖掘等分析技術以及區塊鏈分布式賬本存儲系統, 通過構建數據模型, 基于農業活動中的廣義原始數據, 對農業的生產決策、農產品流通、農田管理和農產品市場等過程進行關聯性分析, 使農業行為活動中所有的環節都能通過數據精確量化。量化農業作為農業的主體行為正在成為農業產業發展的新路徑, 它呈現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制度的行為選擇屬性, 也為鄉村振興提供了重要動力。量化農業是大數據與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深度和廣度上進一步提升的表現, 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產業路徑。

2、量化農業的發展演化及其總體思路

“量化農業”是一種建立在信息化之上的農業, 它利用大數據, 互聯網、物聯網、區塊鏈等信息技術轉變農業在生產、流通、消費和管理等方面的發展形態, 改變農業發展的常規路徑, 縮小農業與其他行業的發展邊界。

2.1 量化農業發展演化分析

實質上, 量化農業的演化升級與量化本身的推進是由于農業發展和對外聯系的驅動, 呈現出向內填充且向外膨脹式的圈層擴展態勢。量化農業系統建設架構見圖1。量化農業與農業供給側改革、鄉村振興戰略之間緊密聯系, 形成“功能圈層、模式圈層、目標圈層”三大圈層。功能圈層與模式圈層之間通過農業的全產業鏈鏈接, 模式圈層與目標圈層之間通過制度政策效應鏈接, 彼此之間發生交互作用, 呈現出一個近似“8”的邏輯空間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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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量化農業系統建設架構 (“8”字模型)

2.2 量化農業“三步走”的發展思路

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 實現城鄉融合是解決農業經濟低效益發展的關鍵。城鄉融合發展下的城鄉關系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發生變化, 城鄉關系的微調會帶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制度的微調, 同時引起量化農業行為分步驟、有階段地實現。

第一步:農業產業鏈上局部區段的互聯網化。農業產業鏈上局部區段的互聯網化是量化農業的第一步, 它以大數據為基礎, 對傳統農業產業鏈上相應部分環節采取系統化的管理模式, 使農業產業鏈上的局部區段具有有效性和科學性, 同時具備可行的數據積累模式和手段, 如農資和農產品電商、智能化農業、農村互聯網金融等。針對傳統農資供應、農業生產、農產品銷售和農業資金需求等問題, 運用互聯網提供新的解決手段。該階段能將傳統農業產業鏈上的相應部分環節實現遠程化和自動化。農業產業鏈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 產業鏈上游區段, 利用互聯網切入農業產業鏈的農資供應和農業生產領域;產業鏈中游區段, 利用互聯網切入農產品收儲、加工、物流和批發領域;在產業鏈下游區段, 利用互聯網切入農產品消費領域。農業產業鏈各環節借助互聯網使農業發展向精準化、智能化、集約化、便捷化、可追溯化等方面發展, 促進農業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 最終提升農業產業鏈的效益和效率。

第二步:農業互聯網的大數據營銷階段。當一個農業互聯網系統的流量已足以形成平臺自身的大數據時, 再配合相關外部的數據導入, 即可對傳統農業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已應用互聯網手段進行高效精準的處理, 網絡經濟下的梅特卡夫法則將可能使農產品網絡營銷活動產生邊際效應遞增的“超額收益”現象。具體表現為:農資農產品銷售的精準化和去中間環節化、互聯網金融的廣泛應用, 以及基于農戶精準畫像的其他行業營銷的互聯網實現。農業大數據營銷需要根據客戶的不同選擇偏好、不同社會地位、不同收入水平等差異化特點進行針對性營銷, 通過客戶畫像確切地實現客戶的細分歸類。利用客戶畫像, 農村電商可根據主客戶群調整店鋪的視覺風格和產品詳情頁的設計邏輯, 針對不同客戶群進行不同的營銷活動, 采取不同的客服語言。實現農產品精準營銷, 農村電商公司需要采集、存儲和篩選數據, 并對數據進行分析、挖掘和對客戶需求進行分析, 以大數據構建精準營銷的決策系統, 為客戶提供個性化的產品和服務。此外, 可根據大數據預測新的商機, 為企業制定出有效的戰略決策。在農業企業的互聯網營銷階段, 首先要做到企業各個環節在互聯網上的可視化;其次, 與客戶建立緊密聯系, 及時獲取客戶的需求和意見;第三, 利用互聯網技術與上下游企業建立合作關系, 逐步縮小與其他企業的合作邊界, 不斷創造跨界聯合的新機會[7]。農村企業對產品本身的思考, 要以客戶的數據信息為導向, 將特色農產品與目標人群的需求進行對比, 從源頭上提升農產品的競爭優勢。

第三步:農業產供銷一體化綜合服務階段。精準的產供銷一體化服務和風險可控的金融服務使農業生產者的效益得到極大提升, 從生產到流通、加工各環節的全過程品質可控、進程可控, 真正實現“從田間到餐桌”的及時按需供應, 保質保量。打通從供應到銷路全程, 農資、技術、金融服務的恰當配置, 運用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等相關技術構筑起“農業互聯網”聯接和驅動整個農業產業的全面升級。這一階段的目標旨在從產前準備開始直到農產品最終到消費者手中各環節數據的全程跟蹤、檢測和疊加, 形成全過程完整的農產品可溯源檔案, 確保農產品的安全和質量。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深化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 無疑給大數據時代“量化農業”產業提供了“加速劑”。在這一階段, 綜合的產供銷一體化大數據平臺將生產者的生產環境、生產能力等透明化, 將流通者的經營管理水平透明化, 將消費者的消費需求和能力透明化, 實現以銷定產的精準農業, 流通環節大大減少、生產實現最大限度優化的高效農業和對所有農產品信息消費者即時可視的放心農業, 并在此基礎上為不同區域、不同人群和不同消費能力的人針對性地制定健康農產品消費建議, 讓農業成為不僅僅是“民以食為天”的口糧工程, 更是守護每個人健康的現代服務工程。

2.3 發展量化農業的戰略重點任務

在農業發展進程中造成的農產品有效需求供給不足, 無效需求供給過剩的結構性矛盾主要源于在農業生產、流通、市場和管理過程中存在的各種缺陷。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信息不對稱, 造成無效生產;流通環節的自損現象和過多的中間環節;管理者無序化管理, 造成惡性循環。在量化農業產業路徑下, 大數據、互聯網和區塊鏈恰恰可解決這些“痛點”。

一是量化農業生產。量化農業生產有利于農業生產形成精準化、規模化、標準化的生產模式。我國傳統農業生產要素投入粗放, 造成資源浪費現象嚴重, 而大數據技術的興起, 為農業生產開啟了定位儀。在生產過程中將土地資源信息、良種信息、育苗信息、播種信息、農膜信息、農藥信息、化肥信息、灌溉信息和農情信息等實時傳遞至農業生產的“最后一公里”, 農業生產者根據這些數據信息進行量化分析, 精準實施各種農藝措施, 使種子、農藥、水和化肥的使用量和使用時機實現最優化, 做到生產的精準化投入。“互聯網+土地=規模效益”, 在互聯網的條件下, 把一家一戶的土地數據化, 以“農場云”的方式虛擬流轉, 形成耕地云管理, 實現規模化效益。標準化的農業生產模式依靠大數據技術進行管理, 運用檢測系統和傳感器等技術和設備, 完整、準確、實時地獲取現有地塊的土壤、光、水、熱、肥等信息, 精準判斷作物的生長發育情況, 再根據各因素在控制作物生長中的作用及相互關系迅速作出科學判定, 實現對作物標準化的量化作業。

二是量化農產品流通。我國城市農副產品價格是農村的數倍, 一方面是由于農副產品從農田到最終銷售階段, 因運輸、儲存等流通環節造成的自損現象嚴重, 導致農副產品的流通成本遠遠高于發達國家。數據統計顯示, 我國的蔬菜和水果的物流損失率在25%—30%, 而發達國家僅為5%以下。另一方面, 在我國農產品流通環節要經過多個中間商的周轉, 從農產品產地市場到運銷批發商再到銷售地的零售批發商, 過長的流通鏈是農產品流通成本較高的另一重要原因。在量化農產品流通環節, 利用大數據和區塊鏈建立農產品量化運輸決策體系, 將GPS、無線射頻、條碼掃描等方式采集到的運輸車輛、人員、農產品的實時信息傳遞至數據庫, 使供給和需求有效對接, 優化運輸路線、縮短運輸時間、縮短倉儲管理時間, 做到農產品的量化運輸, 最大限度地減少農產品的運輸自損。在產銷鏈環節, 通過大數據和區塊鏈技術構建農產品產銷鏈量化管理體系, 由此縮短產銷鏈過程中的中間環節, 以此減少農產品的過長流通鏈。

三是量化農業市場。傳統農業生產中絕大多數農民都是根據長期積累的農作物種植經驗進行生產, 受生產周期的影響, 這些農產品往往不能匹配市場需求, “谷賤傷農”的事件時有發生[8]。量化農業可對市場供需變化信息作出實時反應, 捕捉消費者需求, 跟蹤市場變化, 有效解決農產品市場匹配性的問題。將農業市場的農資價格信息、消費信息、市場供求信息、價格行情、國內市場及國際市場信息等存入數據庫系統中, 然后再傳遞至生產環節, 生產者根據這些信息就能有效地預測各種農產品的價格走勢, 使農業生產者提前預判進行量化生產;還能對市場數據信息進行量化分析, 從而計算出各地農產品的供需情況, 有效解決資源分布不平衡的問題, 最終達到匹配市場的需求。區塊鏈技術能有效解決農產品市場信息不對稱性問題。以土豆生產為例, 在常規市場上采購商會提前聯系農戶表示要收購土豆, 但當土豆成熟時, 聯系人往往消失不見, 采購商則重新選派人員去聯系農戶, 利用農戶無地儲存和著急出售的心理, 大量壓低價格。但在區塊鏈的技術下, 利用區塊鏈下的信息防篡改屬性可有效避免這種信息不對稱行為。在區塊鏈的分布式記賬模式下, 采購商、種植戶、批發商進行同步式記賬, 利用三方之間的利益不相容機制, 防止信息被篡改和違約風險[9]。

四是量化農業管理。基于傳統農業管理的無序化, 量化農業管理用大數據支撐話語權和決策權, 在關鍵的決策點上, 采取標準化的管理模式。農業企業通過大數據實現從原料采購—倉儲運輸—產品加工—質量管控的一體化管理, 通過網絡平臺和區塊鏈分布式賬本存儲系統實現企業內部信息順暢交流和資源的有效配置, 促進農業企業內部管理的高效化。農產品消費者在選購農產品時往往不知道農產品是否使用農藥, 在運輸和加工過程中是否使用添加劑, 在區塊鏈的追溯系統下, 將農產品生產和運輸過程中的信息記錄到區塊鏈上, 依靠區塊鏈的數學算法和不對稱加密系統能有效防止信息的被篡改, 從根源上杜絕農產品的農藥殘留和添加劑超標等問題。區塊鏈技術引入量化農業食品安全追溯體系, 可有效解決食品管理安全領域的信任難題, 同時可為人們在農產品的消費過程中提供透明化的選擇依據。在銷售過程中, 把分選加工等信息利用區塊鏈的分布式賬本存儲起來, 使完整透明的信息在利益相關方上實現對稱使用。根據經營者的信用情況來編制“信用戶口”, 嚴重的失信者將被禁止在網絡平臺和區塊鏈上從事農產品經營活動。

3 量化農業發展模式選擇

要發展量化農業, 就必須注重量化農業發展階段的適配性, 而這種適配性依賴于選擇怎樣的發展模式。發展模式決定了戰略規劃與競爭戰略選擇的方向、內容。量化農業的發展模式不同于以往的管理科學范式, 更加強調農業的可持續、有保護機制的盈利和良性成長 (表1) 。以往的管理科學范式大都采用歸納法得來, 是從眾多實踐、經驗、案例中進行總結提煉歸納, 有一定時滯性;而量化農業所處的新時代, 海量數據更新速度呈幾何級數增長。量化農業的發展模式不但可用歸納來證明其有效性, 而且可用演繹法進行推論, 同樣適用。該系列發展模式讓我們重新思考內外環境的變化讓農業發展喪失了什么優勢, 可重塑的優勢有哪些, 我們以往的業務系統忽略了哪些, 新的盈利增長點和突破性成長可能發生在哪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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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作者分析整理。

城鄉互惠型量化農業模式:城鄉分割對立引發的農業發展落后是制約城鄉一體化實現的主要障礙。實現城鄉互惠互利與一體化發展, 絕不是相對鋸短工業發展的“長腿”[10], 而是要轉變農業發展方式, 使農業發展獲得高附加值。首先利用大數據建立城鄉融通渠道, 然后建立土地認領的種植模式, 從農產品產出源頭實現城鄉互惠。這種管理模式的具體操作方法是:農場主將土地放到網上進行征集, 認領土地者便成為土地的主人, 這塊土地的所有產出均歸主人所有。主人認領土地后, 可自己進行打理, 也可交給農場主統一打理;或采取兩者結合的方式, 采用忙閑時錯開時間的方法耕種自己的土地。采用這種模式最終使農業管理者獲得更多收益, 使城市市民獲得田園體驗的樂趣和無污染的農產品, 達到城鄉互惠的效果。利用工業化進程中的信息、技術與管理等先進要素來推進城鄉互惠型量化農業;利用大數據構建和延伸城鄉產業鏈, 以此提高農業生產率和農副產品的附加值, 在工農業的互惠互利中實現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和工業化質量。

集約型量化農業模式:從資源的開發利用看, 在傳統農業模式下, 農業發展主要依靠資源的大規模粗放利用, 資源利用效率低下, 當前依靠粗放利用資源和破壞環境發展農業已走到盡頭。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實現集約型量化農業模式, 當務之急是推動農業資源的互聯網分布式計算, 提升資源的利用效率。發展集約型量化農業主要依靠農業科技發展, 使農業發展從依靠要素投入向依靠數據和依靠技術轉變, 全面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 使農業生產方式從拼資源、拼消耗轉向注重大數據引領。如集約化施肥, 以耕地基礎信息為數據支撐, 以地理信息技術為空間基礎, 利用大數據建立測土配方施肥系統;根據歷年土壤的施肥、養分和每個地塊的產量情況等構成的數據, 為每個地塊提供精準權威的肥料配方和施肥方案, 做到最大程度地節約肥料使用;集約化農藥, 根據衛星遙感、物聯網、區塊鏈和云計算等獲取的數據信息建立農作物病蟲害預警監測系統, 以此建立農藥使用管理云平臺, 利用預警系統和云平臺指導農業工作者科學合理地使用農藥。

生態型量化農業模式:從生態環境關系看, 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遭遇瓶頸, 人與環境的矛盾突出, 農民福利水平的帕累托改進難度較大。農民為了爭取短期效益, 過度施肥、濫用農藥, 造成土地板結、耕地質量下降, 不同程度地對生態環境造成了破壞。生態型量化農業模式是利用大數據將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鄉村振興戰略緊密結合, 生成新農業產業業態。生態農業大數據是集成了多個部門對生態環境的連續觀測、長期積累的數據, 是對搜集到的數據借助智能化模擬分析技術, 根據不同的問題和不同的區域實施不同的解決方案與對策, 為實現健康可持續的新農業產業業態和解決我國目前農業生態環境問題, 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技術支撐[11]。

4 推進量化農業發展的長效機制

4.1 推進量化農業的激勵機制

量化農業是規模化、智能化和信息化的農業產業, 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當前我國農村金融不能滿足農民的需要, 應積極推進農村金融服務的相應激勵機制, 激發農民利用農村金融服務的內在積極性, 促進量化農業發展。我國農村金融服務的互聯網模式主要包括小額貸款和農業保險。農民貸款需要有效的抵押物, 主要是因為未建立有效的信用機制。當農業經營者貸款時, 需要獲取銀行、保險和征信機構的數據信息, 這些信息不但不完備、不準確, 而且使用成本較高。在量化農業的區塊鏈技術下, 利用區塊鏈中數據信息的不可篡改屬性, 使信息獲取更加準確。區塊鏈的作用在于依靠程序算法自動記錄海量信息, 并存儲在區塊鏈網絡的每一臺電腦上, 信息透明、篡改難度高、使用成本低[12]。因此, 當貸款者需要貸款時, 貸款機構可依據區塊鏈上的數據信息來判斷是否放貸。其次是農業保險。農業保險覆蓋范圍小且經常出現騙保事件, 在區塊鏈的農業保險下, 農業保險業務范圍可擴展到農業產權交易和農業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此外, 在區塊鏈下可將智能合約運用到農業保險方面, 在智能合約與區塊鏈結合之后, 一旦遇到農業災害達到賠付條件時, 就能自主啟動賠付程序, 提高了賠付效率, 改變了以往賠付周期長的缺陷。

4.2 推進量化農業的約束機制

主要是: (1) 推進消費者對生產者的約束機制, 建立產品體驗機制, 約束生產者行為。量化農業時代注重產品體驗, 通過采取產品體驗機制, 用戶可對所需農產品有全方位的了解和體驗, 利用農產品虛擬化的農場體驗滿足都市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 使農產品與產品體驗相關的服務捆綁在一起創造更高的附加值。在農產品體驗環節, 用戶可對農產品提供實時評價, 以此約束生產者提供高質量的產品。 (2) 推進企業與農戶的互相約束機制。在“企業+農戶”模式下, 農戶的生產過程受到了企業的嚴格監督, 最終產品也要經過企業的嚴格檢測, 保障了最終流到消費者手中的產品質量;同時, 建立企業對農戶的托底收購約束機制, 消除了農戶的后顧之憂。 (3) 推進政府監管約束機制, 引導企業規范經營。政府通過行政決策為量化農業發展提供法律、政策和技術支持, 鼓勵和培養其他行為主體對量化農業多向投入, 同時也為量化農業提供法律、政策和技術方面的約束, 使量化農業在政府的監督下規范經營。

4.3 推進量化農業的風險共擔機制

量化農業在推進過程中會出現信息安全的風險、交易安全的風險, 推進量化農業風險共擔機制, 阻斷風險的連鎖反應。主要是: (1) 建立農戶與企業的利益 (風險) 連接機制, 企業主動參與農戶的生產過程, 將農戶的土地等生產要素折股參與企業合作, 企業根據股份給農戶分紅, 而產品的生產風險由企業和農戶共同承擔。根據加工和銷售的需要, 企業將參股農戶的土地連片并劃分不同的種植區, 在專家的指導下分交給個體農戶經營。同時, 企業為了確保產品的產量和質量, 定期給農戶提供技術培訓, 對交貨產量和質量高的農戶企業可給予實物獎勵。 (2) 推進風險基金機制構建, 訂單農業將作為量化農業的重要一環。由于農產品生產周期長, 生產過程中難免會遇到很多不可控制的自然風險因素。采取“國家補一點、企業出一點、農戶拿一點”建立風險基金, 在自然風險條件下當農戶的訂單未達到合同要求時, 可利用風險基金確保合同的執行, 風險由國家、企業和農戶共同承擔[13]。

5、政策建議

5.1 從戰略角度做好量化農業頂層設計

在國家層面上, 根據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物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 研究制定量化農業頂層設計, 研討制定量化農業的發展規劃, 從國家層面上形成扎實可靠的發展格局。在省、市、縣層面研究, 制定量化農業發展方案和應用示范, 推進量化農業關鍵技術的突破, 制定量化農業技術路線圖。我國各地農村地區差別很大, 因此在制定發展規劃時應深挖區域特色, 依托區域發展優勢, 構建區域農業差別化發展模式。

5.2 完善涉農服務信息共享標準體系

農業信息的標準化是量化農業的重要保障, 如果缺乏統一的信息標準, 不同系統之間的信息資源將不能共享, 而完善的農業信息標準化體系可提升量化農業的發展水平和效率。因此, 應加快構建農業信息分類、編碼、發布和共享等相關配套標準;推進涉農部門之間信息的標準化, 使不同地區采集和處理的數據能夠共享;建立完善的農業信息標準服務體系, 從國家和地方戰略上盡快出臺服務量化農業的大數據技術、標準和協議等規范。

5.3 構建量化農業人才梯隊

推進量化農業要有必備的人才梯隊儲備。大力促進鄉村地區、涉農部門和涉農產業人的全面信息技術素質發展, 進行專職信息技術人員輪訓, 加快彌補量化農業人才的知識和技能短板。開展多種形式的農村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 鼓勵社會教育機構承擔培訓農業工作者的任務, 建立農業工作者終身教育與培訓機制, 保證其知識與技能及時的更新。依托互聯網開展在線教育, 對不同層次和需求的量化農業工作者采取針對性培訓。

當前我國量化農業的發展正處在初級階段, 具體路徑或實踐形式才剛剛起步[14], 仍然面臨著眾多的挑戰, 因此如何合理地開發、利用和保護大數據這一重要的戰略資源, 并從中挖掘出有價值的信息, 提高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產業路徑的科學研究水平, 需要人們探索認知的空間還很大[15]。通過促進大數據、云計算、互聯網、物聯網、區塊鏈在農業領域中的應用, 最終實現農業決策管理的精細化、定量化, 農業大數據服務的專業化、多樣化和智能化, 為我國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和鄉村振興戰略奠定堅實的產業基礎。

基金: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京津冀經濟協同發展‘效率陷阱’:形成機理、福利成本與對策研究” (編號:15BJY041); 天津市政府決策咨詢重點課題“全要素視角下的推進供給側改革綜合配套政策研究” (編號:ZFZX2016-3);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資源開發與市場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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