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立足脫貧攻堅發展與鄉村發展有效銜接視角，圍繞我國鄉村振興發展戰略的“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五個主攻方向，參考國際經驗，梳理出能夠有效銜接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發展路徑的政策經驗與發展思路。具體地，將對包括美國、日本、韓國等國家所探索和實施的鄉村發展與減貧政策、法治安排、制度安排等方面進行研究。總體分為四個方面：第一，梳理典型國家關于鄉村發展、鄉村發展與減貧脫貧結合的經驗和教訓，包括穩定脫貧的長效機制探索，以及鄉村振興發展戰略探索，為我國構建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可借鑒思路，并規避負面路徑；第二，結合典型國家既有制度、政策研究我國鄉村振興和脫貧攻堅銜接的可能性及可行路徑，梳理二者之間的聯系；第三，結合國際經驗，以多學科視角構建鄉村振興和脫貧攻堅融合機制；第四，對進一步促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融合提出可行政策建議。
關鍵詞：國際視角，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城鄉融合
黨的十九大作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決策部署，鄉村振興是包括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的全面振興。當前，我國正處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交匯期，打贏脫貧攻堅戰是鄉村振興的前提和基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脫貧攻堅的鞏固和提升。
一、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相融合的研究背景
目前中國處于脫貧攻堅的關鍵期，同時也正是鄉村振興的起步階段，因此如何有效的融合和銜接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主要內容和政策機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一)鄉村振興戰略從國際角度而言是中國鄉村發展的必然選擇
放眼國際，鄉村振興戰略并非陌生，很多發達國家在發展過程中也曾通過鄉村振興相關戰略來促進農村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如韓國的“新村運動”，主要通過增強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從而形成民眾自我發展的自主性長期運動；日本的鄉村振興，通過立法、生態保護、農業機械化以及農業人才等方面的扶持和補貼進而提升農村整體經濟的騰飛。我國和國際上很多國家類似，經歷了在工業發展、城鎮化進程后期，農村勞動力為獲取高額收入，開始向城鎮迀移，城鎮部門成為經濟的主要增長點和財稅價值創造的主題。但這也導致了農村發展的相對滯后，空心化現象的背后，是農村地區二三產業發展水平低下，地方缺少經濟增長點，發展速度緩慢，配套福利體系不健全，一方面農村無法為當期的居民創造更好的勞動條件；另一方面兒童無法通過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在未來發展動力不足。故此，討論中國的鄉村振興戰略，有必要吸收借鑒國際上振興農業農村的先進經驗做法,這樣可以借“他山之石”，找到促進鄉村振興的有效模式和可行路徑。為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提供借鑒思路，無疑對我國解決好“三農”問題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因此從國際角度來看，中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必然選擇。
(二)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融合是現階段中國急需解決和理清的問題
2018年9月，《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提出“推動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結合相互促進”，2020年是中國全面脫貧的決勝期，但同時也是鄉村振興的起步階段，面對脫貧與鄉村振興雙向任務的重疊階段，如何正確看待脫貧與鄉村振興之間的關系，促進脫貧與鄉村振興的有機融合是現階段急需解決的關鍵問題。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并不是相互獨立的，而是相融共進、相輔相成的一種關系。脫貧攻堅具有緊迫性、突擊性、局部性和特殊性等特點，鄉村振興則具有漸進性、持久性、整體性、綜合性等特點，脫貧攻堅主要解決發展中的不平衡問題，鄉村振興主要是通過解決不充分來解決不平衡問題。在組織和推進這兩項戰略實施的過程中，要充分把握這兩者的特性和不同，在宏觀上要做到不能因為脫貧攻堅為鄉村振興留下隱患，也不能因鄉村振興影響脫貧目標如期實現。脫貧攻堅是鄉村振興的基礎，鄉村振興是脫貧攻堅的動力，二者相輔相成，互為因果，互補互助，不能各行其是，顧此失彼。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融合是推進脫貧地區穩步進入振興階段的重要基礎對于目前還處于貧困的地區，鄉村振興同樣是未來長期發展的目標和戰略指導，然而貧困地區由于本身起步較低，脫貧任務重，鄉村振興壓力大。而仔細分析可以發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在內容和范圍上有很多重合點，在項目的實施上也具有一定的延續性。因此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融合可以為貧困地區理清思路，制定屬于當地切實可行的鄉村振興短期規劃。同時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效融合也可以為貧困地區節省不必要的財力和人力，為后期貧困地區振興發展提供基礎和動力。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經濟學家就發展中國家鄉村建設與發展進行過理論上的激烈討論。以Lewis(1954)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倡導工業和城市優先的不平衡發展戰略。類似的還有Krugman(1991)的中心——外圍理論，即市場經濟背景下商品、資本、人員、技術等要素完全以自由的方式流動，由此產生極化效應（Krugman，1991;Fujita et al.，1999)。上述學說對發展中國家，包括我國的鄉村建設與發展的實踐產生了重要影響。但另一方面，隨著學者對發展中國家的深入研究，尤其在看到發展中國家工農、城鄉發展差距對整體經濟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后，另一派學者強調政府應在縮小工業與農業兩個部門、城市與鄉村兩個區域發展差距（Fei and Ranis，1961)。其倡導重視農業發展，重視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釋放更多勞動力和提供更多農產品。持類似觀點的還有Chris taller(1933)，其強調城市與農村、工業與農業協調互促的發展關系。同時，從產業發展的角度看，恩格斯1847年在《共產主義原理》1中提出了城鄉融合的概念；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對鄉村建設與發展也有過明確的論述，提到農業與工業、農村與城市發展存在著相互協調和相互促進的關系；美國學者庫茨涅茲（Kuznets，1955)所提出的國民經濟三次產業部門比值、就業和收入的結構性變化關系，間接強調了鄉村建設與發展的價值和重要性。可以說，上述學者的思想也得以最終反作用于政府政策的制定。馮勇（2019)等人通過以日本、韓國和歐盟鄉村振興相關做法為例，提出中國加快實施鄉村戰略的路徑，包括幾方面：①鄉村振興需要立法化以及建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機制；②開拓市場，推進中國農業走向國際化；③調整結構，培育特色產業；④壯大新型培育主體，發揮鄉村人才帶動力量。李思經（2018)等人通過對日本鄉村振興政策體系的梳理和分析，提出中國鄉村振興實施方面應當成立專門的領導小組，同時因地制宜，根據不同地區制定相應的振興策略，在此基礎上還要考慮生態因素，在保護鄉村生態環境的基礎上發展可持續農業。柳曉明，賈敬全（2018）通過借鑒韓國新村運動經驗，也提出我國應增強農村人才支撐力量和增強專業合作社等主體帶動，此外還應增加農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中國農業銀行三農政策與業務創新部課題組（2018）通過對國外發達國家鄉村發展的經驗梳理，提出一些新的思考，首先應基于城鄉統籌理念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同時要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充分釋放農村土地資產功能，還要進一步健全農村金融體系。王芳（2018）等人也通過日本鄉村振興的經驗提出中國要以綠色發展引領鄉村振興，要從法律體系、生態農業、資金投入、專業人才以及民眾意識幾方面進行提升。
對于貧困地區以及剛脫貧的地區而言，如何將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融合起來是現階段面臨的棘手問題。銜接的順利，這些地區鄉村振興就可以穩步推進，銜接的不順利，直接就會影響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進程，甚至還會增加部分貧困地區脫貧任務的壓力。因此如何脫貧攻堅順利完成并未鄉村振興提供支撐，又如何讓鄉村振興引領脫貧攻堅有效完成，達到兩者互融互進的關系是目前需要思考和探索的主題。在兩者的銜接方面，豆書龍和葉敬忠(2019)提出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是內容共融、作用互構和主體一致的關系。于開紅（2018）等人針對深度貧困地區現狀，提出要擺脫貧困走向鄉村振興的關鍵是要真正達到“綠水青山”轉變為“金山銀山”，建立適度開發與充分保護、創新生態移民手段與后期扶持結合等模式。郭曉鳴（2018)等人通過對四川省沐川縣的樣本分析提出貧困地區要想脫貧達到鄉村振興，關鍵要從人才、小農戶支撐、土地制度改革、投入保障以及政策整合幾方面發力，對貧困農戶既要給與一定的扶持，又要從內部提升人才儲備能力。呂靜（2018)以甘肅禮縣為例，提出綠色發展是貧困地區脫貧與鄉村振興相融合的關鍵路徑，要從生態保護、農業新業態、農業標準化生產、政策支撐、人才以及法律幾方面促進貧困地區綠色發展，加快鄉村振興進程。熊小林（2018)較為全面的綜述了鄉村振興戰略的前沿發展思路，指出保障糧食安全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是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堅守的原則；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以及堅持成型融合發展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前提保障;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根本目標和重要舉措包括：處理好鄉村振興戰略與其他戰略之間的關系，深化農業農村改革，激發各類要素和各類主體能力，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優化農業結構并提升農業競爭力，發展農村新產業和新業態。對此，陳錫文（2018)專門就鄉村振興中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進行解讀，并提出生產手段變革是實現現代化的一個重要途徑，而鄉村社會治理有效是關鍵所在。此外，在創造生態宜居環境中，溫鐵軍（2018)強調全面貫徹生態文明對鄉村振興以及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意義。
田菊會（2018）等人提出扶貧脫貧與鄉村振興是相輔相成和相互促進的關系。李年俊（2018）以云南貧困農村為視角，提出隨著鄉村振興的推進，云南貧困地區面臨經濟水平低且內部分化、持續增收和消費能力弱和地域風險能力低等問題，要達到脫貧和鄉村振興相融合必須重視城鄉一體化、區域協作、產業調整以及壯大集體經濟等內容。
從國際經驗來看，鄉村振興從實施策略來看，韓國的新村運動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主要先從外在條件的提升來帶動農民自身積極性，從被動式的政府扶持進而轉為主動自愿式的自發運動。實施內容上主要圍繞基礎設施、居住環境、經濟水平、人才力量以及法律保障等幾個方面，旨在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生活環境，同時通過人才建設提升農村的內在發展動力。
中國目前處于扶貧脫貧與鄉村振興交集過度階段，相比而言，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在目標上是一個前后承接的關系，也是農村發展的一個順應階段。從內容上來看，兩者的內容具有高度的融合度，都是圍繞農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生存環境的改善來推進的。
三、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相融合的國際借鑒
許多發達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實施了鄉村振興相關的戰略和措施，為改善農村生活環境，提高農村居民生活水平，減小城鄉發展差距，均已大力開展鄉村建設活動，對當地農村乃至整體國民經濟發展起到不可估量的貢獻，也積累了豐富的發展經驗。如20世紀70年代韓國開展的“新村運動”、20世紀50年代日本開展的“新村建設”、20世紀50年代德國的“鄉村地區發展”、20世紀50年代以來英國的“鄉村農業發展”、基于可持續理念的美國鄉村規劃與建設等，均為中國脫貧攻堅以及鄉村振興的偉大事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與參考。
發達國家早在鄉村發展上也采取了一些列的政策和措施，在實施過程中，也有一些好的方法、策略和步驟值得借鑒：
第一，在實施方法上，為了能較好的落實到位，許多發達國家都采取法律化的方法來使政策切實落地。比如日本在鄉村振興實施方面通過建立完善的法律體系，通過立法來保護農村的整體環境。在制定過程中，要根據不同地區實行不同層次的環境保護標準。環境整治是日本農村發展的重要內容，其中包括耕地污染治理、垃圾污染治理、廢水污染治理以及生態農業推進幾方面。日本在促進農業發展過程中制定了一系列不同內容的法律，如《農村土壤污染防治法》《廢棄物處執法》《水質污濁防止法》以及《可持續農業法》等等，針對性較強，內容較細。
第二，在實施策略上，要注重站到農民群眾的角度來進行策略制定，充分調動農民對于發展的積極性和追求。如韓國在新村運動實踐中先是通過政府投資基礎設施建設，隨后逐步帶動民眾自我發展動力，形成自愿式的運動。可以看出，韓國的新村運動主要通過改變居民居住環境從而帶動其自我發展的動力，進而形成自發性的發展機制。在實施步驟方面，韓國新村運動主要有幾個方面：①在新村運動初期，主要針對于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重點改善農民自身以及農村整體的生活條件和環境。1970～1980年，政府累計投入2.8萬億韓元，累計帶動達11億人次，農民生產生活條件顯著改善。②重點調整農業結構，提升農業技術培訓，提升農民收入。在此階段普及“統一稻”，繼而又繼續培育出“維新”“密陽23號”“密陽30”號等品種，大大提升農民的收入。③在前兩項基礎上，韓國政府重點提升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推進治山綠化十年計劃事業等。
第三，在推進過程中盡早考慮生態因素，避免再次形成先污染后治理的現象。日本在這方面就做的很好。日本在促進農村發展時始終注重生態農業的發展，通過對生態農戶進行一系列的扶持和激勵機制進而促進生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其次,日本政府高度重視農村振興的政府支撐，建立針對性較強的農村振興局，主要職能就是促進農業生態保護，包括廢棄耕地的利用、經營主體的多樣性培育、農業市場的建立等。其中農業振興局下設總務課、農村政策部和整備部三個機構。最后，根據地區間的異質性制定針對性的辦法，如針對偏遠地區的山村制定《山村振興法》，作為主要扶持對象，并給與一定補助，振興范圍包括生態資源的開發以及自然災害的防范；對于人口較少的山村制定《過疏低于振興特別措施法》，給與針對性的解決辦法。同時，在農村振興方面注重提升農民整體文化素質，加強內生動力。日本在實施過程中構建了大量的農業培訓機構，同時給與受教育農民一定的日常補貼。
四、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相融合的機制分析
國外對于鄉村振興相關做法為我們提供了較多的經驗借鑒，但同時也可以看出中國目前的現狀又具有其自身的特點，面對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同時出現的重合階段，如何將國外鄉村建設經驗與中國新時代精準脫貧和鄉村振興相聯系，最終總結出符合我國鄉村治理發展機制仍需要進一步探討。
基于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相輔相成的邏輯關系，從內容上來看，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具有高度的統一性。2015年11月召開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強調，“十三五”期間脫貧攻堅的目標是“兩不愁、三保障”的脫貧目標；2018年6月，中共中央發布《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再次強調要按照“兩不愁、三保障”的要求，實現整體脫貧。所謂兩不愁三保障，即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農村貧困人口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而鄉村振興戰略從內容上概括來講就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方面內容。對比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內容可以發現，二者在內容上有高度的統一性，主要可以分為經濟、環境、文化、治理和生活水平五方面內容（見表1)。
表1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內容對比
從圖1中可以看出，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在內容上有高度的統一性，都主要集中在經濟、環境、文化、治理以及整體生活水平幾個方面。在此基礎上，從發展目標和實施標準為依據，構建兩者的融合機制。
圖1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融合機制
(一)產業基礎
產業發展是扶貧脫貧工作中的主要手段，是貧困地區脫貧的中流砥柱，同時也將是鄉村振興的關鍵抓手。脫貧攻堅過程中的產業化水平得到初步發展，為鄉村振興提供良好基礎。首先，產業規劃的銜接。制定縣級、鄉級以及村級的產業振興規劃，在鄉村振興總體規劃指引下，發揮各地特色，制定階段性的產業規劃。其次、產業內容的銜接。進一步延長農業產業鏈，增強農產品加工和銷售的水平和渠道，依靠村集體力量，在原先產業扶貧模式上繼續延伸，通過當地企業帶動和對外尋求市場，增強農產品的經濟效益；發揮品牌效應，創造具有市場吸引力的品牌農產品。同時，發揮當地特色資源，聚力發展特色產業。依靠當地特色資源，適當規模的發展旅游產業及周邊產業，通過打造旅游景點、農家樂、田園體驗等來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可以以縣為單位發展縣域旅游，通過輻射模式帶動周邊鄉村發展。最后，項目資金的銜接。在脫貧攻堅中，大量的扶貧項目資金對貧困地區有明顯的傾斜作用，然而隨著脫貧攻堅的逐步退出，項目資金也會由原來的針對貧困地區轉為普惠式的更為均等性的資金。因此在項目資金銜接方面，需要從原來的針對性較強的扶貧資金轉為促進當地整體發展的綜合性資金，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自主權，選取發展潛力較大的項目進行資金投入。
(二)環境改善
扶貧中的環境改善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是居住環境的改善，如住房條件以及鄉村整體設施的改善。在扶貧過程中，鄉村環境得到一定的提升，但是對于鄉村振興的標準而言，還需要進一步改善。首先，鄉村整體環境提升，包括鄉村基礎設施、公共設施的提升，垃圾廢棄物的分類；其次，居住環境的改善，包括住房條件和標準的提升，廁所的改造和升級等。
還有一個是生態環境的修復，由于貧困地區與生態脆弱區的高度重合，因此很多貧困地區都面臨生態方面的瓶頸，在脫貧攻堅中，主要通過對處于生態環境較差地區的貧困人口進行生態補償，同時通過退耕還林、退耕還草等方式對當地生態進行修復，政府也通過鼓勵當地貧困人口外出務工來達到增加收入和保護當地生態環境的雙重目標。對于生態環境極度脆弱的貧困地區主要采取生態扶貧搬迀的方式進行環境修復，同時也為貧困人口尋求發展潛力更大的環境。因此在鄉村振興中，應在脫貧攻堅基礎上，進一步提升環境保護的標準和投入，完善鄉村生態環境保護相關法律和政策，提升農業綠色發展水平、注重林地、草地以及生態功能保護區的保護力度，同時在脫貧攻堅基礎上進一步完善鄉村生態環境監測和考核機制。
(三)文化挖掘
扶貧脫貧中文化資源的保護和開發也是內容之一，尤其是少數民資貧困地區借助其特有的生活和傳統文化資源，通過結合旅游資源形成“旅游+文化”的扶貧模式。但是由于貧困地區整體經濟水平的薄弱，以及對外開放程度相對較低，因此文化資源還有很大的挖掘空間。因此鄉村振興戰略可以在原有的基礎上，進一步保護和挖掘當地文化資源，保護鄉村文化健康長效的發展。首先，要對鄉村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保護，通過建立相關法律和政策文件對國家重點非物質文化點進行保護；其次，加強鄉村振興文化學習，建立以行政村為單位的定期學習小組，弘揚選沖文化，提升農民的文化素質和自主意識；最后，注重挖掘文化資源的經濟價值，充分發揮文化資源在產業化發展中的作用和位置，加強文化資源往旅游、農業、生態等方面的注入，擴大產業融合的效應。
(四)人才加強
從大多數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可以看出，人才儲備是鄉村發展的核心力量，也是鄉村能長期發展的內生動力。因此在人才隊伍的建設中應高度重視。要增強政府對農村培訓的人力和財力投入。由于中國長期城鄉二元結構的影響，城鄉發展的不均衡導致人才大量流入城市，農村發展的人才基礎面臨瓶頸，因此政府在鄉村振興前期應發揮主動能動性，通過增強人力和財力的投入盡可能的補足農村的人才短板。首先，在農村原有的基礎上加強培訓力度，進一步完善培訓體系，充分吸取當地農民對培訓內容的需求，按照當地產業發展內容進行針對性的培訓；完善培訓課程的設置，放寬培訓課程的審批標準，提升地方人社部門對于培訓課程的自主安排權限；拓寬培訓渠道，通過定期安排專家親自講授、互聯網媒介交流以及遠程培訓等多樣化方式提升農村學習的渠道；加強農民對培訓的補助，通過資金補助、激勵機制以及各種鼓勵活動提升農民對于培訓的興趣和積極性；更新培訓教材，及時接軌實時性的專業知識及信息，提高培訓教材的更新速度，使農民能接受到最新的專業資訊。其次，要達到鄉村的振興，人才是關鍵，而要提升人才力量，就必須要給農村充足的人才隊伍。由于長期農村的人才缺失，目前相對于城市，農村的人才儲備基礎太弱，必須通過相應的措施促進人才返鄉，盤活農村人才要素的流動。政府要適當給與鄉村能人一定的鼓勵措施和補助，提升鄉村能人的發揮作用及輻射帶動能力；同時提升宣傳力度，提升社會力量對于鄉村建設的注入力量。
(五)治理長效
脫貧攻堅的治理相對更加短視和局限性一些，主要是以消除絕對貧困為目標而實施的。而鄉村振興更是面對整體農村而實施的策略，其中貧困村或者剛脫貧不久的鄉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鄉村振興在制定方面更加宏觀和偏整體性一些。同時在實施對象而言，脫貧攻突是用精準扶貧的方式使得每個人都要擺脫貧困，視角更加微觀一些，而鄉村振興更注重鄉村整體的發展，而不僅僅是個人的發展。因此在于脫貧攻堅相融合的過程中，應該在脫貧攻堅內容基礎上，站到更加宏觀的角度進行多維內容的發展安排，在人的能力發展基礎上，突出村集體力量的加強，村莊環境的整體提升，村落文化的保護等。
第一，干部隊伍的銜接。脫貧攻堅在這些年的摸索和發展過程中逐漸建立起相對較完善的組織力量，也在脫貧過程中發揮了較大的作用，包括區域間的對口幫扶制度、扶貧組織機構的設立、駐村幫扶干部的安排以及和各種銜接機制的設立等。因此在鄉村振興實施中，可以良好銜接脫貧攻堅的組織機制，利用區域一對一對口交流合作振興、駐村干部振興、第一書記振興等方式，形成鄉村振興戰略的干部小組，提升鄉村治理的領導能力，同時也節省重新建構組織帶來的資源浪費。
第二，考核機制的銜接。脫貧攻堅在貧困地區退出考核中制定了較全面的考核指標體系，主要圍繞“兩不愁三保障”建立收入、健康、醫療、住房等多方面內容，對貧困地區形成脫貧動力。因此在鄉村振興初期，應在退出基礎上建立合理的階段性考核指標體系，對剛脫貧的地區形成督促作用。
五、進一步對中國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相結合的思考
第一，理清“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幾項重要發展內核之間的主次關系與科學發展順序。從農村扶貧到鄉村振興，因地制宜是重要原則。項目擬結合不同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所實行的政策，整理出一系列應對不同發展階段農村地區（東、中、西部地區；一般農村、貧困農村和深度貧困農村）的發展方案，為鄉村振興提供可行發展路徑參考。其中最大的挑戰在于，如何有效結合國際經驗，加速實現貧窮落后農村的脫貧致富與振興發展。
第二，因地制宜，各地區制定符合當地的銜接機制。貧困地區和剛脫貧地區如何良好的銜接鄉村振興戰略，最主要的就是明確化、清晰化的制定符合當地實情的短期過度計劃，在整個大的鄉村振興戰略安排下，制定短期的（2-3年）當地發展計劃，為脫貧工作和鄉村振興之間形成過渡。
第三，激發農民自身動力，形成自發性的發展機制。從韓國的新村運動歷程可以看到，20世紀初的韓國曾經是整體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農民生活也較為貧困，人口規模大、耕地面積小、生產總值低Y與目前中國部分貧困地區相類似，因此激發農民的積極性是擺脫貧困走向振興的關鍵。對于此類貧困群體需要進一步提升其生活居住環境，通過改善住房、
第四，切記盲目開發，造成資源浪費。日本在實施農村振興時曾針頒布《綜合保養地區整備法》，旨在開發鄉村旅游，但是由于開發過度，造成大量的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因此針對目前中國現在，應適當開發，根據鄉村自身情況選擇性開發，避免盲目開發造成的資源浪費。尤其對于尚未脫貧或者剛剛脫貧不久的地區，經濟基礎本就薄弱，財力支撐力量單薄，因此要選取真正能為當地帶來穩定收益的項目和資源進行開發，不能跟風搞熱門項目，造成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和財力損失。
參考文獻：略
作者系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當代農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當代經濟管理》201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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