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名為《培養出18位博士碩士“狀元村”，改變不了自己的命運》的報道，引發熱議。文章講述了山東泰山腳下的洼里村，多年來，辛苦培育出了9位博士、9位碩士、60多名大學生。然而，這些在城里謀得不錯職位的后生們，卻也無力阻止故鄉的空心化。
區域之間、城鄉之間教育資源的失衡，讓“出身越差，上的學校越差，找的工作越差”的“下沉螺旋”成為一種堅硬的現實。盡管如此，少數鄉村卻憑借重視教育的文脈傳承以及對“知識改變命運”篤定的價值認同，在教育競爭中交出了一份打破公眾刻板印象的答卷。
在“狀元出身越來越好”的格局下，洼里村實際上并沒有出過所謂的“狀元”；在一個盛行符號互動的時代里，洼里村被貼上“狀元村”的標簽并被圍觀和議論，折射出老百姓對社會流動的渴望尤其是對平民家庭改變命運的希冀。對于農家子弟而言，通過讀書來改變命運盡管充滿艱辛與悲苦，卻可以點亮人生的希望之燈。
那種“狀元村改變不了自己的命運”的論調，隱伏著一些人的“寒門驕子”情結。而事實上，“寒門”“大學生”“驕子”這些概念在當下呈現出越來越復雜的離合關系。那些通過教育實現向上社會流動的農村大學生，承載著人們過高的期望甚至不切實際的幻想；在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型、社會競爭漸趨激烈的當下，機會和資源并不會立竿見影地聚集在農村大學生身上；那種一步登天的“朝為田舍郎，幕登天子堂”終究只是戲劇里的傳奇，難以成為現實。
通過教育手段，“狀元村”的農家子弟實現了城市融入，這本身就打破了“輟學—打工—結婚生育—打工”出路單一化、人生定型化的宿命，實現了個人乃至家庭命運的改變。我們固然期望有人能夠像郭廣昌、劉強東那樣衣錦還鄉、福澤桑梓，但這樣的“能人”畢竟是少數；那些通過努力讓自己過上更好的生活、改變個體和家庭生存生態的農村大學生，同樣值得尊敬。
對于農家子弟而言，城市融入并不容易；許多時候他們不是沒有“反哺”家鄉的意愿，而是缺乏足夠的精力和能力。適應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系統，在職場里打拼，養育孩子，缺乏財富積累和社會資本的農家子弟，城市融入往往“無爹可拼”“沒有背景只有背影”。那種通過“狀元村改變不了命運”來變相貶低和污名化農村大學生的觀念，說到底就是一種強人所難的“道德捆綁”。
“只要有一個上學的，這個家里就有希望”，路遙先生所著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里，入木三分地刻畫出孫少平這樣一個寒門學子的形象。對于“狀元村”而言，盡管農村大學生在物質層面難以“反哺”家鄉，卻并不意味著他們不能對家鄉進行精神層面和文化層面的“營養輸送”。那些已經從“狀元村”跳出農門的大學生，其求學和在城市里打拼的奮斗史，成為口口相傳的勵志佳話，具備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激勵更多的農家子弟“走出去”。
現代化進程的滾滾車輪，帶來了社會流動的千姿百態；鄉村空心化說到底也是社會流動的產物，沒有必要作過多過于悲情的解讀。改變空心化村莊的命運，關鍵在于因地制宜找到一條適合當地的鄉村振興之路，農村大學生可以在這個過程中獻計獻策，卻不能將希望全部寄托在他們身上。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去批評他們的“無能為力”，何嘗不是一種對農村大學生的“捧殺”。
農村大學生從情感上有讓家鄉變得更加美好的愿望，出錢出力卻并非他們必盡的責任與義務。在社會分工越來越專業化和精細化的今天，農村大學生用知識、技術、創新能力等文化資本在城市扎根立足，為城市繁榮貢獻了光與熱。當開放、流動、共享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鄉村振興也同樣需要更多有知識、技術和能力的人們參與其中；只有發展現代農業、培育職業農民等，農村才會更有生機和活力。鄉村振興不能單獨依靠農村大學生這一群體的力量，而是要實現政府、市場和社會三方合力；那種將改變村莊命運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少數“能人”身上的路徑依賴，顯然需要進行觀念的重塑與更新。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民日報 2019年0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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