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具有歷史必然性。鄉村振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然邏輯，只有深刻認識現代社會發展規律，才能明白鄉村振興戰略的必然性，樹立鄉村振興的文化自信。
現代化是傳統社會轉向現代社會的過程，在馬克思主義方法中，現代化建設與社會主要矛盾是聯系在一起的，即人通過認識、分析和解決矛盾不斷推進現代化，同時通過鞏固和運用現代化成果來提升自身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1956年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提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時隔25年，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指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隔36年，黨的十九大明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其中就是以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之間的矛盾為主要方面，這種矛盾的形成若從社會主義現代化開始，本質上是城鄉關系演變的具體表達。但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是一個復雜性問題，畢竟這是全局的歷史性
變化。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大多側重于政治事件層面的解讀，注重從社會問題的橫截面去分析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的機理，相對較少地以歷史辯證的眼光思考矛盾的演變特點。
“全局的歷史性變化”所提出的“新要求”，是歷史長期發展的邏輯必然，具有深厚的歷史根源，所以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還必須關注兩個方面：一是歷史尺度與社會尺度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對商品價值的二重性說了一段有趣的話：“發現這些不同的方面，從而發現物的多種使用方式，是歷史的事情。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會尺度，也是這樣。”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我國所積累的實踐總體，尤其是歷史文化傳統因素，其作為一種“有用物”的價值與使用價值應當如何體現，如何從歷史的空間轉化為社會的空間？這就是關于新時代中歷史尺度與社會尺度如何統一的問題；二是中國現代化進入了新時代，現代社會秩序的構建進入一個關鍵時期，何種“媒介”能夠整合社會各種關系，是物質性因素還是精神性因素？顯然，僅僅局限于對矛盾原理的辯證性理解，難以從整體性意義上窮盡對“歷史性變化”與“新要求”的認識。只有深入中國現代化歷史，才能準確認識黨的十九大所表述的新時代主要矛盾的歷史本質。
羅榮渠先生在深入研究世界現代化歷史的基礎上，認為政治因素在現代化的啟動時期具有優先性，經濟因素在轉型
時期具有優先性，而在現代化后期則是文化因素占據重要地位。這明確指出不同因素在現代化不同時期所具有的不同地位。新時代的主要矛盾，側重于對各種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解決，側重于充分釋放文化的整合力。從主要矛盾演變與現代化建設規律之間的關系而言，文化因素在新時代可以成為促進主要矛盾解決的強大力量。
鄉村是中國傳統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方，它所具有的自然人文資源、故鄉底蘊以及歷史文化都是文化因素，是解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因素。美好生活的實現需要實現城市文明和鄉村文明的融合，正如馬克思所言的消除城鄉差別，而鄉村所具有的這些文化因素不僅是自身價值所在，而且還是實現這種融合的基礎。鄉村振興需要梳理這樣的歷史觀與價值觀，如此才會內生出鄉村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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