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E鄉移風易俗記
E鄉的大名，自我到Y縣掛職以來，早已聽得如雷貫耳。最近得便，驅車110公里山路，在檢查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和控輟保學情況之余，也專門一探此地移風易俗的傳奇究竟何以發生。
時移世易，風移俗易
很多人有一個先入為主的印象，一講到移風易俗，就一定是在一個強大外部性力量的壓迫之下、疾風暴雨般推開的運動式治理，進而聯想到前些年中部地區的某些激進做法和引起的底層反彈。事實上，“移”與“易”固然是一種外力，卻未必沒有內在的需求，只不過出于某種隱秘的因素有口難言、不便聲張。在時“移”世“易”、形勢比人強的狀態下，移風易俗就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
E鄉人口中，95%是H族。當地資源稟賦較差，山高坡陡，交通不便，靠山吃山永遠掙不到錢，于是絕大多數人常年到珠三角一帶外出務工。山里人走出大山，見到了外面的世界，市場原則下的貨幣觀念與鄉土中國下的村社倫理終于正面交鋒，故事就揭開了序幕。我在之前的專欄文章《過年發現，農村的禮尚往來花樣又翻新了》一文的末尾，簡單勾勒了這個故事的概貌，這里再詳細還原它的由來。
H族是一個勤勞質樸、能歌善舞的民族，歷史上的H族先民受戰亂所迫，經過漫長的遷徙，定居于西南一帶，并逐漸由游牧生活轉入農耕文明。民族獨特歷史與傳統農耕文化的結合，也形成了一套圍繞農業生產各個環節衍生開來的社會交往方式和繁雜儀軌。
以葬禮為例。葬禮既是一個人蓋棺論定的最后場合，也是一個人全部社會關系的集成展現。E鄉H族的傳統葬禮耗資巨大，甚至于一些人因喪致貧、因喪返貧。這絕非危言聳聽。按照傳統，自家父母去世，子女們每人要牽過來至少一頭牛獻祭，其他村民也要前來捧場為逝者送行，也會牽牛過來。無辜的牛們就這樣躺槍了。牛蹄遍地、血流成河，這場因葬禮而來的牛肉盛宴可能吃上十天半個月也未必能完，吃不完也只能扔掉。
列位看官說了，殺牛就殺牛唄，人家自愿獻祭，對主事家又有什么損失和壓力？要知道，在傳統的農耕社會中，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守望互助、“禮物”互換、延遲滿足的保險機制。今天你幫我，明天我幫你，吃了肉，早晚要還的。所以每家每戶牽來幾頭牛，從來都不是一筆糊涂賬，各家各戶都有清清楚楚的一個人情賬本。而且，這是一筆祖祖輩輩無窮匱也、要父債子還的一筆跨期交易。自家辦喪事收了人家的牛，等將來人家出殯，你也得乖乖牽牛。
它何以成為一種沉重負擔呢？假設一個老人去世，他有四個兒子，那么就四個兒子分攤所有的牛數，來日分頭償還。一頭牛當下的市場價值，牛犢大約在2000至3000元，成牛在6500至7000元左右。每逢喪事，全村送牛，就是以這種特別方式，把每一個逝者家庭繼續與整個村社共同體的利益捆綁或綁架在一起。進而間接宣告，主事家作為村社之一份子，這種歸屬關系不因逝者已矣而斷絕，而是用永生永世不得分開。因為你永遠不可能預期到村社其他成員的死亡日期，因此這筆債務也永遠不可能一筆勾銷，你必須自己有限的生命中持續不斷地歸還舊債、再欠新債。
在與村民閑談中，我問到，如果一戶人家有一個兒子、三個女兒，那么他們是否共同“償債”？一位村民用實例幫我分析了這個情形。在村民的傳統中，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是別人家的女人，獨立門戶了。但父母離去，女兒回來上祭是天理倫常，天經地義。可是作為與父母一起生活的兒子來說，就面臨一個尷尬境地。是否同意姐姐妹妹牽牛過來？若不同意，姐姐妹妹會有一種受辱感，因為她們是代表另一重身份歸來的，她們是攜夫君來祭拜后者的岳父母的，豈能空手而來？可也正因如此，加重了這家獨子的負擔，那意味著姐姐妹妹家的牛，也是外人的牛，是要還的人情債。將來姐姐妹妹的公婆去世，他都要逐一還回去，與其如此，莫如“勸返”她們。還真有這種苦口婆心勸說自己的姐姐妹妹只來一家代表，或者如果來了也千萬不要牽牛、徒增內耗的。
2014年以來，隨著外出務工人口逐年增多，對上述大操大辦的葬禮陋習不勝其煩且見過“大世面”的中青年人口，開始了對傳統的挑戰。這種自下而上的需求，與自上而下的移風易俗殯葬改革需要一拍即合。村民小組、村委會開始層層動員開會，基本上接受了風俗不變、程序簡化、成本降低、村民接受的原則，鄉里還決定對各村委會因喪事不殺牛的前3戶（也就是前三位帶頭“吃螃蟹”的人），每戶獎勵600元作為激勵。
大招一放，摩拳擦掌躍躍欲試者甚眾，但不滿的聲音也隨之浮出水面。支持者多是從沒有什么牛債負擔和白事經歷的年輕一代，反對者則是已經陷入錯綜復雜人情債纏身的年老者。半截子入土，突然說要清賬，以前的就一筆勾銷了？這還了得？雙方各執一端，唇槍舌劍。最后的妥協方案是采取某種貨幣化補償，一風吹。此后的葬禮，就得按照新的村規民約來操辦。
突破口打開后，村民們接下來又商定了一些更明確的約定，如：把老人去世后擱置在家中的天數縮短到3-7天；把殺牛上祭改成現金上祭，并出臺“指導價”區間為500-3000；上祭人數從原來的20-40人壓縮到10人以內；整個上祭活動殺牛不得超過2頭，宰豬不得超過2頭……幾個村民掰著手指頭給我算賬，這一套移風易俗搞下來，平均每戶能節省3-5萬元。
受益的也不只是經濟層面，精神上也解脫不少。有村民說，以往的有些葬禮，敲鑼打鼓、吹號放煙花，感覺對逝者毫無尊重。他曾親歷一場奇葩葬禮，不知從哪請來了草臺班子，主持人前腳剛低沉地說逝者已矣，后腳就畫風陡轉，馬上嗓音洪亮地煽動“可是我們活著的人要更加健康快樂”，緊接著便是幾個穿著超短裙的姑娘出場，不堪入目地搔首弄姿，大家也就跟著沒心沒肺地樂不思蜀。更有發喪事財者，大白天抱著不知那買來的煙花“通通通”一頓亂放，轉身就過來問主事者獅子大開口要求報銷。此類亂象，已經遠遠背離傳統喪葬習俗中祭死祝生、厚養薄葬的初衷，給人帶來了沉重的經濟和精神雙重負擔。
性相近，習相遠
當我們回望發生在偏遠山區的這場無聲的殯葬禮俗改革時，會清晰聽到韋伯“理性為世界祛魅”的聲音在回響。理解了這一點，也就理解了何以鄉村振興這一典型的“現代性工程”，要把“鄉風文明”擺在一個重要的位置。但是且慢，在我們為這場現代化的運動輕易背書之前，還需要再多一點追問。
這兩天陪同來訪的社會學家曹錦清先生到農村調查走訪，當我把幾個月來觀察到的上述現象求教于先生時，目睹邊遠山區的現代浪潮，老先生頗有幾分感慨。他談到了兩千多年前，洞明世事、人情練達的孔夫子用六個字概括人類社會聚類分群的奧秘——性相近，習相遠。
后來的馬克思則在生產時間與勞動時間的不同組合及其縫隙中，發現了不同產業的本質差別：畜牧業的勞動過程最短，比如放牛放羊的人類勞動就在于把牛羊趕到山上，隨后便可悠然自得曬太陽，任牛羊自尋牧草、野蠻生長；農業的勞動過程較畜牧業要更繁瑣些，即令今日農業機械化的大背景下，仍有諸多環節需要人工勞動，以便不誤農時，除此之外，也是莊稼在大自然的無形偉力介入之下的，人的力量不可能過度介入，因為“拔苗助長”是一種無效勞動；只有到了手工業，勞動過程即生產過程，勞動停止了，生產也停止了；而現代工業和整個現代化的基礎，正是從手工業發育而來。
清楚了這個邏輯鏈條，我們就容易理解，何以游牧較之農耕更為閑適、農耕較之工業更為自由，那都不是一種簡單的“懶惰”抑或“勤奮”的二元站隊，由此形成的種種鄉風民俗也就很難以做道德評判。唯一可以確認的是，這絕非地域或民族的差異，而更可能是生產方式引致的生活方式差異，是所謂“性相近，習相遠”。
司馬遷寫史記時說過，“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黑格爾在《歷史哲學》里也下過“海洋不是文明的阻隔，只有高山才是，而陸地是文明的締造地”的斷語。但他們都無緣得見當下這場足以用《共產黨宣言》里那句“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來概括的現代化歷史進程。接受了現代化洗禮、深受市場影響的人們，會改寫此前為人所熟知的一些規律認識嗎？那種“終結”于現代化過程的社會，會夷平“習相遠”的物質和經濟基礎，造就一批“單向度的人”嗎？
這是一個比移風易俗更宏大的命題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大家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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